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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会儿就好了。”我母亲说。等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后，我看到了一排排坐着的人，人人都在打扇子。我母亲数着座号“……六、七、八”。我对她从后面数起找八排倒并不在意，只对她数数儿感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学数数儿。然后我们就从八排往中间插进去，直到我母亲找到一个空位子。她低声叫另外一个人坐到旁边去，当时我还以为她在说“对不起”，后来才知道她在说别的。
以前我和我母亲看过许多活动的画片，全是无声的：查理·卓别林，那个大胖子，警察和消防车，牛仔骑马兜圈子。那天下午，演的是一个孤女在雪中卖火柴的故事，她冻得直哆嗦。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哭了，一面还直抽鼻子，可我觉得那女孩很幸运，在大热天能享受到凉快。我就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在黑乎乎的戏院里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灯已打亮了，我母亲正靠在旁边座位的男人身上，用一种严肃的声音跟他说悄悄话。我大吃一惊，她好像在于一件危险的事，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于是我小声嘀咕着，把我母亲往我身边拉了一下。那男人欠了欠身，朝我笑笑。他不太老，看上去很有风度；他的皮肤很白很光，不像那些整天在外面干活的人的脸，但他身上穿的却是一件很普通的农村里的大褂，是平常的蓝颜色，不过很干净。
我母亲向他道了谢，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回家路上，我又睡着了，我的兴奋劲全没了。我只醒来过一次──车子猛地一颠把我惊醒了，三轮车夫正在骂路上一辆慢吞吞的手推车。我的脸靠在我母亲的头发上，我发现自己正在看她头发的颜色。
她的头发颜色看上去和我的不一样，和我们家里另外女人的头发，甚至和我见过的所有人的头发都不一样，既不是黑褐色的也不是褐黑色的，反正不能用黑来形容。
对我母亲头发的颜色你只能感觉，不能看，看是看不出的──那是一种非常非常深的黑，黑得像深井里的水那样闪着银光。她的发髻上盘进了两根白发，就像石子丢进水里形成的波纹。但用这些词来形容我母亲的头发还远远不够。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几件事情。白天我已经很累了，我们在房间里随便吃了一点，然后我母亲教了我一种绣花针法，她说是她自己发明的。我学得很笨，但她没有批评我。不只一次了，她总是夸我做的一切。然后在帮我脱衣上床的时候，她又给我上了一课，怎样数手指头和脚指头。“要不然，你每天早上醒来怎么知道还有同样多的手指头和脚指头呢？”她说道，“……六、七、八、九、十。”
你瞧，我母亲多有教养，多聪明啊！她总能找到我必须学的理由。有一次她跟我说过，她曾经想当一名教师，就像那位教过她的传教士那样。
然后她坐在自己梳妆桌前的凳子上，我看她脱掉衣服，除下她的金手镯和翡翠耳环。她从镜子里发现我在瞧她，就回过头来，又重新戴上耳环。
“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她用沙哑的嗓子说。我点点头。
“还有这个。”她拍拍她的首饰盒。我又点点头。
“你戴上这些东西以后，大家就觉得你的话更值钱。”我又点了一下头。
“但你可不能这么想，决不。”她说道。我马上摇摇头。
她上了我们俩一起睡的床，把我的头发抚抚平。我抬头望着她的脸，她就给我唱了一支短歌──是讲一只小老鼠偷灯油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也经常给你唱这支歌的。那天晚上，我还没听完这支歌就呼呼睡着了。
我梦见了我白天见过的所有东西：一条鱼在一只小老鼠嘴里哇哇哭着，唱一支歌；一个金发的姑娘想买那双法国皮鞋；我用手指绕着我母亲的头发，忽然发现那根本不是头发，而是绣花和珠宝；我母亲坐在梳妆桌旁，正在梳头，她对着镜子喊：“第二个二姨太！第二个二姨太！”也许最后这部分不是梦。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我母亲不在屋里。我以为她像往常一样，趿着拖鞋，悄悄起了床，到楼下去了。我打开门，朝外望望，只看到佣人们把马桶拎出房间去。我回到房间，坐下等她回来。然后传来了“叮叮叮”的声音，女佣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鲜豆浆”进来了。你知道，就是周末我们在清泉阁吃到的那种咸味的像牛奶一样的汤，上一次克利奥自己喝了满满一大碗，一点都没溅出来。
但无论如何，那天早上，我一点都不想喝豆浆。“我妈妈──她到哪去了呢？”我问。
女佣没有回答我，只是在房间里四下张望了一下，一脸茫然。然后把碗放在桌子上。
“快喝吧。别让它凉了。”她说完，匆匆走出了房间。我等着等着，等到我的那一碗都凉了。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哭起来，但只是小声地哭。我哭得喉咙哽住了，我要等到我母亲回来，才可以停止。我要哭着告诉她，我等了她多久。我决定，等她一回来我就指着我的那碗凉豆浆给她看。我会向她要些英国饼干，至少要三块，我才会重新高兴起来。我又等了好一会儿，我舔舔碗边，把碗边弄得一塌糊涂。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自己把那个饼干盒取下来了。可她还没回来。
女佣又回来了，把碗端走了。她瞧瞧我弄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打量了一下房间。“瞧你都干了些什么！”她说了我一句，然后匆匆走了。她一关上门，我就把它打开。我看见佣人在跟管家说话，她们俩冲下楼梯，我赶紧跑到楼梯口，看她们下去。然后我听见楼下传来很大的声音，很多脚步声，门开进开出的。我见到奶奶，我的祖母慢吞吞地走上楼梯来，旁边跟着一个佣人，正在很快地跟她说着话。奶奶可不是那种拍拍我的头，说我漂亮的祖母。她是这屋子里所有女人的总管。我是其中最小的小姑娘，她只有在要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我飞快地跑进房间，坐到床上，怕得要命。我知道，麻烦来了。
