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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杀，刊物被查禁。遭此全面打击，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力量损失殆尽，北京城内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也越来越紧。本来因受制于上海租借当局的搜捕难于开展工作，而刚迁至北京的中共中央机构，又被迫迁回了上海，更加隐秘的蛰伏于上海的地下。
丁久没有直接参与最初的这些工人运动，身份没有暴露，依旧潜伏在北京，继续做着他在银行里的差事，因为这家银行与中共有着密切的资金来往。直到第二年，共产国际决定让中共党员全部无条件的加入国民党，丁久这才辗转到广州，进了黄埔军校，成为一名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中尉会计员。
“在黄埔你猜我遇到了谁？”丁久对赵新民说。
“谁？”
“你的哥哥赵天宝，他问了我许多北京和你的情况，说有好几年没有你的音信了。”
“是啊，留学那几年我居无定所，和家里的联系时断时续，后来又去了莫斯科，音信就彻底断了。”赵新民缓缓的说。在那一刻，他的脑海一时闪过赵家大院和杨子玲的身影，他很想问一下丁久知不知道她的一点近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拔北伐，丁久编入了中共基础最好的张发奎的第四军，赵天宝则编入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亲率的第一军。
当时中国的国力孱弱到了极点，列强对任何一方稍加支持，都会马上打破军阀间脆弱的势力平衡。北伐军得着了苏俄和共产党的支持节节胜利，中共紧随其后，在攻占下来的地区大力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但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却失去了控制。
其中，中共当时主要领导之一的李立三的父亲，就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之前这位老人曾到武汉避难，表示愿意跟随儿子的主张，不反对农民协会的一切。不久，这个老人拿着儿子给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不会有任何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不料后来传来消息，李立三的保证毫无效力，这位老人仍被本乡的农协处决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尚且如此，其他乡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北伐军中许多军官来自地主或者士绅家庭，他们在乡间的亲属遭到农协残酷的打击，最终使他们倒向了反共的阵营。
北伐军攻占下武汉、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后，过激的反帝宣传，又使得外国租界和外国人遭到了群众、军队的冲击。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城里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遭到军人的武装袭击，打死六名外国人，数十人被打伤。其中，英国领事身负重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约翰•；威廉斯）被打死。英美在长江上的军舰向南京城炮击报复，死伤市民愈千。虽然事后北伐军声明袭击外侨的是溃败的敌军所为，并护送外侨上了军舰，但一系列的激变，最终导致一九二七年四月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反共高潮。
最先在四月六日，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张作霖的军警在东交民巷外国驻军的默许下，突然袭击俄国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处，抓捕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并于四月二十八日，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处死了被捕的二十人，李大钊被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延长处决的痛苦，绞杀整整持续了四十分钟。
四月十一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向武汉和南京两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民党政府，同时发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的侨民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在通牒的第二天，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事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从上海到广州，蒋介石的军队执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恐怖“清共”政策，用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头颅换取了列强和上海、江浙财团的信任与支持。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武汉政府也紧随其后，实行“和平分共”，俄国顾问被礼送出境。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此就在分裂和反共的喧嚣中退潮了。
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逐步实现国民党的“革命化”，拥戴最具实力的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军队领袖，通过武装和训练国民党的军队，消灭盘踞北方的各系军阀，从而快速实现“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但斯大林未曾想到，被寄予厚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后倒戈一击，国共合作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而告终。
