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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清政府之所以选择十三行垄断对洋人的贸易，其实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华洋之间的贸易冲突很多，经常有华商以次充好欺骗洋人，欺骗洋人货款的情况，也有洋人欠下华商巨款的情况。
一次有商人欠下了英商货款，结果英国人闹到了乾隆哪里，乾隆觉得丢了人，就责令十三行双倍赔偿，并且发配了那些欠人货款的本国商人。但后来美国人欠潘家巨款，清廷就根本不出面，导致潘家把官司打到了华盛顿也没能要回债务。
随着这种冲突日益频繁，清廷才发明了这种十三行包买的方式，只让那些财力雄厚，名声良好的商人跟洋人做生意，结果证明这种方式确实有效，各种冲突大大降低，互相之间的信任也增加了，东印度公司每年的结余往往直接存在伍秉鉴这样的大商人处，而这些大商人也经常给东印度公司放贷，甚至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机构向外投资。
鴉片战争之后，十三行被解散，洋人获得了跟所有华商进行直接贸易的权利。但是这时候，他们发现，过去的那些欺诈行为又出现了。他们不信任华商，华人也不信任洋人，结果洋行们依然得借助中间人的力量才能做生意。这才出现了买办阶层，一定意义上，是洋人自己又循着过去的道路，走回了十三行时代。不一样的是，包买商从过去的十三行行商，变成了大大小小的买办而已。
过去他们跟华商之间的冲突也回来了，甚至跟自己找来合作的买办也冲突不断。
但真正发展到华洋两大商业群体集体对立的情况，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第一次大的冲突，是1866年的时候，最大的洋商怡和洋行跟自己的买办的一次冲突。
那年11月，英商惠托尔兄弟向怡和洋行购买200…300包丝绸。12月中旬，怡和洋行买办邱其侩先后将50包货发给惠托尔兄弟的经纪人。邱其侩虽然是怡和洋行的买办，但更像是独立商人，他只有在货物全部送达买方后，怡和洋行才会向其供应商支付货款。因供应商催款，怡和就将本地钱庄出具的两张庄票交给了邱其侩，邱将此两张庄票经义沃钱庄支付，但该钱庄随即破产，供应商依然没有收到分文。
此时，怡和洋行跟自己的买办产生了冲突，怡和洋行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庄票，此一款项与自己无关。邱其侩又不想自己承担这笔损失，在供应商的逼债下，他向上海最高法院起诉，状告怡和，要求支付丝绸款。
这件案件，由于是洋行跟自己的买办之间的官司，因此算是一件稀奇事。所以当地报纸大肆报道，尤其是北华捷报更是连篇累牍，所以传播极广。
在法庭上，邱其侩认为自己担任怡和的代理人已经有3年多，他的采购行为是代表怡和的，因此怡和有义务向供应商付款；而且这种付款必须以供应商收到真金实银为准。
但是此时怡和洋行做出了一件打破中国商人传统观念的行为，他们否认了邱其侩的身份，不承认邱其侩是他们的买办。
这大大的刺激到了本地商人的世界观，中国商人做生意，也将传统人情夹带其中，在他看来这种感情比什么都重要，为此他们之间的生意甚至很少签署正规的协议。邱其侩跟怡和洋行之间就没有什么委托协议，完全是君子式的口头约定。但是大家合作了很多年，不但邱其侩，就是跟怡和洋行有生意关系的中国商人，也早就认定了邱其侩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
可是怡和洋行竟然在几万两银子面前，否认了自己的买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弃车保帅的举动。
怡和洋行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认为自己既没有付给邱其侩年薪也没有付给他佣金，邱其侩就不算是他们的买办，哪怕双方合作了很多年，那也只是合作关系，邱其侩不能代表怡和洋行。
至于这批货款，怡和洋行已经支付了庄票，应该视为完成了付款义务，后来发生钱庄倒闭的意外，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风险和损失。
双方各执一词，但最后，还是怡和表示妥协：只要邱能撤诉，怡和愿意另以真金实银支付货款。如此一来，怡和在此单生意中损失8万两银子，北华捷报认为这还是合算的，毕竟怡和因此保住了在中国的声誉。
这件案子以怡和洋行权衡利弊，以损失挽回名誉结束，但是影响非常坏，直接冲击到了华商的世界观。
华商觉得，连怡和这样的“东方罗斯柴尔德”也会在需要的时候，拒绝承认那些实际为他们服务的买办的身份，这是个危险的行为，这让他们对洋人充满了不信任，他们认为有必要堵住这个漏洞。
