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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一位她认识的老人，这位老人从“公屋”建成到今天一直都住在16层的一套“中号”房间内，而“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据老人回忆，当年香港的人口疾速膨胀，好多人都缺房子住，像他家那样，妻子，三对儿女，两代人已是“8口之家”，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租用“中号”的房间，租金大约是每个月480元。
“中号？一家8口？就住在16。5平方米的房子里？那怎么住？床都放不下”！我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吃惊。
老人说：“啊，搭上下铺呗，那就不错了。当年好多人排队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随老人进了屋，他的家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屋里绝对没有双人床，只有一排靠墙摞起来的双层床，更没有沙发，一个吃饭的小饭桌，两把已经很旧了的小椅子，儿童化气息十足，黑黄黑黄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们一家人当年的“全家福”，儿女围在父母身边有一大堆。老人很乐观，虽然看得出他们家过去的日子很苦，但是他到如今也没有抱怨，只是见我进了屋连个正经的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我急忙感谢：“不用坐，不用坐，能让我进来看看就很好了”，他也就不客气，又把我带到阳台，自豪地说：“看，这个阳台只有不到3平方米，是我自己改造的，左边是厕所，当然，里面一个人转身都费劲；右边是厨房，当年我们一家人，洗菜、做饭、晾衣服可就都挤在这么一小块儿窄窄的空间》》”
离开“牛头角下邨”，那天我感慨唏嘘，问大姐：“这地方是不是就是香港人住的最差的房子了？”大姐摇摇头，说不是，“公屋”应该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公屋”，你没听说过香港还有“铁皮房”、甚至“笼屋”？要是你还想看，我就再带你去。说着就拉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再下车，我们已经来到了深水埗的南昌区。大姐说：“行了，这下你可到了香港最穷的地方，就是这一片：长沙湾、鸭寮街、桂林街、基隆街，自己看吧，看看香港的穷人到底住的什么样儿！”说完又补充：“不过你要是还想进楼，我们可得再找人，不然不受欢迎。香港穷人别看住的寒酸，但人人都有隐私权，也有尊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后来找到了南昌区居民商户联会的一位年轻小伙子，由他带路，走进的第一座大厦是基隆街》》》号5字楼A座。那座大厦也是火柴盒形状的高楼，与整条街上的楼房面貌都差不多，外表斑驳，楼顶上乱七八糟、犬牙交错，整个地区看上去都很陈旧。这些楼，小伙子告诉我，就不是您刚才看到的政府“公屋”了，很多都属于私人开发的商品房。过去几十年，香港人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基本上都被房主用来出租，里面每一家的面积比“公屋”略大，但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吧，可就是这样，房主为了开源节流，还是有人把家里再分隔成几个更小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名称很形象，叫“床房”，“床房”顾名思义啦，房间的大小也就真的只能放下一张床。
“床房”？那人除了睡觉以外在哪活动？
边走边说，我们已经来到了5字楼A座。
这座楼果然不是出自政府之手，楼道比“公屋”要窄得多，不像楼道，倒像梯子，两个成年人在楼里若想并排上下根本不可能，虽然功能更被强化，但第一次见到，总是让人觉得很滑稽。
我们三个人就高高低低地排着队往上爬，到了第三层，我说，行了，别走了，反正楼梯的样子我已经知道，下面能不能帮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让我进去看看“床房”？
