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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在武汉，也存在这样的革命党，连跟前代形式上的区隔都不讲究，照搬旧官僚的一切，径直进去享受的。该坐轿坐轿，该坐堂坐堂，就是要当官做老爷。李亚东是个老革命党，很早就在新军当兵，从小兵一直熬到排长，不加珍惜，非要革命，是日知会的老成员。起义发生时，他还在汉阳坐监狱。汉阳光复，他从监狱里出来，被推举为汉阳革命党的首领。他没有客气。当地的革命党，甚至都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把知府知县之类的旧官衔改成民政长，李亚东还是做知府，革命的汉阳知府。当家后第一件事，就跟鲁迅说的占了绍兴的王金发一样，忙于把布袍换成皮袍子，他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买来之后，他还嫌料子不好。将就打扮起来，原来知府衙门的行头，他均享用。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出行比人家要频繁得多，总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晃来晃去。革命党的同事批评他，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镇住百姓，不用仪仗，百姓不知官的尊严。不过，得意过了头，也有吃瘪的时候。一日，他到武昌都督府办事，忘记了那里的革命同志比汉阳多得多，居然也这样乘着官轿，排列着仪仗，浩浩荡荡地去了。结果到了都督府，卫兵们大叫：“这是哪儿来的满清怪物，给我打！”一拥而上。仪仗随从四散逃命，剩下李亚东面色如土，傻坐在轿子里，好不尴尬。
李亚东坐监，是在武汉，所以革命后，做官的机会比较多。跟他一起在武汉坐监的还有胡瑛，此人是湖南桃源人。在革命党中，宋教仁、胡瑛和覃振三人，号称桃源三杰。革命后，胡瑛做了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风生水起。而覃振则在湖南坐监，湖南光复晚了半月，等他出来，武汉政府的位置都满了。覃振一直都在武汉活动，熟人都在这边，于是出狱后去就去找老朋友加同乡胡瑛。哪知道，现在的胡瑛已经不是当年了。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这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这样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见到破衣烂衫的老朋友和同乡，胡瑛想了半响，说，你来得太晚了，部里已经没有好缺了。这样吧，在鹦鹉洲还有一个驿站，有马两匹，没人看管，你先去看马吧，然后有机会再调剂。覃振来见老朋友，其实未必真的非要个官做，见他如此说，什么也没说，一笑而别。
自己做部长，让老朋友小同乡做弼马温，这事无论如何都有些蹊跷。那年月，革命后的政府，闲差特多，胡瑛位高权重，未必真的连部里一个闲差都给老朋友安排不了了。也许，越是老朋友，越是要压他一头，甚至不止一头更好。覃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家伙，坐监坐久了，不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鄂军政府内，自打停战，没有了危险，内争就白热化了。原先的种种革命情谊，都化成权力的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乐意再来一个人分上一杯羹呢？
革命之后，好些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都感到特别的失落。怎么当初追求理想的人，见了官帽子，就纷纷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呢。爹亲娘亲，革命同志，都没有官帽子亲。同志之间的厮杀，一样刀刀见血。所以，革命以后，不少理想主义者开始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尼姑，伴着青灯黄卷，打发掉了余生。其实，革命虽然有理想，但在某些方面，跟其他改朝换代的争夺也没什么不同。很多参加者，尤其是某些特别有办法，有权谋的参与者，参加革命，无非是一种豪赌，赢的，一头是自家的性命，一头是荣华富贵。赌输了认栽，赌赢了就一步登天。就算那些原先没有如此想的人，也都是血肉之躯，真的富贵摆在眼前了，想不动心，保持革命精神，还是有点难。想做官，也没大错，但是，革命了，做官没有规矩，谁上谁下，像没有规则的抢椅子游戏，自然会有点乱，一乱，让外人看了，好像连清末官僚都不如，也就心生怨望。
【剪辫子的风波】
