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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四十九节 统一教育（）
丁日常来到天津，也没得到好评，因为他做的比曾国藩更刺激人。
丁日常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安抚洋人，不惜一切代价的安抚洋人。
他一到天津，马上调拨资金帮洋人重修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涉案人员，好言抚慰洋人。结果惹的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他在苏抚任上腐敗受贿的不法情事。
丁日常没有曾国藩那么看重名誉，对此根本不在乎，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
朝中言官弹劾他，他还敢大张旗鼓的跟那些清流言官打对台。
他上书说，国家大事受迫于清流，才导致国家受无穷之累，将两次鴉片战争都归罪于清流们毫无理智的一味主战。
丁日常的态度倒是赢得了洋人的一些好感，暂时威胁之词少了一些。
丁日常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跟李鸿章共事过，李鸿章现在迹，手握大权，时常保举丁日常，在曾国藩面前也对丁日常赞誉有加，可是丁日常这个人做官不太廉洁，这一点曾国藩之前不太认同。
但是曾国藩明白，这种乐于同流合污的人中，也有人才，比如李鸿章就是一个，现在看来丁日常也是一个。
看到丁日常将外人对自己的苛责一下子都吸引了过去，曾国藩慢慢换过一口气，他慢慢接受了目前的现状，那就是他只能在外界的责骂和顾全大局之间选择其一，他选择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
此时在大明，也是民意汹汹，洋教在整个中国都是没什么市场的，不然他们也不需要靠办育婴堂，从小培养教徒，不用收拢一大帮子地痞无赖，可以说在中国士大夫精英之中，对于洋教是没什么好感的。
哪怕是之前对办工厂、开港口等新式产业比较支持的新派人士，在面对洋教的问题上，也抱着抵触的心态，这一次他们集体失声，没人为洋教呐喊，结果报纸上天天刊登着大家对曾国藩的失望评论，显然都出自那些保守士大夫阶层，而之前他们是曾国藩最坚定的拥趸。
他们之前拥趸曾国藩，也是因为曾国藩告诉他们，多办一所学校，将来就少一座教堂，多收一个学生，将来就少一个洋教徒。可以说他们之前支持曾国藩，完全是出于内心深处一种文化排外心态，是出于对洋教的方案，仇视和憎恶。因此曾国藩的鼓动，反而是那些越保守的人，越拥护。
但是现在他们看到曾国藩面对洋人时候的软弱、迁就，他们突然觉得之前跟随曾国藩完全就是一种耻辱，一切都是谎言，曾国藩不敢对抗洋教，那么曾国藩办的学堂也就不可能对抗洋教。
这些人完全不以理性的方式来思考，在他们的教育中，从来就没有理性的基础逻辑学的内容，连数学几何都不学的人，往往也就只能以感性的视角看问题，曾国藩办的学校，那跟曾国藩反不反洋教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因人废事，竟然开始砸毁一座座他们修建起来的学堂。
这种事朱敬伦就难以接受了，他并不认可曾国藩修建的那些学堂，因为出于对保守派的妥协，为了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曾国藩跟这些人建的学堂中，竟然拒绝教授数学。为了应付科举，他们的办法是集中挑选可用之才，请名师教导，这完全是一种精英教育，依然是文化垄断，跟他们之前排斥普通学生进学堂一样，相信一般学生也享受不到这种补课的待遇。
但朱敬伦向来是一个正面看问题的人，尽管曾国藩办的学堂有千般让他不满，可最起码大大提高了入学率。曾国藩在大明三年来，跑遍了两广、福健三省，尽管没能完成一村一孔庙的大业，可是也建了将近十万所小学堂，尽管都是私塾性质的小学堂，但是招收的学生，却让大明的适龄儿童接近八成进入了学堂，学不到数学知识，至少他们可以识字了。
可现在一味的砸毁的话，实在是太过可惜不说，对大明国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
结果砸学堂的风潮一起，朱敬伦立马行动起来，直接以皇命，晓谕大明各府县，要求各地知府、县令务必制止这股风潮，还告诉广大地方官员，下一次大计（考核）就将以各地学童入学情况为范围，只考地方教育，无法保证教育的，政绩再好也得不到好评，得不到升迁，如果能最大程度保证教育的地方官，哪怕政绩稍有差意，也可以优先考虑提拔。
他亲自出面，当然也没有完全绕过官府，陈芝廷以相身份、负责教育的礼部，以及礼部下设的教育和科举两司也分别向地方下达钧令，皇权、政权同时表态，表示了对教育的最大重视，也调动了所有地方官的动力。
