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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一看到他就咒骂。这也说明她单纯，不了解人，缺乏人情世故。鄂生“为
人谨讷，年十九岁，见客羞涩如童子。被执，骇绝。上堂不知置词，惟有战
栗。”这同他看见王氏与一少女出，就低着头急急走过一样。虽冤气填胸，
却说不出话来。
接着写审案，从审案中写出两个官员，再刻画胭脂鄂生几个人的性格。
写知府吴南岱，一看鄂生那样老实拘谨，连话都不会讲，就疑心他不会杀人，
暗地派人去私下探问，知道他的冤枉。又审问胭脂，“遇鄂生时，别有人否？”
女说：“无之。”官叱问：“何以有邻妇？”女说：“虽有王氏，与彼实无
关涉。”官又怒问：“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说不忍累他
人。从这些话里，更显出胭脂的单纯无知，厚道，替王氏掩饰。王氏却说：
“淫婢自思男子”，“自引奸夫入院”。说明她不仅轻佻浮滑，还把一切推
在胭脂身上，给自己解脱。写知府，为了要辨明鄂生的冤枉，肯私下派人探
问，肯用心找出胭脂话中的破绽，寻根究底，引出王氏来。从王氏口中探出
漏洞，找出宿介来，说明他能了解鄂生，同情他，作细致的探索，是一位审
案的能员。但他鄙薄宿介的无行，说：“宿妓者心无良士！”“逾墙者无所
不至！”就陷入主观武断了。宿介与王氏私通，但王氏还不是妓女，逾墙是
无行，但无行不一定杀人。知府带了憎恶的感情来审案，就把宿介这一案判
错了。
情节进一步发展，小说里说宿介是山东的名士，提学使施闰章（号愚山）
应当听到过他的名字，他写一纸呈状去诉冤。像知府认为鄂生是冤枉的那样，
提学使也认为宿介是冤枉的，因此请示山东地方长官抚台臬台，移案再审。
从绣鞋掉落的地方牵连到王氏，从王氏口中牵连到毛大，但毛大是否杀人没
有旁证，这就无法定案。施闰章不同于其他官员的地方，就是不专靠严刑来
逼供，虽知府在审宿介时也是靠严刑逼供的。因此，他除了审出毛大外，再
审出某甲某乙来。于是利用当时人对神道的迷信，杀人者的心虚，把他们赶
进暗室，袒背面壁，用烟煤水洗手，骗说神道将在杀人者背上写字。这就使
毛大自己显露他的杀人者的心虚。施闰章的审案，不仅细心，还能利用犯人
的心理来进行审察，不专靠刑讯，这就比知府高明了。最后，他赞美胭脂的
品行端正，同情她对鄂生的多情，他并不以胭脂出身微贱而轻之，要县官替
她和鄂生作媒，这也是难得的。
在案情的揭露中，胭脂和鄂生的感情也有了变化。胭脂想象中温驯怜惜
人的鄂生，一变而为狂暴恶少，再变而为杀人凶犯，经过平反冤案，温驯怜
惜人的鄂生又从理想中回到现实中来，因此“堂下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
惜之词。”鄂生原来看见她同王氏一起出来，就低头急走避开的，即原来鄙
薄王氏也影响到对她的看法的，这时也改变看法，“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
切。”但又受礼教思想的影响，“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
从鄂生的拘谨看，他具有这种思想，完全是真实的。这也说明施闰章那样开
通的难得。
这篇作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叙述故事情节，二是审案，三是判词，四
是结论和附录。因此，很可能写成审案记录，把第一部分写成案情。这篇却
能把审案记录写成小说，就在于把案情写成故事情节，通过故事情节写出人
物性格来。光是第一部分这样，第二部分写成审案也不成为完整的小说。作
者的本领，通过审案使人物性格更丰富，并且有了变化和发展。这样第二部
分的审案就和第一部分的故事情节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结合起来刻画人
物的性格了。审案的曲折也构也了情节的曲折。
从情节看，先是胭脂对鄂生的倾慕，引出王氏媒合的戏言，到胭脂的卧
病；再是王氏向宿介述女言为笑，引起宿介跳墙调女，到脱取绣鞋；三是绣
鞋落入毛大手中，到毛大跳墙杀女父，女见绣鞋误认鄂生杀父。故事情节到
此为止，以下转入审案。在审案中，情节又有发展。四是鄂生上堂战栗不能
言，女见鄂生辄咒骂到鄂生论死；五是知府认鄂生不会杀人，从胭脂口中问
出王氏，从王氏口中问出宿介，到宿介论死；六是提学使认为宿介不会杀人，
从王氏口中问出毛大等人，利用他们对神道的迷信来破案。这样看来，审案