她们一进门，我就哭了起来。“你母亲到哪儿去了？”奶奶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她什么时候走的？她随身带了哪些东西？是不是有人来接她的？”
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又能说什么呢？我摇摇头，只是不停地哭。“她没有走！她还在这儿，就在这儿。”
突然，又一个人冲进了房间，我不记得是谁，因为我只注意到她手中拿的东西，那是我母亲的头发，是剪下来的，像一条马尾巴那样荡着！我尖叫起来。我当然尖叫起来了，我觉得好像亲眼看到她的头被砍下来了，太可怕了！
现在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在交头接耳。我父亲很生气，他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打开她的抽屉、大衣橱、首饰盒，把一切全翻了个遍。他坐下来，一言不发，然后严厉地盯着我，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的缘故。
“她上哪去了？”他问道。我竭力想服从他，就猜给他听。我说浙江路，我说可能是城隍庙，我提到了小东门的鱼市，我说她还去过电影院。
我整整三天没有离开过房间，我坐在那儿，等我母亲。没有人告诉我我得等在那儿，但也没有人来把我带走。佣人给我送食物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
第四天，我自己一个人下了楼。我跟你讲过，我母亲老是抱着我满世界跑，所以我的腿从来就不强壮。那天，我的腿更加虚弱，但或许是因为我害怕会出什么事。
我跟你说，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看到门口挂着做丧事的横幅，不用问，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走到一个为我们洗衣服的姑娘身边，问她谁死了。那姑娘说，“你怎么还问这个！”我走到今天刚到的老阿婶身边，她说，“别再提这事了。”
或许是一星期后，或许还要早一些，我被送到崇明岛，与我父亲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太太，老阿婶和新阿婶住一起。从上海坐汽船，沿黄浦江北上到江口，再到这个岛，要两个钟头。我父亲一家原来是从这个岛的乡下出来的。从地图上看，这地方也许只不过是水中小小的一点，不留心的话几乎看不出。
总之，到的那天，由于汽船的一路颠簸，再加上心中悲伤，我的胃难受极了。我大哭大闹，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至老阿婶威胁说要把我的脸劈为两半。我喊道，“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告诉她我在哪，她会来带我走的。”
这就是大婶婶告诉我的：“嘘！你妈就安葬在这里，在这个岛上。”
今天你要是问我，我母亲到底出了事，我也说不清，只能把大家跟我说的话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只是些闲话。
可我知道，我母亲干下了一桩很丢脸的事，所以大家说她死了，要把她的丑事埋了。所以谁也没有在我父亲的面前提起她，所以他们要把我送走，免得我想念她。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每个人都说──老阿婶、新阿婶、叔叔、还有他们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在午睡的时候。好多年来，我母亲就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传说的材料，可怕的秘闻和风流韵事的谈资，就像掘开她的坟墓，然后把她往里推，再在她的坟上扔更多的烂泥。你想，一个小姑娘亲耳听见别人对她的母亲说东道西，她心里的滋味会怎样呢？
他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可我又不能把耳朵塞起来。我想弄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离开的，为什么从来不把原因告诉我。
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一个谜，每一句风言风语都在我小脑袋里引出一个问题。要是她真的死了，为什么他们不给她举行葬礼？要是她还活着，为什么她不回来把我接走？要是她逃走了，那么她又逃到哪去了呢？
有时候我竭力想把我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凑在一起，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和后一部分互相矛盾，到头来，没有一部分站得住脚。
于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我母亲的事情，不管好好坏坏，全都重新回顾了一遍。我想找出她这辈子为什么会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一切理由。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我父亲的第二房姨太太，后来她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母亲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姑娘，缠着小脚，说话文文气气，走路一步一摇的。我母亲是个摩登姑娘，当时上海有不少这样的姑娘。她们不是农民出身。我母亲八岁时就放了脚，有人就说难怪她跑得这么野。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家里。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苏州人，她是他们的独养女儿。苏州的女人说话很软，很动听。连上海人也会告诉你，苏州话最好听。而宁波人呢，特别会做生意，他们卖了一个好价钱后，还要跟你争论不休。所以你瞧，我母亲生下来就已经兼有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