各县的警察纷纷下乡，守护一座座学堂，警力一时不够，朱敬伦甚至调动了五万軍队。
还好，砸学堂的情况虽然各地都有，但大多还是个案，没有形成席卷式的运动。主要原因还是学堂都设在孔庙之中，当地士大夫虽然对曾国藩不满，但是大多数人可不敢对孔子不敬，因此即便是砸学堂的案子中，也没有砸孔子圣像的，没有砸毁孔庙的，他们主要的行为是将孔庙中的课桌板凳扔出去，把学生赶出去，把教师遣散而已。
大明上下积极努力，用了一年事件，才平息了这次风潮，而且借此机会，地方政府第一次直接介入了乡下的教育事业，在之前乡下老夫子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县政府还真的无法挑战几百年来皇权不下乡的惯例，而现在在他们精神信仰崩塌的情况下，大多数乡绅对教育完全失去了热情，不愿意关心，反而给了政府介入的机会。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大明财政这两年有所改善，中央财政有一定的能力应付全民规模的小学教育了。现在不需要民间自筹经费办理教育，自然也就不需要让民间享有办教育的权力，干脆直接接过来，完成教育体系的统一规划。
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天津事件闹得纷纷扬扬的时候，上海方面，李秀成终于动了总攻。
十二门1ooo磅巨炮，开始朝着英美租界开火后，英国人终于抵挡不住，6oo公斤中的炸弹不断的爆炸，对这个时代的軍队来说完全没有见过，因此精神打击极大，反倒是实质性伤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普法战争中，法国皇帝带着几十万法军投降，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克虏伯大炮的密集轰炸下精神意志崩溃，真正炸死的人其实没有多少。现在英美联军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终于决定不在坚守，他们选择了出击，与其白白挨炸，反倒不如反击。
他们反击的目的并不是要打败李秀成，他们的目的是突围，保住有生力量从上海突围，等待国内援军到来后，在进行反攻。
但是当他们用机枪来防御坚固阵地的时候，太平军拿他们没办法，可他们走出了工事，马上就遭到了优势兵力的太平军迎头痛击，太平军的军事素养不如他们，但是架不住人多，他们不懂得排成军阵边打边装填，但是他们懂得打一直接冲锋，最后英美联军的突围就变成了两方互相突击的大混战，一场白刃战过后，双方都死伤惨重，太平军甚至伤亡更多，但太平军伤亡的起，而英美联军伤亡不起，开始出现了投降情况。
最先投降的是洋人重金从租界中雇佣的华人士兵，之后是各国流浪汉、冒险家组成的杂牌军，英美正规军反倒是看到突围失败，返回了租界之中，但是他们此时的兵力，已经不足一万人了。
这一万来人的孤军，在跟国内联系之后，在确认没有援军，并且争得了国内同意之后，他们选择了跟李秀成谈判，他们愿意有体面的投降。
李秀成答应了洋人的所有要求，只要求他们交出武器，老实待在战俘营中，并且保证给他们提供粮食物资，答应不会虐待或者杀害他们。
于是英美联军残存的6ooo正规军也投降了。
6军投降之后，李秀成的大炮开始对准在吴淞江上游弋的英国炮艇，那些炮艇现太平军有威胁到他们的大炮之后，选择了撤离。
至此整个上海落入李秀成手中，英法美等国軍队全部投降或者被歼灭，他们在上海唯一存在的军事力量，就只有控制长江口的英国舰队，连吴淞口炮台都很快被太平军攻占。
此时洋人完全陷入了被动，上海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意丢弃的，可是法国已经在7月19日跟普鲁士开战，法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前，不可能抽调力量来东方，英国人实行的募兵制，往往大规模的6军都是为某场战争而招募，平时保持的兵力并不多，他们即便是打算为了跟太平军开战而募兵，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办好的。
英法都没有力量马上介入长江流域的战争，可是在上海的贸易利益，他们一天都不想损失。这时候他们想到了要跟太平军谈判了，之前可一直是强硬的威胁太平军不能靠近上海，之前上海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现在他们却觉得谈判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他们找上了跟太平军一直是准同盟关系的大明，希望大明向太平天国转达他们的诚意。
大明很痛快的答应愿意帮忙从中斡旋。
第五百五十节 痞子李鸿章（）
普法战争如期爆发了。
