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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到了。
用假炸弹逼人就范，是革命期间经常发生的事情，谁叫清军没有这种武器，民间将之传得神乎其神，清政府中人对炸弹吓得要死呢？但是，别的地方用假炸弹，至少还有个炸弹的样子，有的还能冒上股烟，从来没有听说弄两口袋报纸假充的。但是，就是这种假得不能再假的玩意，加上一个雇来的车夫，就把权给夺了，部分原因是他们从上海来，让邑人误以为他们得到了上海军政府的授意。应该说，这是沈臧寿他们的聪明之处，其实办这点事，无论是找口袋还是塞报纸，在海门乡下，也完全可以办得到，只消雇个外乡人就是，但就是要去上海，雇一个上海人，从上海过来，让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
但是，不知是沈臧寿人缘不好，还是海门士绅不喜欢在政治上隶属上海，反正尽管当晚他就设宴招待邑内士绅，但大家对他却不感兴趣，没什么正经人参加。加上雇来的车夫，事毕拿了钱就立刻开溜，戏法被看破。任沈臧寿怎样解释，也没有人听。士绅们派了使节到南通要求派兵前来光复，南通遂派来一队士兵，于是，沈臧寿狼狈逃走，新政权二次建立。一场诈权事件，被上海革命党人办的《民立报》称为笑剧。
辛亥革命期间，我们看到清朝的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守土实在过于玩忽职守。听到点风声，即望风而逃。即使不逃，也只是守印而已，谁来要就给谁。严格来讲，即使在南北和谈告成，也不能说独立或者光复的省份就一定占了上风。在革命过程中各地官员的闻风瓦解，其实严格地说，不是随大流，而是早就对所属的王朝失去了信心。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多年不懈的宣传，的确有了作用，满人“异族政权”的形象凸显，这种形象又被当家的满人亲贵极大地强化，合法性降低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亲贵们有意在任官方面向满人倾斜，也大大伤了汉人官僚的心，而任职的满人官僚，也大多不争气，在逃跑方面，一点不让汉人。大部分汉人官僚，其实相当部分认同立宪党人的立宪主张，当然也对清廷假立宪、真抓权的做法，感到不满。在这样的氛围里，民间关于清朝气数已尽的传说，也随着《推背图》这样的民间谶书的流传，甚嚣尘上。所以，如果在1908年西太后未死之前，还有人乐意帮一把，但是，到了少年亲贵倒行逆施之后，只消有人站起来推，清朝这堵臭泥墙就没有人扶了。
清朝的覆灭，实际上是社会上层之间的事情，在朝的人对自己所属的朝廷没有了信心，在野的人又有心颠覆，革命党一点火，大厦即倾。其间有小玩闹趁机抢权，也是自然。当然，政权不是包袱，小玩闹抢是自然抢不成的，但抢不成，也过把瘾。
【袁世凯：遇刺与当国】
1912年1月16日，刚刚上朝从东华门出来的袁世凯，遭遇暗杀。
据参与策划的北方革命党人胡鄂公回忆，暗杀团共分四组，两组投弹，一组狙击，一组接应。由于组织严整，早就摸清了袁世凯的行动规律，行动计划相当周密。该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的车队从东华门出来，经过东华门大街与王府井大街的转角处，第一组从三义茶叶店二楼掷出一弹，没有炸到马车。随后第二组又扔出两弹，“弹中世凯车，弹发车覆，死世凯驶车马一，护卫管带袁金镖一，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又骑兵马三。”袁世凯在卫士的帮助下，骑马逃走，在马上下令搜捕刺客。胡鄂公的回忆，还提到刺客们与军警发生了枪战。刺杀事件，据沈弘先生挖掘出来的当时英国记者的报道，则有所不同。刺客的确扔了三颗炸弹，但有一颗没有炸。那些跟炼乳罐头大小的炸弹，装了威力强大的烈性炸药，大约有二十人被炸伤，好几人濒死，但袁世凯的马车却没有被炸到，被车夫快马加鞭躲了过去。但凡经过的事，过后再回忆，难免有差距，还是当时的记载准确一点。所以，袁世凯的马车，应该没有被炸到。从当时的老照片看，事发地的茶叶店，窗棂玻璃都被震碎了，可见炸弹威力巨大（都是托诺贝尔先生的福），如果炸到了马车，当时又没有避弹设备，袁世凯断然难以自全，不死也得伤。沈弘先生还考证出，根据英国记者当时拍的照片，刺杀发生地不是三义茶叶店，而是三顺茶馆。不过，根据照片上的字号“三顺字号，茶叶老店”八个字，似乎还应该是茶叶店更合适。
事发之后，有十人被捕，但除了三人身上因藏有炸弹之外，其他七人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这三人则非常迅速地被处决了。此后，据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说，袁世凯因此好长时间一直躲起来不肯出门。
1月16日这天的早朝，实际上是袁世凯终于跟革命党达成协议，正式对隆裕皇太后撕破脸皮逼宫的当口。在溥仪的记忆中，那天，隆裕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而地上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君臣对哭，但却是臣来逼君，而且逼宫初战告捷。袁世凯哭哭啼啼的逼宫戏刚刚演罢，就差点一命归西。革命党人下这样的狠手，想干嘛呢？难道说，他们不想通过策反袁世凯完成革命了吗？
