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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明白“老机”的意思，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他不便和那人辩论，只回答了一声：“他们是毛主席提的名，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说得那人哑口无言。
投票时，徐海东向附近的王震招招手。王震走了过来，徐海东郑重其事地行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您，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
王震深情地向徐海东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
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向徐海东和王震点头。三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尖下颏、短眉毛，有些三角眼的林彪，也看到了这一情景，他却狠狠地瞪了王震一眼。王震也没示弱，也狠狠地回敬了林彪一个“白眼”！
徐海东在“九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对徐海东的迫害，依然没有放松。
1969年10月20日深夜。北风嗖嗖，黑夜沉沉。
军委“办事组”的两名成员来到徐海东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由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最后，下驱逐令似地说：“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战争会不会马上爆发，徐海东确实说不好。但“战争”一词，对在战争中长大的徐海东来说，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家常便饭。徐海东面对没有好脸色的两个办事员说：“我身体虽不好，不过，打起仗来，也不用你们保护！”
“不行！必须走，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徐海东，一向崇敬毛主席，相信毛主席，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或命令，他从不怀疑坚决照办执行。这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沉思片刻，说：“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这一夜，徐海东没有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周东屏几次走近他，劝他不要多想，他也没有言声。直到妻子再三劝慰，他才说：“我不是怕离开北京，我更不怕死，我在想会不会发生战争？”
第二天上午，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刮了刮脸，准备和几位老同志告个别。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是王震在吵骂不让他进门的卫兵的声音。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原来，王震也接到了所谓的“一号命令”，是来向徐海东告别的。
“徐大哥！”王震说，“我们俩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我们是不会反党的，是拥护毛主席的！”
徐海东含泪点点头。他从老战友的话语中听出了他有满腹的冤屈。他说：“兄弟，你说得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话既是安慰“王老弟”，也是在安慰自己。
“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同志’两字！”王震悲伤地说。往日开辟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旅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南征北战，赫赫功绩，革命成功了，却被“疏散”到江南，没有什么要求，唯一奢望的是要党、要人民承认他是一个“同志”。这多么凄惨和悲哀！
“这次分手，恐怕再难见面了。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请你多保重……”王震泣不成声。
两位老将军，紧紧握着手，都不言声了。这无声的场面，比千言万语更让人动心。周东屏，这位红军老战士，从不当着徐海东和老战友的面落泪，此时，也忍不住不停地擦着眼泪。
1969年10月21日晚。徐海东被送上了一列南下的普通客车。躺在车上的徐海东困难地偏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被沉重的夜色笼罩的首都北京。
