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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钱先生举引的柏梁体诗，与最初此类诗作比较，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形式上仍保持句句押韵，表面上也保持了游戏取乐的特色，实际内容则有了很大拓展，它既能表达诗人的情感，又能反映现实生活，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谈艺录》读本（六）章咒气与偶颂气
纪晓岚《点论李义山诗集》①卷下评《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云：“终恨有章咒气”②；《点论苏文忠诗集》卷四评《读道藏》云：“作僧家诗③，不可有偈颂气④；作道家诗⑤，不可有章咒气。此固未免于章咒。”（546页） ①纪晓岚：清纪昀字。
②章咒气：毫无文采，如同奏书，文尽意尽。
③僧家诗：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之作。
④偈（jì寄）颂气：佛教里的赞美诗有一定格式，不论几言，必四句为一偈，到将颂赞之意说尽为止，毫无文采。
⑤道家诗：指那些上天入地求仙访道之作。
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这首诗讲的“会静”，指道家凝神养静修炼说，在这时候，作者想象飞腾，就会想到许多神仙故事，如说：
大道谅无外，会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己莫问邻。伞灿窳栈肯杈耪婢！�
这是说，修炼神仙的方法，想来只有一种，没有别的。合于这种方法，可以超越人世，自然“登仙”。“丹元子”指道家修心养神的一种方法，怎样求得这种方法，在于自己的修炼，不必去问别人。修炼得道后就可以会见神仙，像会见仙人上元夫人，看到她穿着非常美丽的玉带，看到仙人九真君，在天上飞翔。这样写，就同道士写的章咒讲到神仙的话相似了。清纪昀评点李商隐此诗说：“诗无风旨可采”，“杂之通明（陶弘景）《真诰》中，殆不可辨。然终恨有章咒气。”《真诰》所记皆神仙授受真诀的事，叙述典雅，像给上级写的公文，恭敬庄重至极，朱熹曾怀疑陶弘景撰写此书时，从佛家的《四十二章经》里窃得不少，特别是关于下地狱、托生等荒诞之说，更是窃自佛书中。这里纪昀没有说李商隐从《真诰》中作手脚，但也指出他写得跟《真诰》一样。因为李诗中写升仙经历，就是从《真诰》中学来，李商隐根本没有升仙的事。所谓“章咒气”，就是指诗从《真诰》里来的，带有《真诰》的章咒气。然而，苏轼的《读道藏》却不同：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宫居。宫中复何有？戢戢千函书。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王乔掌关籥，蚩尤守其庐。乘闲窃掀搅，涉猎岂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 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苏轼的诗，是一篇诗体读书笔记，先写《道藏》的来历和存放，以及如何珍视等等，后写道家虚心求悟，像荷花的皎洁。否则厌世而去，气绝之后，用粗竹席裹尸。人皆不注意学道，归于土苴（泥和枯草），何暇治天下，这是我的幽忧。这首诗写出作者对《道藏》的看法，跟道士的章咒气不同，也就是说苏轼的诗写得比李商隐好。指出诗的风格应避免有章咒气，避免有偶颂气。
《谈艺录》读本（七）以诗品作诗
以“诗品”作诗，可上溯《诗·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①；少陵“翡翠兰苕”②，退之“鲸牙龙角”③，滥觞于是矣。（《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吉甫：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助宣王中兴。
②少陵：杜甫。句见《戏为六绝句》之四：“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③退之：韩愈。句见《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
以“诗品”作诗，可以追溯到《诗经·烝民》，尹吉甫作诗送别仲山甫，称所作的诗“穆如清风”，用诗句来讲这首诗。用诗句来讲诗的，叫以“诗品”作诗。最突出的是唐代司空图的《诗品》。《诗品》二十四首，是二十四篇评诗之作，又是二十四首诗，即以诗来评诗。“穆如清风”便是以诗句来评诗，所以是以诗评诗最早的。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是以诗评诗，用诗句来评两种风格：一种翡翠兰苕，是秀丽的风格；一种是鲸鱼碧海，是雄伟的风格。韩愈的《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飘酌天浆。”是赞美一种雄奇的风格。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牙角，造次欲手揽。”是赞美一种惊险的风格。此外如刘禹锡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韵》：“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棠弃刀尺。”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里称为以诗评诗的“佳例”。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也是以诗体谈艺者，然杜韩以诗评诗最为著名。
为具体了解以诗评诗之体，特列举元好问《论诗绝句》中的几首，以助从中窥见运用绝句形式写作诗论、诗评的一斑。如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开宗明义，他对汉魏以来诗作“纷纭”，孰为“正体”，无人评说的情况不很满意，才决意自己以诗评诗。三十首绝句，从汉魏的古诗到宋诗，摘其要者几乎都发表了意见，形成一组有系统有见解的文学批评佳作。元好问对陶潜的评论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陶诗语言天然浑成，内容真淳自然的特点，他很赞赏。元好问是以建安风骨为论诗准则，所以对刘琨、张华，有自己的看法：“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他认为好诗要有风骨，要有悲壮慷慨之气，刘琨正以悲壮取胜，所以赏识；张华虽然儿女情多于风云气，但他以为也胜过李商隐、温庭筠。对待民间文学，他推崇具有清新刚健之气的《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引此四章，便可看出元好问的好恶，他对历代文坛诗作，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理论，有文采，使其成为以诗体论诗的重要作品。
