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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元春在《诗归序》里又说：“人咸以其所爱之格，所便之调，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自以为理长味深，而传习之久，反指为大家，为正务。……夫滞、熟、木、陋，古人以此数者，收浑沌之气；今人以此数者，丧精神之原。古人不废此数者，为藏神奇藏灵幻之区；今人专借此数者，为仇神奇仇灵幻之物。”这里讲有真性灵的话，自出眼光，与人云亦云的话不同。这些话可以保留在滞熟木陋的话里，用来藏神奇灵幻的话。今人没有真性灵的话，不能自出眼光，那他的滞熟木陋的话，没有藏神奇灵幻的话，就全无可取了。
锺惺《与高孩之书》里又提出“厚”字：“向捧读回示，辱论以惺所评《诗归》，反复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此洞见深中之言，然而有说。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何以言之？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这里谈到“厚出于灵”。厚指什么呢？谭元春《与舍弟五人书》：“舟中无事，间发其（蔡公）回陈志寰先生与伯敬二书，说我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又说我笔慧而人朴，心灵而性厚。不知公从何处窥我如此也。”那末厚指为人厚道，诚朴，厚与进德有关，这又是仁厚了。灵指笔慧心灵。锺惺指出有两种厚，一种是“平而厚”，指性情真率和平，诗从肺腑中流出，自然真诚，这就是灵。一种是险而厚，品格高峻，有原则性，不可侵犯，语言卓绝，其锋不可犯，这也是一种灵。灵即有真性灵，自出眼光。“厚出于灵”，即有了自出眼光的见解，才显出人的仁厚或险厚来。否则人云亦云，就显不出仁厚或险厚来了。
钱先生认为“以说诗论，则锺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盖锺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一概抹杀言之。”（102页）即认为竟陵派的锺谭诗论，胜过公安派的三袁。试看袁宏道的《叙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合，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又《灵涛阁集序》：“或曰：‘（江）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有一二语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传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见’之类是也；有以俚而传者，如‘一百饶一下，打汝九十九’之类是也；有以俳而传者，如‘迫窘诘曲几穷哉’之类是也。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这是好的。但喜其疵处，赞成“近俚近俳”，认为可以“脱其粘而释其缚”，这就不对了。因此，朱彝尊《明诗综》卷57《袁宏道》说：“《诗话》，隆（治）万（历）间，王（世贞）李（攀龙）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三袁）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文选》）体；中晚（唐）皆有诗，不必祖盛（唐）；欧（阳修）苏（轼）陈（师道）黄（庭坚）各有诗，不必唐人。唐时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事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寤，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如《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偶见白发》云：‘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按公安派讲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即竟陵派说的“有性灵之言”，“自出眼光”的意思。但竟陵派反对公安派的疵处，反对公安派的俳谐调笑之作，要求“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要求有“平而厚”，“险而厚”；要求“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锺惺《诗归序》）这样孤怀静寄、虚怀定力来探索诗的真精神，反对公安派的“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就胜过公安派的诗论了。
钱先生又指出竟陵派的诗论胜过王士禛的神韵派，称竟陵派“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王士禛的神韵说：“‘白云抱幽石，绿筿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带经堂诗话》卷三）这些话讲神韵，写景要选取有诗意的景物，像云水竹石，山水鸣禽，情意即含蓄在景物之中，像“白云抱幽石”的“抱”，“绿筿媚清涟”的“媚”，用拟人化手法，即有情味。“表灵”指景物的灵异。
