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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祥听得浑身痒酥酥的。他的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眯眯地说：
“主要还是步老和蔼韩兄的意见，我不过在文字上略为润色润色罢了。”
“文字上也大有讲究，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我晓得，你不仅在文字上用功夫，看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上海有你这样的人材，是上海工商界的福气。”
“赵副主委说的对极了，永祥兄是我们上海工商界的喉舌，哪方面也少不了他。”徐义德插上来说。
“我不过向赵副主委学习，有时代表他们讲几句话，向党和政府方面反映反映意见。”
“这就很重要。既要善于代表工商界，也要敢于讲话，又要勇于争取合法利益，我们民建就需要这样的人材。可惜总会这方面的人才是少了一点。”赵治国感慨万端地叹息了一声，说，“最近上海工商界的情况还好吗？”
“还好，政府调整了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各行各业还算满意，只是有些问题……”冯永祥想借这个机会把那天会上的意见向他反映。
赵治国不等他说下去，打断他的话，说：
“这方面的问题，今天上午史步老来谈了，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都是次要的。政府既然大力调整了商业，市场已经比过去活跃，利润也比过去厚了，那些次要问题就不必向政府反映了。我了解党方面的政策是一杆子到底，只要中央开口了，地方上一定抓得很紧，坚决贯彻执行。执行当中出现问题，地方上也会注意改进的。我们不提，反而显得漂亮。我和步老商量了，他也同意我这个见解。不知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徐义德听到这里，越发五体投地佩服赵治国了，究竟是中央大员呀！眼光真高。他坐在赵治国斜对面，铁算盘变成小算盘，赵治国才是真正的铁算盘。
冯永祥知道史步老上午和赵治国谈了上海工商界情况，他很不自然地把脸一沉，觉得一定是江菊霞挖了他的墙脚。那天民建分会开会，马慕韩有意不请史步云参加，要不是江菊霞向他打的小报告，找不到第二个人。马慕韩知道这件事，一定也不开心。他准备了一肚子关于调整商业的意见，现在都用不上了。正愁没有法子，赵治国征求他的意见了。他的脸慢慢又开朗起来，嘴犄角微微露出了一点笑意，改口说：
“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本来么，政府已经调整了，虽然还有些问题，我们不必再争了，一争，显得上海工商界太小气，斤斤计较。其实不争，政府发现了问题，必然会改进的。有些商业方面的朋友，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总想提一下好，生怕政府不了解。”
“现在政府的眼睛可亮哩，怎么会不了解！”赵治国说，“这方面的问题，这次我不打算研究了。倒是‘五反’后的劳资关系问题，我很有兴趣。”
“这的确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徐义德想到厂里的情况，忍不住抢在冯永祥前面赞扬了一句，一看冯永祥嘴嗫嚅着，要想讲话，他就没有说下去。
冯永祥果然接过去说：
“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五反’后劳资关系是一种新的劳资关系了……”
他正要说下去，忽然门外飞进来黄莺一般的娇滴滴的声音：
“哎哟，阿永在发表劳资关系的高见哩，快点进去听听！”
走进来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身上披着一件紫貂皮的斗篷，进门就解下斗篷，露出一身黑丝绒短袖旗袍，一直拖到黑麂皮高跟皮鞋的脚面。她把斗篷往沙发上一放，一笃一笃地直奔到赵治国面前去。赵治国眯着一对大眼睛向她浑身上下端详一番，那两条丰腴的胳臂，给黑丝绒旗袍一衬，益发显得细白而又娇嫩。他摘下嘴上的烟斗，把双手展开，赞不绝口地说：
“江大姐这一身打扮，至少显得年轻十岁，越发漂亮哪！”
“赵副主委怎么拿我开起玩笑来了？”
徐义德给赵治国这么一说，认真地朝江菊霞浑身上下打量一番，觉得确实比过去美丽，妩媚动人，别有一番风韵。
“不信，问问义德兄。”
赵治国不知道她与徐义德的暧昧关系，一句话把两个人的脸都说红了。徐义德究竟比江菊霞老练，他很自然地说：
“赵副主委的眼光不会错的。”
“我们德公的眼光也不会错的。”
赵治国看见马慕韩站在江菊霞背后抿着嘴笑，连忙跳过江菊霞，走过去，紧紧握他的手，抱歉地说：
“你也来了，我还没看见哩。来，来，这边坐。”
大家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江菊霞向赵治国解释：
“巧得很，刚才在楼下遇到慕韩兄，就一道上来了。”
