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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干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部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部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子时，掉出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入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子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点聪明才智进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顶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
打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丈夫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一个真人，一个假人。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看他怎么撒谎。撒谎撒得那么圆，那么心安理得，他就像那些鸟，掠过水面，不惊起一丝波纹。
所以你明白了，我尽量做个好妻子，尽量爱他不那么坏的一半。
也就在我们到杭州后的两星期左右，我认识了海伦。她也很年轻，大约十八岁，我听说也是新婚──不，她嫁的不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事过后再说。
在这以前我已经注意到她了，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在庙周围一起散步，或一起下山到城里地摊上买些肉和蔬菜之类。所有住在庙里的女人都互相注意，因为我们总共才六个。大多数飞行员都还很年轻，简直还是孩子，只有几个人娶了媳妇。美国教练也没把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带来，但他们有时也带一个很难看的本地姑娘到他们的房间里。
我后来听说了，他们带的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五个美国人都从她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病，一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大家都说这些虫子现在已经在浴室中繁殖开来了。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姑娘和她的虫子才使我认识了海伦。没有一个女的还想去用那个浴室，尽管和尚再三声明那里已经消过毒了。
我们早已听说这种虫子是杀不死的。一个女人一旦染上了这病，那她跟妓女就没什么两样了，因为那时她的大腿间就经常会发痒，唯一的解脱是要有一个男的在她的两腿间给她进一步搔痒。
我就想到要真的染上那病我可真是要求我丈夫了。当然，我也想起了在崇明岛的那会儿，我被蚊子叮的时候，我一边搔痒，一边还说“痒死了！”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她想性事想得痒死了，就去当了妓女──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麻风病人，什么人都行。
在将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中间，这已经成了常识。当然，我们也都相信这些。还有谁会告诉我们别的呢？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傻吗？
于是我们──五个女人加上我自己──决定不再去那个浴室洗澡。有一个女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姑娘，碰到一点点小事就要发牢骚──找到了一个原来用于堆放从山上采下来的龙井茶的小房间，地上还摊着往年收下来的老茶叶，角落里还有一只炉子，原是用来烘干茶叶的。我们马上决定用这只炉子来生火，把房间弄热，使它比原先的浴室还要好。房间里原先就拉着一根晾衣绳，我们就在上面挂上被单把房间隔开来。
然后我们就轮流着，一个人烧水，两个人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和烘茶叶的房间之间来回跑，把一桶桶热水和煮过的布抬进去。另外三个就坐在被单后面的凳子上把布浸在脸盆里，洗她们的身子。水滴在地上，落到茶叶上，蒸气从放在地上的水桶里升起，空气中马上就飘满了龙井茶的香味。我们都尽情呼吸着，叹息着，让这充满香味的水珠滴在我们脸上。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那个浴室了。连那个自以为是的姑娘也大笑着说，她很高兴美国人染上了那种病。每天傍晚我都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干，我和一个名叫胡兰的把装满热水的桶从厨房里抬出来。
