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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藏光，挂金甲而朝霞敛耀。呼吸毒气，鼓击狂风。得海底之沙飞，使天边之雾卷。掷昆仑上（山）于背上，纳沧海水于腹中。眼叙走电之光，只（口）写血河之色。总来听法，皆愿结缘。……
这长段的铺设，想象瑰奇，辞藻华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与唐代文人创作的俳赋如刘瑕《驾幸温汤赋》①、周繇《梦舞钟馗赋》、王棨《玄宗幸西凉府观灯赋》等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形式上非常相近。又如《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中，为说明人生短暂而虚幻的道理，以流畅通俗的七言歌行描摹一个女子盛时与衰时截然不同的情状，也很鲜明生动。总之，讲经文既发扬了印度佛教文学的长处，又综合、吸收了我国诗赋等文学样式的表现手法并使之通俗化，它对变文等讲唱文学的形成发展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种“押座文”，也是宣讲佛经的。所谓“押座”，意即压座，就是安定四座听众的意思。它是俗讲时在正式的讲经开始之前所唱诵的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诗篇，篇幅较为短小。其性质与后来话本的“入话”、杂剧的“楔子”、传奇的“家门”以及弹词的“开篇”相似。
①作者、篇名从敦煌遗文伯5037卷。《开天传信记》作刘朝霞《驾幸温泉赋》。
变文是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对“变”字的解释，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或认为是梵文citra（图画）的音译，或认为是“变更”、“神通变化”等义，或认为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迄无定论。
“转变”这种演艺形式当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所以变文中有较多佛经故事，只是它不像讲经文那样分段引用经文而后加以解说，而是完整地敷演佛经中的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段成式《酉阳杂俎》提及，当时有所谓“变场”，当是表演“转变”的专口场所。表演“转变”的人，最初可能是僧侣居多，但唐诗里偶有提及的，都是女艺人，可见它后来已经完全世俗化了。
艺人在转变时，说一段唱一段，故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的，有六言的，还有一种三、三、七句式的。说唱时配合以相应的图画，那些图画几幅一组，连缀成一卷，一卷便称为“一铺”《王陵变》中就有“从此一铺，便是变初”的话。随着故事的进展，说唱者卷动画卷，变换画面。晚唐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传神地描绘了一个蜀中女艺人转动画卷，富有表情地说唱《王昭君变文》时的情景：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绵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
现存变文的内容主要是三类：一是演唱佛经故事的，二是演唱历史故事的，三是演唱民间传说的。后二者往往相互渗透，即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牵扯历史人物。另外有一种比较特别，数量也少，是演唱当时重大事件的。
演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主要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简称为《目连变》）和《降魔变文》等。《目连变》出自《佛说盂兰盆经》，叙述佛门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母的故事，对地狱的情状作了许多恐怖的描写。这篇变文，在敦煌卷子中有九种抄本，诗人张祐也曾嘲笑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句为“目连变”，可见是当时极著名的。其影响所及，至今地方戏中仍有许多剧种保留目连救母的剧目。《降魔变文》出自《贤愚经》，叙述佛门弟子舍利弗与邪魔外道的六师斗法，将他降伏的故事。六师先后变化出宝山、水牛、水池、毒龙、鬼怪等，舍利弗则随之变化出金刚、狮子、白象、金翅鸟、毗沙天王等将其克服，终于战胜了他。后来古典神魔小说中对斗法的描写，有许多受到此类变文的影响。
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变文较多，主要有《王昭君变文》、《王陵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可以说是变文的主流。
《王昭君变文》敷演昭君出塞的故事。今存敦煌写本分二卷，上卷残缺，只存昭君北行到达匈奴的一段，下卷述昭君在匈奴立为皇后，但她怀念故国，终于郁郁而殁。文中对塞外风貌和昭君怀念故国的感情有许多生动的描写。《王陵变文》原题为《汉将王陵变》，取材于《汉书·王陵传》，主要写汉将王陵之母不畏项羽胁迫，伏剑自刎的故事，写出了王母的不惧强暴、大义凛然的气节。《孟姜女变文》所写，即是著名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民间传说。
《伍子胥变文》是诸作中最好的一篇。它是在《吴越春秋》中有关内容的基础上增饰大量民间传说而成，大意写伍奢为楚平王无辜诛杀，其子伍子胥历经艰难险阻，从楚国逃入吴国，佐吴王灭楚复仇，最后因忠谏为吴王夫差所杀。它的情节比较丰富，人物性格也刻划得颇为鲜明。文中描写伍子胥的足智多谋，赋予许多奇伎异能，使他近似于一个异人术士，富于民间传说的色彩。其文字则在大量通俗的文言文、少量口语外又杂有许多骈文。如写伍子胥奔吴途中为江所阻，则云：“唯见江潭广阔，如何得渡！芦中引领，回首寂然。不遇泛舟之宾，永绝乘楂之客。唯见江乌出岸，白露鸟而争飞；
鱼鳖纵横，鸬鸿芬（纷）泊。又见长洲浩汗，漠浦波涛，雾起冥昏，云阴叆叇。树摧老岸，月照孤山，龙振鳖惊，江沌作浪。若有失乡之客，登岫岭以思家；乘楂之宾，指参辰而为正。”明显地表现出变文与辞赋的密切关系。
《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分别以唐末收复河湟地区的民族英雄张义潮、张淮深叔侄为主人公，是反映当时重大事件的作品，它反映出民间对边塞英雄的崇敬，也反映出“转变”这种曲艺在当日社会中活跃的情况。
