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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一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她说的那些炸弹是我们自己的空军错投的。
“呵，你要是在场就好了，”敏说，“我跑到马路对面另一家百货商店门口，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从我们站的地方望过去，好几百人被炸死了，真惨哪。后来来了几个当官的，叫大家走开。‘一切都在控制中！’他们喊道，‘没炸死人！那些尸体？根本不是什么尸体──不过是男女服装嘛。’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炸弹扔下来炸死的不过是服装。”
敏转过脸来对我说，“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
于是我心想，我该信哪个，是信耳朵呢，还是信眼睛？结果，我只好让良心来决定。我不想看到那么多尸体。最好把它想成一场错觉，就像我在大世界里表演的魔术。”
我心想，这敏姑娘倒很像我，看到的是一回事，听到的又是一回事，我们俩全凭愚蠢的良心作决断。
“等一下，”敏说，“我知道有些东西你听了都不敢相信。”然后，她快步上楼去了。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唱片。她摇起了老式唱机，由于摇得太多了，唱针一碰着唱片，音乐就飞快转起来了。她马上扭起屁股，打起响指来。“这就是我经常在唱在跳的曲子，”她说，“‘真诚’没炸掉前我就唱这曲子。”
然后她就又唱又跳，把我当作坐在台下的几百名观众。这是一首美国情歌。我马上就听出来，她的嗓音很甜，听起来好像她的心已经碎过好多次了。中国人喜欢这种唱法。她的双臂像风中的柳枝，随着乐曲而拂动，渐渐慢下来，直到乐曲中止。她的表演确实很不错。
“起来，懒鬼。”她突然说。又摇了摇唱机，给唱片翻了个面。
她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现在我来教你怎么跳探戈。”
“我不要学！”我忸怩着。可实际上我心里很想学。我看过金格·罗格斯和弗雷德·阿斯黛尔的电影。我喜欢金格扭摆身体，滑落地面，然后又翩然跃起的样子。我喜欢看她轻巧的舞步，像鸟拍翅膀似的。
但我们没那样跳。她往前走，我往后退，先跳快步，后跳慢步。
她让我把头侧到这一边，然后再侧到另一边，我又是叫呀又是笑呀。
那天下午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放那张唱片。过后她又教我另外几种舞蹈：一二三步的华尔兹、小步的狐步舞，还有蹦蹦舞。厨师和佣人全上来看我俩跳舞，鼓掌喝彩。
我也教她一些东西，怎么写名字，怎么补破洞，怎么说话得体。
实际上是她和胡兰吵了一架，过后她就要我教她学太太的风度。
胡兰问敏，在我们家做完客后她打算上哪儿去。敏马上说，“不关你的事！”整整一个晚上，胡兰连正眼也没瞧她，就当没她这个人。胡兰鼻子里还不断发出擤鼻涕的声音。我忍不住就问她，“胡兰，你闻到什么烂东西了？”
后来我就对敏说，“要是有人问你问题，你可不能说，‘不关你的事’。这种态度不好，听起来不舒服。”
“那我该怎么回答她呢？她问我的时候态度也不见得好呀。”她说。
“即便这样，下次她再问你，你就笑着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这句话意思跟‘不关你的事’一模一样，但听上去或许更有分量。”
她把这话念叨了几遍。“嗯，这样听上去更好，”说着她就大笑起来，“我说话像个太太了。”
“还有，你笑的时候，”我说，“要用手捂住嘴，这样你的牙齿就不会露出来了。笑起来像只猢狲不好看，嘴巴里的东西全露出来了。”
她又笑了，这次把嘴捂起来了。
“至于你的艺名嘛，你当演员的时候──我想该叫金嗓子小姐。
叫起来好听，又很有教养。”她点点头。然后我就教她怎样写自己的名字。
一天，大概是在敏到我们家三四个星期后，杜阿姨路过我的房间，在门口站了好久。她问我身体好不好，我丈夫身体好不好，淡若身体好不好，于是最后我只得请她进屋来喝茶。
我们在桌边坐了很久。开头只是说些客气话，问问杜阿姨的身体，胡兰的身体，家国的身体。然后她不说话了，光是很响亮地一口一口地啜着茶。
“现在我得跟你说些事。”她突然说道，然后叹了一口气，又不说话了。
“你可真是个好人哪。”她说了句，又停下来，想一想。
“你太容易上当了。”她说着又停下了。
然后她叹道，“哎呀！”她伸出手指点点我，“你呀，太天真，天真到傻乎乎的地步了。你知道你丈夫和这位敏姑娘在干什么吗？”
我怎么能承认我早就知道这事了？我装出一脸茫然的样子。
杜阿姨又叹了口气。“看来我只得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大天真了，小人。他们早已勾搭上了。你一出去，他就上她的床。你一睡着，他就上她的床。你一闭上眼睛，她就叉开她的大腿。现在这姑娘已经怀孕了，你还看不出来。她要他娶她做小的。她说他已经答应了。她已经跟大家都说过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你打算怎么办？等生米煮成熟饭？你是照料自己的孩子，还是照料你丈夫的小老婆的孩子？别犯傻了，小人，睁开眼睛吧！”
“你跟我讲了这些，”我说，“可我又能怎么办？我管不了我的丈夫。你知道他的为人。”
“你管不了你丈夫，但你可以管管那姑娘呀。”她把茶杯放在桌上，站起来走了，“我很后悔，不该告诉你这些。但我已经老了，有些事情再不讲就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杜阿姨一走，我就寻思，这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们都盼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敏喊道：“太可耻了！不要脸的东西，滚出我的家门！”