为了反击蒋介石的镇压，八月一日，中共集结在北伐军中尚存的力量，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南昌城内朱德的一个教导团，发动“八一”南昌起义。丁久此时恰好就在叶挺的部队里，随军参加了整个起义过程。
起义后敌军从四面围拢过来，南昌无险可守，起义部队决定向广东汕头进发，希望到那里建立一个潮汕根据地。八月五日部队开拔，沿途遭到层层阻击，尤其是在会昌城下的肉搏战，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相识，而且许多还是儿时的伙伴。他们在黄埔时，或是同队同班，在军队里或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疯狂的砍杀，一面又忍不住暗掉眼泪。
起义军毕竟势单力薄，十月初，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起义军仰攻伤亡巨大。经汤坑最后一役，起义军主力部队终于解体，所有人员分散成三、五人的小股分头疏散。丁久也随着几名军官，乔装打扮，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辗转来到上海，才得以化名潜伏了下来。
赵新民在丁久处住了两天，就接到了任务，党组织分派他协助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训练中央特科的特别行动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红队”。中央特科的任务是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成立以来一直由顾顺章所主持。
顾顺章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青帮的活跃分子，五卅运动时成为工人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国共还未反目时，为配合蒋介石攻打上海，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暴动，他任工人稽查队总队长，周恩来一度任他的副队长。凭着他的精明强干，顾顺章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捕房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手段，往往在行动前半小时或一小时，提前得到消息。上海租界和国民党特务人员，多将抓捕中共党员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都认为，如果真卖力，将共产党员一古脑抓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中共的中央机关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在上海租界里生存了下来。
赵新民搬到了红队的一处秘密据点，和丁久有时偶然在街上遇到，但彼此只是轻轻一笑，连招呼都不能打，默默的继续着各自的奔走。丁久还是在管钱，走在路上，还是穿着长衫马褂，一双圆头布鞋，手里挟着方方正正的新闻纸包，里面包的还是钞票。为了憎恶算盘和账本，丁久离开了他的过去，现在为了革命依旧当着账房，只是他的账本里不再挟带有诗集了，他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再写过半句诗。他死去时，人们在他的口袋里找到的是一张工人的罢工宣言。
每天都有失踪、被捕甚至死亡的消息传来，这天又一个中央高级干部，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秘密住所被捕，有几个还不知道消息的同志还在去往出事地点的路上。赵新民接到命令，立即带领几名红队队员朝出事地点赶去。等赵新民赶到出事的那栋三层小楼的附近时，在小楼周围已围了许多看热闹的行人。赵新民挤过人丛，看到一具尸体俯卧在小楼门前的马路上，一领草席盖住了死者的脸，鲜红的血和白色的脑浆在草席下漫了一地。
赵新民认出了死者脚上的那双鞋，那是丁久常穿的那双圆头布鞋。但此时，他什么也做不了，连挚友的遗体都不能上去认领，只能任其暴尸街头。赵新民默默示意红队队员迅速撤离。坐在人力车上，有那么一刻，泪水迷蒙了他的双眼，高楼和街道变得模糊和朦胧，但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出事的那栋住宅很隐蔽，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极大的可能是内部奸细的告密，赵新民胸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找出来。
果然，顾顺章从捕房得到消息，早上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人，到捕房政治部告密，她自称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员，只要捕房答应给她出国护照和五万美金，让她到她愿意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密，她就把名单交出来。她愿意先交出罗觉的地址，让捕房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中央在上海设有一个秘密机关，专门负责联络和安置南昌暴动后从各处转道来的同志。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和他的老婆贺芝华。贺芝华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后改嫁何家兴，会说德语、英语，经过证实，那个告密的女人就是她。
贺芝华与租界总捕房达成协议后，总捕房通知戈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觉一旦出现，贺芝华夫妇就派做饭的阿姨送信给站在路口的侦探。捕房的洋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动，轻松逮捕了罗觉。
洛克将罗觉带走后，在屋里又留了几个特务。丁久这天正好要到罗觉那里，他推门进去，一看形势不对，立刻退出门外。但楼梯已有特务把守，他向三楼屋顶退去，特务们追上来，在屋顶展开了搏斗。退到最后，丁久从阳台上摔了下去。
情报既已查实，中央决定尽快夺回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红队当晚即做好布置，第二天一早，一队迎亲的队伍来到贺芝华夫妇租住的亚洲旅馆门前，鼓乐手们挤弄腮帮，使劲吹奏。迎亲的伙计燃起了串鞭，顷刻间，鞭炮声、鼓乐声，震耳欲聋。