讲经文和变文作为演艺虽早已绝迹，但在后来的文学艺术中却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那种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体制，通过后来的词话、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等说唱文学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仍是我国许多曲艺中常见的形式。在小说方面，后代话本的面貌与唐代话本不同，在开头每有作为“入话”的小故事，叙述中常夹杂许多诗词；我国长篇小说中也有夹杂诗词歌赋的情况，并常用大段的骈体文描摹人物或景物的外貌，这些都是受了讲经文（包括讲经时所用“押座文”）和变文的影响。至于讲经文和变文中人物故事为后来的戏曲小说所采用也是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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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词文和俗赋
敦煌写本中的词文和俗赋，基本上纯为韵文，多数句式整齐，或七言，或四言、六言，很可能是以特有的声调、节奏吟诵的，应该也是民间讲唱文学的支派。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韩朋赋》、《燕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季布骂阵词文》、《下女夫词》等等。
《韩朋赋》的本事原见于晋干宝《搜神记》，叙述韩朋、贞夫夫妇在宋王迫害下坚贞不屈，双双殉情而死，化为连理树、鸳鸯，并杀宋王报仇的故事。赋中对他们夫妻感情之虽死不泯作了比原作更多的富于幻想的描写。此赋文字古朴，又多用古韵，研究者或认为是隋以前流传下来的。《燕子赋》是一则动物寓言，写黄雀强占燕子之巢，燕子向鸟王凤凰控诉，凤凰遂拘来黄雀杖责囚禁。此赋上承六朝伪托宋玉的《讽赋》、曹植的《鹞雀赋》等杂赋，以鸟类拟人为俳谐寓言。赋中对黄雀的欺软怕硬和油嘴滑舌有生动的描写。
《孔子项托相问书》写孔子途遇七岁小儿项托，两人问答辩论，最后项托凭自己的聪明机智难倒了孔子。在《战国策·秦策》等古籍中，已记载了“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的传说。这一写本则是此种传说流传到唐代所具的面貌。直到近代，坊间翻印的《新编小儿难孔子》与它在文字上仍多有相同，可见这一民间传说流传之深远。在这篇上半类俗赋，下半近词文的作品中，虽然颇有荒诞不经的地方，但也反映出民间对自身的智慧所具有的信心。
在俗赋、词文中，最重要的一篇是《季布骂阵词文》，亦题作《捉季布传文》，通篇为一韵到底的七言诗，长达三百二十韵，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我国至唐代为止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这篇词文述季布在战阵之上痛骂汉王，后汉王灭楚后悬重赏捉拿他，他历尽艰险，终于依靠自己的机智逃过厄运，还被封为乔州太守。全诗故事曲折，铺叙细致周密，并且不带丝毫神怪色彩，是敦煌说唱文学中艺术性较强的作品。
《下女夫词》以一男子与一女子的对答及男子入门登堂、撒帐去扇等等时所咏的诗构成，叙述了一男子投宿，与女子言辞挑逗而后留宿的故事。所咏诗歌及所发言辞与张队蜗煽摺菲南嗬嗨疲杉队蜗煽摺返奶宀貌⒎瞧究斩础Ｕ馄髌访挥行鹗碌奈淖郑ㄆ阅小⑴礁鋈宋锏亩源稹⑹韫钩桑问较嗟碧厥猓硐殖鑫夜笔彼党难У亩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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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晚唐诗文
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时期，是指文宗大和以后的约八十年（828—907）时间。在中、晚唐过渡时期，诗文领域一度有些冷落，到文宗开成年间，杜牧、李商隐等又一代优秀诗人崛起，再度开创了唐诗的新局面。他们的活动大致在六十年代结束，这是晚唐的前期。到了晚唐后期，就诗歌而言，已经进入尾声，虽然仍有一批诗人在写作，但是没有谁还能够在唐诗史上占取第一流的地位。散文以讽刺小品为代表，虽稍有些光彩，但也是格局不大的。
晚唐前期，唐王朝进一步走向衰败，宦官操纵时局，士大夫党争不休，藩镇对抗朝廷，经济也日渐凋弊，时代把一层失望与沮丧的阴影投射在文人的心中。他们的作品，不仅没有盛唐时代那种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元和时代那种满怀激烈的勇气。他们不是不关心社会政治，但这种关心总是伴随着失望；他们常常表示旷达，而这种旷达却和无奈相联。
哀婉和衰飒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时代的诗歌。因此，诗人更多吟咏的是三类题材：历史、自然与爱情。对历史的追怀是对现实的喟叹，对自然的眷念是对人世的疲倦，对爱情的寻求是对个人心灵的抚慰。
不过，虽说时代的衰败和诗人的失望情绪造成了诗歌中气势和力度的削弱，但这并不就意味着诗歌本身的衰竭，它只是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这个时代的诗人，比前人更能够感受到个人在历史和命运中的无奈，他们也更倾心尽力于诗歌，以这种美的创造为生存的凭藉（如杜牧《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所说“浮世除诗尽强名”），而前人又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可供拓展。他们以近体诗为主要形式，凭藉敏锐的审美感觉来发掘诗歌的素材，使用精致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创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旷明丽，但总离不开几分颓唐的诗境。他们以此给唐诗开创了又一种新的局面。
晚唐后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唐王朝受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最后打击，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这给士大夫的心理以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欲又在他们心中萌生，儒学精神再一次被捡起来当作救世之方。这一种短暂而徒劳的努力，在文学中也留下深深的烙印。在散文方面，是古文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主张重新抬头，散体文又一次受到重视，并且，其内容因失望而变得更尖锐，表现出强烈的讽刺与批判性。在诗歌方面，则是向两端发展：文人们一方面重提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并且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时代无可奈何地衰落，而消沉地追寻个人心理的平静，因此写出许多散发着哀愁迟暮之气的山水诗。