当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虽然成立了临时政府，貌似有十几个省份控制在手里。但是，漫说里面好大份额的立宪党人，对袁世凯更有期待，跟革命党渐行渐远。就是革命党人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原来同盟会三部分的内争未了，新的矛盾又来。自己人掐起来，照样你死我活，陶成章被杀，就是明证。革命党与会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明朗。虽然北伐军组织了不少，但能打仗的却不多。拿什么去战胜北洋军，谁也没底。连南京临时政府的经费，独立各省都一个子不给。聚集了十几万北伐军的南京，秩序混乱，动不动就有军队借口欠饷，哗变抢掠。所以，革命党人不可能不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为，只要袁世凯答应反正，一切就OK了。杀了袁世凯，事情反而麻烦，保守的北洋军，如果为了报仇而靠在清政府那边，革命什么时候能成功，还真不好说。
但是，按当时的话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同盟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自打革命开始，革命党更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各干各的。清朝各地政权的崩溃，不是革命党多么有力量，而是清朝地方政府自己已经朽了，谘议局的士绅，又不站在政府一边帮忙。一些地方，漫说革命党，甚至说不上什么来路的地痞流棍，土匪宵小，纠合一点人马，就可以把政权拿下。南方革命党战果辉煌，北方革命党原本也大有希望的。山西率先独立，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手握重兵，北京城内，革命党人也不少。可是，自从袁世凯出山，革命党却接连受挫。三杰一死，一调，一走，接下来张绍曾的旧部发动的滦州起义，也被镇压，山西得而复失。北方的革命党人，原本眼看功败垂成，忽然之间，都因为袁世凯而打了水漂，这口气怎可以吞下？其实，在刺杀袁世凯的同时，北方革命党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一旦刺杀成功，就利用他们在周边一些军队，比如毅军、甚至部分禁卫军里的力量，发动对北京的几路进攻。所以，尽管革命党的大头目在跟袁世凯谈判，都谈成了，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也跟汪精卫打得火热。但却难以约束所有人，虽然也有一部分北方革命党人比较听话，跟袁克定配合得挺好，但另外一部分人，却存了心，要另起炉灶，自己干自己的。如果真的能干掉袁世凯，拿下北京，立下大功一件，党内权力怎样分配，还不知道呢？
不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却给了袁世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此前，朝野传说他跟革命党勾搭，出卖朝廷，现在他也遭遇革命党暗杀了，名声好了一点。另外，对于逼隆裕交出政权，也大有好处。毕竟，自己出面逼宫，好些话不好说。暗杀一来，就可以借口危险不上朝了。所有的恶心事，恶心的话，都交由赵秉钧、胡惟德来干来说。不消说，这样更加方便。这俩人也尽心尽力，连唬带吓，还有忽悠，加上不久革命党人刺杀了满人唯一一个能臣良弼，不由得清朝的孤儿寡母不交出政权。
袁世凯本质上是个武夫。一生也遭遇过几次凶险，每次都带来命运的转机，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他九死一生，但从此崭露头角，为人所知。1909年朝中传说摄政王载沣要干掉他，据说他已经秘密从第六镇调集死士自卫，但却只是丢了官帽子，归隐彰德。此番遇刺，凶险最大，则开启了他当国的契机。
世上之事，福兮祸兮，向来都很难说。对于乱世之奸雄袁世凯，就更难说。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这两杆子能折腾出事儿来，还得靠时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学问家章太炎做主编的时候，声誉很是不错，跟康梁的保皇党们，打了许多大仗，据我们的教科书说，把康梁们打趴下了，从此以后，革命战胜了保皇。是不是真的这样，不好说，但当时的《民报》，在不安分的人们中间，的确很有名气。
章太炎是晚清最有名的学者俞樾先生的高足，这个俞樾，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一句“花落春仍在”的帖试诗，大受赏识。后来因主持河南乡试出题出得太怪，被都老爷参了下来，从此以后专心做学问。曾国藩有名言曰，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拼命做学问的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太炎），也是一个做学问拼命的人。学问做得很大，现在看他的学术类文章，经史子集，加上佛学，任马由缰，没点功夫，根本看不下来。但他主持《民报》，还是立意在宣传，党内好些人嫌他学究气太重，不够通俗，多少有些冤枉，在多数情况下，章太炎其实是尽量通俗来着，但是让此老写陈天华那样的打油诗，也不大现实。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在他主持下，《民报》上，还有漫画。
《民报》上的漫画，画的都是晚清的名人。名人可是名人，在《民报》那里，变了一个称谓，叫做汉奸。已经死去的曾、左、李，名曰“过去之汉奸”。曾国藩顶戴花翎的头面，却给安了一个蟒蛇身子。左宗棠也是一样，人面兽身。李鸿章是人面鱼身，这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成了美男鱼，跟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鱼有一比。这样的漫画造型，只有曾国藩的像有点根据。据说，由于曾国藩浑身长癣，常年都雇人挠痒，身上一层层地往下掉鳞皮，所以人们传说，他是大蟒蛇变的，特意来拯救清朝天下的。当然，也有传说，所谓蟒蛇，是西山十戾之一，原本就是乱世的妖魔下界。曾国藩的出现，无非是天下大乱的征兆。不管怎么说，把曾国藩画成人面蛇身，不为无因。但左宗棠为什么是兽身，李鸿章为何是鱼身，就不明白了。我想，反正是骂人，大概是为了搭配曾国藩同时有所区别吧，一个既然是蛇了，剩下两个，只能一个兽，一个鱼。
