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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要旨是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清楚。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而将真情掩盖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疏与此前所上的“务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论已有天壤之别,说明张居正已决定将此案全面刹车。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令拱切勿惊死”,第二封是进一步温言安抚(《万历邸抄》)。
张居正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后办案情况的发展,证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这人,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按照杨博的指点,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私闯大内谋刺皇上是要灭族的,你为什么要干这事?若从实招来,也许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继而大哭,说:“是辛儒教我这么说的。他说只有主使者才有砍头的罪,我这算是自首,不仅没事,还可以有赏。谁知道现在假口供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说,只点拨了一句:“到如今你只有说真话,或许还可活命。”
校尉将案犯的供述报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挥手让校尉退了:“好了,没事了。”
二月十九日,厂卫联合会审。朱希孝刚一到东厂,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黑云压城,风雨大作。东厂内的审讯人员不禁为之色变。
对此案早就持有异议的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两位东厂问官说:“天意若此,你们就不怕么?高老是顾命元老,这事本来与他无关,现在却强要诬陷他。你我都有妻子儿女,做这种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头的结局吗?你们俩受冯公公厚恩,应该向他进一句忠言。况且王大臣供词前后不一,你们为什么在结案报告上写‘历历有据’?”
两位问官面面相觑,只得解释说:“‘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
不一忽儿,冯保也到了,会审即开始。
东厂问案子,照例是打了再问。十五下杀威风棒是少不了的。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
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此时已有一定觉悟,怒目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道?为何又来问我?”
当场露馅,直接了当。冯保差点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蹦:“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
冯保此时脸已气得成了猪肝色。
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问你刀剑从何而来?”
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繁攀扯!该打!”
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
冯保被气晕了头,越发不肯罢休,回宫后面奏皇上,说:“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话音刚落。宫内一位七十高龄的殷太监,猛地跪在万历面前,说:“万岁爷爷,您别听他的!高阁老是个忠臣,怎么能干这等事?他一个大臣,若要行刺万岁,他图的是什么呢?这绝无可能!”
殷太监随后又对冯保说:“冯家,万岁爷爷还小,您积点儿德,好好扶助万岁。高老是忠臣,受了顾命的,谁不知道?是张蛮子想夺首相做,要诛灭高老。你我是内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着张蛮子忙个甚?你现在要是干了这事,将来一旦翻案,咱们内官一定会受牵连,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可万万使不得!”
冯保听了这一席话,脸色骤变,只觉无言以对。
他退下后,刚好碰见太监张宏。张宏也劝他此事万万不可为。
冯保这才感到,眼前的这堵墙,恐怕是绕不过去了。思前想后,决定罢手。他派人给张居正带了话去:“宫内有人跟皇上说了话,事情办不下去了。”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交代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干的,各种史料的说法不一,无非说是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
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根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批准执行。
由此,这个王大臣,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有名的一位盲流。
此事的前前后后,令人惊心动魄。其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说明为政者终究还是怕众口喧哗。在这世界上,人心,固然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力量,但一旦全面引爆,其势也自是难当!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他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由是举朝皆恶保。”(《明通鉴》)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人心毕竟不可太歪。即使没有苍天在上,总还要对得起白发的爹娘!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为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写的《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抄》、《万历起居注》、《明深宗实录》、《国榷》、《明通鉴》《名山藏》、《万历野获录》等书,大体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应是不错的。
张居正事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确实做过事情全赖他力挽狂澜的表白。
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当时过来人,对此事有比较允当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冯保的主意,这应是准确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录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间说法,即构陷者是谁,“道路之言,皆指太监事。”(《荷谷先生朝天记》)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恐怕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赃证,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所谓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回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个平按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还有,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这在此前此后,都有一些表现。不过这种“买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他在狙击政敌时,又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或不愿意把事做绝,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官场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一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古脑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无亏的么?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么?
改革家就没有万劫不复的败笔么?
