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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聊斋志异-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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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官”。如果参照他的文集、诗集,就更为清楚。他在《代人寿谭公文》
中明白地说:“昔者勇士专城,邑无喧雀,君子作宰,堂有鸣琴,圣学原为
政教之师,门人爰开循良之祖,可知建致泽之业,端在儒生,发诗书之祥,
非徒文具也。”基于这种看法,便在诗文中大力歌颂好官、“德政”。这种
文字不是一篇两篇,而是相当多;不是平平淡淡的,而是极力夸饰,充满感
情的。面对这种情况,不仅可以断言其攻讦官场的指导思想是“仁政”,甚
至有理由认为:蒲松龄刚直不阿的品格也是需要打折扣的。至于揭露科场,
其总的情绪是恨试官“心盲或目瞽”,不能选拔真才,即所谓“仕途黑暗,
公道不彰”(分别见《蒲松龄集》第755、136 页);而不是反对科举制度。
这样的揭露即便“所流露的感情。。达到了愤怒的顶端”,“对试官表现了


深沉的仇恨”,也没有跳出封建传统观念的樊篱。我们在肯定这些作品思想
意义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分寸,说“它们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给读书人设下
的罗网——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就未免誉之太过了。不少文章援引鲁迅
说的“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这几句话来评价《聊斋志异》这类作品的思想高度和力量,这是很不妥当的。
鲁迅讲的是反封建的民主斗士,他们曾是“旧垒”中人,但已“警觉”,已
离开了“旧垒”,并与“旧垒”为敌了,所似能“反戈”,并能“喊出一种
新声”(《鲁迅全集》第1 卷,第364 页);蒲松龄呢?自始至终是“旧垒”
中人(71 岁还应考呢!),其“强敌”自然不是什么“旧垒”(科举制度),
无所谓“反戈”,更喊不出“新声”,只能痛骂一番“盲心瞽目”的“幕中
人”,同情一番有才不售的落第者。两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总之,揭露、
攻击官场、科场的作品是好的,有意义的,但不能说是反封建的。

蒲松龄是个封建文人。他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从周
公、孔子传下来、又为后世的儒家学者发展、补充了的种种封建伦理观念,
蒲松龄几乎全部接受了。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文集、诗集里,也清楚
地反映在《聊斋志异》里。小说不仅在各篇结末的“异史氏曰”中有不少关
于忠孝节义、等级名分的迂腐的议论,而且用许多艺术形象进行这种封建说
教。有些篇章的主题就是宣扬某种伦理观念,其形象塑造、情节构思都是为
这种说教服务的。《孝子》、《珊瑚》彰表割肉疗疮、以德报怨的愚孝行为,
前者无异于《二十四孝图》。《牛成章》、《金姑夫》反对寡妇改嫁,后者
骂“易操”为“无耻”。《嫦娥》、《邵女》特别强调名分,等级,甚至通
过正面人物的口说出了这样一些话:“为人上者(指杨贵妃),一笑。。皆不
可轻。”(《嫦娥》)“大者不伏小。以礼论,妻之于夫,犹子之于父、庶
之于嫡也。”(《邵女》)《素秋》、《小二》、《白莲教》、《邢子仪》、
《鬼哭》、《盗尸》各篇,对李自成、白莲教等农民起义多有贬词,呼为“贼”
“盗”,目为“匪僻”,这是“忠”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小二》,
全篇歌颂白莲教的逃兵,敌视农民起义的立场十分明显。有的评论文章不看
作者对农民起义错误的立场和态度,孤立地肯定上述作品“反映了山东各地
的农民起义”,并把这说成是《聊斋志异》的“伟大成就”之一,这显然是
十分错误的。

有的文学史以《霍女》为例,认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否定”过
“贞操、名节”观念,其实是一种误解。蒲松龄诚然肯定了霍女这个人物,
但不是肯定其“不贞”,而是肯定其“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速其荡”的思
想行为。“三易其主不为贞”的评论,不正说明他念念不忘“贞操、名节”
吗?不正是对霍女“三易其主”的微辞吗?不过,他似乎更恨吝啬和淫荡,
所以对以破悭惩淫为目的的“易主”者没有给以过多的责难,反称她是“非
无心者”。这怎么能说是“否定”真操、名节呢?

