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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要整治，主街店铺至少要两层，立面必须是青砖，房顶不能盖茅草；还有公厕、候车亭、垃圾站等等。一调查统计，要想做好这些事，首先就要征收八千多亩土地，拆迁一万多户居民。
忠武公深谙秀哥的心思。秀哥年轻的时候也是在长安城里生活，那青石板的宽阔的街道，马蹄踏出清脆的声音。两边都是高大的梧桐，整齐的店铺，特别是那些富丽堂皇的酒肆歌楼，燕语莺歌，丝竹悦耳，那是怎样的一幅升平景象啊。现在，天下归心，世界大同，洛阳怎么能比长安差呢？忠武公更不待说，他是生在长安长在长安，更是难忘长安城里的繁华景象。现在秀哥把洛阳定着都城，那自然是要把洛阳城建设得比长安城更大更美。他深刻地领会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决心不负秀哥厚望，用他的智慧和勤劳建设一座新洛阳。
为了搞好征地拆迁，忠武公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他把整个工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第二阶段是评估签约。第三阶段是征收拆除。同时，还专门编写了《征地拆迁政策问答》，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把征地拆迁的范围、补偿标准、政策依据等说得一清二楚。在宣传发动阶段，洛阳城里到处都挂满了“依法征地拆迁，建设美好洛阳”的横幅。忠武公还专门组织征地拆迁户中的公职人员开会，大家都表示责无旁贷坚决支持。忠武公十分高兴。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都是虚情假意。进入评估阶段后，问题开始暴露，在丈量土地房屋面积的过程中，那些有公职的拆迁对象今天这里开会明天那里出差，根本就不照面。只有那些无权无势的百姓没有理由搪塞。在评估的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为了土地类别和房屋结构等级费尽心思，硬要把荒地说成是耕地。把土木结构说成是砖木结构，把砖木结构说成是砖混结构，把砖混结构说成是框架结构。有些人还大打出手，把料估所的工作人员打得鼻青脸肿。有一个马贩子，他的妹妹是一个将军的侍妾，非要料估所的人把他放马的荒地算作耕地，没有得到许可，干脆就叫来几十个当兵的把料估所的人绑走。一些皇亲国戚更是不得了，把大门一锁，跑到自己的封地去享福。是啊，平时他们一向无视法纪，为了贪图洛阳的奢靡生活，关注政局的风云变幻，总是赖在洛阳不肯到封地去。这个时候却人人成了遵纪守法的模范。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工部又专门下发《关于要求公职人员应积极协助配合征地拆迁工作的通知》和《征地拆迁奖励办法》两个文件，也没有什么效果。这件事情说明，凡事都不能跟权势挂钩，挂了钩就难办。如果权势又跟女人挂钩，那就是根三截棍，耍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反正是权力要是跟金钱结合在一起，生出来的就是个大头鬼，要是权钱色混交，就要生出一个怪来。于是，忠武公再次请来征地拆迁对象中的公职人员，在“天上人间”摆了几十桌酒席，吃酒泡脚按摩唱歌，搞了个一条龙服务。大家玩得十分开心，但到了开会表态的时候，还是个个装聋作哑，气歪了忠武公的鼻子。没办法，忠武公只好跟大司空汇报。大司空说，等我来。
之后，大司空便调来许多兵，两个兵跟一个对象，饭熟了他们自己拿碗盛着吃。睡着了他们就敲门。还找来一些死猫死狗死猪，半夜三更从墙头上扔进去，甚至还扔死人的骷髅壳。尽管忠武公认为这个办法不文明，但这个办法很凑效，所有征地拆迁对象在一个月内都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进入拆除阶段更难，有权有势的紧闭大门。放泼的妇女搂着门柱不松手。七老八十的赖在炕上不起来，说你们把房子推倒把我埋了算了。青年男女远远地向拆迁队投掷鸡蛋大的鹅卵石，还有投掷石灰包和狗屎猪屎牛屎的，弄得拆迁队员每天回来头上象长了犄角，浑身臭气熏天。几天下来，拆迁队员个个头上缠满纱布，只留着眼睛乌溜溜地转动和口鼻艰难地喘气。气得大司空又调来许多兵才保证了拆迁的进度。
