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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1857-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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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八旗兵啊,全体投降了?

    这大清朝两百年也没出过这等奇事啊。

    奕欣想不通,他找来柏贵问,柏贵是最了解朱敬伦的人。

    一封封奏报,柏贵也早就看过了。

    叹了口气道:“我早说他离开新安准出事。”

    当时刚刚乱起来的时候,连洋人都登岸了,那时候柏贵就说过这句话。

    不过洋人后来被朱敬伦劝回去了,奕欣就不关心了,他只关心到底反没反。

    奕欣问道:“他到底反了没有?”

    柏贵叹道:“怕是在反与未反之间。”

    奕欣问道:“反是何意?”

    柏贵道:“这是被耆龄逼急了,不是逼他,而是那些当兵的,耆龄克扣军饷,乃至士兵闹饷,时候在加以兵威,兵卒畏法,自是要反,怕是强迫朱敬伦带他们反。所以啊,这不但新安县勇要反,连咱旗人都跟着反了,耆龄这是该死啊。”

    奕欣道:“那未反又是何意?”

    柏贵道:“朱敬伦这个人,有大志,却过于轻浮,缺乏历练,不懂得轻重,做事又不按常规,他本人怕是不想反的,又被兵卒所迫,不得不虚与委蛇,恐怕是想借机安抚士卒。不然何至于穆克德讷跟他步调一致,恐这二人此时身不由己,都已被兵卒中的悍将所挟持。”

    柏贵心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朱敬伦不会造反,他也不敢想象朱敬伦在他的羽翼下一步一步成长到了可以谋反的程度,那样他脱不了干系,潜意识中他就不敢相信朱敬伦谋反,奕欣问他,可真是问错人了。

    但奕欣觉得柏贵说的不无道理。

    “你的意思是,士卒畏法,所以要反,朱敬伦和穆克德讷受人挟持但却不想反。这么说只要对兵卒不予追究,对朱穆二人加以安抚,粤省一事不至于败坏?”

    奕欣也有先入为主的挂念,他希望还可以抚,说真的,再派兵去广东打仗,朝廷也实在是承受不了了,每年八旗绿营军费数千万,湘军七八百万,还要给洋人一千多万的赔款,在哪里去找钱啊。

    “王爷高见!”

    柏贵奉承道。

    奕欣道:“那依你看,这抚军一事,派谁去合适?”

    嘴上在询问,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柏贵。

    柏贵只能叹息一声:“王爷若信得过,奴才去一趟吧。”

    奕欣点点头:“你去最好。你前日说那朱敬伦颇有洋务之才,若其有意,可用总理衙门之帮办相请,若其无意,他的官职也可以动一动了。耆龄昏聩,竟私免朝廷命官,怕朱敬伦心有怨忿,又有惧意,若不敢来京,广东一地,便是道员也可许他。新皇登基,正是示恩于臣子的时候,过去种种既往不咎,都还是朝廷的好臣子。”

    “道员!”

    柏贵听完,内心惊叹,倒不是这个官位太高,把朱敬伦从一个小小的县令提拔上道员,以实职直升三级,世所罕有,这说明奕欣根本就不相信朱敬伦没有反心,否则不至于用这种手段拉拢。

    朱敬伦如果反了,他柏贵也要受牵累,柏贵心里明白,嘴上却不敢说,急忙告退。

    看柏贵走出去,奕欣叹息一声,多事之秋啊。(。)

第三百零三节 一封信() 
鬼子六的眼睛何其透亮,通过那些奏章他看不清楚,但是他可以站在局外试探一番,当听洋人说粤海关的税银被新安县扣下后,他就清楚朱敬伦这个人是反定了。