战争的过程跟历史上一样，教科书上一般只会解释说是俾斯麦改动德皇的电报，激怒了法国皇帝。
事实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俾斯麦确实改动电报了，但是电报的内容并没有扭曲，只是改动了几个词汇而已，可是这样一改，不但激怒了法国人，也激怒了德国人，不止是普鲁士的德国人，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包括那些一贯跟普鲁士不对付的公国、王国也都纷纷出兵。
为什么会这样，朱敬伦觉得主要还得怪法国人。
他们骄傲自大惯了，从路易时代起，法国就成为了欧洲中心，哪怕后来英国在经济上笑傲全球，可法国依然是欧洲文化的代表，各国宫廷所用的语言，基本都是法语，就好像东亚几个国家，上层精英往往懂汉字一样。
路易十四时代、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太辉煌了，因此早就产生了一种骄傲自大的情绪，他们可以欺负人，但是绝对不能吃亏。
这几年法国人对普鲁士的印象越来越差，因为报纸上不时就有人跳出来，让法国人注意普鲁士，认为先后击败了丹麦和奥地利，取得了德意志地区霸权的普鲁士，已经对法国产生了严重威胁。
有威胁也未必意味着战争，有威胁，也不一定能够挑起全民的情绪。
前几年打奥地利的时候，俾斯麦暗示法国皇帝，愿意支持法国兼并卢森堡甚至比利时，换取法国中立，战后法国皇帝希望普鲁士履行诺言，俾斯麦却将给法国皇帝的迷信公开了，结果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法国只得解释自己没有吞并比利时的打算。
法国皇帝是被俾斯麦玩弄了，是被俾斯麦羞辱了，但却没有引起整个法国人的愤怒。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皇帝的威望严重不足，新兴资本家控制的舆论与皇权严重对立。
这就是法国的现状。
法国资产阶级不在乎自己的皇帝受辱，但是却不能接受一个普鲁士王室家族成员，成为西班牙的国王，因为这样普鲁士就能跟西班牙对法国形成夹击之势。
于是当西班牙爆发了政变，赶走了老国王，选举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做西班牙国王的时候，整个资产阶级精英控制的报纸马上就不干了，整天给政府施压，批评皇帝的软弱，批评政府的无能。
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能接受普鲁士跟西班牙建立某种紧密关系，于是派人去找普鲁士国王，让利奥波德亲王放弃西班牙王位。
普鲁士国王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国王，而且历史上的经验，让普鲁士面对法国习惯了示弱，国王威廉答应了法国人的要求，劝说弟弟放弃了西班牙王位。这个表态应该说是做出了巨大的让步的，法国人的要求得到完全的满足。
但是舆论还是不满意，反而有一群人向公众灌输一种要长远打算的思想，他们认为最好让普鲁士永远不能有控制西班牙的打算，这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麻烦。
法国人信服了这种观点，继续给皇帝施压。
拿破仑三世的威望一直不高，导致他从来都不敢跟舆论对着干，总是顺从于民意。于是他再次派人去普鲁士，找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发声明，保证霍亨索伦家族永久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
普鲁士国王认为这个要求很无理，就客气的拒绝了这个要求，表示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必要在谈了，并且将自己的态度发回政府，让外交部答复法国人。
俾斯麦篡改的就是这份电报，他把电文改为，国王拒绝就此问题再次跟法国进行磋商。
这是事实，确实是威廉国王的态度，他确实认为此事结束了。
但是这封电报让法国人和德国人都不满意，法国人认为普鲁士根本就没有资格拒绝法国的要求，认为他们的拒绝就是对法国的无理；而德国人则认为他们的国王受辱了，认为法国人对德国人太过咄咄逼人。
就这样，一封电文，将两大民族的民族情绪都挑动起来了。本来两大民族就仇怨颇深，尤其是进入中世纪后，德国一直四分五裂，法国较早统一起来，因此总是法国在欺负德国，这导致德意志民族始终对法兰西人有一种仇视和受害者心理。
法国人则有一种优越感，面对一个历史上自己想怎么揉搓就怎么揉搓的弱小民族，他们有理由傲慢。
这就好像后世很多中国人看不起韩国人和越南人，而韩国人和越南人则仇视中国人是一个道理，相近的民族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