但是，大司空虽然是武人出身，却也是粗中有细，深谙官道。还剩下七八户的时候，大司空收了兵。他对忠武公说，老余啊，伐蜀不利，队伍要上前线了，剩下的不多，扫尾工作就交给你了。忠武公一看挂在墙上的进度表，只剩下七八户，高兴得不行，连连说道，领导就是有办法，谢谢领导支持，扫尾工作坚决完成。第二天，忠武公带着拆迁队到现场一看，顿时傻了眼。剩下的几户全都是连大司空都不敢得罪的“钉子户”。尽管他们继续发扬“五加二”、“白加黑”的精神，但是再也没有一点进展。这件事更加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凡是重要工作不能顺利推进，基本上都是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都在主席台。
忠武公走投无路，只好去找秀哥，要求秀哥对这些人作停职处理，再不行就撤职，再不行就流放，再不行就判刑，再不行就斩首。秀哥沉思良久，最后却讪讪地说，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功臣啊，还是多花点钱吧。忠武公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带着支票一户一户地上门征求意见，按他们报出的数字来开支票，这样才总算是完成了征地拆迁工作任务。但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很快就家喻户晓，先是有群众代表到工部来找忠武公质询，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人就越聚越多，把工部围得水泄不通。忠武公叫人关上大门不予理睬，忿怒的人们翻窗入室，把工部的办公桌砸得稀巴烂，直到洛阳警察局派来大批警察抓走几个首要分子才得以平息。
说起征地拆迁工作，所有的基层干部都认为是最令人头痛的事情。这也是有传统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公，远在两千多年前就是谁听话谁吃亏，谁有权势谁得利，更何况是现在，谁不想做“钉子户”呢？
在建设的过程中，问题更加复杂，先是料估所第一个项目的《工程预算报告》总是得不到户部的批准。《报告》一送上去就被退了回来，理由是“套用定额不准确”。料估所套用的都是“建武十年定额”，怎么就不准确呢？料估所的所长提醒忠武公说，以往报工程预算，报告后面都是要附“冰敬”或“炭敬”支票的。忠武公不信这个邪，又亲自把报告送到户部，并丢下一句话：这可是皇上工程，你们看着办。第二天，报告是批回来了，但上面明确批示“按天凤元年定额招标”。拿着这个批复，忠武公是有苦难言，用二十年前的定额来招标施工，不弄出个“豆腐渣”工程来鬼才相信！
好在忠武公的脑浆也不是豆腐脑，他拿着报告又去了户部，对那个批字的侍郎说，大人，你知道“天凤”是谁的年号吗？
那个侍郎一听，惊出一身冷汗，“天凤”可是莽贼的年号呀，这不是政治错误吗？扣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点也不过分。那个侍郎又是打拱又是作揖，余大人，海涵海涵。报告先放在我这里，烦请明天派人再送一份报告来，一定慎批，一定慎批！
第二天，秘书取回报告，忠武公翻开一看，更是气歪了鼻子，只见上面赫然批道：“按建武十年定额下浮二十五个点招标”。
忠武公差一点就被气得脑溢血。这事还真不好说，你说他不对，他还说是为国家勤俭理财。说不定他还要倒打一耙，说你总是嫌定额低，是不是跟包工头串通一气好多吃回扣啊？政治辫子现在也抓不住了，只得再去找秀哥来摆平。
直到如今，许多工程项目建设还是延用这个套路。今年的工程预算编制执行的却是十年前的定额标准，招标的时候还要下浮多少个百分点。但是承包商又没有一个肯做活雷锋，最后便搞得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前几年，我在一个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烂事，一提起执行现行定额或是增加工程预算，领导们也是用狐疑的眼光看我，盯久了我还真有点心虚。这不能怪领导，怪只怪在工程建设领域蛀虫确实太多。没有办法，我只好急流勇退，申请调换工作岗位。
事后，忠武公想，怎么什么事都要找秀哥才能摆平呢？还是“一把手”好办事啊。可秀哥他忙啊，他是一国之主，日理万机啊。再说，我能找到秀哥，别人能找到秀哥吗？秀哥给我面子，他会给别人面子吗？罢，罢，任其自然吧。此后，料估所的所有报告后面都附有一张支票，忠武公也只能装聋作哑，故作不知了。