小伙子就照我的话去做，有一户人家开门了，显然是租客，不是房主。我进到里面，见到了“床房”，而且“床房”果然名不虚传，一间房子只见床面，不见地面。我问：“像这样的一套‘床房》一般月租要多少钱？”后面紧跟着就笑自己：眼前这种微型的“小家”哪还经得起用“套”来形容？小伙子也笑，然后说：“800，您刚才进楼时没看到外面挂着的小广告？”我说：“什么？一个月800？就这样的‘床房》还要800？”小伙子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一定认为我太夸张了，在香港要租一套住房，一个月怎么也得好几千！接着就在随后的解释中掺进去了一些评论和感慨：“‘床房》至少还是正经的房子，只是小。你们内地人其实很不懂我们香港，香港社会直到今天，好多人的生活，起码住房吧，还是很差。”
我们离开A座，小伙子问我：您累不累？要是不累，还想不想再到天台上去看看“铁皮房”？我说当然想看，尽管当时我人已经很累，同时更担心身旁的大姐，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让她再跟着我爬那一层层一人宽的黑楼道？然而大姐立刻在我身旁出声：“嗨，爬楼算什么？香港人不是天天在爬，现在住在‘铁皮房》里面的还都是些香港的老人呢，他们住在天台，不爬楼怎么回家？”听了大姐的话，我差点掉泪，说不清心里有几分感谢，还是突然卷进来了几分难过。于是呼哧带喘地我们又爬上了一座大厦的楼顶。
“楼顶”在香港的说法里就是“天台”。
过去有些地产商，售楼时如果买家肯多花一些钱，就会将大厦最高一层的房子连同“天台”一同出售，这样买了“天台”的人往往就会在上面用木头、水泥板或厚铁皮自己再盖简易房，这样的房子合法不合法我不知道，后来都被称为“铁皮房”，而且不是存在了一天两天，即使不合法，我想出现在香港，老天爷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怪刚才刚到深水埗，我抬头看见一座座大厦的楼顶怎么都是乱七八糟、犬牙交错的，原来那上面都是住家。
2005年我在深水埗南昌区的第一次“访贫问苦”，见到了“床房”，也见到了“铁皮房”。虽然天台的“铁皮房”并不是我曾经在画册上看到的旧香港那种一排排依山而建的“铁皮屋邨”，但是这类“铁皮房”条件也很差——高矮不同，形状各异，相同的只是夏天里面一律潮湿、闷热，冬天潮湿依旧，里面却一律冰冷——长期住在里面的老年人如果犯了腰腿疼痛，可想而知，那时光该有多么难挨。
香港历来被人称作“动感之都”、“活力之都”，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商业区有数不尽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是深水埗，很多“铁皮房”至今却依然还有人居住。这些人他们虽然身在香港，不少人也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证，但是“家”却只能在“天台”。尽管条件好一点的可以把空调、电视机都装进“铁皮房”，但是第一次见识的我，真的钻到里面，人进去了，一脚在天，一脚在地，身子好像要被自己拆成两半》》
“巴士阿叔”与“碧姐的故事”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见到了“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过“笼屋”，有人也答应带我去看，因为再不去，这种“住家方式”慢慢地可能就要在香港绝迹。所以“笼屋”对我一直构成着更大的悬念，只不过还没等我找到它，一位快乐的香港人的一句话：“人要豁达，住‘铁皮房》怎么了？即使不得不住‘笼屋》，也有自己的快乐，走到大街上也会讲文明”，一下子就把我的思路给扳了道岔——
的确，穷与富，在物质的天平上完全可以秤出斤兩，但是在精神的天平上就分不出身份的贵贱轻重。
2004年我初到香港，记得在大街上走动，人群中不绝于耳地总有一种“唔该”、“唔该”的声音，开始我不懂得香港人这是在干什么？后来明白了“唔该”就是北京话里的“劳驾”，或者类似英文的excuse me，富人、穷人都会说。有好几次我亲眼见到人群过马路，谁不小心碰了谁的肩或踩了谁的脚，双方的表情都非常怪异，不是互相瞪眼、互相对骂，而是相反，立刻都会互道“sorry”，根本见不到有人为了这等小事冒火吵架，这种普遍的“街头文明”曾经让我感慨万端——
然而，2006年香港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如果没赶上网络时代，很可能就像秋天树上随便落下的一片枯叶，谁都不会在意，但是因为赶上了网络时代，麻烦就来了，就整出了一场风波——“巴士阿叔”，而且很快传遍香港，又很快落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的一种尴尬境地。
我不是在第一时间内听到香港出了“巴士阿叔”，但是一听说就赶快上网，这一上可“瞎眯”了——香港的文明，文明的香港，原来在我印象中这个牢固的概念被动摇，动摇得内心好难过。当然作为一个内地人，我和纯粹的香港人在这件事上的反映肯定不会完全相同，说实话“看笑话儿”的心理还是有少少，但是“难过”为主，因为原有的信念顷刻之间遭到了颠覆——
