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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越的心情在生存关怀中趋于沉寂，洛阳通往长安的大道上扬起了迷人的尘埃，曾经的洛阳那么繁华，贵戚府邸相连，家家富积金帛，但就在这刹那间，仿佛都已是暮年垂老，逝去的将永远地逝去。
在滚滚的洛阳大火中，董卓露出狰狞的面目，全然不讲过去的情谊，他手舞屠刀，灭杀了袁氏宗族自太傅袁隗以下男女五十余口，以此向盟军示威。与此同时，他还派出了五名招安大使，他们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
五人皆为名士，而他们对盟军的招安成功与否对于董卓来说都是一次胜利。招安事成，则盟军要匍匐于董卓的脚下，董卓无忧矣；招安失败，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招安者为盟军接纳，这样，盟军仍旧认同于洛阳旧臣，此前的按兵不动，只能算作一种假象，士人武装必将西向以解同志之厄，董卓就要小心提防了；二是招安者遭到盟军的排斥，则盟军斩断与洛阳旧臣的感情纽带，洛阳旧臣遂成为孤单无助的群体，盟军无心西进，与董卓拼耗实力，展开无谓的战争，董卓可以放心地做他的无冕之王了。
招安，实际上就是董卓施展的苦肉计。那么，招安的结局究竟怎样呢？
除去韩融以外，其余四人皆命丧黄泉，死于盟军之手。对于这突然的变故，胡母班在盟军为他们设置的监狱中给他的妻兄河内太守王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与董卓是亲戚？还是同他一样犯下了不赦之罪？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把对董卓的愤恨转嫁到我的头上，这是多么地残酷啊！死，是人所惧怕的，但不能容忍的是被一群狂夫所害。如果亡者有灵，我一定会将你们的罪行向皇天倾诉。都说婚姻中能体现祸福，今天我算是看到了，原来是一家人，现在却成了仇人。我的两个儿子，你的外甥，在我死之后，千万不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尸骸。
面对死亡，胡母班大惑不解，连王匡也不得其中要旨，只能抱着自己的两个外甥大声地哭泣，但泪水并没有挽留住胡母班等人的生命，感化发布命令的袁绍那业已生硬的心。
在袁绍这位关东联盟领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士人名士的影像，所有的一切都转化成现实利益的纠葛，他也要拿起屠刀，刀起刀落间，士人间的温情就在鲜血迸溅中飞化了。自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关东牧守要与洛阳旧臣分隔东西。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6）
在凄恻的哭泣声中，董卓心满意足地去了长安，他没有了忧虑；
在凄恻的哭泣声中，关东牧守们用黄土掩埋了“故我”，在滴血的刀剑下，衍生出一个残酷的“新我”。
*生存还是死亡
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角色转变：从清流到地方实力派（1）
在经历了流血的煎熬，武人已经挟持着汉室遗孤和洛阳旧臣远去了，消失在角逐势利中诞生的新士人——关东牧守的视野中。新士人如何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是鼓足余勇进入洛阳，在瓦砾中，在断垣间，去寻觅昔日的情怀？还是卷起义旗，止息战鼓，隔绝东西，各为诸侯？
这一切已经不必再去做出抉择，在连遭变难之后，新士人的旧日理想早已灰飞烟灭，既而转入对新的生存空间的营造，不想在那里，生的意义竟也是那般的苦涩。在冀州刺史韩馥那里，就可见一斑了。
韩馥是从东汉文化重镇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进京后，周毖、伍琼行政中试图扭转政治颓势，清除董卓残暴力量而外派出任州郡长官的五名京官之一。但一旦踏上冀州的土地，韩馥的心情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
汉末的冀州是兵精粮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势来面对中原凋敝，优越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洛阳朝廷中，韩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写一些官样的文章，抒发一下自己对时政的失望之情，表达一下自己除残去秽的强烈愿望，在士林中博得一个直言的美名。但是在冀州，韩馥集一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不再会有先前的作为了，逼人的社会现实，已经跃出笔端，成为他日常要加以应对的地方行政。他必须倾其才智，为自己以及与己相关的群体利益尽心谋划，稍有不慎，冀州刺史就会成为阶下囚，现实的残酷，正一步步侵蚀着韩馥的身心。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实践一个纯真士人的社会理想，去做一个果敢的勇士，奔赴国难，即使是以冀州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但要与董卓那支横暴的凉州军相抗衡，韩馥便有很多很多的顾虑，道义的光环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泽，受制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压迫，韩馥又怎敢轻言去就？他的行为正在模写其心理的转化。在袁绍首倡义兵讨伐董卓时，表现得越发明显。