“是我约慕韩兄四点半在这里见的。”
徐义德看看表：不多不少，正好四点半。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亲自把腊梅和四川广柑提了进来，放在白漆的五斗柜子上，对赵治国说：
“一点小意思，这腊梅倒不错。”
江菊霞把鼻子一嗅：
“好香！”
“何必这么客气！刚才潘信老也叫人送了花和水果来，这里有，以后不要破费了。”
徐义德小声对冯永祥说：
“我们该告辞了，赵副主委有客人来了。”
冯永祥刚打算在赵治国面前畅谈一番劳资关系的问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把他的话给打断了。他正感到没趣，给徐义德一提，马上就站了起来，向赵治国拱拱手，说：
“改天再谈吧！”
“大家都是自家人，一道聊聊不很好吗？”赵治国拦住他的去路。
“阿永拿我们当外人，一见我们就要走。”
“我不拿你当外人，我拿你当内人！”
赵治国张开大嘴哈哈大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了，只有江菊霞一个人沉着脸，伸出雪白的胳臂，指着冯永祥的鼻子，说：
“我看你一天不吃豆腐就活不下去了，和你老大姐也开起玩笑来了，真没出息！”
“你放心，我不会拿你当内人的。”
“你还说！”
江菊霞瞪了冯永祥一眼。冯永祥向江菊霞作了一个揖，说：
“别生那么大的气，算我不是，我的好大姐！”
江菊霞给冯永祥逗得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赵治国给冯永祥解围，对他说：
“还是谈我们的劳资关系吧。”
“现在我不敢谈了。”冯永祥严肃地说，“这里有劳资专家哩。”
“阿永，刚讲了你，怎么记性这么坏？又吃豆腐了！”
“大姐，这可是不折不扣的正经话。赵副主委早就晓得你是劳资专家，用不着我介绍。”
“江大姐关于劳资关系的大作，我早就拜读过了。你在这方面，的确是权威！”赵治国说，“上海关于劳资关系的意见，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全国工商界，老实说，是以上海马首是瞻的。”
马慕韩内心同意赵治国的意见，他嘴上却说：
“全国工商界是看北京的，……”
“不要客气，的确以上海马首是瞻的。”赵治国把“马”字的音讲的特别重。
冯永祥会意地说：
“对啊，赵副主委说的有道理。”
“在赵副主委面前，我谈不出意见来。赵副主委一定比我了解的多。”江菊霞喘了一口气，说，“上午史步老通知我，说赵副主委下午有空，想了解一下上海劳资关系问题，要我来汇报汇报情况，意见我可提不出来。”
史步云和赵治国谈完话，出了医院就打电话告诉江菊霞。她立即向各方面收集材料，下午一点钟还在资方代理人联谊会的密室里开了一个小会，收集了一些意见，又回家换了一身衣服，才匆匆忙忙地赶来。
“你不要客气，先谈情况也好。”
“恭敬不如从命。‘五反’以后，上海劳资双方有对立情绪，可以说，一直到现在还是相当紧张。有少数劳方不但不和资方恢复团结，反而板着‘五反’面孔，看不起资方；不少资方因为过去犯了五毒，有把柄抓在工人手里，抬不起头来，也不敢和工会往来，敬而远之，缺乏经营信心，认为劳资谈起来总是谈不拢的。解雇歇业方面也有问题，譬如机器工业小型厂经营困难，出品不合规格，有几十家要求集体解雇，双方都同意了，劳动局也批准了，但是劳动就业决定一公布，就一律不准解雇；另一方面，机器工业大中型工厂缺乏工人，小型工厂的工人要是能转过去，可以各得其所，现在劳动局不准；弄得劳资双方坐吃山空，情绪很坏。”江菊霞收集的材料就放在她身旁的黑手提皮包里，怕拿出来露底。她边想边说：“资方代理人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最近棉纺业还有一些资方代理要求辞职。他们说，如果不准辞职，就做‘电话公司’，传达传达！……”
“最近慕韩兄倡议，上海资方代理人成立了联谊会，大多数资方代理人是安心了，要求辞职的是少数，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江菊霞不满意冯永祥抢她的话说：
“解决以前，总存在问题。”
“那是的。”赵治国含着烟斗，点了点头，说，“三权五毒问题怎么样？”
“这是个大问题，我正要准备讲，五毒问题基本解决了。三权问题么，起先有些混乱，工会要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资方啥事体都推给工会管，多数工会不管，要资方管；也有少数工会就管。资方主动放弃三权，产生消极心理，这问题大概很快就叫上总发觉了，区里可能也反映到市委，市委注意到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一般的工会是尊重资方三权的……”
徐义德在旁边听到江菊霞说到这里，脸上微微发热，仿佛在讲他，他从来没有把厂里的情形告诉她，她怎么知道的？
“工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方面怎么样？”
“这是个大问题，赵副主委。”徐义德想起厂里的事要问余静这样的黄毛丫头，总不心服。他办厂多年了，从来都是自己说的算，工人只有照办的份，哪有说话的余地！现在可好，要听工会的。他说：“‘五反’后，到处强调工人阶级领导，有点强调过分。”