在清朝，造反者剪辫子，从来如此。这事要赖满人，汉人历史上多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很少听说要易服易发的。满人入关，征服汉人，作为归顺标志，斤斤于辫子，造反的人，也就把剪辫子做投名状，逼人跟着走。辛亥革命时，最初革命党人剪辫子依旧这个心理，辫子一剪，逼你造反，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其实，在当时，当家的满人，已经跟他们的祖先有所不同，不怎样在乎脑袋后面那根辫子了。新政期间，好些洋学生都没有辫子，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也剪了辫子，剪就剪了，没听说朝廷把谁怎么样了。虽然说，在革命党的宣传中，辫子是作为归顺清朝的奴隶标志存在的，但是，国人真正对辫子感到不舒服，还是来源于外国人的嘲笑，人家说那东西是pigtail，猪尾巴，一种劣等民族的象征。租界里红头阿三抓中国人，揪住辫子，一抓一串，在大街上昂然走着，刺激着所有来过上海的国人的神经。况且，在西人眼里，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不仅怪，而且是不卫生，不文明的象征，男人留那么长的辫子，梳洗不便，难免生虱子，使得要追求文明的清政府，也不怎么好意思坚持辫子主义。所以，原本就不怎么在乎辫子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防止“投名状”的效应，也下令剪辫。在百姓的脑袋上，跟革命党分进合击。
尽管如此，投名状做不成了，出于习惯，革命党还是特别在乎剪辫。革命成功之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革命后成立的军政府，一般都会派出剪辫队，或者巡查于街市，或者盘踞于城门，手执大剪刀，看见留辫子的人，不由分说，拉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从当时留下的老照片看，被剪者的无奈和剪者的兴奋，都非常鲜明。显然，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剪辫，不再是为了跟清政府较劲。他们主要是在为民族扫除耻辱，或者说，是为了跟外国人争气。
当然，除了在革命前后自动剪辫的年轻人之外，多数人其实是不乐意辫子被剪的。革命后，读书人固然很乐意被推举出来维持地面，甚至帮新政府做事。但却不打算马上去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一来，清政府的剪辫令是被动发布的，此前在人们印象中，没了辫子还是有政治上的风险。两百多年了，都知道皇帝特在乎臣民脑后的辫子，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消除。二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脑后的辫子，习惯成自然，自然变好看。一朝脑后空空荡荡，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婆娘都不喜欢。虽然说洋鬼子进入中国，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但真正见过洋人的读书人，还是不多，亲身领教过洋人讥讽的，更是凤毛麟角。留过洋的革命党人所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内地的读书人根本就没有。读书人如此，一般百姓也一样。在那个时代，百姓是要跟着读书人走的。他们也害怕没了辫子，以后朝廷会计较，也感到没了辫子不好看。就是自家的媳妇，发现丈夫没辫子，都会哭闹的，何况别人？好些头发长的不错的男人，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直都是他的骄傲，甚至可以指望它赢得女人的青睐的，突然之间被人剪了，不说如丧考妣，也相当难受。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对于辫发，还有一种巫术式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人如果没了辫发，身体似乎就不全了。不全的身体，就意味着某种的不祥。所以，辫子被强行剪掉的农民，都会大哭不止，而且都会跪求把剪下来的辫子还给他，他带回家去放起来。冯玉祥回忆说，当初他的军队，许多士兵剪辫的时候，都是痛哭不已，而且都把剪下来的辫子郑重地包好，收藏起来。那情状，就跟做太监的人，哭着保留好自己那根剪下来的宝贝似的。
辛亥革命，从整体上，对乡里社会没有多大的扰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剪辫子。为了抵抗剪辫，乡下人想出来很多办法。一是装道士，道士可以带高帽子，还可以把辫子散开，扎成发髻。所以，一时间道士服走俏。二是带尖顶帽，把辫子盘起来，用帽子罩上。读书人则把过去的儒巾，即方巾翻出来，把辫子盘起，罩上方巾作为掩饰。但是，这些招数，碰上难缠的革命党人，还是会被识破，辫子依旧保不住。况且，这些办法都比较费钱，要花钱买布、买帽子。农民没有这样的闲钱，所以，最好的抵抗方式，就是不进城了。无论挑粪还是卖菜，总之不去城里就完了。这样躲着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有些损失，挣不到钱了，但城里人麻烦就大了。那个时候，城市里没有下水道，粪便的处理，全靠农民进城挑粪，城里得了清洁，农民得了肥料（多数地方得花钱买）。农民一天不挑粪，城里就臭的不行。如果再加上没菜吃，城里人就更受不了。因此，这种抵抗，在当时还真的很奏效，一时间，革命党人剪辫的积极性小了不少。大规模对农民辫子的围剿，只维持了不长时间。民国之后，又过了好些年，在城里人逐渐的带动下，农民的辫子才逐渐少了下来。这也仅限于发达地区，在不开化的内地，直到1940年代，好多男人脑后还是有辫子。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说的1917年跟张勋复辟有关的故事，跟乡间的真实相去其实不远。也就是说，即使在浙江这种比较开明的地方，到了民国六年，乡下剪了辫子的人，也还是辛亥当口撞上革命党了的，多数人，其实脑后还有辫子，也喜欢辫子。农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感，也跟剪辫子有关，当时有民谣曰：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里的和尚，说的就是剪了辫子的人。中国不是佛国，家里有和尚睡，不是好听的话。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脑袋上头发的那点事，还真是有点麻烦。