2006年4月27日，深夜11时55分，事情的发生地点是在一辆由香港佐敦开往元朗的68X巴士车上，一名男青年不满前排座椅上的一位男中年，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作“巴士阿叔”的那个人，正在用手机打电话，因为声音巨大，满车人都受不了，尽管这位男青年起先自己也刚刚用完手机，但还是对男中年忍无可忍，就轻轻拍了拍“巴士阿叔”的肩膀，示意他小声点，谁知道不“拍”，原本整个天下平安无事，一“拍”，故事就出来了，“巴士阿叔”火山爆发，转身就跪在座椅上开始大骂，先是说香港人有压力，“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之后连》你老母那样的港版“国骂”都一次次地往外狂喷，言辞清楚，污秽不堪。被骂的男青年最后招惹不起，不想与其一般见识了，就连连道歉，意思是：“得了吧，我投降，请您老人家赶快紧闭尊口！”但是为时已晚，“巴士阿叔”的满腔怒火已经压不住，激动地一再说“没解决”，“没解决”。这件事情正好被同车的另一位乘客用手机录下，之后以vedio clip（视频短片）的方式贴到网上，还是时下全球最时髦、最火爆的You Tube网，于是香港最下层、最丑陋的一面迅速传开，那段片长5分59秒的真实录像点击率一路飚升，首月之内仅香港的点击次数就已经突破了500万次——香港这座文明城市立刻斯文扫地，一位“巴士阿叔”仿佛把全体香港人的脸都丢得精光！
2006年6月3日，距离“巴士阿叔”事件已经俩月有余，我到会展中心旧翼的1号演讲厅采访该年度“香港学生科学比赛”，12支选手的第三支队伍创造发明了一种保护环境、消灭蟑螂的新方法，学生们在台上演示他们的方法，分别把自己装扮成“发明家”和“蟑螂”以求生动。我听到“发明家”在台上故意问：“现在，在我们生活里面，蟑螂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蟑螂”就摊开双手大叫：“没解决！没解决！”搞得台下400名多学生，还有家长和评委席上的专家都会意地大笑。为什么？自从“巴士阿叔”在公车上反复地讲出“没解决”，“没解决”、“我有压力，你有压力”，这两句话以后就成为经典，人们只要有机会就用来互相调侃。开始的时候，大家说着玩玩儿也就作罢，但是香港人稍微一冷静，脸上就挂不住，这样网上的帖子各种意见便潮水般涌来，有人举证说除了“巴士阿叔”，香港不文明的人和事其实还有不少，比如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脱掉鞋子，脚臭难当；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管理员人员上前劝阻，吸烟者不仅不听，还故意用烟喷人，报告了警察吧，警察竟说：“食烟好小事”。在一片议论声中，有的香港人开始揣摩“巴士阿叔”为什么火气如此之大？他的“我有压力，你有压力”是不是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一些情绪？
You Tube这张网，本来就是以“你自己广播”（ broadcast yourself）为特色，而“巴士阿叔”曝光以后，很多有尊严的香港人更站出来指出：“巴士阿叔”一个人，只属于个别现象，根本不能代表香港整体的文明水平。在这件事上“网络霸权”表现出极大的残酷性。有些人不懂或根本不顾“上网也需讲操守”，一些本身不太刺激的东西，被擅长“恶搞”的“网络暴民”发掘出来， 故意哗众取宠或出于某种商业目的，这些人和“巴士阿叔”的不文明行为相比更阴险，更不道德。于是质疑：“你认为那些在‘巴士阿叔》事件上‘加盐加醋》的人，有信息文明吗？”“将偷拍到别人的vedio clip任意地放到网上，是侵犯他人权利，还是路见不平？”“网络审判是否公平？”“政府是否应该立法管制网上散播消息？”等等。这些“质疑”后来我越看越发现香港人对“巴士阿叔”的真实心态：其中认为香港的公共道德问题“没解决”的固然有不少，但是因为此事心情压抑而产生了叛逆自卫的人好像更多——
2006年6月6号，那一天本是百年不遇的一个“666大顺”的好日子，我照例一上班就打开电脑，本想找点“乐子”让自己这一天都高兴。但是打开网页，第一条入眼的文章还是“巴士阿叔”，作者议论的题目《“巴士阿叔”的现象分析：冷眼看全城热话》，文中讲到：“》》网络讨论互动性虽高，但却没有‘理性》这元素》》本来对社会不公平的事做出讨论和抒发意见，是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当由个人升级到社群，讨论变成声讨批斗，出现‘起底》式裁判，身败名裂永不翻身，其所带来的伤害和惩罚是否已超过了当事人所犯的过失？”