上海的中国丝绸行会首先行动起来。
行会出台了新的行会规则，并且提交给了上海道台，并知会外商商会。
丝绸行会规定所有交易必须经过行会授权认可的通译（翻译，其实就是买办），否则不得进行。这一规定，让那些未经过在中国行会注册的买办及其背后的洋行，失去了直接向中国商行采购的权利。
同时在结算方面，行会提出，虽然华商们都希望进行现款交易，但毕竟数额巨大，而且丝绸的品质鉴定相当复杂，现款交易似乎并不现实。因此，行会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外商可以先提货后付款，但货款必须在丝绸装船运往海外之前全部结清。只要货款未能全额付清，该批丝绸即使已经装船，也不得视为外商的财产。一旦发生意外，比如期间洋行倒闭，承兑的钱庄或银行破产，则华商可以取回该批货物。此前，只要货到了外商手中，即使分文未付，外商也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
上海丝绸行会的这种规定，显然对华商的风险进行了规避，因此洋人极其不满。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在上海口岸的中国商人非常团结，谁敢不经过行会而跟洋人私自做生意，都会受到全体商人的抵制。结果洋商最后只能屈服，毕竟这个时代，还是中国商人的买方市场。英商不跟这些行会合作，法商会合作，比利时商人会合作。总之他们遇到了十三行时代的窘境，那就是蜂拥而至的洋商，无法跟用各种中国式关系拧成一股绳的中国商人集团对抗。
商业竞争，说白了还是一个财力的竞争，零散的西方散商在这个时代确实还无法跟垄断经营了几个世纪的中国商人集团竞争，但是时代在改变。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让从伦敦到上海120天的船期，缩短到了55天到60天，洋人突然不需要提前储备半年的货物了，他们进货变得从容了，他们不需要跟财力雄厚的大行会直接提货，而可以慢条斯理的使用他们培养出来的买办深入内地进货了。电报的开通，也让他们能够紧跟欧洲的市场行情，极大的规避进货的风险，技术的进步，让他们的力量变得强大了。华商是有本地优势，但是他们掌握的是世界市场的优势。
此消彼长之下，洋人觉得自己实力强了，越发不愿意接受中国商人组织的不平等规定。
洋人的第一次反击是在茶叶贸易领域，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80％比重的英国，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缩短一半之后，运费和保费变得更为低廉。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更能保鲜，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六至十二个月的茶叶库存。
加上大明大规模扩大了茶叶生产能力，导致生产本就已经饱和，于是在1872年，伦敦市场茶价开始下跌，而上海的华商商会依然试图控制茶价，这一次洋人不接受了，哪怕是最上等的徽州祁红，洋人一时间也拒绝进口。这一次洋人胜利了，最后他们给上海茶叶的报价只相当于过去两年的半价水平。
在洋人慢慢在茶叶领域占得先机的时候，在丝绸领域，华商组织依然垄断着贸易价格。
因为这几年的丝绸行业，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从普法战争开始，世界丝绸价格翻着翻上跳，尽管广枺伤俜⒄沟幕髦硪蹈仙狭硕纾嵌陨虾Ｊ谐〉挠跋觳⒉淮螅蛭銝｜丝绸主要是中低端，而上海的丝绸则走的是高端。
江南苏湖一带出产的上等白丝，手工作坊织就的丝绸，依然大量出口西方市场。但是连续两年这种上等丝绸都以7％到8％的速度增长，让商人们大量出口这种货物。航运大提速后，丝绸交易速度和频率加快，丝绸出口在当季的头2…3个月就完成了。
各种利好刺激的上海市场超过了负荷能力。丝绸的质量问题，在急增的出口需求拉动下暴露出来。为了赶工，缫丝和纺织环节质量严重下滑。1872年5月，里昂丝绸商会向上海西商公所书面投诉，抱怨中国丝绸的质量问题以及虚假标识。他们警告说，中国丝绸如再不改进，将可能被欧洲产丝绸（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赶出法国市场。
此时已经在普法战争后的混乱中走出来的法国，在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推动下，他们开始快速恢复他们的丝绸生产能力，国际丝绸价格大幅度下降，洋商开始在上海压低丝绸的采购价。
