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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臣好的便是君子，但凡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帝强忍住怒气说： “我知道了，你去吧。”
徐乾学在老家江苏昆山受到两江总督傅拉塔（明珠的外甥）的监视。傅拉塔弹劾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的家人、门客诸不法事，徐元文遂解任，“惊悸呕血而死”。明珠复职以后，常有告讦徐氏者，徐乾学日日处在惊惧之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有诏取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三人回京修书。而徐乾学本来是希望皇上有朝一日还会起用他，但是近来风声特紧，他只知有使者前来，而不知其来召之意，疑有不测之祸，做贼心虚，竟然以惊悸死，也许是心肌梗塞。理学家处在危难之中，就不会如此。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的学问修养都不好，徐乾学平时文字敏捷，文章常能称旨，然而没有修身功夫，一到临危之际就现原形了。
康熙帝理学修养深厚，为人慈爱，对大臣非常客气，比雍正帝、乾隆帝要宽宏大量得多。尤其是对于帝师们，遣回老家就是最重的惩罚了。李光地称之为“如天大度”。他所以骂小于成龙，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是京官或地方官都普遍贪污受贿，都罢了官，国家机器就要停止运转了。然而既然国家机器要运转，皇帝就不能制止御史们弹劾贪官污吏。其实，弹劾权也是大臣与皇帝分权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仅是很有限的分权。就这一点来说，康熙朝君臣分权的情况比较正常，国家机器的程序化程度比较高，雍正帝则破坏了国家机器的程序化，到了乾隆帝时，大臣就不敢丝毫违背皇帝的意志了。
康熙帝除了反感汉臣们的相互倾轧，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以外，他甚至还认为所谓理学名臣们大都是名不副实的。康熙帝看到理学家们往往言行脱节，引起他对理学真伪问题的重视。他对侍讲官张玉书等人说： “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然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他一再批评汉官说： “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不过，康熙帝并不因理学家的言行不一而否定理学本身的积极意义，这种从容客观的态度，比起某些人的激进态度，高明多了。康熙帝颇不赞成当时一些理学家夸夸其谈的作风，他曾说： “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如熊赐履攻击李光地“不识一字，皆剽窃他人议论”。而李光地则说熊赐履“不讲学问，但以明末门户人语说过”。李光地说： “我初入翰林时，孝感（熊赐履）声望甚重，就是嚼签子事，天下都不信，还说是索（额图）公害他，没有这事。假使孝感不落东海（徐乾学）圈套，竟不复出，其声名到后代了不得，却被这再次起用弄丑了。”
至于李光地，康熙帝也曾有微词，说： “朕一生所赖者，惟在记性……前李光地所作一本《易经》讲书，朕留在内。顷者《周易折中》告成，因复发出。李光地以为奇异，奏曰‘此有何紧要之书，乃臣幼年所作，全无足取，上犹记忆发出’。”又左都御史徐元梦奏谓： “前年李光地过浙江，语臣曰： ‘我自幼年留心易学，数年修《周易折中》，常听皇上教诲，较前觉有可信。’”康熙帝认为，李光地前后所言，判若二人。这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却要较真。李光地曾说： “欲人主辨奸，难矣哉！”
明珠、徐乾学又曾举出翰林院侍读学士德格勒假借道学之号以欺世盗名，他因为学问不精，而受到整肃。而德格勒为李光地荐举，徐乾学意在倾轧李光地。
康熙帝问李光地谁精通《易经》？李光地就推荐德格勒好读书。康熙帝用德格勒讲《周易》，问他的《易》学，是何人所传授，德格勒说是从李光地学的。康熙帝问，你尽得李某所学吗？德格勒说： 尚无百分之一。康熙帝又问，李某尚有他学否？德格勒说： 《性理》各经俱精通。
但是徐乾学一再要德格勒向皇帝进言，除去奸臣明珠，终于惹怒了皇帝。有一次，天大旱，皇帝让德格勒揲蓍占卦，得夬卦。
德格勒说： “泽在天上，有雨，但决去小人，便立降甘霖。”康熙帝问： “小人在何处？”德格勒答： “阴乘阳，逼近九五，乃得时得位者。”把矛头指向宰相。康熙帝问： “如何去之？”德格勒答： “卦辞说‘扬于王庭’，自然明正典刑。”康熙帝说： “以我的看法，彖曰‘健而说（悦），决而和’，‘和’‘而说（悦）’，似不动声色，而隐然去之，岂不更好？”德格勒说： “‘健’与‘决’，似终从斩截为好。”
