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赐炅酥嗌睿挚冀彩龈锩沂罚故怯昧艘桓鲎鼙晏狻痘八道习帧罚恢摹叵赶该枋觯岩桓隹腹埂⒋蚬蹋泄嗣窠夥懦宸嫦菡螅缁嶂饕褰ㄉ杓幼┨硗撸酵砟昊乖谑谐【么蟪敝蟹⒒佑嗳鹊母锩细刹啃蜗罂袒蒙腥恕�
感觉中车夫是个特别富有激情的人，从他的文字中就可看出他的身上带着理想主义者的激情，那是我们这一代在红旗下出生长大的人的特点。
许多人一直在猜测车夫的职业。按他的家庭背景和年龄来推想，不外是从事下边这几种职业：军人、官员或者商人。究竟是哪种？无人知道。
本来网上的人就都是些神秘莫测的家伙。
久了也便相识，偶尔也在聊天室聊天，但是我在网上一向不喜欢查户口，所以车夫在我的眼中一直神秘着。他的行踪飘忽不定，这儿哪儿的，手机总在换号，但是每次换了号倒也会老老实实地通知一声。我就每每同他开玩笑：又在哪里拉车啊？
终于有一天他到了北京，言说要请客，将方圆几十公里内的网友们皆召唤到一起。
一见之下，令包括我在内的一干人皆骇然，此人近１米９的身高，膀大且腰圆，外形只有用“伟岸”一词来形容。伟岸的人当然气势上也就压人一头，加上他笑声朗朗，言辞激昂，且声如洪钟，颇有男儿风范，一桌子人只好对他仰视。
但这个“伟岸的男儿”酒量却不敌人，不过饮了三杯两盏淡酒，偌大身段即轰然倒伏于案，再不能与我等煮酒论英雄了。大家面面相觑，买单的任务只好落在了另一个不伟岸的男儿身上。
这一次的见面才探知了车夫的庐山真面，原来他竟是海员出身，怪不得透着一身豪气，是走过风口浪尖的人。
再后来，就有他的第三个系列文章出来，还是用的一个总标题———《海上有群男子汉》，还一口气发了几十篇。看过文章，再与车夫其人两相对照，觉得海员这差事，也真就是他这样的人干的。他也因此而在网友中有了一个绰号：海上男子汉。
后来，我的新书《中国女性个人奋斗报告》出来，送他一本“惠存”。转过天，他竟发来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读后感给我，这等的认真，倒叫我心有不安。但他那读后感里，语气却豪气全无，感叹与我书中人物相比生不逢时，做了半生盖世英雄，现在只落得被时代抛弃。我猜想，他一定有过什么特别的经历，于是，就约他谈一谈。他在电话里问我：“你不是专写成功人士吗？怎么会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我说：“你不用管，你只要讲你的故事就行。”
讲述
％网下人生
我出生于大跃进年代，父亲是“三八式”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有那么多的家庭被下放，被赶出北京，我们家侥幸没有。所以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在那么多家庭支离破碎时，我偏偏在台风涡里风平浪静，踏踏实实地上到了高中毕业，还看了不少书。
我身体发育得早，16岁时就已经长到１米８５了。高中毕业那年，海军航空兵来我们学校招兵，带兵的连长一眼就看上了我，但是我年龄太小，不够18岁，连长只得遗憾地走了。
我这人的思想观念很正统，老共产党员的儿子，骨子里那种东西绝对是我父亲用马列主义思想给灌输出来的，从小就非常坚信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坚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老有一种男儿的热血激情，对我父亲那代人金戈铁马的生活非常崇拜。那么这种东西放在和平年代就是热衷于做那种特刺激的事情，认为人生就应该不断地迎接挑战，不断地被打入坡谷再爬起来冲上山顶。所以我特别喜欢看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的作品，喜欢他们那种热爱大自然，不惧挑战，坚韧不拔的精神。
海上男子汉（2）
那个年代没什么别的出路，当不了兵，我就去插队了。我不像当时很多人哭哭啼啼地离开北京，而是跟几个同学很精心地挑了一个山区。我们做好计划，在那里要２年内入党，３年后上大学———那时可以推荐上大学，要想被推荐就得好好表现，所以我插队时干活特玩命。那个山区很苦，我们去时只有9户人家，吃水都很困难。两年下来后，我认为我已经是上了一次大学了，懂得了很多生活的道理。但是身体垮了，两个夏天都得了中毒性痢疾，还有一次急性肺炎，严重到吐了血。
两年后我被招工回城，临走时队长意味深长地跟我说了句话：“你今年能不能不走啊？你今年就满18岁了。”我问他怎么了，队长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直到10年后我才知道，我是当时入党的第一号人选，就是因为不够18岁。
你基本上可以想像我是个什么人了吧？