《谈艺录》读本（八）传记通于小说
平景荪《樵隐昔寱》卷十四《书望溪集书左忠毅公逸事后》①云：“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数行文字，奕奕有生气。然据史可法《忠正集》崇祯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云②：‘逆珰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曰：尔胡为乎来哉！’忠正述当日情事，必不追讳，岂易以一言哉。《龙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枢辅史公传》③亦只云：‘子已至此，汝何故来死！’”按《戴南山全集》④卷八《左忠毅公传》记此事云：“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⑤。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⑥。今子出身犯难，殉硁硁之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又与史、左两文所记不甚合。然《望溪文集》⑦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节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无愧平氏所称“奕奕有生气”。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参观《管锥编》117页又《宋诗选注》论范成大《州桥》）。刘子玄读史具眼⑧，尚未窥此，故坚持骊姬“床第私”语之为纪实⑨，只知《庄子》、《楚辞》之为“寓言”、“假说”而不可采入史传（参观《管锥编》165页、1297页）。于“史”之“通”，一间未达。譬如象之杀舜⑩、子产之放鱼⑾，即真有其事，而《孟子·万章》所记“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尔”、“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语，断出于悬拟设想。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儒宗“传记”（参观赵岐《题辞》），何减“园吏”“骚人”之“伪立宾主”哉。当吾国春秋之世，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书记言⑿，早谓苟非已耳亲聆或他口所传，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艰，行而自省之惟艰，省察而能揭示之则尤艰。古希腊人论学谈艺，每于当时为独觉⒀，于后代为先觉，此一例也。（363—365页）
《毛颖传》词旨虽巧⒁，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唐人却有以与传奇小说等类齐举者。李肇《国史补》⒂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⒃，庄生寓言之类⒄。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⒅。二篇真良史才也。”评小说而比于《史记》，许以“史才”，前似未见。《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韵见答》云：“史笔纵横窥宝铉，诗才清壮近阴何”⒆，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用意亦同”。李卓吾、金圣叹辈评《水浒》“比于班马”（29）、“都从《史记》出来”等议论，阿堵中已引而未发矣。（21）（384—385页）
《望溪集》卷二《书〈刺客传〉后》论太史公“增损”《国策》本文，不啻金针度人（22）。读其《左忠毅公遗事》时，当解此意。参观《管锥编》166页《增订之二》。（《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平景荪：清平步青字。撰有《樵隐昔寱》二十卷。左忠毅公：明诤臣左光斗，为阉党魏忠贤所害，惨死狱中。
②《忠正集》：明名臣史可法撰，四卷。
③《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李雅、何永银辑。左光先：左光斗弟。
④《戴南山全集》：清戴名世（字南山）撰，十四卷。
⑤国柱：国家栋梁。
⑥逆党：阉党魏忠贤。
⑦《望溪文集》：清古文家方苞（晚号望溪）撰，十八卷。又撰《望溪集》八卷。
⑧刘子玄：唐史学家刘知几字。撰《史通》二十卷。
⑨骊姬：春秋时骊戎国之女，晋献公伐骊戎，获骊姬，立为夫人，献公卒，被杀。
⑩象：人名，舜之同父异母兄弟。
⑾子产：春秋时公孙侨字。
⑿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⒀独觉：独知独觉。
⒁《毛颖传》：韩愈假托毛笔为传。
⒂《国史补》：唐李肇撰，三卷，多记开元、长庆间事。
⒃《枕中记》：唐传奇，写卢生在邯郸遇吕翁事。
⒄指《庄子》一书中的寓言。
⒅史迁：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
⒆《由谷外集》：宋黄庭坚撰，十七卷。宝铉：晋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宋徐铉，撰《稽神录》六卷。阴何：梁诗人阴铿、何逊。
⒇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贽字。金圣叹：清代评论家金人瑞字，原名张采。两人评《水浒》，将其比作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21）阿堵：唐代俗语，犹言这个。
（22）《国策》：《战国策》，汉刘向编，共三十三篇。不啻（chì赤）：犹言不仅，不但。金针度人：犹言传授秘诀。
这里讲到传记、历史散文与传奇小说有相通处。这是三种不同的文体，钱先生认为从不同文体中可以看到相通之处。
平步青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说文字“奕奕有生气”，不是凭空虚赞，而是与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斗，遭到阉党魏忠贤的诬陷，死于狱中。他是人中的伯乐，在史可法还是书生时，便发现他是个人材，给以提携和训导，史可法后来终成抗清名臣。