然后我又想，这也许是件好事。敏怀孕了，我就有理由跟文福说，我得离开他，我要离婚。如果他要娶敏当小老婆，我就告诉他，你可以娶她做太太！这样大家都开心。
那天，我就计划怎样跟文福讲。我不跟他吵，也不指责他，我只要他跟我离婚。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写一张纸，就说我们结束夫妻关系。然后我就带上淡若和我剩下的陪嫁，搭上向南的火车，到海防上船，趁现在还安全尽快回上海老家去。或许这还不是什么太丢脸的事。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没人会问得这么仔细，为什么一个女人与丈夫一起出去一年，现在撇下丈夫一个人回来了。我真幸运，敏给了我一个多好的借口啊！
文福一回家，我就对他说，“我要带你去看看湖对面的风景。”
这是我们俩用的暗语，隔壁那么多耳朵在偷听。
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的声明我和他离婚的协议书。我没加解释，直截了当就说了，“我要走了。你待在这儿，和她结婚。胡兰和家国做我们的证人，在这上面签字。”我就这么说了，没大吼，没发火。
我以为他该满意了。我允许他娶她。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坐下来，看看那份离婚协议。“我不签，”他平静地说，“我不提出离婚。”他把协议书撕了，扔进身后的湖里。我明白，他这么做并不是说他还爱我，为自己干下的肮脏事而抱歉。他这样做是要我明白，究竟谁是老板。因为他在毁了我的机会后，伸出手指头指着我，用嘶哑的声音说，“什么时候我想休掉你，我会跟你讲的。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第二天早上，杜阿姨来向我道喜，告诉我敏已经走了。她听说她一大早就走了。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很难受。我要追上去告诉敏，这不是我干的。我没要她走，我没恨她。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为她的离开感到难受，同时也出于自私的原因，为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而感到难受。
那天下午，胡兰来告诉我她正在做的一件衣服的式样。杜阿姨谈起了流行性霍乱，难民们全都怕打防疫针，有个人为了钱代二十个人打针，结果收了别人的钱后死了。我坐在椅子上打毛衣，假装在听她说。但我实在没心思听这些闲聊。我望着留声机，然后又看见了敏的唱片。最后我高声说，“这位敏姑娘，留下了不少东西。不知她上哪儿了，想想真难受啊。”
胡兰连忙告诉我，谣言传得有多快。“张太太在菜场里说，她去了靠近铁道的那个九龙旅馆。”
第二天我在那地方找到了她，那是个大统铺，很便宜，只有一张狭窄的大烟床，一块当桌子的木板。她很安静，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她为自己引起的麻烦道了歉，感谢我为她带去了唱片。然后她耸耸肩膀，说，“有时你觉得事情会这样，可到头来又是另一种样子。”
我问她怀孩子几个月了。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这种事嘛，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
“这话是我教你的。”我说，“你没必要用在我身上。”
我掏出一些钱给她。她说，“已经没问题了。今天早上我已经把它解决了，很顺利，没出血，一切都很干净。”我还是把钱掏出来了。她笑了笑，就收下了，她谢过我，赶紧把它放进一个盒子里。临走前，我告诉她我永远喜欢她的歌唱和舞蹈。
过了一星期，胡兰跟我说，“你知道敏这个人的底细吗？她已经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跟别人说他们是兄妹俩。这么快！她到底算哪一类姑娘？她到底想勾搭多少人哪？”
我听到这消息，并没有瞧不起敏。当然，她的道德观念和我的不一样。可我心想，好了，现在我再不用为她担心了，她心中的创伤很快就会愈合的。
所以说实在的，她是个幸运儿。她走了，我还得和文福在一起。
有时我在梦想，要换一换该多好。我是敏，我回到了上海，在大世界干活。同样地生活，同样受折磨，一寸一寸把我拉开来，直到我再也认不出自己。
第十七章 四头门
又过了一年，文福还是一点没变。可我一点一点地变了。在胡兰和其他人眼中，我还是同一个人。但那只是因为我掩饰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假装忙于照料孩子，没工夫操闲心思。
在1941年整个夏天，我喜欢坐在后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们俩就这样等着雷电的降临。我告诉他，“听──砰──响了。等着，等着──哗！多美啊！”才十个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总是很热，但还没热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溅起一阵阵好闻的泥土气，我就叫女佣人赶紧跑出来，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听起来我的生活似乎变得轻松起来了，一切都静悄悄、懒洋洋的，就像过一个开心的暑假。但这只不过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过的好时光。我用这种好情绪来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听话，很聪明。或许每个母亲说起自己的孩子来，都是这样的。但只要想象一下：淡若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儿？”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儿？”他指指文福，但没有笑。