在工程项目招标和施工的过程中，问题更多，是些什么问题，地球人全知道。一写到这里，我的笔就不来墨水，这说明神灵都不愿意说到这些事。两千多年来，不管是谁说了算，对建设领域的不正之风从来就没有手软过，不知道发了多少文件，不知道撤了多少官，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据历史学家考证，就连司马衷那样的白痴皇帝也都就整治建设领域不正之风发过文件杀过人。大唐的时候，有个姓白的刑部侍郎在他任职期间，有一半以上的死刑犯都来自于建设领域，就连他的同科进士老同学也利用工程建设项目贪污受贿被判斩首。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下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令人费解的是，一千多年来，下至小学的赤脚老师，上至大学的知名教授，在讲这首诗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首写景咏物诗，其实这纯粹就是一种羞羞答答的遮掩。真实的情况是，老白亲自判了他同学斩首，押到刑场，心里十分难过。诗的起始两句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虽是写景但写的是刑场之景。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一个“又”字用得好哇，白侍郎也是感慨系之，建设领域腐败何其多也！这不是一清二楚吗？到了朱洪武说了算的时候，剥皮抽筋点天灯，酷刑用尽，但总有那么些人还是鸭子下水般地前仆后继。
说起这件事，忠武公总是摇头不已。在营缮司工作期间，他因为不肯同流合污而遭到无数次的参劾。有说他优亲厚友的，有说他监管不力的，有说他贪污受贿大搞“豆腐渣”工程的，还有说他生活腐化**宿妓的。弄得大理寺总是派调查组到工部来调查。忠武公实在顶不住，就向吏部递了一份辞呈。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也常常有不贪酒头脑清醒的领导，认为他清正廉洁而且又有从业经验，多次要调他去建设部门工作，他都不肯去。他说，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为此，还因“不服从组织安排”而受了几次小处分。
章节十七
建武十二年冬，大司马广平侯破蜀，自此，天下一统。十三年，秀哥大封功臣，列位兄弟各得其所，只有忠武公未封。秀哥两次封侯，忠武公都没有份，为此他觉得很没有面子。秀哥给他的解释是没有军功。这样一来，忠武公就更想不通。想当年，一行六人赴任敦煌，误入西域，兵不血刃，三十六国一齐臣服，为大汉天朝开疆拓土广阔无垠，这还没有军功？但大汉朝当时对军功的统计仅限于斩首的级数。在兵部的军功簿上，忠武公的“斩首级数”一栏确实是零，因为他没有杀过一个人。他的手下也没有杀过一个人。一些大将军级别的这一栏的数字都是几千上万，甚至几十万（领导的斩首级数可以是所有部下的斩首级数之和）。就连一些普通的士兵都有“斩首三级”或“斩首二级”的记载。不管这种统计方法是否科学，但在当时，只有杀人才能立功，杀人越多功劳越大，这是硬道理。而这时，连公孙述也被广平侯杀了，还去杀谁呢？秀哥说，现在要想再建军功，恐怕只有去武陵郡了。
功劳无法得到认同，忠武公自然不服气，为此，他专门向兵部提交了一个“关于军功统计方式的质询案”。兵部也十分重视，延请各部专家前后搞了三次听证，最后的结论是，掠地多少，获物多少都不宜作为军功的统计依据。统计军功的唯一依据就是杀人的数量。其理由有二：第一，地有肥瘠之分，而且耕地、荒地、山地、滩地等类别不同，几亩荒地折一亩耕地？几亩山地折一亩荒地？这之间的价值换算十分繁琐。缴获的物资更是千差万别，真金实银是战利品，柴禾草料也是战利品，这之间更难换算。要是大家为了争功，把柴禾草料都往兵部送，难统计不说，到哪里去找场地堆放？第二，只有杀人才是硬道理，人杀完了，土地也好，金银财宝也好，柴禾草料也好，都不会自己长脚走掉，统统归胜利者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军功如何统计的问题，忠武公特别交待我要作详细的阐述。因为，尽管当时兵部通过听证没有采信他的建议，但并不能够说明以杀人多少论军功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这种统计军功的方法确实是后患无穷。兵部为了慎重起见，听证会得出结论后，就专门向各军兵种下发了《关于规范军功统计标准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仅以斩首级数论军功。二是斩兵士一名为一级，斩尉一名为五级，斩校一名为十级，斩将一名为一百级。这个文件的负面效果在此后历朝历代的战斗中暴露无遗。因为杀一个将等于杀一百个兵，所以一开战，兵士们根本就不讲阵法，都黄蜂一样向敌人的指挥官扑去，结果是常常被敌人形成反包围而一败涂地。又因为物品一律不作军功统计凭证，所以兵士们缴获的金银和钱币再也不肯上缴，全部据为己有。要是攻进了敌军大帐，也没有人去翻找敌人的军事地图和作战方案，而是都抢着去割敌人的头和搜敌人的腰包，有时还发生争执大打出手。这个问题后来在战争的实践中得到了解决。此后，兵士们都在自己的箭羽上系一根小布条，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打扫战场的时候才没了争执。而且还平添了许多战场的轻松氛围，双方对射的时候，空中可谓五彩斑斓，煞是好看。杀俘问题也十分突出，俘虏不但不计军功还要管饭，管理也十分困难，伙食不好还会酿成俘暴。因此，也一律割头邀功两全其美。特别严重的是，一仗打完后，一些兵士看见别人脖子上腰上挂满了人头，而自己两手空空，便伸手就抢，常常为了轰抢人头而发生械斗。实在抢不到的就干脆去割老百姓的头。