部分不光把案情审清而已，在审案中人物性格更丰富了，情节更有了发展。
从人物性格看，在审案中，鄂生的战栗和说不出话，更显出鄂生的老实。胭
脂见鄂生就骂，显示她对鄂生态度的改变，她始终替王氏掩护，不肯供出她
来，认为她跟案情无关，这些都说明她的单纯和无知。知府的审案，由细致
到武断，也显示知府性格的复杂性。宿介从论死到开释，又是对宿介的情节
的发展。提学使审案中问出毛大以外的某甲某乙，利用神道迷信来破案，这
又是情节的发展。这样，审案部分不光把案情审清楚，也使情节有了发展，
人物性格得到丰富，构成小说整体的一部分了。它的成功，主要是结合人物
性格和故事情节来写的。
不光审案部分这样，就是判词，也不是游离于情节和人物性格之外的。
这篇的主角胭脂，她最后的归结怎样，在判词里写了：“仰彼邑令，作尔冰
人”，要县官做媒。判词里对宿介称：“姑降青衣，开其自新之路”，指出
把他的秀才降级，这也是上文没有的。再像毛大的结局，也在判词里指明。
这些是判词同情节有关。判词不光是审案的判决词，主要是写了三个人：一
是宿介，施闰章是替宿介洗雪的；二是毛大，是主犯；三是胭脂，是主角。
对这三个人的判词，是具有对三个人的评价作用，这些评价是跟情节和人物
性格结合的，对于了解人物是有帮助的。
判词评宿介，认为他像战国时人盆成括那样，小有才而未闻大道，会招
杀身之祸。小有才指他是山东名士，小有才名，但不知谨守礼法，所以陷入
刑法。写他冒充鄂生这段情节，作“而释么凤于罗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
香盟于袜底，宁非无赖之尤！”放开胭脂，还有一点文人的样子；脱去绣鞋，
真是无赖之至。从两方面来评论。“彼逾墙钻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
桃，诚难消其冤气。”指出他作为秀才的行止有亏，但代人受罪，也可以同
情，还是从两方面说。写毛大，“越壁入人家，止期张有冠而李借；夺兵遗
绣履，遂教鱼脱网而鸿离。”指出毛大跳墙入女家，只想冒充人家；结果夺
刀杀人，自己逃脱而嫁祸于人。所以指斥为“风流道乃生此恶魔，温柔乡何
有此鬼蜮哉！”最重要的是写胭脂，“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
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对她才貌的赞美，认为是应找到一位美貌郎君
的。说她“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对她到了待嫁之年想念鄂生，
弄到神魂颠倒，还是表示同情。“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她想鄂
生是一线缠绕，引起宿介和毛大的缠扰，是群魔，显然罪恶在群魔一边。“莲
钩摘去，难保一瓣之香；铁限敲来，几破连城之玉。”宿介脱去她的绣鞋，
落到毛大手里，再难保存一瓣香了。她却因此遭刑，几乎丧命，成为玉碎。
还是对群魔的斥责，对胭脂的同情。“葳蕤自守，幸白璧之无瑕；缧绁苦争，
喜锦衾之可覆。”赞美她在宿介的狂暴中，能保持白璧无瑕；在公堂上骂鄂
生的争责中，可以用一床锦被来遮盖的。这里还是赞美她的保全贞洁，想帮
助她解决同鄂生间的误会。“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
亦风流之雅事。”再一次对她赞美，对她的爱慕鄂生表示同情。作者把这篇
判词附在后面，也表明作者对三人的态度。看了这篇作品，再看判词，好比
读了作品，再读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对了解作品和作者对作品中人物
的看法是有帮助的。
最后再说一点“异史氏曰”和附录。“异史氏曰”本是作者对作品要说
的话，但有关对作品要说的话，已见于判词，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甚哉，
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即从审案的角度来说，那就同作品的关系不大了。
但他指出“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这里也说明故事情节的复
杂和曲折。又说：“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在用
心苦里，就同审察情节的曲折与观察人物性格的深入细致结合了。
在附录里又讲了一个施闰章的故事，故事讲有一个名士入场考试，题目