最后还是法国人先动手，因为法国人情绪更激动，他们觉得受辱了，小小的普鲁士竟然敢拒绝强大的法兰西，于是人们走上了街道抗议。
拿破仑三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一旦法国人走上街头，法国的统治者们往往就要颤抖，深刻的历史教训让他没有勇气对自己的民众说不。
于是法国人率先宣战。
因为法国人先宣战，给了俾斯麦最好的理由，他用这个理由，在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联邦会议上，说服了南德意志邦国站在普鲁士一边参战，要知道几年前普鲁士打奥地利的时候，这些邦国可是跟普鲁士开过战的。
俾斯麦争取到了所有能争取的力量，还利用英国人对拿破仑三世扩张的忧虑，说服了英国置身事外，利用几年前对奥地利的宽容，争取到了奥地利的中立，利用十几年前法国干涉俄国克里米亚战争的旧怨，争取到了俄国的中立，总之他给普鲁士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外部条件，只需要跟法国一个国家决斗，而他却争取到了几十个邦国的支持。
得到这些邦国的支持不仅是力量上的，更有一种政治意义，向外界营造出了一种这是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的印象，极大的挑动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情绪，并且用这次战争，将整个名族团结了起来。
如果真的靠战争一个个公国的去吞并，恐怕十个俾斯麦也无法统一德国。
战争的结果也没有任何变化，以法国惨败收场。
但是战争的影响却不同了，至少是对东方国家的影响，跟历史上完全不同，因为这个时代东方的形势跟历史上本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实清廷那边，法国的失败对他们是有利的。
丁日常安抚住了洋人，但却引起了整个清流和保守势力的敌对，加上丁日常的威望实在不足，慈禧保不住他，然后就将处理天津教案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汉人大臣李鸿章。
而清廷也没有放弃被天下读书人痛骂的曾国藩，反而重新重用曾国藩，直接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让他南下负责节制整个长江沿线的清军，负责应付太平天国肯的攻势。
如果曾国藩的名望没有在这次教案中受损，清廷反而不敢用他，现在曾国藩名声臭了，清廷反而要大胆用他，这就是政治。
曾国藩南下之前，跟李鸿章进行交接，问李鸿章打算如何处理教案问题。
李鸿章告诉曾国藩，他打算跟洋人打痞子腔。通俗点就是忽悠，就是应付，嘴里尽量往好了说，到最后敷衍过去，能不兑现就不兑现。
这就是李鸿章跟曾国藩的不同，曾国藩诚，李鸿章诈，曾国藩还劝李鸿章说，也不能信口开河，要量力而行，答应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给日后留麻烦。
李鸿章有没有吸取曾国藩的建议不知道，反正李鸿章此时面对的局面，比曾国藩之前好了太多。
第一曾国藩已经吸引了所有清流、顽固派和读书人的火力，接着丁日昌又安抚了洋人，丁日昌是李鸿章保举的，俩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协议不好说，但之后李鸿章的做法，显然借用了丁日昌的工作效果。
曾国藩吸引了所有的骂名，丁日昌安抚住了洋人，现在李鸿章只需要给国人一个台阶，就能让双方都接受。
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来天津的时候，法国忙着打仗，已经顾及不到天津了。
尽管法国因为是保教国加上死人多，面子上过不去，但此时法国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李鸿章集中精力公关俄国，他告诉俄国人说，你们如果长远的利益考虑，最好不要引起中国的民怨，他表示清廷愿意出丰厚的抚恤给俄国死者，同时也愿意在法律上给俄国人一个交代。
对外，李鸿章跟俄国人呢达成了私下的协议，答应了道歉，赔款等洋人最看重的条件，首先说服了唯一有可能真正跟清廷动武的国家俄国。
之后李鸿章去死囚牢中，找到一些死囚，告诉他们说反正你们都要死，不如为国而死，认下天津教案，李鸿章用自己的钱，给死囚的家属两万多两的抚恤金，安抚住死囚的家属，让他们不闹事，同时对那些在这次教案中的焦点人物，比如县令刘杰等官员，他基本上没有惩处，甚至连那些被抓起来的真正杀洋人的罪犯，他也不动，因为这些人此时已经成了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