《聊斋志异》塑造了商三官、侠女、庚娘、乔女、颜氏这样一些有胆有
识有才的女性形象,这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标准自然是不尽相
合的,可见蒲松龄的妇女观确有某些进步的、民主性的因素。但是种种迹象
表明,他并未突破“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这一封建妇女观的基本伦理
观念。他在《聊斋志异》中反对寡妇“改醮”,嘲笑女子“更二夫”,并反
复批斥所谓“妒妇”,但对男人纳妾、狎妓等行为非但不加批评、反对,反
而津津乐道,竭力美化。在《林氏》、《陈云栖》、《莲香》、《香玉》、


《巧娘》、《青梅》、《寄生》、《张鸿渐》许多篇中都以美满和谐的“双
美”生活图景美化了一夫多妻制;特别是《林氏》,极力强调林氏主动地为
夫“置媵”,并错误地称赞说:“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作者也看
到了一夫多妻家庭的纷扰、纠葛,但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婚姻制度的罪恶,
反而归咎于女子的“狡妒”,怨他们不能和美相处,互谅互让,怪做妾的不
能“以命自安,以分自守”,不能像青梅那样始终卑躬屈膝地“执婢妾礼”,
像邵女那样心甘情愿地受大妇的折磨。这是多么反动的封建观点和奴隶哲
学。在封建社会,妇女受的压迫最深重,压迫和支配她们的除了政权、族权、
神权以外,还有夫权。可是以描写女性著称的《聊斋志异》很少表现与抨击
这种夫权的压迫,相反,却在《马介甫》、《江城》以及其他一些篇章里大
力塑造“悍妇”的形象,并用过分夸张的手法把她们丑化到令人难以理解的
地步,不遗余力地加以批斥;他鄙薄“惧内”、“遵阃教”的男子,为“牝
鸡之鸣”、“乾纲”不振慨叹不已,愤愤不平。《马介甫》篇末附录的那篇
《妙音经续言》充分表现了他是恪守并维护“乾纲之体统”的夫权主义者。
《江城》篇末有“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的议论,这虽然不能看得
太认真,但也能见出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使蒲松龄对妇女的看法是怎样的错
误了。

《聊斋志异》中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有种种。如重礼,重义,重子嗣宗绪,
以及鼓吹“宗支敦睦”、得恩知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还要特别说
几句的是前面已经提到了的逆来顺受、以忍化人的思想。蒲松龄在45 岁时写
过一篇《省身语录序》,大意是说,他的先人“生平重于忍辱”,自己少时
不以为然,现在“醒悟”了:他“兄弟不失读书种子,皆忠厚之谟所贻留也”;
他自己“半生落魄,碌碌无所短长”,是忍辱不够,“遗行或多”的缘故。
于是“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并大声疾呼:“凡我后人,共听
之哉!”很清楚,这里,蒲松龄已把“忠厚”、“忍辱”,奉为处世金科。
这显然是一种很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聊斋志异》中《邵女》、《珊瑚》、
《妾击贼》诸篇都突出地宣扬了这种观念。不过,黑暗的现实、人民的斗争
以及他自己强烈的正义感又促使他常常突破这一信条,在《席方平》、《向
杲》、《王者》、《侠女》、《商三官》、《细侯》、《窦氏》等好多篇里
热情地歌颂了复仇和反抗,歌颂了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这又是《聊斋志异》
重要的思想精华,是很可宝贵的。上述这种矛盾的现象乃是作者矛盾的世界
观和道德观的反映。

《聊斋志异》的封建伦理观念之重,清朝的许多评论者们已经看到。不
过他们都是交口称赞的。什么“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以贯之”
(高珩《聊斋志异序》);什么“有功名教,无忝著述”(但明伦《聊斋志
异序》引许信臣、朱桐轩语),“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赵起杲《青本
刻聊斋志异纪事》)。冯镇峦在其《读聊斋杂说》中说:

《聊斋》。。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

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

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这些话虽有虚饰,却也不是全无根据。它以完全错误的观点道出了《聊斋志
异》的某些问题。有的文章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所寄托的‘磊块
愁’。。也表现为他对当时的人情世态、社会现象以及某些道德伦常观念的
不满。”可是举的例子全是“人情世态”方面的,根本没涉及“道德伦常”,


可见能证明上述结论的篇章实在太罕见了。本来么,抱着“伦常者,生民之
大命也”(《蒲松龄集》第107 页)观点的蒲松龄怎么会在其作品里表现出
对“道德伦常观念的不满”呢?