    他手里有兵,有枪,现在还要把银子牢牢抓在手里,这还不是造反那是什么,至于穆克德讷和广州城里的八旗子弟,那可能真的是被蒙蔽了,一想到一万多人,被人蒙的团团转,奕欣就觉得脸上骚得慌,旗人子弟不学无术啊,肃顺那句号没说错,“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可眼下这朝堂刚刚平稳,他算看出来了,曾国藩这些人确实厉害的很,肃顺那么的抬举曾国藩,临到头,曾国藩等人就没半点替肃顺求情的意思,但凡他们这些掌兵大臣说句话,朝廷也未必非杀肃顺不可。可是他们对满人上层的内斗,冷眼旁观,仿佛在看一群恶狗相互撕咬。

    上回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皇帝下急诏让曾国藩擒王,曾国藩反倒上书闻讯,后来皇上逃到热河,北京失陷,也不见曾国藩调一兵一卒,他就不担心洋人还会打热河,他就不担心失了皇帝?

    奕欣明白曾国藩这些汉人,眼里没朝廷,甚至没皇帝,他们眼里只有江山社稷,不过奕欣也不在乎了,他们在乎江山社稷,可这江山是满人在坐,这社稷是爱新觉罗在坐,那么这些汉人保了江山社稷,也就是保了满人的江山,保了他们爱新觉罗家的社稷。

    可那个朱敬伦怕是真的要反了,穆克德讷愚蠢,眼皮子底下被人当枪使,耆龄昏聩,连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看不出这种人早有反意,还给了他机会,柏贵更是有眼无珠,竟然能让这种乱臣贼子在自己手下拥兵数万,这一个个旗人,都是高居封疆大吏,做起事来,却糊涂至此,旗人的江山真的要到头了吗?

    奕欣真的很沉重,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他很清楚,朱敬伦一旦造反,朝廷根本无兵可派,能战之兵早就被僧格林沁一战败光了,还能打仗的,就只有那几个汉臣手下的湘军、淮军,可问题是,他哥哥咸丰皇帝都被洋人打到北京城下了,都调不懂曾国藩的军队,那个汉人一心就钉在太平天国粤匪的身上,打着保名教、保人伦的旗号,真的可以不在乎皇上的江山,满人的江山还得满人来保。

    但满人却已经失去了勇武,靠街上那一个个遛鸟的,斗蛐蛐的八旗子弟,是靠不住的,最后还得靠这些汉人,那么就只有拖了,希望柏贵能拖到曾国藩攻占南京,然后让曾国藩去广东保名、保人伦吧。

    柏贵没有奕欣说的那么傻,他是从底层一步一步爬起来的封疆大吏,身上并没有粘到多少旗人的光,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蒙古旗人,不是僧格林沁那样的蒙古擒王,不是耆龄那样的红带子,他是科举进士出身,怎么可能昏聩到那种程度。

    朱敬伦一步一步成长,每一步他都看在眼里,可每一步都事出有因,不是洋人逼得紧,他怎么可能任由朱敬伦连结乡勇,不是八旗兵无能,他怎么可能允许朱敬伦去编练火枪营,当朱敬伦拥兵一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限制朱敬伦,但谁能想到,就是一万火枪兵,耆龄也挡不住,这能怪谁。

    回到家,柏贵已经明白奕欣想让他做什么了,那就是让他去死拖着朱敬伦,不让他扯旗造反黄袍加身,那样就把朝廷逼到了死角,不得不有所行动,可却没有行动的本钱,如果朱敬伦真的造反,他哪里能拖得住,反而得赔上这条老命。

    但他还不能不去,去了朱敬伦有可能杀他,不去奕欣更是有可能杀他,两难的选择?不,他根本没有选择,他已经先于朝廷被逼到了死角了。

    沉思了一夜,他给朱敬伦写了一封信,叙了叙他们过去的情分,说到朱敬伦帮忙夺城,他承认朱敬伦保了他一次,说到安抚洋人,朱敬伦又保了他一次,然后就说他应该会很快去广东复任,再任两广总督了,他希望朱敬伦还能继续帮他。

    柏贵的信要比柏贵到广东早的多,曾国藩从去年九月到几年九月,用了正正一年时间,将太平天国的战略要地安庆攻陷,从此太平天国彻底无法威胁长江上游,从北京发出信件,通过驿站能够很快的抵达目的地。

    12月底,柏贵的信就送到了朱敬伦的手上,朱敬伦一看顿时一愣。

    “清廷还想抚我?”