改革家就没有穷凶极恶的面目么?
只能笑当今之开明之世,当年“评法批儒”的套路却还未有穷期!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赞美不止。
事实如何?怕是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惟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毁坏。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可以向前走了。
【大国之治怎能不以吏治为先】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终于位致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能看到的,该是京城九门浩茫如海的烟蔼……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北至库页岛,西至乌斯藏(西藏),河山雄浑,哪里不是西风残照,何处没有汉家陵阙?[霸气 书库 ·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它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一个书生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是寄于匹夫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忧国”了吗?
肉食者鄙,鄙在哪里?大概就在于此!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却还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国家的事情,哪还有半点神圣感?
独有张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从与浊流,就是要在高位上发出迅雷疾风,捣破这醉生梦死的局!
张居正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扫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实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于奔命,却苦于谋一粥一饭,往往难于上青天。
这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以惩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为上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职,强制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人的嘴脸。
且不说他们干的事如何,仅是吃,也把国家给吃穷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当时人统计,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廪生35800人,吏员55000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2600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奉廪(工资粮)。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工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官员以节省工资款。
工资虽然有拖欠,官员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惟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事不干。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场上的信条。官话虽然讲得如滔滔流水,对民间疾苦竟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却只不过被罢官,小小的刑名官员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心、无廉耻、无信念的官员,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的中兴之责?
张居正把他们看到了底。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中国哲学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诚如斯也!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纷纷落马,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则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正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窒息政局,“后欲振之则不可得矣”!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布下的第一个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痛在他心头。那时他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权的。可惜皇权专制之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人民噤口,谁来监督?老皇帝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惶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后任贪渎照旧,安之若素(赵翼《二十二史剳记》)。
国人本性,于开疆拓土上,于与敌谈判上、于科技探索上,总是适可而止,以退让求平稳,以无为胜事功。惟有贪污只欲,永无止境!
不知大家背着这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里去?
性好贪渎,却又冠冕堂皇。古来堂堂州县衙门,皆有座右铭。曰“正大光明”,曰“明镜高悬”,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直至近世,又有“天下为公”云云,还不是成了挂羊头的招牌?
然而,哪个能“正大”?何处有“明镜”?正如古人所谓:“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苍天盲了眼,不知道国家养了一群硕鼠,但张居正知道。
他在担任首辅的17天之后,隆庆六年七月,就代皇帝对百官拟了一个戒谕,“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这个警告令说:“近年以来,士风败坏,纪律松弛,致使有人钻门觅缝,以之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有人拉帮结伙,公然施展排挤之术。污蔑老成廉洁的官员为无用,夸赞奉承奸诈之徒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爱恨恩仇,遂使国家的任免干部之权,成了臣子获取酬谢的资本。”
在点破了贪官昏官的猫腻之后,张居正代皇帝下了决心:“我马上就要大事扫除,以廓清乌烟瘴气”。各衙门给我好好办事,“休得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以开枉法之门。职能部门应分好了工,以替国家分担艰难,监察科道,要以公心为是非,各进直言以供我咨询。”
张居正在给李幼滋的几封谈论改革的信中,更是明确表达了他革除百弊、振兴帝国的大志,他说:“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核名实”,就是核查官员究竟能干不能干,干了多少?与他的官职相不相称?他说。不考核成绩,怎能知道一个官员有多少真才干?
他也清楚,此去前路,不会有真正的知己与盟友。敢为天下先者,从来就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苏轼词)。但这一切,他慨然受之,表示“一切付之于大公”,即便遭受怨恨诽谤,也无所顾忌(虽怨谤有所弗恤也)。
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的人,虽是被人疏远无人理睬的,也不能遗漏(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说起来,张居正目前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但他不屑为之。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人岂可朝下走、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经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满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干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官僚群体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时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谓的行政工作,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说,某官上奏一件事情应该抓紧办,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利益有纠纷,这公文就可以无限期的被扣押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也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