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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状态，没有尖锐化。而中央顺应人心，迅速作出反应，罢免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蒋彦永军医敢于直言的勇气得到国内外广泛称颂，《南风窗》杂志授予他“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诤言奖”。思想界讨论由此而活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此后在国际艾滋病宣传日，政府公布中国患者的惊人数字，以及温家宝主动和艾滋病人握手，吴仪视察河南上蔡艾滋病村，在这一系列进步的后面，都能看到始发于SARS期间的思潮推动。
SARS时期的另一个思想亮点，是《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一扫荧屏充塞清宫戏、帝王戏、宫妃戏的低俗与倒退。荧屏多年未有政论大片，一旦出现，立即激起观众热烈反响，证明民间社会对思想仍然存有巨大需求，事在人为。该剧深入表现孙文、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多重性格，引导观众具体分析制度选择与政治博弈之间的具体成败，一扫学校教科书所灌输的历史决定论、脸谱化教义，以及知识界回避制度选择空谈文化决定论的误导；剧情全景式的呈现了中华民族挣脱帝制奴役，追求共和自由的艰难历程，无意中呼应了思想界此前有关共和宪政的学理讨论，成为一部普及性形象教材，引发民众关于共和、民主政体的思考。
这一年最为值得注意的具有思想含量的变迁，是网络内外、法庭上下的公民维权运动：众多细民锱铢必较，顽强守护自己的既得权益，案件之多，牵动之广，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以至北京的一家权威媒体有足够理由将这一年命名为“2003：公民权利年”。
据新华每日电讯12月5日报道，最高法院近日公布的数字显示：近6年来“民告官”出现激增现象。全国法院行政案件收案数从1992年的27152件，增加到2001年的100921件，原告的撤诉率从37。84％下降到32。38％，原告的败诉率从35。93％下降到28。61％，被告的败诉率从21。98％上升到25。67％。年收案从不足3万到超过10万大关，逐年激增的行政诉讼说明了什么？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告官”激增其实是进步：“原来行政争议主要靠‘上访’，找党政首长，现在公民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大加强了。”
2003年公民维权行动最为突出的事件，是湖北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案。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联名将一份题目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对该办法进行违宪审查。6月20日，国务院反应迅速，废止收容法规。以此为契机朝野良性互动，触发下半年公民维权诉讼浪潮：孙大午案、李思怡案、翁彪案等。
然而，也就在公民维权发展到年终足可清点各项成果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围绕刘涌案的民意“分裂”。
刘涌为沈阳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案发后，初判“斩立决”，二审改为“死缓”，然后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启动提审程序，改回“斩立决”，每一回合都牵动媒体舆论和社会神经。民意发生激烈争论，观点截然相反：刘涌不死，法治死，这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显然是主流民意；刘涌一死，法治亦死，这也是民间的声音，却不是主流民意。后者多半来自律师和部分法律专家，他们认为本案的证据受到过“污染”，颇多漏洞，在侦查过程中有法律严禁的逼供行为，缓刑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这两种声音牵涉两种不同的正义理念：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从2000年长江读书奖评奖发生风波，《南方周末》署名文章提出“程序正义”以来，这一概念已经从思想界走向公共生活，为公众普遍接受。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这一次却遭逢结结实实的民间抗议。而这一次主流民意压力，则让人们体会到，程序正义之艰难，既有来自行政权力的干涉，也还有来自民间的道德抗议。一位参与孙志刚事件签名上书的青年律师在有关此案的一篇文章最后，写下如此沉痛结语：
我说过，同情地理解并且尊重这些朴素的源自基本正义感的义愤，但是其结论和思维方式都是我坚决反对的，今日刘涌案让我依稀看到1789年法国大惨剧和俄国1917年惨剧以及中国“土改”、“反右”、“文革”等历史癫痫的重现。也许主流民意依然可以像骂陈兴良教授、田文昌律师一样骂我，甚至都可以诬陷我拿钱替刘涌说话，但这无法证明刘案主流民意真理在握。孙志刚案的时候，我是主流民意中的一员，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它背叛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
这位青年法学家的名字叫萧瀚。他曾经活跃在近年来法学界人士走向公共生活前台的身影中，如张思之、贺卫方、许志永、俞江、滕彪、周伟、王怡、陈永苗、秋风等。当这些青年法学家参与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时，我曾为此振奋，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文学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出身，这一百年病症有可能在他们这一代手里结束。当我看到萧瀚上述话语，并不难过，这标志着新一代思想者在心理素质上的成熟，他们已经超越五四以来文人型思想家的脆弱甚至伪善，敢于直面主流民意的乖逆。仅仅记住那本书的书名“总统是靠不住的”，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勇气公开说出：“民意也是靠不住的”！具有如此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新一代人，才是赫尔岑所言：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传来中共中央提交人大讨论的修宪建议。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亮点中，不仅凝聚着决策层的集体智慧，也凝聚着这一年社会思潮的进步因素。最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成果也许就体现在这里，它不是表现在知识界的书斋里，而是在更多知识人的视野背后发生，一如温家宝总理今年11月在哈佛大学讲演，将近三十年的改革总结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到目前为止，国家领导人在境外发表过诸多讲演，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次。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是这样的一年，我们没有理由不用这样好的题目，结束这一年，迎接新一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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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止于透明