还有三位清朝新政时期的名人，也就是《民报》办的时候，还活着的名人。他们的命运，似乎比他们的前辈更差些，这些漫画，名曰“现在之汉奸真相图”。其中，袁世凯是个半身像，脸被剖开。张之洞顶戴花翎，但脑袋却被放在胯下。岑春煊也是顶戴花翎，但脑袋是倒着放在脖子上面的。这三位都是清朝新政时期最有名，地位最高的名臣，人称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还有说，张之洞是士屠，因为镇压自立军起义，袁世凯是民屠，因为练兵的时候擅杀菜农，岑春煊是官屠，因为他特别喜欢参下属官员。尽管评价不一，但谁也否认不了他们三人的地位。历史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三人是绕不开的，当然，清朝也离不开他们三个。因此，这三人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是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最危险的汉奸。革命党人立意排满，因此他们说的汉奸跟我们现在有所不同，凡是汉人给满人做事的，都是汉奸。不过，三人之中，袁世凯是被贬低得比较轻的一个，只是把他的脸剖开了而已，似乎暗示此人有多重面目。其实，同盟会成立之后，还不断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据说有人还去联络过他，没有反响，也没给绑去讨赏。
宣传品上有漫画，并不起于革命党人的报纸。晚清打教（基督教）的揭帖上，早就有类似的东西。把传教士和教民画成人面猪身，或者猪面人身的都有。比较高档的揭帖上也有清朝大臣的漫画，有正面的人物，比如左宗棠，比如操办了贵州教案的贵州提督田兴恕，都被画得很威猛，下面的题词也极尽奉承。但是，对另一些人就不那么尊重了，其中就有李鸿章。李鸿章不仅在后来的教科书上形象极差，就是在当时，也被打教的绅民与革命党人共同视为汉奸。前者说他是洋人的汉奸，后者说他是满人的汉奸。
这些漫画出品的时候，西方已经有了比较好玩的漫画，连环漫画，漫画里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坏人，他们的好玩与滑稽，引得老少皆迷。西方报纸上的政治讽刺漫画出现得更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就很流行了。画得幽默、好玩，而且具有讽刺意义。但是，在中国，即使立意学习西方的人所办的报纸，上面所谓的漫画，还是骂人的宣泄，就跟顽童平时看不上谁，就在墙上涂鸦，丑化某人，然后写上×谁谁的妈，或者谁谁是大王八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顽童伎俩，在打教揭帖上得到了发扬，现在则轮到了革命党来进一步发扬光大。看来，这种漫画的演化，脉络相当清晰。《民报》也好，揭帖也好，大家画这种把人画成畜生的画，无论画技高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泄愤。只是这样的泄愤，对于有同样愤忿的人而言，当然有用。国内不安分的人们，喜欢看这些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并不如此“愤清”的人们，也许就没用了。不管怎样，革命党还是期待自己的报纸在国内掀起风浪。海关不让进口，就偷偷往里带，特别是让满人留学生往国内带。先把成捆的《民报》包好，上面写着“法政论丛”，然后交给相识的满人留学生，让他们带给国内的某人。过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看见既是满人，而且头上有辫子，自然就不查了。这些夹带的满人，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过，后来我们在革命党人的回忆中，提及他们的革命启蒙读物，似乎很少提到《民报》。不是《扬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军》和《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的小册子。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大江报》有个“大”字，但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报》被查封，消息是他们自己用电报传出来的，此后，上海的报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关注。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可怜的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递交呈文，为《大江报》说情。但是，武汉以外的报纸，可就没这么客气，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甚至还恶心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还说，像《大江报》这种言论，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