【又见汉官威仪】
衣服和头发，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夫子感谢管仲，说是没有他，我们就披发左衽了。也就是说要跟蛮夷梳一样的发式，穿一样的衣服——从左边开襟。但是，后来五胡乱华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汉人跟他们一样，有的时候，反而他们要学汉人。看来，这些胡人并没有怎么把孔夫子的话当回事，在衣服和头发上，态度相当含糊。这种含糊，一直保持到满人入关。真的较真的蛮夷，热衷于以夷变夏的种族，就是满人。他们用武力强迫汉人改发式，变衣冠。把头发大部剃去，后面留一点编成小辫子，衣服自然也要随他们——左衽。
对于脑袋顶上的头发，汉人软磨硬泡百多年，最终把发式从大部剃掉变成只脑门前象征性剃去一小部分，实现了七折左右的复辟。而衣服，却没有半点恢复的迹象，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只是在死的时候，换上明朝的袍子——据说这是明亡之际汉人的最后抵抗，所谓生降死不降。但是人都死了，穿衣服给谁看呢？这种汉服，连象征意义都微乎其微。不消说，经过满人两百多年的统治，绝大多数汉人，对于衣服和头发的政治变革，已经习惯了。如果不是洋人进来，非要嘲笑中国男人脑后的辫子像猪尾巴，没人觉得这辫子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还认为，一条油光铮亮的大辫子，挺好看的。男婚女嫁，如果论嫁时女孩偷偷看见未来男人有一条这样的辫子，多半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左衽的胡服，对于多数人来说，其实穿着挺方便的。扣袢取代带钩之后，人毕竟右手好使的多，用右手去左边扣或者解开扣袢，要比反过来用左手方便得多。人们不仅习惯了留辫子，更习惯而且享受了胡服。所以，即便民国了，人们无论男女，还是以满人的胡服为主。上等人的袍褂，下等人的对襟短衫（即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唐装的衣服），甚至女人的旗袍，都是满人所赐。据说民国时，陈叔通穿着袍褂，穿着西装的留学生回来见他，说你为什么还穿这个？陈叔通说，你穿的是什么？留学生说，我穿的是外国服。陈说，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在革命党人，尤其是光复会出身的人眼里，汉人早在清朝入关之际，已经亡国了。章太炎自称是“支那遗民”，即使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视满人为外族，所以要驱逐鞑虏。自然，满人强迫汉人留的辫子，着的胡服，都是夷变夏，民族耻辱的象征。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服饰上，对于辫子往往比较更在意一点。尽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对于衣服，却要马虎得多。即使在国外穿西装，回国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长衫。孙中山仿照日本的学生服，设计了中山装，但真正流行起来，得在后来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力主穿中山装的，是立志改革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他们把中山装变成了“干部时装”，即便如此，那年月天天穿中山装的，往往也是党部人员。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真正变了服装的，据信只有章太炎一人。在《苏报》案发的时候，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实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据古礼设计出来的汉服——右衽的深衣大袍。出狱到了日本，还是这套汉服，不过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后来就干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样子。
革命了，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就是剪辫子。在变衣冠上，倒没有太多的用心。无论是孙中山的中山装，还是章太炎的汉服，都没有被封为正统。大家还是原来穿什么，还穿什么。只有浙江章太炎个别的同乡，才会穿出明朝的服装迎接革命，头上还戴着方巾。但是，参加革命的会党中的某些人，却感到有变变服装的需要。最受他们青睐的汉服，是戏服里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一身黑，扎上彩色的带子，帽子或者头巾上再结一个大红的绒球，再配上钢刀和盒子枪，精神。就跟戏台上的武松和石秀一般。革命刚成功，汉口和长沙街上，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英雄豪杰，四川、贵州的会党，也大抵如此，对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汉官威仪。