德格勒借讲《易》之机，有意曲解《易经》，诳皇帝除去明珠，如果遇上不学无术的皇帝，这一套也许可行，偏偏康熙帝学问高深得很，看出德格勒心术不正。如果德格勒像小于成龙一样揭发明珠的劣迹，皇帝对他还要尊敬几分，现在则弄巧成拙。
德格勒立即受到整肃，下狱受审。徐乾学命大司寇追究德格勒受何人指使？意在倾陷李光地。德格勒受夹刑，始终不攀扯李光地。
德格勒对主审官图讷说： “君为法司，而用刑不严，我不痛，安得成招？”图讷问： “如何是严刑？”德格勒说： “夹我的足我有何痛？一夹就睡过去了，舒服得很。如果把夹棍往我头上夹，我就害怕了。”
图讷知道德格勒想以死殉志。而事前皇帝有旨： 糜烂其皮肉无不可，但须留一活口。图讷不敢夹德格勒的头，据实复旨。康熙帝为什么不许杀德格勒？因为他令班弟去抄德格勒的家之后，发现德格勒穷得很，他毕竟是清官，不能不予以保全。
班弟回奏： “其母亦恨德格勒之狂妄。但其家实无一物，敝衣粝食，穷苦不堪。”康熙帝问： “他难道把财物转移了？”班弟答： “不太像。”
后来李光地也被诬陷，遭弹劾，受审查。德格勒是李光地推荐，自然要追究李光地的欺君之罪，李光地回答： “我只荐他有志肯读书，并不保其为人。但不曾奏明其狂妄，则认罪。”主审官据此复旨。移时，宣布圣旨： “李某从来奏事不欺，如平台湾，举朝无有建议者，而李某主其议。只有荐德格勒一节错，今既已服罪，令他还到掌院任职。”
李光地受审之日，恰逢日食。“问口供时，日食将既，人面才见影，天昏地暗。及旨意出，日方复圆。有以此为言者。”李光地说： “天变乃一定之规，与此有何关涉？”其人说： “恰巧遇此，便是天意。”李光地懂得天文，并不以日食现象为灾难祸福的征兆。但是巧合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李光地受人倾轧，遭到皇帝猜疑，明察暗访，常常处于危惧之中，然终能化险为夷。康熙帝说： “李光地久任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
李光地谨小慎微，清廉自立，不卖官受贿，也就遭人忌恨。有一年，李光地入京，在维扬遇到吴玉老先生。吴先生对他说： “你作编修，可谓荣遇，此行，我觇你的气运，可卜远大，然而英气亦害事，士无论贤与不肖，入朝见忌，不可不慎。”
李光地问，如何避免英气害事？吴先生说： “不可与皇上私语，对奏须在人共见共闻时，若是单独对奏，讲话须高声。”这两句话，李光地终生守之。在他晚年，皇帝多次就立太子之事单独与之密谈，不过，此时他的地位巩固，已经没有危险了。
临别时，吴先生又说： “内有中书高士奇者，此时官虽小，然非久居人下者，君须留意。”后来一一如其言。
李光地乡试中举时，吴老先生做主考官，吴先生遍观诸人，独指李光地说： “李兄第一远大，其精神足，皆内敛。”对众同年说： “你们都要学此。”又特指李光地的表弟吴某说： “君尤当学李年兄。”并问吴某年岁、家世、父母、子息，吴某说，尚无子嗣。吴先生愀然说： “父母之身，须当保重。亟学李年兄。”
吴某甚恐惧，丁未年会试不中，回家时又在淮河舟中遇吴先生，还是如此说。庚戌年，他们兄弟共同登进士第，表弟吴某即死于北京。吴先生之神鉴如此。
可见人要免除命里注定的灾难，只有做好人行好事一途，别无他法。李光地能免于灾难，并非如某些学人所说，是善于玩弄权术。如果道德修养无济于事，只有权术可以保身，明珠、徐乾学一类大臣为什么也会倒霉？现代某些学人不知为什么对于古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一笔抹杀为快。
康熙帝对于汉臣互相倾轧十分不满，说： “许三礼参徐乾学荐举熊赐履，往者皆言熊赐履不好，今见朕起用熊，又言熊赐履好……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对其评论说： “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有人指责熊赐履的理学功夫不行，康熙帝也有同感。至少他嚼签字一事，反映了他道德有亏。
大学士王熙说： “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而康熙帝认为： “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帝主张讲学不应各立门户，但如果确有真知灼见，又能坚持一己之说，也是完全许可和值得提倡的。其实，变易其说也是正常的，即使自相矛盾也不妨，关键是要有求真的态度，而不可以固持一边，对于程朱与陆王，不必抱定一边，排斥另一边，两边相互融合才能透彻明理。
理学家常常以语录的形式发表思想，有些人可以借此掩盖自己的文采不足。康熙帝认为，文章如果写得不好，就是假理学。他说： “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能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朕观周程张朱诸子之书，虽主于明道，不尚词华，而其著作体裁简要，析理精深，何尝不文质灿然，令人神解意释。至近世则空疏不学之人，借理学以文饰其陋”。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人的思想是由语言组成的，文字反映了人的思维状态。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今人多不能懂，首先就是因为语言不通。但是，这也是一边之理，另一边的道理也要知道，即文章与道德也可以毫不相干。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于当时的理学名臣十分求全责备。康熙帝认为读书明理，贵在学以致用。所谓“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道学即是理学，又称新儒学，有别于孔孟之旧儒学。康熙帝认为假理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认为汉人道学家大多如此。