江菊霞点头称是：
“工商界有不少朋友对工人阶级领导这个问题，老实说，思想不通。”
徐义德补了一句：
“就是嘴上通了，心里也不能。”
“个别工人说的算，这情况多不多？”
江菊霞望着窗外树上的阳光默想了一下，说：
“有一些，当然不是普遍这样。”
“那么，对目前上海劳资关系怎么看法呢？”赵治国在北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在火车上又看了一些材料，自己早有了一定的看法，但想先听听上海方面的意见。
“这个么，”江菊霞感到和赵副主委谈话有点吃力，他老是抓住一个又一个重要问题问你，要是来以前没有一些准备，劳资专家这块牌子要在他面前砸碎了。她手里拿着一条水红的纱手帕，搓来搓去，等了一会才谨慎地说：“依我看来，相当严重。因为各有关单位处理这类问题不如过去关心，工会和行政协商精神贯彻不够，一个一个问题不解决，积累起来就成堆了，显得劳资关系不够协调。”
赵治国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同意，又像是在思索，叫人摸不透他的心思。他说：
“慕韩兄，你的看法怎么样？”
“目前劳资关系，实际上并不如一般工商界所说的那么紧张。”马慕韩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基本上是正常的，一般的说：工业好于商业；大行业好于中、小行业；经济情况好的好于经济情况差的；有加工订货的好于无加工订货的；有公私关系的好于无公私关系的；已经民主改革的好于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劳资双方有正确认识的好于双方缺乏认识的。商业中的劳资问题多一些，那是因为资本不足，销路呆滞，货源困难，引起歇业解雇一些劳资问题。这次政府调整商业，顺便把这些问题逐渐解决了。”
徐义德认为马慕韩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乐观一点了。就沪江厂来看，他并不认为现在的劳资关系是正常的。但是赵治国一直没有说话，不知道他的看法怎么样。初次结识赵治国，不要莽撞，且慢开口，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赵治国当时没有说话，咬着烟斗用力吸了两口，吐出一阵白烟，缓慢地说：
“我同意慕韩兄的看法。政府政策是不变的，共同纲领上规定的劳资两利是肯定的。今天反映这些情况，对我们以后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帮助很大。‘五反’以后的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新型的劳资关系，拿旧眼光来看，就会格格不入。私营经济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这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我们应该遵守。不然，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就理亏了，被动了。当然，工人阶级领导，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劳资双方学习和改造是个长期的过程，办法要大家想，才能想出来。我们应该有信心进入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大家执行共同纲领。中央首长常常提起慕韩兄，说慕韩兄有能力，工商界的事你们要多负些责任。”
“上海很多事体都是慕韩兄负责的。”冯永祥后悔事先没有了解一些劳资问题。史步云没有给他打招呼，只照顾江菊霞，还是亲戚好。他说：“这回分会改选，慕韩兄更忙了。”“提到分会，我想起两句话来了。”赵治国说，“我听人家讲，工商联是滑扶梯，同业公会是黄牛，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江菊霞不同意这种说法，她在棉纺织业同业公会是认真负责办事的，凡事只要经过她的手，总有着落的。怎么说是黄牛？她撇一撇嘴，没有啧声。马慕韩说：
“外边这个说法，多少也有些原因。”
“那我们民建会可要负起责任来，”赵治国只是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在全国工商联里不过是个委员，老是对工商联有意见，一有机会便要刺工商联两下。他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民建要好好向有关方面反映。我们民建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一方面指导工商业者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另一方面，工商界有困难有意见，也应该反映给有关单位。我们民建不能做滑扶梯，也不能做黄牛，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说话。上海分会是民建最大最重要的分会，上海的工作有史步老和慕韩兄领导。分会要负起团结教育工商界的责任，在统战部领导下，把工作做好，使民建会能更好为人民服务。国家建设好了，中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也感到光荣。”赵治国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挺着胸脯，右手拿着烟斗在空中不断一动一动的来加重语气，头越抬越高，最后两只眼睛望着乳黄色的屋顶说话了。