淡若信任我，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信。要是他醒来饿了，哭了，我走进他的房间，说，“不哭，不哭。我下楼给你拿点吃的来。’等我回到他的房间里的时候，他已经从摇篮里站起来了，但没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来会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可信赖的、关心别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点也不像。文福是他父亲也没关系。
文福把敏赶走后，又回到我的床上来了。但同时他也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农村里来的女佣、街头的妓女，甚至还有小学教师。我认为在他眼中我们全都一样，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双筷子可以夹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说一个反对他的字，──或反对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场，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尽可能闭嘴不说，以求平安无事。可我心里在和自己吵架，一点也不平静。所以到头来，我忍不住要说两句。
一次，仅仅是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厨师做他喜欢的一道菜，加甜卷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卷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当文福问我喜不喜欢这道菜时，我就实话实说：“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厨师给我做同一道菜，别的一点也没有。
他笑着，又问我，“现在你喜欢它了吧？”我还是像头天晚上那样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难吃的卷心菜，没别的。但我没有放弃。我等著文福自己玩厌这套卷心菜把戏。两星期后证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气还要坚强。
那么顽固地坚持吃坏卷心菜，或许看起来有点傻。我满可以撒谎说，“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争，不就等于承认我这辈子完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差了。但我记得，当时整个国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饭桌上听人们这么说，那些通宵达旦打麻将的飞行员也这么说。他们谈起战争就像传染病一样，传播那种使人们互相撒谎、欺骗、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开始于去年。那时缅甸公路突然关闭，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无法开进来。人们嚷道，没有油，空军怎么开飞机？
没有枪，部队怎么保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立无助。我们也很愤怒，因为关闭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人，是他们在控制它。他们关闭公路是因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个政府好──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他们拖了三个月才作出决定。当他们终于说，我们支持你，中国。谁还相信他们？当然我们假装欢迎他们回心转意。我们有什么选择余地？只求他们不要再关闭那条公路。
美国人也同样坏。有一天，他们吹牛说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中国伙伴，他们说。陈纳德将军在那年夏天回来过，说他要带很多飞机来支持我们。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了，美国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笔大生意，把油料和钢铁卖给他们──就是这些飞机正在中国土地上扔炸弹。你听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我们那么多的飞行员在死去，好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战死了，后来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轻人哪！晚上，飞行员就讲每个新战死的飞行员的故事，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我们哭得好伤心啊，伤心中又掺杂了愤怒。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自己的中国领导人也向日本人磕头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中国应该放弃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这等于是要我们把祖坟挖掉，把骨头抛出去喂狗。谁会说这种话呢？可许多人都这么说了。这种事每发生一次，我们的心就凉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为这种耻辱而战。