这里有必要指出,《聊斋志异》作者的所谓“孤愤”、“磊块愁”也是
含有封建的思想因素的,不能笼统地、不加区别地肯定和赞扬。他既然尊仰
忠孝节义那一套,对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之人之事就看不惯,不满意;
就要慨叹世情浇漓,人心不古。前面论到的他对农民起义的敌视,对妇女不
贞的微辞,以及《珊瑚》、《曾友于》等篇对不孝不悌之辈的惩戒,都是这
类封建性的“孤愤”、“磊块愁”的流露。还有,神话题材也可以用来寄托
这种坏的思想,所以不能说凡是神话题材的作品就应该肯定,我在前面是从
其与神鬼迷信相对的意义上称赞神话题材的,称赞的是其中的好的篇章。

三反封建的爱情的颂歌间有庸俗的思想趣味

《聊斋志异》写了许许多多爱情故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作品和里
面的人物呢?是笼而统之地把它们归于“反封建”大旗之下、“爱情的颂歌”
之中呢,还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呢?我以为应取后一种态度。

像《鸦头》、《连城》、《细侯》、《晚霞》、《白水练》、《瑞云》、
《阿宝》、《婴宁》、《王桂庵》诸篇,不仅歌颂了忠诚专一、生死不渝的
爱情,而且大多赞扬了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斗争,确实
有不同程度的反封建意义。如前所说,蒲松龄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基本上是封
建主义的。但是在男女婚姻问题的某些方面,他确实突破了封建罗网的一角。
他虽然偶尔也发发“会于濮上,世所交讥;约于桑中,人且不齿”的议论(《犬
奸》),但其笔下的婚姻爱情大多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些
青年男女自来自往,自作主张,作者不仅同情他们,而且赞美,许多作品俨
然是自由恋爱的热情颂歌,歌颂了好些“雅是情种”的痴情男女。其中比较
典型的要推《阿宝》和《连城》,它们所写的都是严肃而纯洁的爱情,而不
是“恶少年”、浪公子的轻薄行为。两篇小说都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封建社
会青年男女的痴情写到魂梦相逐的地步,这对封建礼教确乎是个有力的冲
击。《红玉》、《梅女》的某些章节还直接肯定了为孟子所反对的“钻穴隙
相窥,逾墙相从”的行动。这对蒲松龄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更有意
义的还是那些着力描写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它们在歌颂自由恋爱的同时,树
立了一些比较清晰的对立面,《鸦头》中的鸨母,《细侯》中的富商,《连
城》里的史孝廉,《白水练》里的高小寰,都是爱情自由的反对者和阻止者,
体现了某种封建势力,作者歌颂了青年男女同他们所作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这些恶势力。有些作品,主人公经历了生生死死的风雨
才获得爱情幸福,显示了环境的险恶和斗争的艰难。《连城》、《晚霞》都
是。还有些作品,女主人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她们争取爱情幸福的斗
争带有较为明显的反抗阶级压迫、争取人身自由的性质,意义又深一层。《鸦
头》、《晚霞》、《瑞云》都是。特别是《鸦头》,把后者写得很突出。当
然,上面这些作品同时又都宣扬了“爱情至上”的思想观点。但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眼光,把它们置于其所产生的背景之下,毕竟不愧为反封建的佳篇。

另一些篇章,如《萧七》、《狐梦》、《天宫》、《章阿端》、《绿衣
女》、《莲花公主》、《荷花三娘子》等,就不能做如是观。这些奇异的艳


情故事,非但不涉及青年男女在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和斗争,也不
是歌颂正当的爱情,而是在那里津津乐道公子、书生的风流艳遇。那里所写
的“爱情”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所谓“春风一度,即别东西”,而且内容
猥陋,格调甚卑,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中狎妓、调情、追欢买笑等龌龊生活现
象的折光,是封建文人庸俗的生活趣味和心理的反映。《狐梦》中的毕怡庵
“每读《青凤传》,心辄想往,恨不一遇”;《章阿端》中的戚生于二女鬼
去而不返之后,还“每独宿亭中,冀有他遇”,都是这种趣味和心理的自白。
这些作品不但对今天的读者只能起消极毒害作用,就是对封建社会的读者也
没有什么益处。