这种情况常常是出现在同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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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杜牧与许浑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后来长期在各方镇为幕僚，武宗会昌以后，曾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间回长安任职，官至中书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为三朝宰相兼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对于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响，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说，自己关心的是“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曾写过《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论文，曾注过《孙子》十三篇，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这件千孔百疮的衣裳补好了，何况他在中进士后十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州官。因此，他时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岁时在池州刺史任上，还发出“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春末题池州弄水亭》）的牢骚，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风流文人的身份，流连于酒市妓楼。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所谓“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书》）式的懒散颓废，与他心中时时想参政治世的雄心壮志，正好完整地表现了杜牧的心灵。
史学世家的遗风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那里没有机会像他祖父那样施展于实际政务或历史著述，却在他的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一些登临咏怀之作，别人写来大抵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写来，却常常融合了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总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如《润州二首》之一：
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又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而另外一些咏史诗中，他的感触就更为明显了：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前者喟叹朝代兴亡变化，岁月倏忽变幻，后者感慨执政者的荒淫糊涂和世人的居安忘危，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他心底的悲凉。此外，还有不少咏史诗都很出色，最著名的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讽刺天子的荒唐，“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感慨历史变化的难以把握等等，都表现着他透过历史对现实的关注。
怀古伤今，是不甘沉沦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家世门风的传统和实现理想的抱负所合成的力量在杜牧诗歌中的表现。
然而，当时代的衰颓和自身的怀才不遇使他感到无可奈何时，他也常常以自我旷放来寻求解脱，希望有一种闲适的生活和恬静的心境，在《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中他说：
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看著白苹芽欲吐，雪舟相访胜闲行。
在《九日齐山登高》中又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这些诗中一面显着洒脱无羁和看破红尘似的高逸情致，一面又透出诗人内心的痛苦。尤如那黄昏落日不可挽回，世事和人生都很难勉强，还不如在一时的良辰美景中沉醉，这正是哀中生喜。在《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中，我们更能看出他的心境：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其实杜牧胸怀大志，常以韬略自负，又何尝甘于枯守淡泊？当他自称以“无能”为“有味”，说要逍遥江海的同时，却又恋恋不舍地回望唐太宗的陵墓，遥想那辉煌的贞观盛世。
不过，由于杜牧习惯从广大的历史上看待现实问题和个人遭遇，性格也比较豪爽开朗，他的诗中虽然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局促阴暗，相反，无论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能在忧郁中透出高朗爽健、意气风发、俊逸明丽的气格，这一点有些像刘禹锡。前面举出的诗可以看出这种特点，下面再录两首写景诗：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长安秋望》）
虽然写的都是秋景，却没有这一类诗常见的衰飒暗淡，倒有些明亮和高朗。
据《云溪友议》载，杜牧曾指责白居易“诗体舛杂”，在杜牧本人所写《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也曾借李戡之口说元白体诗“纤艳不逞”、“淫言媟语”；而他应命给李贺诗集写序时又暗示说，李贺诗虽然奇丽谲诡，想象力丰富，但与《楚辞》比起来，“理”不及而“辞”过之（《李贺集序》），也就是诗缺乏思想而过分注重文辞。要革除这两方面的弊病，自然应该是在内容上要“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心”（同上），而在艺术上则要“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应该力求“高绝”（《献诗启》）。的确，他的诗风既没有元白诗平易滑俗的毛病，也不像李贺那样雕琢鑱刻，以艳险奇丽取胜。由于杜牧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读韩杜集》）这样的话，并写有《杜秋娘诗》及《大雨行》这样颇似杜甫、韩愈风格的诗，一般认为他受杜、韩的影响较深。但是，从杜牧所擅长的七律、七绝的语言艺术上来看，他有杜甫那种讲究顿挫抑扬、开合回环的声律与布局的特点，但又不像杜甫那么沉郁浑厚，更多地有一种高朗俊逸的气质；而对于韩愈诗较为流畅轻灵的一面，杜牧确有所吸取，而对其最具有强烈特征的奇崛怪异的风格，杜牧却没怎么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