袁绍自与董卓反目之后，便来到了冀州，而此时朝中名士们正在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琼、何颙等人的游说下，加之袁氏在朝中地位显赫，董卓也“大度”地许给了袁绍一个渤海郡太守的官职，还封他做了邟乡侯。而汉末地方行政职权的划分，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执行监察权，而是统摄一州军政，这就使得袁绍成为了韩馥的下属。但韩袁之间还有一层关系，袁氏四世五公，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韩馥就是袁氏众多门生之一，作为东汉的一则惯例，门生一旦发达，总会对自己宗师的后代眷顾有加，韩馥对于袁绍大概也不会端什么长官的架子吧？
但，袁绍又怎会把一个“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袁绍逃离洛阳的目的，就是要避开董卓的锋芒，纠集武装，反攻洛阳，有没有官衣，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这份“恩赐”，无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汉官的名义讨伐汉朝叛逆，倒也是合乎情理。
袁绍的激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而韩馥在抉择之际所表现出的无限犹疑，就使得袁韩之间摩擦在不断地加剧。
先是，韩馥改变了初衷。我们知道，韩馥离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行政中里应外合讨伐董卓计划中的重要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只是，这丝毫起不到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却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韩馥又没有这个心境。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而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前已经述说。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助他摆脱无形利害纠葛的依靠。有了它，可以听任袁绍起兵，去回复士人的激越行为；拿着这纸文书，又可以避免事后可能出现的董卓对他的责难。但这并不等于韩馥从此可以出离于汉末政局之外，由袁绍起兵所激发的士人奔赴国难的炽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韩馥的心情。
角色转变：从清流到地方实力派（2）
不过，他仍旧很苦恼，这时的苦恼从他与手下智囊刘子惠的一番谈话中，我们就可以体味到。
在读完三公移书后，韩馥问手下文武，说：“现在我是帮助袁绍，还是帮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刘子惠答曰：“此番兴兵是为国除害，何言袁、董！”
但是，在义正词严之后，刘子惠转向了对韩馥处境的体谅，他宽慰韩馥说：“打仗可不是件什么好事，您切记不可出头露面，做什么统帅；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该派人去观察其他州郡的动向，一旦群情奋起，成了气候，您再参与进去也不迟。况且说来，冀州是一个大州，实力决不会在其他州之下，它的地位举足轻重。”
刘子惠的体谅，实则是让韩馥隔岸观火，明哲保身。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对冀州实力的权衡之上的，但他却没有真正化解韩馥此时的苦恼。
这时聚集在韩馥心头的愁云越来越浓，韩馥有些迷失方向了。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他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袁绍起兵，韩馥聚一州之众全力资助，这对于韩馥和他的僚属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如冀州长史耿武等人说的那样：“袁绍势单力孤，只能仰仗于我们的接济，就如同哺乳的婴儿，一旦绝其哺乳，婴儿只有死路一条。”韩馥是不会把自己和冀州的未来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的，这对于韩馥来说，是“进”的苦恼；