“赵副主委，你这一番话对我启发简直是太大了，特别是说‘五反’以后的劳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新型的劳资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在这间客厅里，说句老实话，原来一听到工人阶级领导这句话，心里多少总有点不服气，给赵副主委今天一说，原来还是共同纲领上规定的，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是不行的。有这种想法的，恐怕不止我一个，最好请赵副主委给我们工商界做一次报告。”
赵治国听到徐义德最后一句话，慢慢低下头来，注视着徐义德，可是没讲话。他在等待马慕韩开门。冯永祥说道：
“当然要做报告，由分会出面。”冯永祥担任了副秘书长以后，工商界的事他都要拉到民建分会来办，正投合赵治国的意图。
“赵副主委，你看安排在哪一天好呢？”马慕韩说。
“劳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阶级关系的问题，这是当前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海情况又很复杂，有些问题要带到北京去研究。我怎么好随便做报告？”
“你这次来总要和工商界见见面，见面不说话怎么行？本来分会改选要等你来报告的，后来听其老说，你有事走不开，这回到了上海，我看，至少要做一次报告。”
赵治国见马慕韩邀请的确恳切，他不好再谦辞，说：
“慕韩兄一定要我做，那我只好遵命了。我希望分会先开几个座谈会，给我搜集一些情况，先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整理一下，我再讲。不过，我只对民建会员报告，范围小一点好。”
“工商界盼望你很久了，你难得来上海，做报告无论如何要扩大一点才好。”冯永祥拍着胸脯说，“这事你不必管了，座谈会和大会都由我负责好了！”
赵治国笑眯眯地说：
“到了上海，只好接受你们的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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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夏亚宾那间x光室，现在完全改了样。所有x光器材，不论大小，都搬到仓库里封存起来了。窗口写字台上再也看不到每一种x光器材的样本，墙上挂的一张x光图样已经发黄，靠下面一角给风吹破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样子斜挂下来，几乎要掉了。屋顶墙角上结满了蜘蛛网，有一个手指大小的蜘蛛在忙碌着结网，紧张地工作着。墙角落和窗口积满了灰尘，只有那张写字台和皮转椅子还算干净，夏亚宾正坐在那里。他的斜对面坐的是夏世富。
夏亚宾表面还算安详，可是他的内心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在失望中，他在马丽琳家里遇到了徐守仁，面前露出了一丝希望的阳光，以为凭徐守仁一句话，他这个小小的职员哪个地方也好安插了。徐义德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手里办的企业那么多，多用个把职员不算一回事！仅仅是那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徐守仁，贵人多忙，徐总经理的儿子，当然整天不会空闲，后悔当面没有约好时间去拜会他。错过了这个稀有的机会，再专门找他就非常困难了。他是相信命运的，他到福佑药房来，靠了朱延年这位亲戚。不幸遇到童进，碰到“五反”，福佑出了事，是他走的倒霉运。偶然遇到徐守仁，大概要转运了，可是自己没有抓住，第二次很难见到。他打过电话到沪江纱厂，那边说小开从来不到厂里来的；打电话到徐公馆，说是到西湖游览去了；过一阵子再打，总说没有回来；到后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反而追问他是谁，在啥地方工作？住在啥地方？他吓得不敢回答。以后，打电话去，一听见他的声音，干脆把电话挂了，连一句话也不问了。他安慰自己。也许坏运还没有走完，也许交好运以前要遇到一些挫折。他经过许多挫折，这个好运始终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