南方周末 2004…01…08 11：08：43
■公民论坛
□朱铁志
新年第一天，翻开泛着墨香的《南方周末》，最先看到的、也最想读到的，是对钟南山院士的专访。最让我感慨的，不是钟院士对SARS本身的见解，那些见解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而是他对以何种态度对待疫情的看法。钟院士认为：在突发性危险病泛滥之时，不要夸大，更不要隐瞒，越能诚实地向公众、向世界卫生组织讲清来龙去脉，以及如何防治，公众越安定。而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透明度越大，社会越混乱。
这里其实涉及一个十分重要而普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公众的知情权。不仅在突如其来的SARS面前有如何对待的问题，在其他许多公众事务面前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不仅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水平。它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民主与法制、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是推进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契机。这次广东SARS病例的及时公布和连续通报，就在全国人民当中和国际社会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它不仅没有引起丝毫的恐慌和震动，还有效地促进了各地预警机制的迅速启动，充分树立了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然而“透明度越大，社会越混乱”的观念，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某些官员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古来的遗训向来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在一些官员的潜意识里，总是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觉得老百姓知道得越多，越不好管理。
这种怕人民群众知情的心态，其实源于内在的“固位”心理。人民群众知道得越多，官员就越要拿出确实可信的事实来服人，拿出切实可靠的办法来服人，拿出真正有说服力的道理服人。而不是拿大而无当的废话搪塞人、拿虚情假意的鬼话欺骗人、拿沉默不语躲避人。对一级政府也罢，对一个官员也罢，公开透明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人，无法面对透明；不学无术遇事拿不出办法的人，无法面对透明；不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的人，更不敢面对透明。如此说来，公开透明有时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清晰地照出一级政府、一个官员的思想境界、为政水平。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是结党营私、一心为个人利益、个人“政绩”，在这点上可以看出端倪。一级光明正大的政府，一个襟怀坦白的官员，其所作所为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那么他们有什么需要向公众隐瞒，又有什么怕人民知道的呢！
新的一年开始了。在对待各类突发事件的态度上，我们的党和政府将以更加开明、更加开放、更加负责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公众、面向舆论。那么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来一个彻底的与时俱进呢？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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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等待
南方周末 2004…01…15 10：56：12
方舟评论
□司马心
最近的报纸上，忽然说起“未知的马克思”来。这话本不错，对于马克思的认识，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永远没有止境。对于马克思，我们永远是“知无涯”。
然而，这回说的对于马克思的“未知”，是指什么呢？是说马克思有一批手稿，从来没有面世，特别是马克思在1852年以后的一些手稿之中，据说有马克思对于自由经济的肯定，“如果这些话可以整理出来”，对于我们正在推行的市场经济、正在发展的非公经济，无疑是一个“福音”，所以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原话”的问世。
这种等待，有没有“迫切的必要”呢？诚然，我们对于马克思的手稿和他未发表过的“原话”，是要科学地发掘和研究的，也不允许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任何隐瞒、歪曲和“附加”。然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首先应当是研究和坚持它的原理，而不是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的个别论断甚至片言只语；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原理的坚持，重在实践和发展，这才是“迫切的必要”，而不是把一往情深，倾注在“等待”马克思的“手稿”怎么说，既不必为老祖宗说过一句什么“原话”而欣喜狂欢，又不必为老祖宗不幸没有说过或可惜说的不是某个意思而心里发虚，总之，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说新话、说自己的话、说实践的话，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伟大实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坚持，更是对老祖宗“原话”的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何必把希望寄托在一批“未知”的手稿上呢？
其实这样的一往情深，并不是第一次。当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还在酝酿发轫之际，为了证明市场经济并不悖于老祖宗，学术界也盛传一个“喜讯”，说是《资本论》有54页手稿从未付印，现在在国外被发现了！很可能这从未见过的54页手稿里，就有马克思对于市场经济的支持和首肯！如果有，那不是一切“迎刃而解”了么？结果怎么样呢，54页手稿翻译出来了，可惜那里并未涉及市场经济。因为老祖宗没说，我们就不干了？小平同志不这样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幸福寄托在那54页手稿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创性实践，不是造就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不是由此极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说服力么？