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临时为徐海东腾出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暖气已坏，水流满地。时值10月，天气乍寒。徐海东得了感冒，病情加重。医药无保障，连他每顿饭后必须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住在干休所的老同志看不过去，有人送药，有人送菜，他们都被指控为“划不清界线”。
周东屏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打不通，信交不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手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剩下的唯一信靠，便是徐海东生命的超然精神。他对妻子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人，是‘他’！”他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周东屏和孩子们都明白他的手势，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1970年3 月25日，徐海东将军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重复说：“我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五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解放军报》登消息，不登照片；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
他们什么都可以“不”，但却有一条他们无法“不”，那就是，他们怎么也不能抹去徐海东大将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丰碑。
1979年1 月25日。全国政团协礼堂。
春天，又重回中国大地。明媚的阳光，照在金碧辉煌的政协礼堂上，放出夺目的光彩！
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徐海东等八位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了庄严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悼词中写道：徐海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人民群众和文大指战员的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
要学习他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爱憎分明的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学习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94页。）
徐海东，一代名将，永垂中国革命史册的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网上资料徐海东的青少年时代 潘怀淦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勇将领，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一位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英雄。
徐海东在旧社会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欺压，有着悲惨的经历。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在集体奋斗中凝成的。
“臭豆腐”的来历“臭豆腐”是徐海东的浑名。要知道他这个浑名的来历，得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
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今属大悟县）一个窑工家庭里。他祖孙六代以烧制陶器为业，没有田种，只有两小块旱地。他有两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四个堂兄、一个堂姊，连同父母叔婶、侄儿侄女，全家共三十二口人。父亲徐忠本、叔父徐忠聘和几个哥哥都是做陶器的师傅，全家开办烧制陶器的作坊。他们成年累月的活计，就是把黄土挖起来捣细晒干，用水和成泥，做成各种盆、罐、缸、钵的坯子，然后放进窑里烧制成成品出售。这是一种很累人的活路，但是没有多少钱赚。遇到好年景，买窑货的人多，收支略有盈余；如果年景不好，买窑货的人少，就要忍饥受冻，逃荒借债。
徐海东出世时正遇灾荒，家无存粮，外无救援，生活十分困难。母亲没有奶水，父亲急得团团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准备把么儿子溺死，免得挨饿。幸亏几位嫂嫂耐心劝说，并常常把自己不多的奶水匀给小弟弟吃。这样，徐海东才活了下来。