“蕴真”指蕴藏仙人，这里即含有极赞美的意思。这样就写得景清而意远。再说写情由境来透露，不明说，所以朦胧，只露一点苗头，所以萌坼，是含蓄不露。神韵派写景像一张艺术照相，选取有诗意的景物来写。神韵派写情，只透露一点苗头，让读者去体会。不论写景抒情，都力求含蓄。这样的作品，写得成功的，可备一格。神韵说的产生，由于王士禛 看到明代前后七子学唐诗，只学到腔调形式，只是模仿，没有真性情真感受。因此提出神韵说，写出自己对景物的艺术美和真感受，这是比模仿腔调形式要高出一筹。这是要作者确实有见于景物的艺术美，确实在生活中有真感受才行。否则，作者并没有真的看到景物的艺术美，并没有从生活中有真感受，那他用神韵说来写诗，就不免“以空为灵”了。那就不如竟陵派的“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了。钱先生也指出竟陵派的缺点：“胸中不厚”，“自运乃贫薄寒乞”。引《钝吟杂录》称杜甫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锺谭之药石，即讥锺谭读书少，学力不够。又引元稹诗：“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
为王李之药石。指王世贞、李攀龙的模仿古人。即“傍古人”，不是“直道当时语”。按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锺惺》：“张文寺云；‘伯敬（锺惺）入中郎（袁宏道）之室，而思别出奇，以其道易天下，多见其不自量也。”又卷六十六《谭元春》：“友夏（谭元春）别出蹊径，特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纤；学问不厚，故失之陋；性情不贵，故失之鬼；风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总之不读书之病也。”归结到不读书，与上文所说一致。钱先生认为锺谭有见识，只是学力不够，所以锺惺自言“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见”。钱先生又指出锺谭论诗的《诗归》也有缺点，即对诗“作禅家接引话头参”，“每不深而强视为深，可解而故说为不可解。”如《唐诗归》卷十四丁仙芝《京中守岁》：“守岁多燃烛，通宵莫掩扉。客愁当暗满，（锺云：此‘满’字与‘巷中情思满’‘满’字同妙。）春色向明归。（锺云：‘当暗满’‘向明归’，各有实境，解不出。）……”这首诗写在京中作客，除夕守岁，通宵不睡。守岁故多燃烛，通夜不睡，到烛烧完了，室内暗了，客愁满了。这时天快亮了，所以说“春色向明归”。这四句本不难解。锺惺说“解不出”，即可解而“故为不可解。”“当暗满”“向明归”，讲得确切，但并不深，说成“解不出”，似“不深而强作深”。在烛暗时指出“客愁”
“满”，在天明时指出“春色”“归”，这就似“作禅家接引话头参”，并不通过“当暗满”“向明归”来作即景抒情的描写的探索，停留在“接引话头参”上，便成为“解不出”了。论诗应该冲破参禅，就创作的角度来作解释。停留在“解不出”上就不对了。所以说“谈艺者之于禅学，犹如先王之于仁义，可以一宿蘧庐，未宜久恋桑下”。《庄子·天运》：“仁义，先王之蘧庐（旅舍），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后汉书·襄楷传》：“浮屠不三宿桑下。”即指用禅家接引话头来读诗，只有参一下，即当转入艺术分析。否则停留在参禅上，粘着不放，如鹦鹉唤人，只能说出向人学来的话，不能说出自家的体会；如哑子吃蜜，能辨别蜜的甜味，却说不出来。
再像《唐诗归》卷十二常建《白龙窟泛舟》：“……环回从所泛，夜静犹不歇。淡然意无限，身与波上月。”（锺云：“‘与’字不可思议，以未了语作结，妙妙。若云：‘身与波上月，淡然意无限。’则于‘与’字有归着，然肤甚矣。”锺云：“结句之妙，有似句之下，尚有说者。非神化之笔，不足以语此。”）这个结尾，写在湖上泛舟，到夜不停，因为此身与波上月有无限的情意，即对月与水波有情意，所以入夜还在泛舟。这个结尾的好处，只说“淡然无限意”，究竟是什么情意没有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联系上文“应寂中有天，明心外无物。”当时“夜静”，所以说“应寂”，在寂静中别有天地，是什么天地呢？是“心外无物”，是心中想的。当时诗人心中可以有各种想法，也是“意无限”的。这是跳出禅家接引话头，从诗意的推测说的。锺惺认为“‘与’字不可思议”，即“可解而说为不可解”。说把结末两句一颠倒，“肤甚矣”，也说得不可解。说结句下尚有说是对的，即余味不尽，可供体会，说成“神化之笔”，又是“不深而强为深”了。这确是锺谭的缺点。
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推重锺惺的《史怀》，说他评《左传》多可喜。如论城濮之战：“善制胜者，审机执权，中有主而外不测，操纵在我，而于天下无所不用；无所不用，而后敌失其所以胜，此制胜之道也。晋文公城濮之战，……总以善用曹卫为主。曹卫，楚之与国。楚之有曹卫，犹晋之有宋也。楚伐宋，晋不救宋而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围自解。及楚人请复卫侯而封曹，乃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曹卫告绝于楚，而晋又有曹卫。曹卫之形反化为宋而楚孤，楚孤而晋之胜楚，不待战而决矣。”这里通过城濮之战，研究晋国所以制胜之道，是可喜的。再称他表彰陈昂、陈治安两人诗，按锺惺作《白云先生传》，即称陈昂的诗，称徐渭诗逊昂。王士禛能赏识锺惺，一定看到他的好处。何焯称王士禛《三昧集》乃锺谭的唾余。王士禛的选《唐贤三昧集》，偏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一边，采取司空图《诗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说法，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取“掣鲸鱼碧海”的李白、杜甫诗。这跟锺谭的“察其幽情单绪”有类似处，所以说“乃锺谭之唾余”。至于说神韵说“毒比竟陵更甚”，指神韵说的流弊，流于空洞，入于模糊影响，与明七子的貌为盛唐，同样是一种空腔，所以吴乔称王士禛诗为“清秀李于鳞”，即也属于明七子李攀龙派，只是清秀些罢了。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的说诗，跟锺惺提倡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有相通处，不过讲得蕴藉含蓄罢了。这是钱先生对王士禛说诗的评价。