但是此时华商认为洋人有意打击丝绸价格，结成了联盟，拒绝降价。洋人则认为国际市场价格都在下跌，他们拒绝华商的报价。在民族主义和对国际市场不了解的情况下，华商寸步不让，相互串联，在报纸上发声明，他们一定要维持去年的高价，否则绝对不向洋人出货。
大明的丝绸商人也不愿意接受低价，相应了上海商会的号召，也开始联合起来抵制洋人的报价，一场在丝绸领域的华洋商战就此爆发开来。
朱敬伦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突然嗅到了一股经济危机的味道。
他很清楚，洋商比华商更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市场今年开始变得不景气，洋人在进口不赚钱的情况下，当然不愿意进口，此时华商还想维持高价，显然不可能。
这场商战打到最后，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市场会不会崩盘的问题。
朱敬伦记得，1873年，世界上爆发了一次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持续了五年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危机都要严重，直到1929年的危机，才超过这次危机的规模。
他觉得他似乎得做好应对这一次经济危机的措施。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五百七十节 大危机和北伐（）
朱敬伦对这次经济危机极为重视，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有人将这次经济危机称作一生只能遇到一次的大萧条，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历史上总共经历过四次这样的大萧条，分别是1837年、1873年、1929年和2008年，1929年的大萧条朱敬伦没有亲自经历过，但是08年的萧条他可是深有感触。
所以朱敬伦立马指示广府银行，悄悄抛售各种债券，主要是政府债券和铁路债券，从市场上筹集硬通货。还让他们以新修铁路为名义，在伦敦和纽约市场上融集5000万两的资金。
美国内战之后，国内经济迎来了一场爆发式增长，尤其是铁路业更是疯狂扩张，各种铁路债券在纽约市场上极受欢迎。加上这几年大明经济各项指标非常良好，广府银行在美国代发的3000万美元债券，经由美国纽约的债券大承销商杰伊库克银行和费城最大的债券承销商德雷克塞尔银行承销之后，很快就销售一空。这点钱对疯狂的美国金融市场完全不算什么，杰伊库克一家银行，就正在为美国北方太平铁路运作承销1亿美元的债券呢。
而在伦敦发行的1000万英镑的债券，也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银行承销下，很快就销售一空。英国在这个时代，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他们的产业中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本，许多工业家、新贵族已经开始转向投资发展，跟一百年前的荷兰人相似，英国也产生了一大批依靠投资红利为生的食利阶层。拥有如此富余的资本，连美国的铁路债券，都主要是英国人消化的情况下，大明发行的铁路债券完全不是问题。
看到发行如此顺利，倒是让朱敬伦始料未及。他低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经济危机之前的市场，往往有一种非理性的繁荣，此时的信贷扩张完全超乎了实际。
所幸朱敬伦在让广府银行发行第二笔债券，同时抛出了广州通往广西、福健到上海的铁路线为大旗，再次成功发行了5000万两债券，一前一后在英美市场上融资1亿两硬通货，加上广府银行自己收紧的银根，朱敬伦个人存在银行中的现银，总计加起来超过2亿两，此时他的心里才算踏实下来。
没想到没迎来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一场巨大的事件倒是先从中国内部爆发出来。
李秀成调集了三十万大军，度过了长江，开始北伐了。
太平天国这次北伐，跟上次林凤祥的北伐不同，这次是准备充足，有备而来。
首先在经济上，他们经过这五年来的稳固经营，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粮草物资。
在军事上，太平军装备了多达30万只线膛步枪，以及3万门各种口径的大炮。
自重要的是，他们装备了两艘铁甲舰。
两年前他们向大明订购了两艘铁甲舰，去年年底才交付给他们。