徐海东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天冷了，他把哥哥们不能穿的旧衣服捡来穿；到热天，他干脆一丝不挂。由于大人没有工夫管他，他成天盘泥土，和泥巴，时常把身上糊得很脏，从头到脚沾满了泥土。嫂嫂们和他开玩笑说：“老么啊，你简直像筒臭豆腐！”他听了，觉得很好玩，不禁嘿嘿直笑。以后嫂嫂们帮他料理时不叫名字，迳直喊：“臭豆腐，你过来，我帮你把身上洗洗！”他对嫂嫂们非常尊重，不称嫂，而叫姐。所以嫂嫂喊他臭豆腐，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感到很亲切，声叫声应。后来，这样喊的人逐渐多起来，“臭豆腐”也就成了徐海东的代号，他的本名反而不为人们注意了。一直到他长大了，参加了革命，人们依然这样叫他。
他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以后，有一次带领部队从家乡经过，遇到段家畈一个绰号叫“豆渣”的老乡，这位老乡见他当了大官，很拘谨地喊他“徐军长”，他一把把那位老乡的手拉住，开玩笑地说：“你忘了吗？我两个是伙计呢，你是‘豆渣’，我是‘豆腐’，不是又连根又同心的伙计吗？”说得两人都笑了。
因为徐海东英勇善战，国民党反动军队都很害怕他，一听说“臭豆腐”这个绰号他们就感到“臭豆腐”沾不得，一沾就跑不掉了。这样“臭豆腐”在敌人心目中就成了另外的意思。
学堂里的风波徐海东小时候机敏好学，大人们都很喜爱他。在他八岁那年，父母商议生活再苦些也要送他去念书，学点文化。
海东上学那天，母亲特地为他缝了件棉布长衫穿着，亲自把他送到学堂会。他可高兴呢，一路上又是蹦又是跳，把路旁树丛中的鸟儿都惊得飞起来。学堂就在对面山下喻家祠堂里，离徐家窑只一里多路，他们很快就到了学校。这是堂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三十几个学生。学生中年龄大的已有大人那么高了，小的同海东差不多，大多数穿着很讲究。海东正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母亲拉他去拜见老师。原来老师就是他的舅父吴学伯，母亲要求舅父对他严加管教，舅舅满口答应。母亲临走时又叮嘱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要好好听舅舅的话，用心读书，别再淘气啊！”他快乐的直点头。
徐海东自尊心很强，学习非常认真，不到一个月就把《百家姓》背熟了，并且能认能写，接着读《三字经》、《教儿经》和“四书”。虽说这些书宣扬了些啥东西他不明白，但读书识字进步很快，老师在学生面前夺过他。
然而徐海东小时候自由自在惯了，他那好奇爱动的性格无论怎样攻读“圣贤”书也改不了。一次放学后，他搭着桌子板凳上到祠堂的神龛上捉蝙蝠，因为神龛架子被虫蛀朽了，一碰就垮，这下子闯了大祸。姓喻的绅士说污辱了他喻姓的祖宗，找着老师大发雷霆，要老师严惩肇祸的学生。老师一询问，徐海东说是他干的。老师气的不得了，骂他“不成器”，还把他打了一顿。之后，老师出钱赔了神龛，豪绅才算作罢。
起初，学生中的富家子弟见徐海东是老师的外甥，不敢欺侮他。自海东闯了祸，他们看见有钱老板一干涉，老师也害怕，便放肆起来。有的从海东身边经过时，故意掩着鼻子说：“臭豆腐臭，好臭！”有的把手指伸进他衣眼破了口的地方，一边撕一边说：“让我看看臭豆腐长毛没有？”
徐海东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他去报告老师，指望得到老师的保护。可是老师不但没有责怪那些学生，反说：“你不惹他，他会惹你？快老老实实读书去！”
那些富人子弟见老师没把他们怎么样，就更拿徐海东开心。
一次，一个姓喻的财主子弟见徐海东光着脚板上学，便拽了一把柏树刺撒在海东的坐位周围。海东没提防，一脚踩下去脚板上扎进好几根刺，痛的难受。他很快觉察到这是别人欺他，便咬着牙拔掉刺，没有吭声。他知道报告老师也没用，不如自己想办法报复。不久他就从穷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放刺的人。他决心以牙还牙。下午上学之前他到拓树丛里掰下几支拓刺带着，这种刺一头尖，一头钝，尖头朝上，一放就稳。课间休息时，趁那学生未进教室，悄悄把刺放在他的坐椅上。上课时那学生一坐下去，被刺扎的哇哇直哭。教室里的秩序乱了。老师严厉追问：“刺是谁放的！”徐海东站起来说：“是我。因为……”老师不等他说完就瞪起眼睛训斥他：“又是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海东的手掌打了三板子。
徐海东挨打后心里愤愤不平。他埋怨老师不问情由，处事不公，更恨那些财主子弟仗势欺人。他想：如果他们再欺侮我，我拼着不读书也要和他们干一场；哥哥没读书不是一样能生活吗？
过了几天，那个姓喻的富人子弟又把一位穷家学生的脸挖破了。徐海东便邀喻文卿、吴朗清等几个穷学生一起商量报仇的办法。他们每人摘了一袋青松球，放学后埋伏在山路两旁的矮树丛里，等那姓喻的学生进了“埋伏圈”，便一齐向他投掷青松球，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一哄而散。
徐海东觉得这回出了气了，高高兴兴跑回家。他见饭熟了，盛了一碗几口就吃光了。他想那个姓喻的学生回家以后必定告诉他的财主老子，财主会不会到我家里来大闹呢？徐海东开始紧张起来。他立即扔下饭碗出门观察动静。一出门果然看到姓喻的财主正领着儿子朝徐家窑走来。他慌忙跑进屋去，悄悄把老人使用的猎枪灌上火药，从侧门背到村前，搁在一个树叉上，对着财主大声吆喝：“站住！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财主一看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拉着儿子转身就跑。