    通过柏贵的信,朱敬伦看到清廷不是没有看透他的欺骗战术,但是依然想安抚朱敬伦。

    “看来他们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只有一块遮羞布了!”

    朱敬伦把清廷的状态看的很透,但是他不打算同情清廷,他要把遮羞布再扯上一扯,让他露出更多的羞处来给天下看看,至少是给广东看看,只是他觉得他扯这块遮羞布的同时,也把自己造反的旗帜扯出了一角,就感觉有些别扭。

    “来人,去给赫德送信,告诉他立马着手在新会、东莞、香山、顺德、三水、高要六县建港开关。给该六县县令去信,通告他们,我已经准了洋人在六县开放关口贸易,让他们不得阻拦!”

    方山点点头:“还是用八旗将军的印?”

    朱敬伦摇摇头:“不,用我私人的印!”

    既不是新安县令的官印,也不是八旗将军那面遮掩的印,就用朱敬伦的私印,从现在开始,他要让广东各地,只认他这个人,而不是认清廷给他的什么官职。

    方山一听就明白了,痛快的去了,他命白,朱敬伦这是撤出了旗子了,就看各地县令怎么考量了,是拜倒在这面大旗之下,还是铁下心来,跟这面旗子开战!

    总之,广州府这几个最大的县,必须在朝廷和朱敬伦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了,是朱敬伦还是朝廷,没有第三种选择!(。)

第三百零四节 闹市挂印() 
赫德收到朱敬伦的信后,没有任何犹豫,立马行动起来,这是他最好的机会,是他个人实现抱负的机会,他的身份是广东地方的雇员,帮助广东地方政府管理海关,可是现在他接受了朱敬伦的任命,那么就意味着他个人承认了广东已经是朱敬伦的了。

    至于英国政府,他给北京的公使普鲁斯写了一封陈情,他告诉驻华公使,广东地方的世纪情况,让他不得不选择站在取得广东实际控制权的朱敬伦这边,否则有可能损害英国在广东的利益,如果他的行为给英国政府带来了任何麻烦的话他很抱歉,这属于他的个人行为,可以以此向清政府解释。

    同时还告诉了普鲁斯,一旦整条珠江开放,那么带来的利益将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广东的对外贸易至少能提升一倍,达到四千万两级别的贸易额,在美国南北战争之际,拥有这样的贸易额,即便是当成一个国家,广东也将是英国的第一大贸易国。

    早在美国战争之前,1860年,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品棉布,出口额增长到了4800万英镑,其中印度占了一大半,可是对中国、日本和爪哇等地的输出也很重要,这三地加起来,超过英国对欧洲大陆输出额的60%。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国家或者以高关税保护,或者是更先进的技术冲击,大大影响了英国纺织品向欧洲大陆的出口,这导致英国的对外贸易越来越依靠美国和印度,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英国向中国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1860年之后,更是大大增加,上海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前的1855到1856年一年,进口的外国船只共489艘,总吨数15587吨,货物总值6492299两。战争结束后的一年,进口船只激增为1806艘,总吨数为419659吨,货值达33702614两。

    赫德对比历史数据,认为广州历史上贸易量规模巨大,绝对不会比上海差,只是因为一时的战争,导致了贸易萎缩,他认为一旦珠江开放,广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追上上海的贸易额,届时,广东市场将有可能堪比印度市场带给英国的利益。

