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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马上转移。见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便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的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200块大洋做路费。末后一再叮嘱冯专庆：“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便在江边的一个渔民草棚子里倒下睡着了……早晨渔民一来，发现有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处抓而空手归的特务们拿出通缉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共匪”冯传庆啊！
张蔚林他们出事时，张露萍并不在重庆，她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这边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等候在关卡上的特务抓捕了。 原来，特务的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为，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这份电报，于是也就有了张露萍在重庆一露面便被抓的结局。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仅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足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身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当年与张露萍同在息烽监狱同囚几年的周大泉同志这样回忆道：“我和萍姐等共计三个女难友被国民党特务由重庆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当时特务头子周养浩不在监狱，我们三位女难友暂时被送进‘义斋狱室’。步进牢室大门时，第一个迎面见到的便是萍姐。她用奇异的目光注视并问我：“小妹妹，你有多大年龄呢？”我回答说今年只有16岁，她和牢房里其他妈妈姐姐们都以满腔怒火来表达反动政府对我这样的善良少女们的迫害。接着，萍姐便与站在身旁的两个孩子打招呼，其中一个便是《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来，把水倒给姐姐们喝，他们在途中一定很辛苦了，让她们到里面坐’，萍姐对他特别友好和关心。傍晚，萍姐又靠近我身旁问：‘小妹妹，你们为什么被特务抓来呢？’我向萍姐讲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她沉默一会儿后非常惋惜地说：‘你是一个有理想、有热血的青年，反动派把你当罪人关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横行霸道，你要永远记着这仇恨！’从此以后，我和萍姐被关在一起过着铁窗生活。在深夜里，有时听到她细微的哭泣声。有一天我问萍姐，你为什么夜里哭了？萍姐开朗的笑着说，哭是弱者的表现，我永远不会哭，我要和敌人永远斗到底。萍姐对革命的信心，对敌斗争坚强意志是值得人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从1943年被关进息烽监狱，到194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见到萍姐在坚苦的环境中采取各种方式对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按女监狱规定，每月应当发给卫生纸、牙刷、牙膏、肥皂，以及一年两次服装，但特务们经常把这些费用贪污掉化为己有，几个月不发。萍姐为了揭穿他们黑幕，借这机会对敌人进行斗争。有一次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说，如果特务头子周养浩向难友们谈话时你就揭发这情况。后来我真按萍姐的方法去做了，狗特务还真不久就把我们的日用品发下来了，难友们都为斗争扔赢得的胜利而感到高兴。萍姐则鼓励我说：‘小妹妹这是你斗争的开始，以后斗争还多着。’在息烽监狱规定每年有两个庆祝日，第一个是监狱成立纪念日，第二个是监狱特务头子周养浩生子纪念日。萍姐利用这机会把‘纪念会场’当作战场。难友们把会场布置一番后，当大家步入会场时，发现映入眼帘的竟是人民巨手握着的一把火红灿烂的大火炬，它象征着共产党领导的光辉大道。特务们气得直骂娘。萍姐在狱中经常帮助和教育我，有一次她对我说：泉妹，除了小妹和小萝卜头外，你年龄最小，许多事情还得下工夫学习，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机智的行为和灵活的对敌方法。她的这些金玉良言，令我终身难忘，成为了我一生的座右铭。监狱条件艰苦，又有几个小孩子，萍姐为此还精心饲养了一只白鸡，洁白的羽毛鲜红的鸡冠，也不知她是从何处拿到这只鸡的。她十分精心地饲养这只鸡，生下蛋后，就给生孩子缺奶水的难友徐宝芝和小萝卜头吃。自己则从不舍得吃一个蛋。有一次因为萍姐又让敌人出了一次洋相，他们们就严刑拷打她，给她戴上脚镣手铐隔离禁闭。我就悄悄问她是不是把鸡宰了给你补补身子骨。萍姐坚决不同意，说：我吃了太浪费，还留给难友徐宝芝的小妹妹和小萝卜头吃。之后，萍姐还经常鼓励我说：泉妹，你还年青，如果能够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里的革命先烈们的斗争史告诉后一代，让他们牢记当年他们的父辈如何为了民族事业人类解放而奋斗的。1945年春，国民党军统总部来令准备将萍姐处死，消息不知怎的萍姐知道，在临刑那天早晨萍姐收拾打扮并换上所存的一件衣裳，等待时间，当敌人来呼唤萍姐时，她面不改色，大义凛然，满脸笑容向战友们告别，萍姐昂首阔步走在敌人前面登上汽车，萍姐是雄赳赳地唱着国际歌离开我们的……”
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日子里，还流传了她痛斥和痛打特务头目、俗称“笑面虎”的监狱主任周养浩的故事。
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美貌如画的张露萍垂涎三尺。一日，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上前想耍流氓。张露萍厉声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厚颜无耻的周养浩不信这一套，继续将身子挨紧张露萍，欲动手动脚。“啪！啪”张露萍毫不含糊，举手就给了他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又有一日，狱方突然搜查难友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妈的，他们反了！”周养浩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召集全体监狱“犯人”，当众毒打李任夫40大板，并罚戴重镣和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连带上了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又嬉皮笑脸地夸她如何“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要“听话”，就可以释放等等花言巧语，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200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张露萍。“见你鬼儿子去！”张露萍一把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你等着死吧！”周养浩气急败坏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笑话！机警的张露萍立即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随后，她镇静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将头发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着，眼泪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脸颊上……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说完，张露萍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那件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并戴上红宝石戒指，然而像个美丽的神女，昂首走进牢房……