对于那些平日以理学自居而言行不一的帝师们，康熙帝虽未公然斥之为假理学，但也不以真理学视之。这些人都遭到或轻或重的整肃。
康熙二十一年，吏部题补内阁学士员缺时，开列名单内有崔蔚林其人，康熙帝读了他的文章，说他无知，“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并说： “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帝先读了他的文章，又考察其实践。这种思路也是对的。关键是考察是否客观。许多所谓考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
康熙帝对于张伯行也不完全满意，曾批评他： “朕昨召进张伯行，令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处，彼全不能讲……张伯行自谓知性理之书，性理中之《西铭》（张载）篇尚不能背诵，以为知性理，可乎？凡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张伯行为巡抚时，有人逢迎，彼即喜之”。张伯行不能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能正是他明理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的这句话长期以来都被人们理解为，老百姓只能受驱使（使由之），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使知之）。由此认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张伯行大概是不同意这种解释的，然而又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所以就“全不能讲”了。中国文化因为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难，出现了断层，后人对于古人文字的解释，不太可能完全准确，孔子的这句话一直被误解。直到前些年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孔子的话才有了正确解释的依据。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能以身作则带领老百姓去做（使由之），不能教导老百姓应该去做什么（使知之）。可惜张伯行没有看到郭店楚简。至于说张伯行不能背诵张载的《西铭》篇，就断定他是不懂理学，就是把理学当成记诵之学，更没有道理了。由此可见，康熙帝自己并非真理学家，顶多算半个理学家。
清初的理学名家，有数十人，依康熙上述所品评把理学名臣都视为假道学，而能成为名实相符的真道学者，恐怕只有康熙帝自己了。
清初盛世的出现，与理学名臣对于国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很难做到言行一致，某些人如徐乾学为了个人的名利，败坏了社会风气。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不明，他们常做主考官，把一些道理不通的卷子认做好文章，选拔出的科举士人就不能治国。李光地的意见是很正确的，即使没有科场舞弊，学术有偏颇，国家也要遭殃。
明末，中国学术败坏，士风日下，导致人心涣散，出现了上下交争利的腐败局面。清初学者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王学末流的泛滥。如黄宗羲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顾炎武认为王世贞“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陆陇其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天启、崇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古人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放在读书人的肩上，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天下大乱。这也讲得通。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程朱“言行一致”并无不同。王学末流固然不足道，然而程朱后学也未必可观。有鉴于此，康熙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