还有一个问题也让兵部很伤脑筋。因为按首级论功，一仗下来，提的提，挑的挑，甚至还有用独轮车推人头的，都在兵部的门口长龙一样等着登记，十分的恐怖，整条街都没有办法做生意。老百姓都远远地围着，指指点点。绿头的苍蝇嗡嗡盘旋，严重地扰乱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兵部的功曹更是够呛，象传球一样传递着面目狰狞的人头，一天下来，都是满身满手的污血不说，到了晚上眼睛一闭就恶梦连连。要是伏天打仗而且战场又离得远的话，带回来的人头就都生了蛆，弄得满街恶臭难消，遍地蛆虫，群众意见非常大。兵部的功曹们更是呕吐不止，惊恐万分。不到一年，兵部的功曹们就疯的疯傻的傻，没疯没傻的也都纷纷辞职。后来就有人建议，斩敌除将校必须传首之外，斩尉级以下敌首以双耳为凭。这样一来，每打完一仗，军士们的脖子上就挂佛珠一样挂着一串耳朵，但这些耳朵却很有一部分是战地老百姓的。过去，为了军功要割老百姓的头害老百姓的命，现在只须割耳不会害命，自然更是肆无忌惮。所以，那些年，凡是打过仗的地方，老百姓一年四季都带着一款“狗钻洞”的帽子。耳朵还在的就用帽子护着，没有耳朵的就用帽子遮丑。
如果你读过《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话，你一定知道红巾军、黄巾军、赤眉军、红袄军等，但这本书把一支重要的农民武装写漏了，（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那就是“无耳军”。据忠武公说，在清朝以前的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很有可能也是被闯叔一把大火化为了灰烬。此后，我们在所有正史中就查不到了。因而，《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作者是没有责任的，我们不能怪罪他。如有矢志查考这一史实的历史研究爱好者，可去查阅《忠武公传记》和《忠武公生平考》。
因为失去了耳朵的老百姓忍无可忍，便有人牵头赴京上访，上访也没有什么结果，便发生了“无耳军”反政府的事，这才使皇上有所警醒。于是，皇上责成兵部对军功统计标准再作修改，最后修改成“斩敌除将校必须传首外，斩尉级以下敌首以心脏为凭”，总算是刹住了“割耳争功”的歪风。但这样一来，战地老百姓的骡马猪羊又遭了殃。但是，老百姓都想得通，这比丢耳朵丢命还是要好上千倍万倍。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最好做。你看，在城里征地要挂牌，在乡下就可以直接定价数钱。在城里拆迁要评估，在乡下也是可以直接定价数钱。搞计划生育也是，城里的女人可以不结扎，乡下的女人就必须要结扎。但只要是政府说的，老百姓都听。在用什么作为军功计算凭据的问题上，老百姓是这样想的，打仗的兵士也是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杀死我们的猪羊去邀功也是情有可原。我们也不要求再修改什么“军功统计标准”了，再改下去谁知道又改成个什么样？我们还是少养些猪羊，多养些猫兔鸡鸭吧。
忠武公说得对，用杀人的数量来作为军功统计的唯一标准是十分错误的。这种错误的直接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其实，早在忠武公提出这一观点之前，这种错误的严重后果就人人皆知。早在忠武公出生前的二百多年，秦国就有一个姓白的人屠，堪称“杀人家”。他一生拔城八十六座，为了用人头邀功，斩首九十六万级，坑俘溺俘十二万，总计杀人一百零八万（据不完全统计），就算把他在娘胎里的时间也算在内，他平均每天要杀四十五个人。他杀的人数占去整个战国时期二百五十五年中被杀人数的一半。在忠武公出生后的二千多年里，虽然再也没有新的人屠能破这个纪录，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也有近两千次（也是据不完全统计），差不多就是每年发生一次，杀了多少人更是无从统计。不知道是哪个汉奸把这个消息传到扶桑，以至于我们的庶子扶桑矮子也认为中国人好杀，纷纷跑到中国来杀人邀功，八年就杀了我们三千五百万（亦是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天要杀我们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六人。如果是我们这样去杀扶桑人，那早就把扶桑四岛杀光杀绝了。好象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