特务们的汽车迅速将张露萍等“红色电台案”的共产党员们拉出息烽监狱，驶向密密的快活岭丛林。这是一次预谋的屠杀：特务们将车子行至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左右的快活岭的一个军统被服仓库时，便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强行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当张露萍他们刚刚下车，走上仓库的台阶时，“哒哒……”只听一梭梭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的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关等人中弹倒下……当刽子手正在为自己“干得漂亮”而狂笑之际，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她扭过头来，怒目圆瞪，手指着流着鲜血的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这一景，吓得刽子手个个汗毛倒竖，连退几步。“哒！哒哒！”少许，才又见一个特务慌忙地连放数枪，张露萍再中六弹后才倒下没有再起来……她死的时候，那只美丽而仇恨的眼睛一直开着，永远盯着那些向她扫射子弹的敌人。女英烈的这一幕，让心怀鬼胎的特务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害怕，后来传说在特务的营房里经常有人突然会喊：“张露萍显灵了！”开始，特务们还是咬着耳朵悄悄地说此事，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个个心惊肉跳。有特务说，他在晚上站完岗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回头一看，是张露萍在朝他笑，吓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圣了！253显圣了！”（注：“253”是张露萍在监狱里的狱号）。小特务这么一嚎叫，把所有特务们都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闹得整个看守所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要命的是那个周养浩，他本来就做贼心虚，知道张露萍的“鬼魂”最会来纠缠他，于是备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内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周养浩像条丧家狗似乎的一边叩头，一边跪着祈求饶恕道：“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罪人……”
第四章：另一种背叛
一
“红岩”里的每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党的事业成与败，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与背叛。同样，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否，也在于每个革命同志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坚定与否。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能否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坚定自己的事业，信仰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就不可能将事业进行到底；背叛信仰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翻开“红岩”烈士名册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一些家庭出身富裕和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对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无私无畏，赤胆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热爱和向往。这种超越阶级关系的崇高献身精神和背叛本阶级的无所畏惧的远大理想追求，都值得我们以此为榜样。马克思经典主义作家曾多次论述道：那些认识了本阶级的剥削本质和反动性，从而转达向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才是真正崇高的人。
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是胸襟坦荡，理想远大，从不追求个人名利，鄙视物质享受，从不被任何东西诱惑，将伟大之爱献给普天大众，把热情与激情挥洒在有意义的工作和事业之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事业中，有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的人，永远受人尊敬和世代不忘。
“红岩”故事里，有我们熟悉的出身平寒、革命坚定的“江姐”、“许云峰”式人物，也有像“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职业革命家车耀先、罗世文等，更有一批出身在富裕的地主土豪等反动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所表现的忠诚程度，实令山河动颜，天地动情……
在“红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诗抄里，有首当时当时署名“六面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监狱里最流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身躯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现今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它是著名爱国将领叶挺先生的遗作。对于叶挺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写出这样一首光辉诗篇，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因此我们在此对叶挺先生作些介绍——重要的原因是：叶挺生前也是被关在重庆的，他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进行过坚定而不屈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党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前期，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营长，后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后升任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于8月1日与贺龙同志一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叶挺回到祖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许以高官厚禄，要他反共，但叶挺严词拒绝。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投入到了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欣然到延安受命。毛泽东在欢迎叶挺的大会上致词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北伐名将，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则在致答谢词时，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他回归革命队伍的决心：“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勇于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头去，如今才追赶上来。今后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与大家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纵横驰骋于扬子江畔、淮河之滨，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战功卓著。然而，这支抗日有功部队，却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一方面克扣、拖欠其军饷弹药，使之陷于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在新四军中的我党某些负责人总是以极左的思想来看待和对待叶挺，使其精神受到很大伤害。在双重压力下，叶挺屡次向中央反映，并曾主动要求放弃职务。然而党中央对叶挺高度信任，使他有了继续留任的决心。这时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则在不断设立种种阴谋，欲歼之而后快。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代电，强令在长江、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新四军部队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北移。 6日行进到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的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历时7个昼夜浴血奋战，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外，数千人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富有天才军事才能的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