    赫德在用各种方法游说着他的国家支持他在珠江的行动,而他在珠江的行动,则是朱敬伦支持的,英国支持他,就等于间接支持了朱敬伦,这种外交之间的连带作用,就是朱敬伦让赫德立刻开港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知道清廷要安抚他,所以他要赫德立刻去开港,拿着他的命令去开港,一方面让英国默认他成了广东的主人这件事,另一方面让广东地方看看,他朱敬伦擅自跟洋人勾结开港,而后朝廷不但拿他没办法,还得给他加官进爵,那么之后朝廷在广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从此广东地方官只能听从朱敬伦的命令,违逆了朱敬伦,朱敬伦会收拾他们,甚至他们的朝廷也会收拾他们,而服从了朱敬伦,他们的朝廷却无动于衷。

    但事情绝对没有那么顺利。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每个人都会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摆在第一位,赫德确实按照朱敬伦的要求去做了,他派去了税务司官员,接收东莞、香山等县的老码头,租房子挂牌开设海关。

    朱敬伦的命令也发到了各个县,这几个县都有朱敬伦的军队驻守,主力核心是一百个精锐的火枪兵,外加招募来的一千乡勇,这样的武力,是这些县无法对抗的。

    无法对抗不意味着只能接受,他们还是可以消极对抗,外国人叫做杯葛,赫德的人一到各县,这些县令立马就派人去联络乡绅,鼓动他们对抗,乡绅们一听洋人要来,当即就不乐意了,就有附近的乡绅组织乡勇封堵,跟朱敬伦的士兵开始对峙,朱敬伦派人去依次劝说,组织乡绅开会,告诉他们开港是为了做生意,是为了赚洋人的钱,高傲的乡绅们表示,他们不需要赚洋人的钱,他们不想跟洋人有任何瓜葛,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洋人到他们县来。

    朱敬伦又派人跟他们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只要洋人不来,开不开埠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么好,朱敬伦表示,他就只派中国人来,一个洋人都不会让他们靠岸。

    事情这么解决之后,县令们还不甘心,从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乡绅们锄头真的很有用,就是蛮横的朱敬伦也会顾忌。渐渐的他们开始串联,已经不止是开埠各县,广州府几乎所有的县都有联系,带头的正是广东首县南海县的县令周士俊。

    除了开埠六县之外,朱敬伦也没有闲着,早就派人在其他县张贴告示,告诉各县百姓,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洋人到他们的地方往来。

    这是一场朱敬伦跟广东顽固的官场之间的斗争,朱敬伦并不打算强硬的镇压老百姓的盲目排外行为,一切以软化争取为主,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乡绅们的底线,他们会始终保持中立,就好像当年清廷不减辨子,他们就不会起来抗争一样。

    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在附近租了房子,挂上了海关的牌子,公布海关制度,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文官们发现,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士大夫的脾气来了,他们甩了袖子。

    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走到了归德门,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垂下来一条红布,他打开包袱,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好一篇檄文,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

    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昂这套高的头颅,走出了城门,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慢慢消失不见了。

    “挂印了?”

    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周士俊的举动,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意味着反抗。

    刘备挂过印,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挂印弃官,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来反抗,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没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起来好听,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

    历史上无数文人,在乱世来临的时候,躲入深山,自夸隐士,国家安定之后,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粉饰太平,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伦看来,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跟朱敬伦斗下去,陆秀夫、文天祥那种人,才堪当大丈夫。

    但是朱敬伦相信,他们的这些举动,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士大夫阶层,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

    他们不肯合作,选择挂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换一个残暴的军阀,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

    他们不敢动刀子,说成是文雅,他们不负责人,说成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但依然这样,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周士俊挂印之后,第二天,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

    广州十四县文官,集体在一天之内,闹市挂印,弃官而去,引起轰动。

    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

    “只是挂印而已,如果他们有种,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现在吗,屁事没有。”

    然后又道:“写任命书,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让他们出来当县令。”

    方山皱眉:“商贾?”

    朱敬伦点头:“是啊,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

    十四县商人当官,前所未有的情况,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通告十四县,免除来年地亩钱粮!”

    以商税代农税,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

第三百零五节 海关的情弊() 
找商人做官,他们竟然不敢,一个个推三阻四,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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