还有一类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香玉》、《莲香》、《青凤》、《小谢》、
《阿绣》、《巧娘》都是。这类作品都有歌颂深挚爱情的一面,而且把这一
面写得相当突出,但同时又都杂以较多的“风流艳遇”的成分,是两者的混
血儿。它们或写已有妻室的男人忽又倾心于别一女性,努力追求,终得美妾,
“另舍舍之”(《青凤》);或写一个书生同时钟情于两个女性,两个女子
共同爱恋一个情人,结局是“双美”而共一夫。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
男子为中心的“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种制度本身就是把妇女置于被玩弄
的附属地位,体现这种制度的“爱情”无法不夹带玩弄女性的成分。上述作
品把歌颂男女双方忠诚、深挚的爱情与肯定一夫多妻制的“双美”思想熔于
一炉,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结果必然是以前者美化了后者,美化了一夫多
妻制。但这种美化是有限度的,文中仍有许多庸俗的笔墨,使这些作品带有
较浓的风流艳遇、玩弄女性的色彩。然而,过去评述《聊斋志异》的文章一
谈到爱情主题就首先抬出这些作品,大力赞扬,而对上述问题总是轻描淡写,
甚至绝口不提。不久前出版的一部文学史在论述《聊斋志异》“描写爱情主
题作品”“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时,具体谈到三篇作品,就是《香玉》、
《莲香》和《小谢》。好像除了这些描写“双美”共夫的篇章以外,再没有
别的好谈了。

我们这样把《聊斋志异》的爱情故事分成三类,并不是说第一类就没有
一点庸俗的东西。第三类毫无可取之处。实际上,作者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思
想趣味庸俗的一面几乎贯穿所有这方面的作品。描绘女子的美丽外貌和多情
性格的文字就有不少是俗笔,而那些为数不算太少的色情的或近于色情的描
写更无情地沾染了一些优秀篇章。第三类作品也大多带有表现深挚爱情的因
素,但那是很微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足道的。

《聊斋志异》的庸俗思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除了上面论述的风流艳遇
的生活趣味以外,还有功名富贵的生活理想。

蒲松龄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在他看来,“轩轩方是奇男子”,所以对
“他日勋名上麟阁”无限憧憬。他虽然“年年文战垂翅归”,有时也未免有
些灰心,说过“白首低垂意兴无”的泄气话,但终不能死心塌地,并以暮年
登第的梁灏砥砺自己,不耻与童子为伍。可是直到71 岁他才考取个“岁贡”,
这种遭遇使他又伤心又惭愧,甚至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老妻。一首《语内》绝
句云:

“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餐。未能高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
他自己无望,就把理想寄托在儿孙身上,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大吾门,亢
吾宗”,“骧首登云路”。他用“不受三年劳,遂得百年苦”的思想教育儿
孙,说什么“智慧皆从致志生,功名要自读书始。”孙子“七岁能说典”,


他喜欢的了不得,儿子“弃卷拟执鞭”,他就认为是“不肖”,是“不才无
远志”,特别心酸(分别见《蒲松龄集》第575、464、601、622、92、630、
545、640 页)。

蒲松龄的功名富贵思想反映到《聊斋志异》里,不仅使“他笔下的正面
知识分子的出路常是登第做官,由于登第解决了百样矛盾”,而且有的篇章
就把这种庸俗的思想作为主题。最明显的是《细柳》。它写一个精明能干、
教子有方的妇女,用种种教训手段,“卒使二子一富一贵,表表于世”——
达到了她所追求的目的。糟糕的是作者热情地赞扬这个人物,誉之为“丈夫
之铮铮者”。这种赞扬,显然就是对功名富贵思想的肯定和歌颂。又如《凤
仙》,写镜中的凤仙能作“镜影悲笑”:丈夫“闭户研读”,努力“上进”,
她就正面相对,“盈盈欲笑”;丈夫荒废学业,无意功名,她就“背立镜中”,
或“惨然若涕”,终使丈夫“一举而捷”,再举“登第”,夫妻乃为富贵中
人。作者对《凤仙》虽有“冷暖之态,仙凡无殊”的“嗟呼”之词,但还说
不上“批判了嫌贫爱富的眼光”,他是把凤仙做为“好胜”的正面人物来肯
定的,并在“异史氏曰”中叹道:“少不努力,老大徒伤。惜无好胜佳人作
镜影悲笑耳。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
生矣!”今天有的评论文章不但不批评这篇作品,反而把凤仙的“用镜中人
影来督促爱人读书上进”,追名逐利,誉为“可爱的女性性格”,我看这是
错误的。还有《颜氏》,前面我们说它表现了作者某种进步的妇女观,因为
它颂扬了登第掌印、压倒须眉的“女学士”,为封建社会女子一鸣不平,一
吐积郁(作者没像但明伦那样死抱着“以牝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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