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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溃悸橇撕芫茫蛭姨岢鋈梦倚甯稣硗犯豕k，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颗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桃花，花绣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绣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绣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一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又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后来我被家人保释出狱，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一定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它鼓励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们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和经受敌人强迫给予的重刑与生死考验及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另一方面还有因自己的男人所作所为而带给她们的荣誉与尊严，当然还是耻辱与毁誉。前后当然是荣耀和自豪，而后者就让这些女性无法接受，然而她们还必须面对和经受特殊考验。
比如，皮晓云和牛小吾俩位女青年是同乡、同学、同出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和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俩被渣滓洞许多男犯称为最铁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她俩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俩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她俩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俩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俩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她们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许建业向她俩说出她俩的自传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许建业被捕后，轻信了敌特看守陈远德的允诺，结果敌特们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机密文件、工人自传。“我后悔，害了你们，也害了许多同志。”许建业为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杀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和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的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敌人戴上了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还仍然在秘密组织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与敌人作斗争的表现及关心、爱护同志，使“牛皮”俩人深深地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运书记和她们的革命引路人。可许建业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和师长怎么会被捕的呢？许建业告诉牛、皮二人：“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是他出卖了我。”这话对皮晓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好友牛小吾对此都有点发懵了。原来，牛、皮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而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后来告诉牛小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啊，你、你们……他现在可是最坏最坏的叛徒啊！”牛小吾一听，便急出一身汗来。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晓云了：22岁的皮晓云把自己最纯真的爱奉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一个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业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她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敌人的残酷与黑暗势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魔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一连几天倒在牢房里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别人说话。她痛苦不堪，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丢这个脸。作为好友牛小吾想帮助她，于是通过特殊机会，给一度关在渣滓洞的任达哉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一切都明了了，仅有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皮晓云无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使她感到是那么又冷又寒，年轻姑娘怎能经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数日后，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她原本红润的脸蛋消失了，眼神变得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一眼。当许建业于1948年7月22日被公开枪杀后，皮晓云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夜睁着不睡觉，同室的难友们为她难过得落泪。一年后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娱活动，严肃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大哭了一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的！你不会牺牲的呵……”皮晓云后来精神很失常了，特务觉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便经一番周折后被保释了。男人是叛徒，这一耻辱像铁的烙印一样永远地打在这位年轻的姑娘心头，她唯一坚持的是当特务想利用她精神失常时供出同志或让其“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我不会当叛徒！”
女牢中还有个女性经历的痛苦比皮晓云更痛苦和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监狱的楼上六室。她叫熊咏辉，是县委书记、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务们把许建业、刘国鋕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李文祥也在里边。开始，当难友们听说她丈夫是李文祥时，觉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为李文祥资格老，初入监狱时表现也很坚强，受刑不屈。熊咏辉与丈夫是同时入狱的，俩人感情也较深。每次与丈夫见面时，其丈夫在她面前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而且总是对着她痛哭，言他“对不起她”，让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这样的丈夫很光荣，甚至内心一直认为，有这样的丈夫，即使与他一起死在监狱里也是值得的。可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监狱里传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耻的叛徒，而且还赤裸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监狱里的同志都对李文祥的叛变感到不可思议，已经熬过了敌人七、八个月的折磨，怎么还会变节叛变呢？后来进一步证实了李文祥确实当了叛徒，消息证实后，女牢的难友们甚至是男牢的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帮助熊咏辉的工作，她也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熊咏辉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经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战胜苦痛。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在没有别的指望下，熊咏辉同女牢的伙伴们共同生活着，只等解放军解放重庆时重见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又传来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扬言和多次上监狱来，说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咏辉的脸上顿时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划清界线、继续坐牢都办不到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屈耻令她生不如死。这时，狱中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则耐心地对她进行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结果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怎么也谈话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何谁能真正理解呢？
做女人太难！做关在监狱里的女人更难，做背着丈夫是叛徒、特务那顶永远耻辱帽子的女人也许是世上最最难的女人。
我知道而且采访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现在还活着，是当年“红岩”故事中从监狱中侥幸脱险仍活在世上的仅有几个革命同志中的一个。我见她的时候，有关方面告诉我最好不要与她谈论她的叛徒“甫志高”丈夫的事。我遵守了这样的承诺，所以采访很顺利。现年八十多岁的她仍然风采不减，我问她说是不是当年特别漂亮？她哈哈大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当年算得上是“美女”了。我知道他的丈夫是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被敌人抓捕后叛变了，后来又在监狱时受到革命同志们的帮助鼓励下，并没有继续叛变，所以在敌人实施的大屠杀时也被枪杀了。她的丈夫因为有变节行为，所以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老同志介绍，她和丈夫过去感情关系一直很好，并留下两个孩子。他们全家在监狱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后，她带着俩个孩子，后来其中一个孩子又因车祸而夭折了……几十年来，她的人生充满磨难。在监狱时，她也抬不起头来，丈夫毕竟是有严重变节行为的人，难友们对她并不信任。解放后，由于她一直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内心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年轻美貌的她坚持不嫁、独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议，更有人拿这个来攻击她是为了忠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过来。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党员资格因此也受到责疑，而且长时间地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她想通过在单位里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重新入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划清界限，怎么可能让你再入党呢？”《红岩》小说出版后红了几十年，她则因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几十年……“文革”中，她这个“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获得组织的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当然，现在她很好，可有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样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历其实远远超过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苦难，也并不比敌人大屠杀毁灭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黄莲加泪水凝垒而成的。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关于左绍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份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莹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业，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莹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质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即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强烈提出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一堆的礼物：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斗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干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狱中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还是由女牢房的人提前早已起好的名字被正式用上了——“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