那就是海伦曾经用过的名字：胡兰。
所以你瞧，海伦根本不是我的嫂子，也不是你的亲舅妈。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是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才碰到她的？当时你还小，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打过仗。你只知道二次大战是在夏威夷一个和你同名的地方，珍珠港爆发的。我想告诉你，可你老是纠正我，你说，“噢，妈，那是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的历史。”是的，是的，你跟我说过一次。如果我跟你说，海伦不是你的舅妈，兴许你也会纠正我！瞧，你现在还想纠正我。
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是在那个浴室里碰到海伦的，她当时叫胡兰。开头几天，我和她没说上几句话，也许只不过到时候问问她，“水够热了吗？”
她是一个副机长的太太，是文福的上司的太太，所以我觉得我跟她说话得小心一点。我不能抱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不能说我很想永远待在杭州，她会以为我不想让我们的飞行员通过训练。
但是从一开头她就非常友好，她甚至还大声地告诉我说，那些和尚不干净，他们实际上很脏，因为她在她的床背后发现许多指甲和头发丝。我没说什么，虽然我也在我的床背后和墙壁上找到了脏东西。
然后她就跟我讲起了她的丈夫，他叫龙家国，他抱怨说训练进行得不太顺利。她说，美国人在许多方面和中国长官意见不一致。目前正在说起要把大家送到洛阳的一个意大利军营去。她说，那是很可怕的，因为洛阳不是生活的好地方，那儿只有两个季节：要么是洪水，要么是沙尘暴。那地方曾经很有名，有成千上万尊佛像，这些年来，大多数佛像被削掉了脑袋。所以到那个满是受伤的佛像的地方去，只会给空军带来厄运。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洛阳知道得那么多，莫非她的老家就在洛阳附近。她说话的嗓音又慢又响，还带点我不熟悉的乡音。她的行为举止很粗鲁，一点也不文雅。要是她掉落了一个发夹，她就会弯下腰，撅起屁股去捡，然后就随便夹在头发上。她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大，双臂前后晃动，样子就像那些替别人担水的苦力。
真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乡下佣人。这就使我弄不明白，她怎么会嫁给一个副机长呢？那个人受过教育，长得很帅，肯定出身于大户人家。我知道另外几个姑娘都出身贫寒，是结婚以后才好起来的。但她们的长相无可挑剔，她们的婆婆很快就教会她们行为举止怎样得体。
胡兰算不上漂亮，即使用老眼光来看也算不上。她长得很胖，但是不像那种古典型所谓的桃子皮，又红又甜，好像吹一下就会破似的。她的胖更像那种肉馅塞得太多的包子，圆鼓鼓的，往边上挤出来了。她的双手和骨节都很粗，脚板阔得像划船的桨似的。而她偏偏又剪了个流行的西式发型──一边剪掉很多，梳得光光的，另一边又烫成鬈发──她把卷的一边贴到平的一面，结果这边蓬松，那边扁平。她对服装式样一无所知。一天我见她把一件西式的花衣裙罩在一件黄色的中式旗袍上，下面露出一大截，就像过长的衬裙，上面又着了一件她自己手织的毛衣，两只袖子很短，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堆刚从洗衣房里拿出来晾的衣服。
我并不是因为现在生她的气的缘故，就对以前的她的长相打扮说东道西。我干吗生气呢？因为她想对你讲我的故事，在她临死前把一切都抖搂出来。当然最后我自己会亲口告诉你的。我在等恰当的时机，你瞧，你现在就在这儿，我正在把一切都告诉你。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在生她的气，我还是记得有关胡兰的一些好事。是的，她的眼睛很大，很开朗，很温柔。她的脸蛋很圆，使她的嘴显得小一些，甜一些。她的下巴样子很好，不太大，看上去不是太软弱。她比较老实。最重要的一点，她比较老实，心中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没有城府。
也许这不是老实，这是傻，不懂得节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自己的感情。是的，她就是这么个人，什么都藏不住，什么都不在乎！
瞧她怎么样吧。每天傍晚我们在一起洗澡，她就这样叉开两腿坐在凳子上，拼命地擦她的身子的各个部位，──乳房、腋窝、脚下、腿间、背部、屁股，──直到身上起了一条条的红色的抓痕。然后她用双手和双膝着地，像狗似的趴在地上，就那么光着身子，把头发浸到脸盆里去，用洗澡剩下的热水洗头。
我既为她也为我自己感到难为情，我知道每天晚上我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丈夫面前的。我尽量不去看她。我假装忙着管自己洗，我用细瘦的双臂遮住乳房，用一块大布挡住下身，然后躲在后面用另一块布洗，尽量不露出明显的动作来。但是我忍不住要看胡兰。她这样子看上去好丑啊。我看到她的头在脸盆里前后晃动着，像一个疯女人似的，她抬起头，用她那有力的双臂拧干头发，就像拧拖把似的。
然后她站起来，用毛巾挖挖耳朵，擦擦鼻子，擦干全身，冲我笑笑，说，“瞧你！还没洗完，热气要跑光了。”
