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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少的。因为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来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读史。
青灯黄卷总有味。
在对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释清楚了的当代,我们来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中的纸页中间。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史实,心头时常会弹出一些惊喜。
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迂腐之气。
在他治下,大明边防的重振,除了审慎用将之外,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思想。之所以说是正确,就在于“实事求是”。[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这四个字,当已说滥了的时候,就等于没说。
我们往往会看到,中国哲学的“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则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张居正当国之初,他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梦。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了。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打仗对他并无好处。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假冒伪装劣。俺答的儿子黄台吉(体面一点儿的译法是“皇太极”)、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总之,能吓唬住就行。
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 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今天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丙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里肯听?继续带领数万大军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边的瓦剌部落,伺机占点儿便宜。但英雄毕竟老矣,在甘肃境外,他被瓦剌给打得灰头土脸。撤回来后,俺答向甘肃巡抚借道,要去乌斯藏(青藏)见活佛。甘肃巡抚哪里挡得住他,只得任鞑靼大军穿越甘肃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错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汇聚“诸酋”,召开了有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族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称号最初的由来。
张居正见俺答新败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肃巡抚里劝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终。俺答这才心满意足而还,幸而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只是青海一带的藏人,被他骚扰得够呛,“益遭蹂躏,多窜徙”(《明史》)。
万历九年,俺答重病。张居正担心老王万一去世,诸部必生乱心,若大部归顺了土蛮,那就危险了!他极为警觉,拟诏命边臣练兵积粮,加意警备。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边的形式骤然紧张,将士们昼夜戒备,谁也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在此风云难测之时,张居正指示边将厚抚士卒,做好战备,静观其变。
幸亏天佑大明,此时,一个蒙古族的巾帼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发俺答绯闻事件的主角——三娘子。
三娘子又称也儿克兔哈屯、钟金哈屯,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三娘子”是蒙汉百姓对她的昵称。她不仅美艳,且文武双全,精通蒙古文,平日手不释卷,又十分仰慕天朝文化。俺答对她信任有加,诸事都交由她裁决。俺答与大明化干戈为玉帛,三娘子在枕头上没少吹风。隆庆五年,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大名响彻塞上。鞑靼部与大明互市多年,相安无事,三娘子也是从中出力不少。
据记载,每逢开市之日,三娘子总要亲自主持,每每只见她“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这简直是天人风采!她与明宣大总督等一干官员往来密切,友情甚笃。以至在宣大总督向朝廷的报告中都要题上一笔:“得三娘子主市,可以宁边。”
俺答死后,子黄台吉继承了老爹的汗位,并袭顺义王。出于政治上稳定诸部的考虑,黄台吉提出,要娶三娘子为妻。这个做法在鞑靼高层习俗中并不为怪,父死嫁子,称为“顺继婚”。三娘子大约瞧不上这位老“台吉”,不答应,负气率部西去(据说领走的都是娘子军)。
大明与鞑靼之间,骤然失去了一个纽带人物,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黄台吉是个脾气暴烈的武夫,对通贡互市并不赞成,过去“只为父兄所强”而勉强就范,今后怎样就不好说了。
张居正和兵部看得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只有三娘子了。
于是大明方面,由时任宣大总督的郑洛出面,劝三娘子按习俗下嫁黄台吉。郑洛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说:“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妆;不归,一妇女人耳。”又说:“若三娘子别属,我封此黄台吉何用?”三娘子权衡再三,只好从大局出发,做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明廷也第二次封她为“忠顺夫人”。
在三娘子的规劝下,黄台吉改弦更张,再未违约。后黄台吉病痛日多,大汗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三娘子手中。在她主持下,有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共47支前来通贡互市。
如此三年过后,黄台吉去世,其长子扯力克袭顺义王。三娘子说自己老了,便自己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明朝此时又担心要出问题,于是再做月老,要求三娘子再嫁扯力克。三娘子也就再次屈从,当了第三代顺义王夫人(到此时才算嫁了个平辈的人)。
扯力克对三娘子也是迷得很,“尽逐诸妾”,忠贞不二,与天朝互市的事情都交给三娘子打理。明廷又第三次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提出:凡顺义王向朝廷秦禀的公文,都要有忠顺夫人的共同签署。三娘子由此正式成为鞑靼各部的核心人物。三娘子后来曾成功地阻止了扯力克向明朝挑衅。
明人有好多咏三娘子的诗,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首说:
氍毹春暖锁芙蓉,争羡胡姬拜汉封。
绕膝锦褴珠勒马,当胸宝袜绣盘龙。
红妆一队阴山下,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边头不牧乌孙马。
(冯琦《三娘子画像》)
遥想当年塞上,怎会有如此人物!
三娘子前后掌军政实权达40余年,逝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享年64岁。葬在今包头市萨拉齐镇东20公里的美岱召,现在这个地方的“太后庙”里尚存有她的骨灰塔。因三娘子曾参与创建呼和浩特,所以呼和浩特又被称为“三娘子城”。
三娘子,绝代风华也!虽然我们也有王昭君,但……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为我们送来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国之幸,也是万千苍生之幸。
张居正自隆庆元年入阁,主持北方防务16年,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军书旁午、羽檄飞传中度过的。
文渊阁内,那张静静的书案上,常有听不见的渔阳鼙鼓隆隆卷过。
将军白发征夫泪……
书生的肩头亦是关山万重!
他自诉:“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金戈铁马,就这样夜夜破梦而来;吹角连营,亦在飒飒秋寒中挥之不去。
俺答封贡后,蒙汉的对峙虽已冰消,但张居正未敢有一丝放松——没有强势的防务,哪里会有一厢情愿的和平?军威不壮,大国又能怎样?君臣就是再吞泪,也万难阻吓住人家的觊觎之心。
张居正不会让宋代的悲剧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近两千多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四百年了,何处可逐星星踪迹?
【执政者怎么能杀鸡取卵】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令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付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h t t p : / / h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