二是凭借冀州的实力称雄一方，静观时局变迁，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要真正做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冀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它与司隶、青、兖、并、幽诸州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早就成为汉末豪强觊觎的肥肉，兖州刺史刘岱就曾扬言：“等到董卓死后，我就要挥师讨伐韩馥。”这样冀州的南面险象已生，而冀州的北面还有虎视眈眈、急于进入中原的幽州公孙瓒，在东面袁绍正蓄势待发，西面还有彪悍的黑山军盘踞在山岭间，时时会对韩馥构成威胁，韩馥身处其中，又怎能从容自保呢？这是“退”的苦恼。
在进退两难中，韩馥的犹疑之心依然。
但形势的压迫，使得他也不能不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去响应士人讨伐残暴的义举。于是，他率领兵众屯于邺城，与已经进驻河内的袁绍和王匡遥相呼应，以供应前方粮草之名而推卸了冲锋陷阵的责任，避免了与董卓的直接冲突。即使这样，他也未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对于所承担的粮草供应，也是尽可能地敷衍，试图解散前线武装。在韩馥的头脑中，士人的道义早已不复存在，他只求能够保全自己所获得的冀州——这份殷实的产业。
就这样，韩馥在邺城苦苦熬过了一年的时间。而一年，在汉末政治的时间表中，又是多么的漫长，漫长得足以重新塑造一个人，那么，韩馥是否也有所改变呢？
弄潮儿：机关算尽总是空（1）
一年后的韩馥，不再一味地躲在幕后，也不再去做些牵制盟军手脚的事情了，他也站了出来，作了一次汉末政治的弄潮儿。这就是韩馥的改变吧！
初平二年（191），韩馥提议拥立幽州刺史刘虞为帝，从这次拥立事件的表面来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意，毕竟在汉末这种事情对于人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灵帝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就曾在一伙士人的鼓动下，要趁灵帝巡游之际，行谋刺之举，立合肥侯为帝；稍后又有董卓进京，肆意践踏皇权，弑杀废帝弘农王刘辩；一年前，士人同盟中又抛出了一份酸枣盟辞，其立意就在于否定献帝的既成皇统，韩馥此番的拥立是不是在回复这一盟辞呢？
不过，此次拥立并不是韩馥的个人所为，他是与袁绍联袂携手共图大业的。但，韩馥所表现出的热情使得袁绍难于企及。在写给袁术的信中，韩馥先是否定了献帝的地位，既而就对刘虞为帝的合理性，加以旁征博引，称道刘虞功德无量，又是汉室近宗，拿东汉最有效用的谶纬来表明上天早就有意让这位仁人长者做汉朝的皇帝了。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韩馥改变得实在有些惊人，难道他要做一个扭转汉末政治乾坤的英雄吗？要知道，在士人原有价值观遭到无情的粉碎之后，继之以武人的暴力，士人早已不去留恋维系他们心志理念的道德王位了。拥立刘虞，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内在的政治意义已转化为个人的私虑了。
袁叙（袁绍从弟）在给袁绍的信中写道：“现在的局势已经是疲敝不堪，而天意则对于咱们袁氏家族情有独钟，并且降下符应。”袁绍不仅要做强者，还要做皇帝，只是现在还是个不公开的秘密。袁术更是想做皇帝，几近痴迷，后来，他也果真给自己加冕了。
曹操在日后回忆起这一段时期，也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称王称帝呢！”
我们前面引用的曹丕在《典论》中的话，就是地方割据的写照——势力强的人控制了郡国，其次的则盘踞在小的城池中，势力弱的还要在乡间结聚人马。
可见，国家已经是四分五裂，献帝在新士人的心中无足轻重，他们正沉浸在冷酷的利益角逐中，谁又会为汉室的复兴去殚精竭虑呢？
这样看来，韩馥拥立刘虞，似乎并没有意义，而且他这样做，极易受到已经死去的“正义”的批判。如果有人拿起这一陈旧的武器的话，它依然可以道貌岸然地起作用。
果真，在新士人群体中，出现了“正义”的呼声。曹操站在承认献帝皇统的立场上，抬出了节义的牌匾，认为少主受制于奸臣，如果大家不同心协力，拯救国家危亡，那么，他就要单枪匹马地去与残暴抗争了。
袁术也堂皇地宣布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当今皇帝没有皇室血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袁氏一门践履忠义的行为，已为天下人所共晓，群情激越，要讨伐国贼，洗刷耻辱，拥立新帝，不是我想听到的事情。”
加之刘虞又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决不会担负起不忠的骂名的。
一旦董卓借题发挥，以献帝的名义讨伐不臣，显然，也有效力可言。韩馥没有想到这重重的危机吗？