我后来走的路，就是招工回来当铁路工人。学３年徒，还想什么入党啊上大学这类的事儿？但我命挺好，偏巧赶上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连海运学院，分配在电子计算机专业，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专业。整个交通部系统只有我们37名学计算机的。
大学上到二年级时，我想要转系。我一直认为，学计算机将来搞软件设计，就是一辈子穿着白大褂在恒温的机房里编写程序，这太不合我这人的性格了。我认为这世上有几个职业是男人的职业：军人、战地记者、探险家、海员、足球运动员。那么我既然生为男人就应该干男人的事儿。其实，我要求转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正好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了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报告文学，叫做《船长》，是描写新中国第一艘远航美国的船只“柳林海号”船长贝汉庭的。时隔20多年，里边的好多内容都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那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就是：“船长，英文Ｍaster，是主人的意思。船长也是一个船的主人。”这句话深深地诱惑了我，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当一名船长，做航行在大海上的轮船的主人。海员这个职业对我还有一个很大的诱惑力，就是可以走遍世界。生活在这个庞大的星球上，可是你的目光只看到了你脚能走到的地方，而脚能够走的就是那么几十平方公里，不悲哀吗？
为了转系我付出了很大代价，一直闹到教务长那里，最后降了一级。好在77级和78级学生就差半年入学，降就降吧，我就这样到了航海系。毕业后分到了中国远洋总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公司，如愿以偿地当了一名远洋轮上的海员。
我在远洋轮上漂了8年，正好打了个抗日战争，其间经历的那些个风风雨雨一句话说不完，但从我第一次远航的经历，你就能知道海员这个职业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第一次远航是分配到船上做实习水手，随船去加拿大罗伯特太子港装小麦。我所在的船是一艘前南斯拉夫1964年造的载重3．６万吨的散装货船。长198米，宽32米，船上共有52名船员。
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罗伯特太子港跟我们漠河的纬度是一样的。冬季的北太平洋风大浪高，低压气旋和冬季巨风一个接一个，航行条件极为恶劣。而且公司强令我们走“气导”航线，也就是说走“气象导航”航线。从秦皇岛出发穿出渤海湾，经对马海峡，走日本的北海道，穿越阿琉申海，再从阿琉申的乌尼马克岛到罗伯特太子港。气导航线从理论设计上讲，航程最短，经济效益最好，但船员特遭罪。我们这一趟船自从出了北海道就没有低过8级风，到了白令海每天都是12级风。白令海地处北纬45度以上，北极南下的冷空气，西伯利亚的高压冷气团，北美大陆的低压团纷纷在这里交汇，这地方就不是人类生存之地。在卫星气象云图上，此地一个挨一个的低压气旋密密麻麻地挤满整个海区上空，等压圈间距不到30海里，这就是说，此处风力总在10级以上，同时还伴有厚厚的云层和雨雪。在船上很多地方都挂着倾斜仪，用来测船体平衡的，如果船是平的，表针就指向零度。而我们走进白令海后，就像个不倒翁似地摆来摆去，风力最大的一天晚上，突破了刻度最大值38度。你可以想像在那种情况下人体的感受。在学校时每次上船实习，我从来不晕船，而且还吃得更多，但在白令海这种风浪中我的感受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外边的海况就像你身处一个滚筒洗衣机当中。你周围的海水全变成了泡沫，风声完全没有可以形容的词，就是一片震耳欲聋。整个海全是白色的，天却是发黑的，像一口黑锅扣在头顶上。
我们是阳历1月1号走的，从罗伯特太子港回来走到大洋中间时大概是１个月以后了，正好是大年三十。早晨，餐厅大厨在菜牌上写的是12道菜、两个汤。到中午吃饭时，大厨就决定减成8个菜，把所有的油炸菜和汤菜都减掉了。因为风浪太大了。我们吃饭的桌子四边都有挡板可以拉起来，铺上打湿的厚毛巾，防止盘子和碗飞出去。但即使有这个挡板，盘子还是一个接一个横着飞出去啪地在墙上摔碎了。没办法，到晚饭时又减到6个菜，因为6个人一桌，正好一个人抓住一个菜盘子。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吃饭的吗？是左手一个菜盘子，右手拿着酒瓶子，干一口酒，把瓶子往腿中间一夹，再腾出手来夹菜吃。没一会儿就听到一片辟里啪啦的响声，不是人喝醉了，而是因为船颠簸太猛了，盘子和碗全摔碎了。
海上男子汉（3）