我和胡兰在那间放茶叶的洗澡间里碰面以后，就经常一起出去散步。总是胡兰出的主意，说是要看看最奇怪的东西。她常提到，她从另外一个太太那儿听说，要不就是从一个飞行员，或镇上的一个店老板那儿听说过什么名胜。她好像很喜欢和大家说话，问哪儿可以看到奇怪的东西。一次，她听说有一个魔泉。
“这个泉里冒出来的水呀，”她说，“重得像金，甜得像蜜，可又清得像玻璃。你往池里看，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你要是转个方向，就能看到池底，全是黑色的石头。听说，满满一杯水里投进一块石头，水一滴也不会满出来。这水可真奇了。这都是一个和尚告诉我的。”
但是我们到达那泉边时，只有一家茶馆，喝一杯有奇香的好茶要花不少钱哩。胡兰喝了这茶，说真奇了，茶水流过她的血脉，进入她的心脏和肝脏，使她觉得完全平静了。但我觉得她只不过是因为每天中午打惯了瞌睡，有点昏沉沉罢了。
又有一次，她说她知道城里有一个地方卖一种叫“猫耳朵”的面条汤，这家饭店的橱窗里还挂了半打割下来的猫耳朵呢，说明这饭店卖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我们从没找到过这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猫耳朵”不过是当地人对馄饨汤的一种叫法。
我开始想到，大家都拿胡兰当傻瓜，编些古怪的谎话给她听，看看她耷拉着大嘴巴的样子，又在背后笑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告诉她真话的人，说大家都在拿她寻开心。但后来，我有点恼火了，我认为她只不过是在装傻，装出一副很容易上当的样子。人家说去看一条女人变的蛇，她也信了；人家说去看一个会吹萧的山洞，她也信了。每当她来邀我一同前往的时候，我开始找借口，说我累了，或是胃不舒服，或是脚太紧了不能跑远路。我找的这些借口，后来都成了事实，这就是倒霉的想法。
胡兰和我之间就是这样。她能把一颗想象的种子培育成一片希望的田野。但我不知道，我之所以找这些借口，实际上是怀孕了。
第十章 洛阳幸运
然后战争就开始了，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你必须把你母亲想象为一个傻瓜──连战争已经开始都还不知道。
可你要知道，不光我对战争一无所知，许多人也都这样──不是傻，而是无知。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人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获得官方消息，也不知道该问哪个。我们的丈夫们也不告诉我们，我们只是道听途说。
即使你在报上读到一点消息，也不能信以为真，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信。报上登的都是政府想让你听到的消息，就那么一点，讲到这边总是好的，讲到那边总是坏的。我不是说今天中国还是老样子。在战争期间，甚至在战前就是这样，让老百姓处在无知状态，就像一种奇怪的风俗习惯，尽管没人这样叫它。
所以我们得到的大多是小道消息，从这个人的口中传到那个人的口中。我们不大谈打仗。我们谈的都是和我们直接有关的，就像你在这儿谈的一样──股票是涨还是跌啦，物价是升还是降啦，你买不起那种东西啦等等。
当然，现在回过头去看，我知道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你以为是从欧洲开始的？你瞧，说不定你也是无知的哪。世界大战是在中国开始的，那天半夜北京以北响起了枪声，死了几个人，但日本人被打跑了。
你不知道这事？我倒是早就知道了。当然，我听说的时候，没想得那么多。这种小仗在中国境内已经打了好些年了，所以看上去只是一种小小的变化，就像刚进入夏天时的感觉，我们开始只是抱怨早上比以前的白天还要热了。我记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只是气候，热得使人懒洋洋的不想动。
那个时候，胡兰和我别的不想，光想着吃什么东西才能使身子内部冷下来。我们忙着打扇，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白天，什么事也不干，光喝热茶，洗冷水澡，睡个长长的午觉，要么就坐在走廊里，随着阳光的移动而搬椅子，尽可能坐到阴凉的地方去。
我老是生病，懒得说话，胡兰则像喜鹊般地说个不停。她说，她知道我为什么感到不舒服：“他们送来的食物不新鲜，全都有股酸味儿。”
见我没反应，她又发起另外的牢骚来，“瞧下面，”她指指城里，“更糟，简直就像那个有小虫子的浴室那样，又湿又问又脏。下水道里发出的臭气，能把人的鼻子都给熏扁了。”这些话讲得我肚子更加不舒服了。
傍晚，飞行员们和教练要回到庙里来吃晚饭。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厅里吃。但美国人吃他们自己那种食品，把油腻腻的东西塞进他们的盆子里。我们剩下的人都小声嘀咕，那么热的天吃那么油腻的东西，我是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胡兰、家国与我和文福在一块吃。我们像这样在一块吃饭已经好多次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胡兰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差别多大呀。他比文福大，也许大十岁以上。因为他是文福的上司，是副机长，当然权力也更大。但他不是那样的。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胡兰在数落家国，说他肠胃不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还有一天晚上她说，她把他心不在焉放错地方的一本书给找出来了。又有一次，她说她整整一天都在洗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但他裤子上的污迹还是洗不掉。