再回到马克思1852年后的那一批手稿上来，如果老祖宗说过市场经济是合理的这一类的话，那固然好，但如果马克思没有说，或者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指向，那也无妨。老祖宗的原理摆在那里，我们自己的开创性实践摆在这里，没有必要既要“改制”，又要“托古”。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25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在我们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前所述，应当是坚持它的原理，重在实践和发展。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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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极化”思维（上）
南方周末 2004…01…08 13：07：34
超越“极化”思维（上）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思索
■现在和将来的格局都可能既不是单极、两极，也不是多极，而是三者并存的新格局
■中国人对多极化过于乐观。事实是，多极化存在多种而不是一种趋势，利弊掺杂，对世界和平与中国而言，可能有利，但也存在不利的和不确定的因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叶自成
“多极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思想、外交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提出的多极化战略大体包括三部分内容：1。国际政治多极化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构成了中国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国际形势的总的判断，是中国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及制定中国自己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基本依据；2。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即中国肯定这种发展趋势，认为它不仅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要积极推动多极化趋势，这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他战略有着重大的基础性意义。多极化战略指导中国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今天也有必要对多极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单极、两极、多极格局复合的国际体系
人们总喜欢用单极化、两极化和多极化来描述世界格局。但这往往导致人们忽视这三种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把三者关系简单化。比如，有人说今天是单极化世界，多极化世界已经崩溃了；也有人说今天的格局已经是多极化格局。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片面性。
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单极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有人把罗马帝国说成是单极体系，但那是有条件的，它仅仅存在于西欧体系中，罗马帝国是这个体系中惟一的支配力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与之相提并论。但罗马帝国从来没有影响过东亚。东亚是另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长期起支配作用的是中国的王朝。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长期是东亚的单极力量，同样因为在这个体系中，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中国比较。但中国的单极世界，也仅仅是就东亚体系而言。所以，就西欧和东亚来说，存在两个单极世界，但从整个世界来说，有过罗马帝国与汉唐并存的两极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单极世界。
后来的英帝国时期也是一个类似的体系。就18－19世纪英帝国的综合国力而言，它可以说是单极力量；但就欧洲体系而言，英国从未统治过欧洲大陆，俄、法、德、奥都是强国，是一个多极体系，英国是多极体系中的单极；而就整个世界体系而言，在1800以前，中国的清朝在东亚也可以说是一个单极体系，它的经济实力在很长时期内远超英国。保罗·肯尼迪认为，175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只占世界工业产量的1。9％，而此时的中国生产世界产品中的32％；1800年，英国的产量占世界的4。3％，中国占33％。一直到1860年，英国占19。9％，中国占19。7％，英国才第一次超过中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认为，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按1990年时的国际美元来计算，中国为1992亿美元，为世界第一，中国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总和还多。所以，清朝与英国在一段时间内又构成了世界的两极，直到清朝1840年被英国打败，这种两极体系才结束。所以，就18－19世纪的世界体系而言，它有单极，有两极，也有多极，是一个三种格局同时并存的格局。
冷战时期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二战结束到1960年代，是典型的两极体系，美苏两个大国称霸世界，各自成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领导力量。但这种格局在196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两极格局中出现了中国、印度等不为美苏两国控制和影响的大国。尼克松在1967年提出世界出现了五大力量中心，就是多极格局的开始。先是出现了中国这一相对弱小但却独立的一极，构建了那个时代的“中美苏三角”。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力量被日本超过，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方面加强了多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力量的相对持续增长，美国拉开了与苏联、日本、欧洲的距离，两极格局到冷战末期已经不是相对平衡的两极，美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苏联。因此，冷战以两极格局为主，但又发展出多极化趋势，并包含了美国单极化的趋势。
所以，从历史上看，单极、两极、多极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完全排他的、完全对立的。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认为今天的矛盾是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世界格局注定要演变为多极格局，并没有历史的根据。相反，很可能出现的趋势是相对的单极、两极与多极的并存，三者或其中的两者同时并存，长期和平共处，在一超多强格局长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时单极倾向突出，有时多极趋势明显，或者此消彼长、互有消长，或者共同消长、共同进退。
从这种历史观念出发，认为今天已经是美国的单极化时代，或者认为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