这两艘铁甲舰，是埃尔克森的最新设计，完全放弃了桅杆的设计，采用两座三胀往复蒸汽机和8座锅炉动力驱动，即便其中一座蒸汽机熄火，也能保持动力，总马力达到了5000马力，跟大明海军几年前的广东号铁甲舰动力相同，而广东号可是6000吨级的铁甲舰，但交付太平军的两艘铁甲舰吨位才只有5000吨，显然这两艘船相对动力更强，速度更快。
为了说服太平天国接受这种小型铁甲舰，大明的工程师可是费了一番唇舌，告诉他们，太平天国的海防主要在长江上，如果吨位过大，就无法从海上一路驶往天京，因此才让他们接受了这种吨位的军舰。
可真正的原因，主要还是大明海军想要为自己的下一代二等战舰进行技术储备，大明海军已经决定，五年之内完成所有军舰的铁甲化，一方面给旧式的木质战舰装上铁甲，另一方面则打算新建一批全铁质的铁甲舰。
虽说抱有另外的目的，但是这两艘铁甲舰的性能毋庸置疑，速度上可以达到12节以上的航速不说，最高航速更是能达到14节的水平，跟英国最先进的英弗莱息白号不相上下，在火力上更是大大满足了太平军的要求。
在前后和中部，一共安装了三座炮台，总计安装6座仿制克虏伯180口径的重炮，两侧舷炮更是多达40门，也都是70到105口径的克虏伯线膛炮，火力全开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木制军舰能够抵挡。
结果也确实是这样，去年刚刚接收这两艘战舰，在大明海军中实习过的太平军水师官兵就以这两艘铁甲舰为主力，配合调集了一百多艘大小军舰，向刺一般扎在天京面前的清廷浦口水营发起了攻击。
两艘铁甲舰在前，承担了大部分的火力打击，甚至冒着地方的岸防炮的轰击，硬生生将过去一直无法击败的清军长江水师强势消灭在港口中。之后太平军沿着长江一线，横扫了清军大大小小上百座水寨，彻底掌控了长江的制江权。
这时候他们才开始安心的发动北伐的攻势。
汪海洋部统帅十几个王爷的二十万杂牌兵马，从太仓渡江，先扫平了崇明县清军大营，接着度过长江，在通州和海门两地同时登陆，在舰炮的掩护下，成功完成登陆任务，接着建筑了水营，开辟了渡江阵地。
另一方向，杨辅清也率领十几个王爷，带领十万大军，从芜湖和铜陵两地渡江，杀入无为州地界，向鲍超部坐镇的三合镇进发。
太平军大举行动的消息，震惊了外界，但却没有让朱敬伦意外，因为他早就知道了太平军的动向，他很清楚太平军迟早是要北伐的。朱敬伦此时关心的是，曾国藩要如何应对。
朱敬伦毫不怀疑，已经回到安庆两年的曾国藩，此时肯定已经再次牢牢控制住了湘军，曾国藩的能力他是不怀疑的，也没人有资格怀疑。只要曾国藩肯使用权谋，曾国荃那点本事完全不够看。
朱敬伦曾经奇怪过，他记得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后不久就死了，可是根据现在的消息，曾国藩不但没死，身体还出奇的好。不得不说这个人的命运，也被自己改变了。
历史上，天津教案时候的曾国藩，已经是平定太平天国功成名就的当世第一功臣，功高盖主被人忌惮，官场上到处碰到敌意。天津教案之后，他带着一身声名狼藉还跑去江南处理刺马案，而刺马案最大的一个嫌疑就是湘军集团。可以说是在天津教案和刺马案的双重打击下，曾国藩才抱憾而终。
可是这个时代，天津教案还是发生了，但是刺马案就没影子了，当事人马欣怡还老老实实在安徽配合兵部尚书袁甲三镇压捻军呢。至于太平军，不但没有剿灭，而且还死灰复燃，气势正盛。
根源就在太平军身上，太平天国不除，曾国藩心中就有放不下的事业，人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曾国藩这种人来说，他还有未完成的大誓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身心，使他从天津教案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全情投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中来。
曾国藩没死，这本身就是湘军最大的利好，而此时太平军全力北伐，朱敬伦不太看好他们。
“你怎么看？”
他问自己的狗头军师方山。
方山这几年作为中书省的中书令，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朱敬伦提建议，算是皇帝的私人幕僚，皇帝的命令也一般都是中书省草拟，然后经过门下省审核，最后朱敬伦签字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
由于朱敬伦是一个相当有主见的皇帝，说不好听点有点独断，所以方山的工作很轻松，他基本上不用给皇帝出什么主意，皇帝的主意比谁都正。所以慢慢他就沦落成了一个提供私人建议的幕僚了。
但他乐的如此，什么都不用干就能安享富贵这还不好，他跟喜欢没事找事的赫德是两路人，在做人问题上，这个算命先生看的很豁达。
“我倒是觉得，李秀成做的怕是有点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