当然，在陕西的会党看来，武生的装束，显然威仪不够，于是，他们坐堂审案，找来了戏服里的蟒袍玉带，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剧里的包公一样。四川独立，保路运动的首领蒲殿俊做了都督，人们传说他头戴紫金冠，插着野鸡翎，身穿大红袍，腰围玉带，脚上还蹬双皂靴。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别钟情于道袍，他们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礼，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来，展示自家的汉官威仪。正巧，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被革命党剪辫子，戴上了高帽子，远远望去，跟鲁迅笔下的无常似的。高帽子和宽道袍，其实正好配对儿。
幸好，革命党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革命是为了恢复明朝，为崇祯皇帝戴孝。会党虽然人数不少，但毕竟不是革命党的主流。戏班子里的戏服也不够多，没法满足人们恢复汉官威仪的欲望。因此，我们看到，革命后的革命党大人物，穿得最多的，还是西装和袍褂。其他人自然跟上，大家只消把辫子剪了，不让外国人笑话，也就行了。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些人的狂欢，另一些人的灾难。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但是，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西方的制度。庚子义和团的灾难，殷鉴不远，加上革命本身，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合作的结果。所以，这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战争的烈度不大，很多地方的夺权过程，也比较和平。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基本上没有被革命波及。一些远离政治的乡绅，在革命中，也变成了看客，而且是能发声的看客。透过他们的眼睛看革命，别有一番景象。
江苏属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抚程德全素孚众望，势力很大的张謇又从旁协助，他一变，大半个省都变了。江南地区，除了南京，基本无战事。最大的破坏，就是苏州巡抚衙门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几片瓦。这时候，常熟回来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记里说，他是出于担心家乡和家人的安危，才回乡的。其实，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风。北京自打武昌起义之后，一直人心惶惶，有力者都躲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或者北京六国饭店。他一个穷翰林，没这个本钱，只能往乡下躲，回乡之后的徐兆玮的确做了些事。由于苏常一带是科举福地，进士俯拾皆是，他这个当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个县里的副民政长，相当于副县长，但也足够了。他一个翰林公，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功夫，却张罗了好些购买枪械，组织民团并镇压抗租的事。作为一个回乡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对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对于革命的发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乱，党人的胡闹，但他更担心的是革命党人的不文明，总是觉得报纸上介绍革命军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这构成了他拼命张罗买枪，组织民团的动力。他对立宪原来是满怀期待，临行前还去资政院旁听。但也知道，到了革命发生之际，立宪也没戏了。但是他对实现共和，感觉不靠谱，提到共和，总难免语带讥讽，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他跟多数士绅一样，对袁世凯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凯出山，收拾乱局。日记里总是袁公长，袁公短地说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样的期待，绝非翰林公一个人有。
山西是个在革命中比较混乱的省份。革命时动了武，革命后，北洋军又打上门来，兵来兵去，扰动相当大。刘大鹏是个举人，革命时做省谘议局的议员。革命当口，他的日记是空白，到底是因为兵荒马乱没功夫记，还是后来遗失，已经搞不清了。从他稍后的日记看，他对新党没有好感，对已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