财主是吓跑了，但是惊动了自家的大人。父母哥嫂都跑出来问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他拿猎枪干仗时，狠狠把海东揍了一顿。母亲也责怪他说：“你把猎枪拿出来，打死人了么样办？”徐海东已经认识到自已的行动太冒失了，但是内心里还受着委屈呢，便赌气地回答：“打死人了，我填命！”父亲一听，更火了，摸起棍子又要打。母亲把他拦住了。末后，父亲要海东到喻家去赔礼。海东说什么也不肯去。父亲只好自己去了。
海东的父亲到财主家赔了礼道了歉，并没有使财主发善心，他们背地里议论，说徐家的孩子太野蛮，不能让他在这个学堂里继续读书。财主子弟听见他们的大人这样议论，更加有恃无恐。不久，地主的儿子黄守本纠集了一群富家子弟围攻徐海东，把徐海东和几个穷学生赶到墙角落，用树枝抽打。他们被迫自卫。恰好徐海东甩出的石头把黄守本的头打破了，鲜血直流。黄守本报告了老师，又回家向父亲哭诉。老师还没来得及处理，黄家地主已经赶来，蛮横无理地对徐海东拳打脚踢，并要老师把海东赶出学校。否则，他就要另请老师。老师怕砸了他的饭碗，不分青红皂白拿起板子责打徐海东。满肚子委屈的徐海东没处申辩，心里难过极了。他夹起书本，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校门。不满十二岁的徐海东辍学了。
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使徐海东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也使他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富人坏透了！
艰难的窑工生活休学之后，徐海东便跟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他想，只要把手艺学到手，生活就不患愁了；财主再坏，我不沾他，他能凭白无故把我怎么样！
开始，学做盆盆罐罐。一些小件活路的技术，他只花了一年多时间便学会了。他又向哥哥要求学做缸，哥哥说：“你还没有缸高呢，哪能学做缸？”海东说：“过些时我不就长高了吗？”硬是赖着学。
做缸难度比较大。做的人得用两只手各拿一把捶子向着泥坯内外夹击，一直把泥坯敲打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缸体，要厚薄一致、没有缝隙，而且周正饱满、不偏不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师傅也得精力充沛、全神贯注、用力匀称、一气呵成。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徐海东下决心要干的事，纵使十八匹马拉也休想把他拉回头！
开始，臂力不够，捶子不听使唤。一有空他就爬树、举重，锻炼臂力。臂力增加了，他先学着捶小缸。缸体捶起来后，手伸不到缸底，他就在脚下垫些砖头，立起身来干，缸体报废了，又将泥坯和挑重新捶。紧张的劳动把他累得腰酸腿胀，两手磨起了血泡，他不吭声，不泄气，反复苦练，只用了两年多的工夫把做大缸的全套技术学会了，身体也长结实了。他觉得现在可以大显身手帮助父兄做事，让生活过得好一些，便使出最大的力气干活，力求多挣几个钱。别人每天只能捶三口大缸，他却坚持捶四口，而且质量好，每口缸比别人捶的轻十多斤。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在周围几十里地出了名。
可是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购买力非常有限，加上连年灾荒，买窑货的人越来越少。尽管徐海东和他的父兄使出了全身力气，也没能使生活得到改善。相反，连起码的温饱也渐渐成了问题。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家里断粮，全家老小都为生活发愁。徐海东挑起窑货在冰天雪地里四处串乡，寻找顾主。一路上，他饥肠辘辘，几次晕倒。幸亏一位善良的老婆婆给了他一碗稀粥填肚，才坚持往返六十多里，用窑货换回两斗大米。
在吃糠咽菜也难以为生的情况下，弟兄们商议把家分开，各逃生路。徐海东只身外出，流落异乡。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找职业十分困难，他只得不要工钱替人打短工，只求把肚子吃饱。辗转流离，到了沔阳，遇到一位早年迁来的同乡，经这位同乡介绍帮人家放鸭子。从春到秋，除了吃喝落得两吊工钱，他便急忙回家看望父母。回家后，看到弟兄们依然缸里无米，灶门缺柴，他便提议重新合家，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拿出来买粮。这样，一家人总算过了个团圆年。
年关过后，春暖花开。日子再怎么过呢？大哥提议暂时向财主借点债，解决目前吃饭问题。其他人都说向财主借债等于伸着脖子让他捏！过去吃过这个亏，万万不能！可是又都提不出个好办法来。正在作难的时候，海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可不可以分头到亲戚和熟人家里去商量，把他们空余的坛坛罐罐借出来变卖，等我们做出了新的再还他们呢？”弟兄们一听，都说：“这个法子好！”父亲也夸他“有心窍”。大家分头到各家，果然借出了不少窑器，变卖后做本，烧起窑来。邻村黄家窑地主黄明南已经看着眼红，便生着法子来敲诈。他硬说徐家窑本名黄家老窑，这里的上地是姓黄的祖基地，诬赖徐家占了黄姓土地，逼迫徐家搬走。如果徐家不搬走，他就要来拆屋砸锅。海东的父亲见黄姓势大，有口难辩，被迫设宴把乡绅们请来说情，并把借坛坛罐罐变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