是《宝藏兴焉》。这个题目见于《中庸》，原文是：“今夫山，一卷石之多，
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讲山里有宝藏。这个名士记
错了，把“今夫山”记成“今夫水”写成水里有宝藏了。本来，光看题目《宝
藏兴焉》，说山里有宝藏可以，说水里有宝藏也未始不可。只是当时的考试，
一定要照出处讲，出处讲山，就不能讲水。这个名士写毕，才想起自己记错
了，于是认为自己一定落选了，就在考卷后面写了一首词，大意说，宝藏在
山里，误认作水边，好比把海里的水晶宫、珊瑚树都搬到山上，把珠子结到
树颠，好比船夫跌死在山崖中了。施闰章看了考卷和这首词，也和了一首，
说他题目的出处虽记错了，文章却写得好，怎肯让他落选。这是打破常规的
做法，是很突出的。作者附记这个故事，正要说明施闰章的爱惜人才，敢于
打破常规，成为士子的护法。他替宿介洗雪冤狱，也有爱惜他是山东名士的
意思。他对胭脂的态度，更充满了对才貌双全、又有品德的少女的爱护心情，
他要县令作媒，更是打破常规的做法。这个故事是用来进一步刻画施闰章的
人物性格，所以把它附在篇后。
1982 年9 月
（选自《聊斋志异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蓝翎
有情才动人
——《葛巾》乱弹
牡丹花，在我国曾被称为“国色天香”和富贵花。艳阳春暖，牡丹盛开。
魏紫姚黄，胭脂玉白，富丽丰满，艳冠群芳。有的说曹州牡丹甲天下，有的
说天下牡丹数洛阳。观花不是看乒乓，无须两地决高下，并列冠军又何妨。
在诗人眼里，一样的“任是无情也动人”；在小说家蒲松龄的笔下，两家早
就“合二而一”互通姻好了，两地牡丹都是《葛巾》中葛巾和玉版的后代。
洛阳书生常大用酷爱牡丹，奇遇曹州的紫牡丹精葛巾，两相倾慕，结为
情好。弟大器，虽无爱花之癖，但也是有“惠根”的雅士，得兄嫂之助，亦
与曹州的白牡丹精玉版成嘉偶。后大用生疑，美人双双渺去，掷地两儿，化
为牡丹，一紫一白，尤胜寻常。“自此牡丹之盛，洛下无双焉。”蒲松龄不
搞家乡地方主义：“葱是山东的大”，他让孔夫子近乡的两位姑娘主动远嫁
给程夫子家乡的两位书生，衍生出“洛下无双”的花朵，把以情反理的婚姻
爱情的根苗，栽植到理学祖师程氏兄弟的家乡，是调侃，也是挑战。
蒲松龄常被文学研究家称为富有瑰丽神奇的浪漫主义幻想的传奇小说
家。的确，在他的笔下，草木花卉，鸟兽虫鱼，都能突然变成奇特的精灵。
蒲松龄那双眼睛好像魔镜，仿佛世界上的万物，在固定不变的外形背后，都
隐蔽着一个精灵，一旦进入他的视线，立即活泼泼地站出来。蒲松龄通过他
的传奇小说，能把读者诱导入一个真真假假的艺术境界，物和人既是分离的，
又是合一的，使你不敢冒然根据表面现象断定哪是物，哪是人。当看到一个
物时，便会怀疑它是不是人的幻化；当看到一个人时，又会怀疑他是不是物
的幻化。蒲松龄写的物让人捉摸不定，他写的有些人也让人捉摸不定。正因
为这些形象能钻入读者的心里，又好像时时跟在身后，所以在读《聊斋志异》
里写花妖鬼魅的篇章时的心情，就和读一般文学作品时的心情大不一样。在
读一般文学作品时，你会哭，会笑，能想像出惊心动魄的厮杀，也能想像出
缠绵悱恻的悲欢离合，可是却很少会和自己周围的环境直接联系起来。若是
读《聊斋志异》，作品中的人物环境和自己周围的环境似乎立即消失了界限。
室外一丝风，几滴雨，虫声唧唧，树影摇摇，飞蛾绕灯，蝙蝠穿窗，都增加
了作品感人的气氛。比如春末灯下读《葛巾》、《香玉》，或者深秋读《黄
英》，似乎老觉得有人从窗外正开放着的牡丹花或菊花中走出来。此刻若有
飞虫触窗，真能惊人一跳。是幻觉吗？是想入非非吗？都不是。这是作品特
殊的风格所引起的特殊的心理感受。作品中活的形象通过读者的感受，把周
围的环境也带活了。有人说，深山古刹，不可一人夜读《聊斋》，能使人迷，
也能使人怕。这不是迷信或故作神奥，而是说明了《聊斋》的艺术魅力，就
在于作品的境界和生活的境界能混然为一，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随时可
以直接成为作品中环境的补充。这效果，一般以奇取胜的文学作品往往达不
到，蒲松龄的传奇小说达到了。
蒲松龄似乎对牡丹有特殊的兴趣与爱好，他以牡丹为题材，写了两篇情
节曲折、人物性格迥异而难分高下的小说《葛巾》和《香玉》。如果像传说
的那样，蒲松龄是在崂山避难时于道观中看到生长多年的特大牡丹，从而获
得了灵感，写出了《香玉》，幻想的色彩显得非常浓；那么，在写《葛巾》
时，他是在浓重的幻想色彩里，揉进了关于牡丹的历史典故和名花胜地的地
理真实，使人物的形象显得更现实更亲切，把牡丹的历史传说和实际生活结