听了这一切，文福和我都瞧瞧家国看他怎么发脾气。文福跟我说过，家国是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一天他把一把椅子扔向另一个飞行员，差一点点就击中了。但胡兰每次数落他，家国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睬她。胡兰数落个没完，他照样管自己吃饭，口里应着：“嗯，嗯，嗯。”
我相信，文福要是能够禁止我去看胡兰，他肯定是会这么干的。
但他怎么会叫我不同他的上司的太太友好呢？相反，他经常在背后说胡兰的坏话。“这种女人，”他说，“简直是婊子和狐狸精的结合。
我宁可娶个死人做老婆也不会要这种女人。”
我不吭声，但心里暗暗妒忌胡兰，尽管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她丈夫还对她那么宽厚。同时，我也不欣赏家国。我可怜他，他所有的缺点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婚姻的实情，不知道他干吗让她这么放肆。
晚饭后，所有的男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都待在客厅里玩扑克牌。我们女的要是到外面去透透风，蚊子马上就高兴地飞过来──吱吱吱！吱吱吱！──把我们往屋里赶。所以胡兰和另外女的还有我，通常就只能待在屋里。我们在雪茄烟、外国汗臭和中国威士忌气味中看男人打牌。
从打牌的场面来看，看得出我丈夫在其他男人中很吃得开。有一个男的经常把最靠近吊扇的位置给他留着。另一个男人经常给他递烟倒水。文福经常报以大笑，很响亮的笑，一面用手拍着桌子，另外的男人也都开始笑起来，拍起来。
一次，我看到文福跳起来，宣布说，“想知道今天美国教练是怎么教我的吗？”于是就有两个男人报以欢迎，他鼓起胸部，两手叉腰，屁股前后摇晃着走了几步，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于是大家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看到他的大胆、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成了别的男人模仿的榜样。他一举一动好像已经是个英雄了：不管多少危险，从来不会失败。其他人肯定已经相信，只有做他的伙伴，只有当他笑时他们也笑，这种英雄的感觉才会从他们胸中升起。
但他也要吓唬他们，使他们感到他的可怕，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一回。一次，他突然从桌旁跳起来，一脸怒气，把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大吼着，拍拍那个人已经摊在桌上的牌，反复地问：“跟我玩这一套？这真是你的牌吗？”那个年轻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呆若木鸡，听我丈夫大吼。然后就在他这么站着，双手靠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笑了。
“好吧，那么，”他把手中的牌全抛了──“哇”──他赢了。
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拍拍那个挨骂的年轻人的背，一面说我丈夫的玩笑开得好。
胡兰、家国，还有这房间里所有的男人──大家全都觉得文福聪明、有趣，讨人喜欢。我也大笑起来，带点神经质的笑。我看到我丈夫搞这笑中藏吓的一手，不光对付我，也对付他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么干是错的，是冷酷的，但好像没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许我还不是那么无知。另外的飞行员都很聪明，都是一些好人，但他们没察觉的东西我已经察觉到了。他又骂人，又折磨，又吼叫，又威胁，就在你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把危险移开了，变得又温柔，又宽容，又是大笑，又是高兴。他翻来覆去表演这一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当然，我们全被他搞糊涂了，全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想讨好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努力赢回他的好脾气，我们怕没这个我们就活不了。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然后隆隆的雷声就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