香港人为什么看到“巴士阿叔”从“脸红”到“压抑”，很快就开始转向“理性”？“巴士阿叔”的人和事只有在香港一个社会存在吗？其他地方就没有？全世界的人都跑到网上来看香港的笑话，他们自己身边就没有，甚至保证自己就不是“巴士阿叔”？
一个外地人走进过去他不熟悉的社会，所见所闻，不应该只让他感到单方面的存在，这不公平，时间长了也不可能。
或许我真应该感激“巴士阿叔”，要不是它，我可能还不懂得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他人的颠覆中接近真实。香港这个社会不是忽然就在我的认识里发生了矛盾，它本身就是矛盾的，这才更体现社会的常态。两年来我在香港，看到和遇到的很多人与事，包括“炸药包”与“爱心大晒”；“白加道”与“铁皮房”；现在又出了“巴士阿叔”，我的判断不断分裂，重组后又再次被分裂——不能肯定什么和不能否定什么，都让我很痛苦。
还记得前文我曾经提到过的那位好心大姐吗，她也是香港人，也是香港最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内地人，全世界到处都在议论“巴士阿叔”，我却又想到了她，想到这位大姐的故事怎么就没有被人去“偷拍”？没有被人去关注？如果有，如果“碧姐的故事”也在今天出现在互联网上，那么“地球人都知道”的传播效果肯定会给香港人挣回好大的面子——
2006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推出了一档专门报道香港的固定节目《直通香港》，其中有一个子栏目叫“香江人物”。栏目还没有开播，台里就要求我们香港记者站的记者协助采访。第一天，“香江人物”播出了我在香港曾经访问过的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但是节目播出后编辑打来长途对我说：“长江老师，以后咱的‘香江人物》可不是只能上像李嘉诚先生这样的香港大亨或领袖、名人，普通市民也可以亮亮相。”我听了高兴极了，那时候就想起“好心大姐”，她的全名我都不用提，因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尤其2003年SARS期间，她不要命了地为街坊邻居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因此在她住过的香港淘大花园，不管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还是擦不尽稀鼻涕的三尺小童，大家一见面，人人都亲切地唤她“碧姐”。
“碧姐的故事”后来还真的在“香江人物”里面播出，看过的人都很受感动，而我因为曾经多次得到过“碧姐”的帮助并通过她看到了香港普通市民在灾难面前曾经表现出的怎样的团结和坚毅，所以“碧姐”早就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2003年SARS在香港淘大花园疯狂肆虐，当时“碧姐”其实已经搬离“淘大”，但是她的肩头还担着一份香港观塘区议员助理的工作（并非官职，收入也很低微），办公室还在“淘大”。记得当时我采访“碧姐”，她流着泪告诉我：“一个多月前的那段日子，当时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香港的电视每天都要报我们淘大花园今天死了几个人，明天又死了几个》》”正是因为她心太软，看不了邻里谁家今天没了母亲、明天没了孩子，有的人家老少三代谁都没有逃过厄运，有的妇女怀着孩子，小BABY尚未出世，就跟着妈妈一起“走了”，所以那时候别人都远离“淘大”，唯恐躲避死神不及，她却每天回来，给大家发口罩、消毒水，协助政府组织隔离，义务地帮助人们从早到晚处理没完没了的麻烦事。
我曾经问过“碧姐”：“那时候您还回淘大，就不怕传上SARS？要是万一传上了，后果可就》》”
“碧姐”说：“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知道害怕也顾不上，就想着可别再死人，可别再死人》》”
看不见的SARS病毒四处夺命，情形最严重的时候，淘大花园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0多人，医院里还有更多的感染者。“碧姐”向我描述：当时谁家有人被送进了医院，好多家属都不敢前去探望，有的亲人去了，也只是把汤水补品远远地放在门外》》
但是我知道，就是在那种局面下，“碧姐”每天都往医院跑。
开始她只是惦记着自己熟悉的人，在家里煲好了汤，给朋友送去。以后病房里不认识的病人左一个右一个地说：“明天能不能也给我送一碗。”“碧姐”就有求必应，统统答应，为什么？她脑袋里总是在想：“今天这些感染了SARS的人说想喝汤，还能喝，明天说不定病情恶化，想喝也喝不成了。”就为了这个念头，“碧姐”就天天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