合起来，变出花一样美丽的新传奇。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有两种花长期受到作家们的注意，菊花象征着高
风亮节，牡丹象征着娇艳华丽。故失意者多咏菊，处境顺者多颂牡丹。唐朝
罗隐写牡丹的诗句“任是无情也动人”，就流露出观赏的娱悦。曹雪芹在《红
楼梦》里以此暗示薛宝钗，是有历史因由的。宋朝有了魏紫、姚黄之说，非
贫寒小户人家所能办得到，不像菊花随地插之能活。之后，这成了牡丹的代
词，成了典故。
当然，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说，也有不凡的来历，但那是武则天把牡丹赶
出长安贬到洛阳的结果，是凭权势干出的焚琴煮鹤的煞风景事。蒲松龄舍而
未取，等到稍后的李汝珍，才在《镜花缘》中大加描绘渲染。蒲松龄把“任
是无情也动人”的牡丹，变成了因是有情更动人的美女，脱尽了世俗富贵气，
主动地去追求有情的现实的男子。若没有这一番改造，读者脑子里仍保留着
富贵花的传统观念，自觉不自觉地把牡丹和富家豪门联系起来，那么，在读
《聊斋》所写的牡丹故事时，无形中就多出了一层思想感情上的障碍，显得
有点隔，不那么畅通无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蒲松龄的艺术构思，《葛巾》
比起《香玉》，更有匠心独运之处。在蒲松龄写葛巾的形象时，也许是有意
识的把典故用活，更增添历史知识性的色彩，但却同时扫除了读者欣赏心理
中可能存在的堵塞物，产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欣赏效果。
蒲松龄写《聊斋》的故事能够把典故用活，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他语言
上的独特成就之一。这样的评价，单纯从写文言文或“古文”的角度看是对
的，因为被称为“古文”的中国传统散文，固然不缺乏清淡朴素平易畅达之
作，但就用典来说，似乎无典不成其为“古文”，陈陈相因，形成传统。远
如先秦诸子、汉赋，稍后的唐宋诸家，近如明前后七子和清桐城派，不用典
者甚少。然刻意摹仿者故作典奥，堆砌故实，百衲杂陈，生硬晦涩，显示博
学的意图表达出来了，欣赏的兴味则被拉成锯末。这也是古体诗词的传统形
式至今尚被很多诗人喜欢运用，并创造出了大量名篇，而古散文的形式只是
作为古的规范被欣赏却不继续沿用的原因之一。蒲松龄的许多散文，追求四
六工对，用典丰富，亦有蹈此弊之迹，把深沉忧愤的社会内容冲淡了。
蒲松龄在散文写作中没有完全摆脱古文传统表现手法的积弊，在传奇小
说的创作中则大有独特贡献，他之所以能成为最著名的传奇小说家，而未能
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其道理于此可窥一斑。蒲松龄于传奇中用典，主要还不
是为文气增色，而是化典为人物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如拾花为裳，或如
掬霞罩发，或如聚露为泪，或如阒兰为气，人典溶为一体。《葛巾》比较典
型地体现了这种手法，因此，所谓蒲松龄能于传奇小说中把典用活以显其语
言功力的说法，似仍未摆脱评古文的见地，于传奇小说则尚犹未及也。
在崂山下清宫，一本孤零零的白“牡丹高丈余，花时璀灿似锦”，人们
会觉得奇。在盛产牡丹的曹州，一本葛巾紫“高与檐等”，人们虽“以此花
为曹第一”，但奇的感觉则逊于崂山的香玉，因其周围还有玉版等名品与之
竞艳也。葛巾自言“魏姓，母封曹国夫人”。评点家喜从文字着眼，读到此，
定会夹注一笔：拆字法，寓魏紫也。蒲松龄未必毫无此意，但从构成人物形
象的作用看，将历史名品魏紫与产牡丹胜地曹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更
增强了现实的真实感，更增强了人物活动的环境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与此同
理，把“癖好牡丹”的常大用安排为洛阳人，他的“癖好”的形成就更有真
实性和合理性。常大用于盛产牡丹的洛阳，尚不能充分满足其“癖好”，“闻
曹州牡丹甲齐、鲁，心向往之”。刚到“龙抬头”的二月天就提前动身，为
等花开，急不可耐，先作怀牡丹诗百绝，后弄到囊中空空，把春衣都典了，
更显其“癖好”之甚，一往情深，连饥寒都不顾及了。花痴之中见情痴，正
在这时，葛巾才初次露面，与之相见。洛阳的花痴常生遇上曹州的花精葛巾，
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