当然，市场上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群情激奋，痛骂汉奸。一天我去广场正赶上举行集会。一个军官用话筒号召中国人不应该放弃斗争。“我们必须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他说，“直到献出我们汉民族的最后一滴鲜血。”
这话说得很怪，因为除了我和胡兰，拥在广场上听讲的群众差不多没有一滴汉族的鲜血，全是少数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还有缅甸人和其他各种各样穷苦的山民和难民。他们被迫下山或出郊区，献出自己的子弟来当士兵和苦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他们被当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样光背东西。但他们站在广场上，听着一种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的关于爱汉人的祖国的口号，而且还鼓掌欢呼。
我以为这些人肯定在山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如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就改变你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们已经变成汉人，此刻正在为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对自己说，瞧瞧这些人，要向他们学习。
那天从广场上回来后，我慢慢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我不去想我已经准备死，还没有。但我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得不马上去死，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受这么多磨难了。如果我不是马上就死，那么或许我还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那段时间，胡兰也开始改变了她的态度。也许改变的不是她的态度，而是她的胃口。她开始拼命吃东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开头我以为胡兰怀孕了，还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个孩子，她不隐瞒这个事实。每当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战争，或想家了，她就说，“我要是像你那样有个儿子，就够满足了，什么事都受得了。”
儿子没出来，但她还是拼命吃东西，总是吃不饱。我不是说她特别喜欢吃麻辣豆腐或带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语“我就是喜欢吃这种东西”。相反，她喜欢看每天成群结队进城来要饭的乞丐。她喜欢看他们饿的样子，他们瘦得皮包骨头，嘴巴向下耷拉着，随时准备咽下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我想，她想象如果自己不吃东西就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
我记得她特别盯住一个要饭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区的墙壁上。胡兰看看她，她也看看胡兰，目光很凶。胡兰问我，“她干吗老盯着我？就像一头野兽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们每次经过那姑娘身旁，胡兰总要说，那姑娘投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瘦了。我想胡兰看到的是她自己过去在乡下的影子。我肯定这一点。因为有一次她跟我谈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时候，全家差点饿死。
“每年都要发大水，”胡兰说，“总要淹掉一点，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只大茶壶倒翻了。洪水涌出来淹没了我们的田地，我们没东西可吃，只能吃干的高粱饼。也找不到清水把饼蒸得软一点，我们就这么干吃，很难咽下去。我母亲分吃东西，先切下一点给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给女孩子。一天我实在饿坏了，就把整块饼都偷来，一个人全吃下去了。我母亲发现后，就揍我，骂我，‘这么自私！一个人把一块饼独吞了。’后来她三天不给我吃东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