一般人形容前后叫颠簸，左右叫摇摆，上下叫垂荡。到垂荡时人就已经很难受了，而我们那会儿是上下左右一起来。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对面一个巨大的涌浪过来，船顶不动了就在原地转圈哆嗦，在这个过程中，前后左右上下全有了，产生的那种共振让你觉得发虚，就像饿得发慌、心脏缺血、大脑缺氧。
有一天晚上我值０点到4点的班，船已经晃到了超过38度。船有一种自正力，但超过了38度就可能自正不过来，有可能倾覆；再一种可能就是大船突然折成两半。这种时候你可以想像人们心里的那种压力和恐惧。接班后，我一看驾驶舱里站了很多人，船长政委轮机长电报主任值班驾驶员还有海监室主任，都在驾驶舱里，但是鸦雀无声。在灰暗的亮光中我看到他们的脸色铁青，汗流直下，有的人明显在发抖，气氛异常沉重。这些老海员都是经过大风浪见过大世面的，海龄都在10年以上，但那一夜连他们都恐惧了。而下边舱里的人那天实际上通宵谁也没睡，每个人都是用皮带把自己绑到床上听着风浪声。
我是实习水手，带班的舵工是已有七八年海龄的老水手，但此时也晕得不行了，只能趴在舵上。我这４个小时，只能是双脚叉开，后背顶着墙，然后左满舵、右满舵，４个小时不停地摇。好不容易等到接班的人来，但我一看两人的脸色跟蜡烛也差不多了。我说：“这样吧，你们先下去吧，我再多坚持20分钟。”这时海监室主任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位主任后来做到了交通部救捞总局局长，只要一碰到我，不管是当着他的下属还是领导，他都会说：“在那时能多站20分钟的话，这家伙就不是一般人儿。”
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既然扛那就扛一个英雄气概。20多分钟后我下到舱里，反正也睡不着，我就给大伙做面条去了。等我做好一大锅面条儿端上来的时候，所有人回头看我的眼光是：这人有毛病！在这时候还吃什么呀？船长最先反应过来，他明白如果这时大家再绷紧的话，恐怕神经都要崩溃了。所以他主动先盛了一碗说：“我也来吃一点吧，挺香的。再加点醋开开胃吧。”
那个第一次远航的印象太深刻了，在我已经不干海员都七八年以后了，我才跟家人讲起，当时我们的船，胳膊粗的缆杆被浪打没了，拳头厚的钢板像纸卷一样卷起来了，甲板眼看着嘎嘎嘎地裂开一道道缝儿，随时可能一声巨响后就完蛋了。我的家人都说：“你怎么以前从没说过，我们哪知道干你这行这么不容易啊。”
但是我当时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男人，你的一生可能会遇到许多事情，每遇到一个挑战或者一个难题，你都应该尽你的所能拿出办法来。但有很多时候你拿不出来，怎么办？别哭！别！扛着，像一个男人样挺直腰杆扛着。当然你背地里可能会去抹眼泪，但表面上绝对不能，因为无济于事，只能是给自己添笑料。
我第一次出海有两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一是自豪感，因为海员都穿着那种特漂亮的制服，工资很高，待遇很好，每次远航归来还能带回几大件。那时中国的物质还很贫乏，在人们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谁见了都称赞：哟！这小伙子，真棒！作为远洋轮出去又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有一种极度的自豪感；但另一个却是极度的自卑，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那条船是18年的船，在当时远洋公司中已经算是中上的船了。10年以内算新船，10到18年叫旧船，18年以后叫“报废船”。我们当时一半的船是报废船。你想想那是1983年，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刚开始有点钱来买船了。我们那条是一条前南斯拉夫造的船，虽然老了，但是它的钢板还很厚，机器比较可靠。但就是这样一条船，当我们过巴拿马运河时，还是深深地刺激了我。巴拿马那个地方是各国船队的大展览，说白了就是哪个国家穷，哪个国家富，在那儿都得到充分的展览。比如讲我们从美国回来过运河时，对面正好有一艘挪威的“北欧钻石”号去美国方向过运河。跟我们一样也是3万６０００吨的船，但人家却是最先进的1500个标准集装箱船，它的长宽已经是马拿马一个船闸的极限了。船体通身雪白雪白，沿着船头向后两条蓝色的流苏线。引领船的引水员一般是一条船配备一个，而这条船上却配备了４个引水员，１个在船头，１个在船尾，２个在驾驶台。他们的船长穿着崭新的白衬衫、笔挺的黑裤子，制服肩上扛着４道金杠，非常潇洒气派地站在船桥上。打个比方，一个是风采迷人的女明星开着一辆红色“保时捷”的跑车，一个则是疾病缠身的中年妇女开一辆二手的“桑塔纳”。什么感觉？人家这个船长就是搀着光彩照人的新娘去度蜜月。而我们呢？就像扶着一个老太太远涉重洋。我们整个船的船壳就像癞蛤蟆的皮，锈迹斑斑。不是我们不敲锈，是敲不过来。200米的船长，32米宽，七八个水手不停地敲也敲不过来。