《谈艺录》读本（二○）论阮大铖诗
（1）
余尝病谢客山水诗①，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圆海况而愈下②；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论，为者败之耳。《戊寅诗》如《微雨坐循元方丈》云：“隐儿憺忘心，惧为松云有”；夫子綦“隐几”，嗒焉丧我，“心”既“憺忘”，何“惧”之为。岂非言坐忘而实坐驰耶。又如《昼憩文殊菴》云：“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一禽响山窗，亦复嗤为纷”，自诩“息机”泯分别相，却心嗔发为口“嗤”，如欲弹去乌臼鸟、打起黄莺儿者，大异乎“鸟鸣山更幽”之与物俱适、相赏莫违矣。诗中好用“恬”、“憺”字，连行接叶，大类躁于鸣“恬”、矜于示“憺”。又好用“睇”、“鹜”字，自以为多多益善，徒见其陈陈相因。窃谓圆海诗品，亦如号“恬目”而流“睇”，名“憺虑”而横“鹜”，缩屋称贞而“勿惜卷帘通一顾”也。又按《戊寅诗》有《缉汝式之见过谷中》亦云：“坐听松风响，还嫌谷未幽”，较之白香山《松声》之“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境界迥异，绝类拗相公之言“一鸟不鸣山更幽”③，翻案好胜之争心，溢于言表矣。（504页） ①谢客：南朝宋谢灵运，小名客儿。以写山水诗著名。
②圆海：明阮大铖字，有《咏怀堂诗集》四卷。
③拗相公：宋王安石性执拗，有人称为拗相公。
这一则论谢灵运和阮大铖的诗，都有矫揉造作之病。先看谢灵运的诗，锺嵘《诗品》把他列入上品，称他的诗“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陈延杰注：“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游南亭》诗：‘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并得其巧似者。张景阳巧构形似之言，此学其体焉，但超过耳。”即认为谢诗巧于描写物象。《诗品》又说：“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讲他的诗里有名篇秀句，有丽藻新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里的“庄老告退”，指玄言诗隐退了。“山水方滋”，指谢灵运的山水诗兴起。讲他讲究词藻，工于摹写物象，追求新词，都讲他的诗好。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称“陶公说不要富贵，是真不要。康乐本以愤惋，而诗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则探其深浅远近，居然有江湖涧沚之别。”这里指出他的诗本以愤惋，故作恬淡，心情与辞气不一致。钱先生在这里指出他的“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即“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当由于愤惋的心情，故作恬淡所致。如《登江中孤屿》：“江南倦历览，江北旷（久）周旋。怀新道转迥（远），寻异景（光景）不延。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仙人）谁为传。想像昆山（昆仑山，仙人住处）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仙人名）术，得尽养生年。”这首诗写景，像“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工于写景，像用一“媚”字，把孤屿拟人化，表达他对孤屿在川中的欣赏。赞美天空中是云日辉映，望出去是天水澄鲜。也即“萧散逍遥之致”。但在“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里，言此山的灵异如此表著而世人不赏，即使蕴藏仙人又有谁能传说呢？这里就有愤惋了。所以“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要想望仙山，就远离人世了。这就是用愤惋不平的心情，来赞美山水景物之美，即用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闲适之致了。
钱先生再讲阮大铖的《咏怀堂集》诗，讲他表面上摹仿陶渊明诗，表示他的淡泊宁静，但看他的辞气，就透露出他弄虚作假。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悠然自得中，偶然见南山的美好景物是无心偶会，并非着意追求。阮大铖摹仿它，作“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陶的无心偶会，是自然流露。阮点明“无心”，就是有意这样说，又怕不够，再加入“恬目”，所以钱先生批评他“著痕迹而落言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