我以为我母亲是那种古典型的美人，就是其他姑娘在小说中读到过，哭泣过，很希望小说写的就是她们自己的那种美人。我母亲给我念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漂亮但又很孤独的姑娘，有一天，她朝池塘里看，以为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妒忌她的朋友，她不知道，那张亮闪闪的向她报以微笑的脸，就是她自己的倒影。念到故事的结尾，我母亲叹道。“真荒唐！竟有这样的姑娘，连自己的倒影在看自己都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母亲是不用到池塘去看倒影的，她有镜子，每天晚上，她都从镜子里看自己。所以，如果要我说实话，我就不得不说，我母亲是很为自己的脸蛋感到骄傲的，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虚荣。
当然，她有理由骄傲。她的皮肤闪着白玉一般的光泽，或许，颜色有点像夏天的桃子。或许，古典小说中所有用来形容女性美的词都可以用在我母亲身上：她们的嗓音像琴弦般动听，她们的皮肤像洁白的美玉，她们的举止像静静的流水。这些小说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女人，使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美的？
或许，我母亲根本就不漂亮，只不过是我相信她漂亮罢了。可我转念又想，为什么我父亲要娶她？他可是个大人物。他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姨太太。那个时代，娶两房、三房、四房姨太太没别的理由，无非是利用女人的漂亮加强男人的名声地位罢了。所以我认为我母亲肯定是很漂亮的。这不光是那些坏的古典小说使我有这种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使她非如此漂亮不可。
我母亲不但漂亮，人也长得聪明能干，脑子转得快。我已经提起过她很有教养。她进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第一所允许女子入学的学校，这是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本人也是很有教养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官员，是负责改革对外事务，或诸如此类重要事务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很多当官的都把他们的女儿送出去接受教育。这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让子女受点教育，证明你的思想不太封建。但是外公不愿送她到法国、英国，或美国去，那时有些家庭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多么有钱。所有这些姑娘回来时，头发都剪短了，脸也晒黑了，那是由于在太阳底下打网球的缘故。
难道送个女儿出去读书，只是为了让她变个他不喜欢的人回来？所以在1897年，上海开办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我外公就送我母亲去了那儿。
我听说我母亲还在那所学校里学了英语，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英语单词，除了“饼干”以外。新阿婶也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天性好斗，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很任性，或许我也差不多。
新阿婶说，有一次，学校做祈祷的时候，一个老修女放了一个响屁──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母亲哈哈大笑起来，说，“上帝也听到了！”
“我不明白修女们干吗都那么喜欢她，”新阿婶跟我说，“她们告诉她，‘我们为你祈祷得可厉害了，小东西。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了。’你母亲个性是那么强，她说，‘我要是死了，也不上天堂里的外国租界。’你猜那些修女怎么着？她们全都笑了──仅此而已。”
新阿婶对我母亲妒忌得要命。她老说，“我不像你母亲那么放肆，可修女们干吗不为我祈祷得厉害些呢？”
老阿婶没有进过这种学校，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所有这些封建思想反而会使老阿婶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她读洋书也是个毛病，”老阿婶老是说，“他们把洋人的想法塞进一个中国人的脑袋瓜里，把一切都搅乱了。吃洋人的东西也一样，肚皮反胃了，脑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书先生想把乾坤颠倒了，说什么孔夫子不好，耶稣好！说什么姑娘家也能当教书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们干吗教这些？还不是叫你脑袋瓜翻个个儿！所以她才会有麻烦。”然后老阿婶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听教书先生的话。瞧你娘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
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
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