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拥立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谁都可以在上面写些东西，或是抒发一下隐秘的心情，或是张扬一下不复存在的热情。韩馥就借着这面幌子，想着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装集结已经一年的时间了，但却没有实质的行动去挽救危亡的国家，董卓也在长安城中观望，并没有动用他的精锐之师去冲击新士人的营盘，去瓦解长安的围困。而献帝和洛阳旧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长安，洛阳已经是一片瓦砾，徒有虚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换得了国家的最终消亡，虽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势利的端倪已经无法遮掩。韩馥对其间的玄机自会明晰，他可以不必为破灭的“道义”忧心忡忡了，一块心病自此除去。而作为自己麾下官员的渤海太守袁绍却以家族蒙难，获得了众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势，位居关东联盟的盟主，韩馥又怎能以大州长官的身份，在袁绍面前俯首称臣呢？既然讨董只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隐藏杀机，韩馥就不必再犹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拥立刘虞为帝，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标榜自己心向汉室，博得忠义的名声，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实力足以担当重任，其魄力决不在袁绍之下，至于拥立的成功与否，他并不挂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败，还有“盟主”袁绍在前面遮拦，他也不会因此获咎。
弄潮儿：机关算尽总是空（2）
正当韩馥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新士人同盟却自行瓦解了，刘虞称帝化作了泡影，洛阳以东已经地域分割，先前还是互为友朋的新士人们各操刀枪火并开来。私怨变成了实际的杀机。而此时的冀州已是危机四伏。
客死他乡：生的惨淡与死的无奈（1）
袁绍自从主盟以来，雄霸之心是与日俱增，但他也深深感到要成就大事，依靠别人的资助显然不行，必须要有一个稳固殷实的根据地，而在主盟期间，他并没有获得这种安慰。士人同盟解散之后，逼人的局势更加刺激了他寻求强大支撑的心念，近在咫尺的冀州，兵精粮足，顿时吸引了他的视线。
于是，袁绍调集兵马屯聚冀州边境。与此同时，幽州公孙瓒早已迫不及待，率领白马义从杀入了冀州，试图打通南下的通道，参与到战火弥漫的中原战场中，谋求一个霸主的地位；盘踞在冀州西部山区的黑山军这时也活跃起来，攻城夺寨，忙得不亦乐乎。这下可使韩馥愁上心头，刚刚培养起来的豪情壮志转瞬就熄灭了。他必须应对这繁杂的地方局势。
首先，韩馥自恃冀州兵精将勇，决定用武力解决已经出现在冀州北部的幽州军。然而，与公孙瓒在安平稍试兵锋之后，韩馥立刻感觉到白马义从决非浪得虚名，他们的彪悍凶猛，使得冀州军处于劣势。韩馥还难于在短时间内取得克敌的成效。
而恰又在这时，韩馥麾下大将曲义与韩馥分道扬镳，投奔袁绍去了，冀州军力为之一损，对于袁绍来说，曲义的加盟，更加坚定了夺取冀州的决心，他很快就将兵马推进到延津一线，伺机发动对冀州的争夺之战。这就使得韩馥面临着要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一时间，韩馥顿觉眼前的生存空间变得那么狭窄，狭窄得令人窒息。
如何在夹缝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韩馥又需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放弃武力，以退为进，出让冀州，放任多方势力在冀州的土地上拼个你死我活，待到元气大伤之际，他再出面收拾残局，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实在是一着妙棋啊！
主意既然已经拿定，尚未在他有所行动的时候，袁绍的说客就来到了韩馥的府中。在韩馥面前，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剖析韩馥现在的窘境，颂扬袁绍的伟大，认为只要韩馥将冀州拱手相让，就一定会得到一个让贤的美名的。这下，韩馥倒落了个顺水人情，他毫不迟疑地将冀州刺史的印绶统统交给了袁绍。
韩馥的这一举动，大大刺伤了冀州文武官员的自尊。他们纷纷要求韩馥收回成命，都督从事程奂、赵浮等将官则请缨出战，要与袁绍一决雌雄。在他们眼中，汉末纷争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实力就是最好的生存屏障，袁绍居然以孤弱无援为优势，用友情作交易，实在是可恶之极。区区袁绍，只要冀州精锐一出，不出十日，就会溃不成军的，刺史又何必惶恐成这个样，您完全可以高枕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