钱先生举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写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于说明不同才力的人运用不同文体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现比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师见而频蹙（忧愁不乐）曰：‘尔胡为乎来哉！’”左公只说了这样一句感叹的话，可以看作是史可法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左光先《枢辅史公传》：史可法在狱中见到左公，左公说：“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这是弟弟为兄作传时代言的话，提到了“死”，多了一点危险的内容，进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传》：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公竟说了六十二个字的话，把入狱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有条不紊，并对史可法作了日后的交代。显然这些都是戴氏构想中代左公立言。这个写法在当今的作品中常见运用，是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明白，才虚构得头头是道，句句是实话，可惜没有顾及到当时危急的情势，是否有条件说这些话。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为生动感人。“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仅用九个字，形象地写出史可法探监之难，左公已遭酷刑之惨，都见于言外。接着写左公听到史的声音，却睁不开眼，“乃奋臂”把眼睛拨开，“目光如炬”，怒斥史，说了四十七个字的话：“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把左史的关系，彼此的情感，以及两人不可一世的气概和会见的气氛，都写得“奕奕有生气”，感人至深。
对此，想到以下几点：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狱中会见的实情，好比骨头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测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画龙点睛，更能把握环境，传达史、左两人高贵的品质和情操，以及埋在人们心里对史、左两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气氛的渲染，都使人觉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则对这些方面把握得不够。
（二）文学作品，无论反映历史事件，还是现实生活，都离不开写人与事，而怎样写才能给人以真实感，从戴《传》、方《逸事》的写法可以得到启示：琐细的表面现象不等于真实，而与所写有关的入情入理之言与事，则不可有所遗漏。如《管锥编》117页写禽言之“拟声达意”，即出于想象。又如《宋诗选注》范成大《州桥》注：“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沦陷区人民）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我们读来觉得入情入理”，这也靠想象和体会。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中国工于记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锥编》166页：“《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又如《左传》写骊姬床笫私语，介之推与母亲偕逃前的对话，皆是“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所谓“记言”，皆由史家“悬拟设想”，“揣想生象”，虚拟合情合理的言与事，使其达到“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的效果。所以说文学作品和历史，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就在于摆脱不掉虚构和代言。
（三）韩愈为毛笔作传，虽以“传”名，实则是以传记文学的手法写作的一篇警世讽时之寓言故事。韩愈把毛笔人化，以戏谑的文词写出，引人大笑，发人深思，柳宗元认为司马迁的《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决而放诸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肇亦认为韩愈此文“不下史迁”，“真良史才”（《国史补》），白居易也赞韩愈“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这些评论皆意在说明文学传记、寓言故事与史的写法有相通之处。
（四）不仅中国有文学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称自己书中的记言，并非亲耳所听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据自己的设想揣摩，代为立言。因此，这里指出史家与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应当首先明白这一点。《管锥编》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录于此作为补充。钱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并举例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传正义·隐公》）真是切当宏伟的高论。
（五）由此，联想到《管锥编·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话颇有深意：“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捉影，据史以订此，是为杀风景。”又云：“吾国子书（笔记小说类）所载，每复类是。均姓名虽真，人物非真。有论《庄子》中膺篇《盗跖》者，于其文既信伪为真，于其事复认假作真，非痴人之闻梦，即黠巫之视鬼。”可惜，《管锥编》出版迟了，早在1975年批儒评法之际，闻知某院校正在新编文学史，其所谓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没有作品的作家盗跖的章节，显然是上了《庄子》的当。由此可见，钱先生所指出的，对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谈艺录》读本（九）八股文通于戏曲
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