在美国装货时，有一个装卸工的大工头跟我关系混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挣多少钱，我说挣40美元。“１个小时？”“不是。”“１天？”“也不是，是１个月。”他很不满地问：“噢，我们是朋友吧？”我说是。“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说没有骗你，就是一个月挣40美元。他说不可能。我当然得给我们国家脸上抹点粉儿了，不能承认我们穷。我说我们中国住房是白给的，医疗是白给的，养老是白给的。他说：“好，就算你什么都是白给的，那么你40美元够喝啤酒吗？够抽香烟吗？够给老婆买首饰吗？这些总不能也是免费供给吧？”我当时哑口无言。
海上男子汉（4）
快９０年代了，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根本不了解中国，一问就是你是不是日本人？菲律宾人？我们在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看到报道我们的电视片，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的内容呢，人们都穿着一身绿、一身蓝，或者一身灰。
我有一年回到大学去看我的老师，老师的儿子也当了海员。他当时跑日本航线，我的老师很忧虑地问我：“怎么办呀？这小子一回来就说国外好，他会不会跑呀？”俗话叫“跳船”，那就是叛逃呀。我说他现在才去了半年，如果他２年之内不跑，他永远不会跑，２年之内他要跑了，他会后悔。因为我刚上船时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人家也不比我聪明勤快，为什么就过得这么好？如果我到这儿的话，语言起码没有障碍，说不定也能过上这种优越的日子。但当时想再多走几个国家看看，等到多走了几个国家后，感觉到，你人可以在物质生活水平上很快提上去，但人活着是不是光吃饱了饭就行了？还有更高的追求呢？你能融入西方这种以基督教思想为宗旨的文化氛围吗？可能我这人比较保守，现在我仍然听不懂摇滚乐。我们的下一辈人可能听懂了，但是他是不是骨子里就懂了这种文化呢？人活着你还有一种更高的文化追求。你可以在美国拿到文凭，也可以混到白领，但是如果你的国家不强大，你在外国人眼里永远是个“换大米”的。再说我们的国家并不是说没希望了，比如说80年代上旬到罗马尼亚，那时齐奥塞斯库还没有被枪毙，没有改革开放，跟我们“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状况差不多，物质贫乏得不得了。我们仅仅开放了也就是三四年，就已经物质上大大丰富了。牛仔裤对我们算什么？丝袜算什么？盒式录音机算什么？电子手表算什么？我们已经都有了。就是说，我们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改变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作为男人的话，你既然有这么强烈的自卑，那么咱们套句老话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是说那些一毕业就考托福的人不是男子汉，但是我不那么做。我觉得这辈子就在中国，我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我们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实现周总理当年提出的目标———跨入世界最大的远洋船之列。
干海员更多的还是自豪感。想想看，你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出海，负有使命感。每回在船上，我们最爱唱的歌词是“我们绕过好望角，满怀豪情去远航”，或者是那首《远航归来》：
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
祖国的炊烟召唤儿郎。
啦啦啦……
秀丽的海岸绵延万里，
银色的浪花也使人感到亲切芬芳。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祖国我的亲娘，
当我回到你的怀抱，
火热的心又飞向海洋。
海上的8年生活，实现了我干一番男人的事业的梦想，我已经做到了大副。按照我们的行规，我只要再干１年半就可以去考船长，实现我当年一定要做船长的梦想。
但这时我老婆怀孕了。我们一般一出海就是9个月，为了能够照顾她，我暂时离开轮船回到北京。也正好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公司派我到深圳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