赵新民带着两名队员踢开贺芝华夫妇的房门时，贺芝华、何家兴躺在床上还没有起床。不等贺芝华、何家兴说话，赵新民对准何家兴的前胸就是一枪。
“把名单交出来！”赵新民把枪口转向贺芝华。
“什么……什么名单，我不知道……”贺芝华惊恐万状浑身哆嗦。
倒在贺芝华身边的何家兴还没有咽气，咽喉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呜咽声。“砰”，赵新民对准何家兴的头部又是一枪，半边脑袋飞溅了出去。
“啊！”贺芝华登时吓到涕泪横流，“别杀我，求求你们，别杀我……”
贺芝华哆哆嗦嗦从贴身内衣里掏出叠成了小方块的纸片，赵新民展开看了一眼，名单确认无误。楼下的鞭炮和吹打还在继续，他抬起枪对准贺芝华的脸时，他看到了这个漂亮女人眼中的泪水和哀求。这个女人也许厌倦了担惊受怕而又清贫如洗的日子，只想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厮守一起，但她却指望用数百战友的性命去换取自己的安逸。鞭炮声中，赵新民扣响了手中的板机。
在莫斯科受训时，那几个老布尔什维克教官总爱讲述，自己亲手把敌人的脑袋打开了花时，心情是何等的痛快和舒畅。虽然赵新民也做过许多的射击训练，但这天还是他第一次对着活人开枪，而且一下枪毙了两个，但他丝毫没有体会到那些俄国教官津津乐道的兴奋和快意。
回到住所，藏好枪支，赵新民洗了一遍手，然后打上肥皂又洗了一遍，他洗得缓慢而仔细。擦干净手，他在躺椅里坐下来，窗外隐约传来远处马路上市井的噪杂，和一辆辆警车呼啸而过的警笛声。他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倒在血泊中的丁久的圆头布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巴黎塞纳河畔明媚的春光，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还有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杨子玲甜美的笑影，父亲的铜床，母亲温暖的乳房……
赵新民躺在躺椅里，任由这些纷乱的景象，漫无节制的从四处湧来，直至夜色渐渐吞噬了整个房间，整个淹没了他的身影。
失踪、被捕、发现奸细或者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被发现、营救、除奸……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赵新民和顾顺章配合得还算融洽，顾顺章指挥的行动大多都能获得成功，“红队”在上海滩声名大振。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上升至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成为中共中央占用经费最多的部门。但赵新民并不欣赏他的这位能力超群的顶头上司，除了讨论具体的行动，往往再也找不到任何话题。赵新民尤其看不惯顾顺章吃喝嫖赌毒，样样全都沾的黑社会帮派的做派。而顾顺章的解释是，与敌人打成一片，充分了解敌人的习性，知己知彼才能在斗争中占到优势。事实上，顾顺章取得的一次次行动的成功，似乎也佐证了他的这种论调，但是在私下里，顾顺章常对跟随他多年的几个心腹感叹说，还没听说过干这一行有谁能得善终的，既然脑袋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搬家了，还是得逍遥时且逍遥吧。
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在城市发动暴动的计划一个个失败了，而在偏僻山区的苏维埃运动，却得到农民们的热烈响应，短短几年，建立了数万人的红军队伍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几个苏维埃政权。
历经诸多变故，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深感在白区很难立足，决意将中共大部分干部调往苏区，巩固苏区的根据地。希望以根据地为发端，争取占领一省或数省的地盘。
众多干部去往苏区的交通护送工作由中央特科负责。中央领导之一的张国涛派往鄂豫皖苏区，出任最高领导，顾顺章决定亲自护送他到汉口，再交由苏区派来的交通员护送进苏区。
顾顺章酷爱魔术，且多有研究，其水平比普通的职业魔术师还略胜一筹。在武汉，他公开的身份是“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家子弟曾拜他为师，完全不知道他就是中共的特务头子顾顺章。
顺利完成了护送张国涛的任务，“花广奇”大魔术师在汉口又表演起了他的魔术绝技，在民众乐园的一场表演中，终于被一名从中共叛变过去的国民党特务认出，随即被跟踪逮捕。
像顾顺章这种处决过众多党内奸细和国民党特务的共产党人，身份一旦败露，要想保住性命，除了叛变投敌，别无其他选择。也许早有心理准备，审讯没费多少口舌，顾顺章即答应“立功赎罪”。他要求面见蒋介石，当面献上一份三日内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共产党领导人，一网打尽的计划。
做为大权在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的顾顺章，几乎了解中共中央的一切，如果他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那将是另一种面貌了，但是历史往往充满了各种偶然的因素，或者说，历史充满了玄秘。
时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浚、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在抓获顾顺章后，表功心切。四月二十五日晚上，用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上开往南京的轮船后，两人不约而同的分头给中统大本营一共拍发了六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徐恩曾是中统特务局长，但不巧的是，四月二十五日恰好是星期六，局长大人离开大本营度周末去了。
电报交到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中。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的同乡，考入中统后，得到徐恩曾的亲手提拔和重用，视为心腹。但谁会想到，这样的人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得到钱壮飞的紧急报信，在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巡捕房的全面搜捕之前，中共中央机关提前一到两天全部安全转移了。
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机关中占用经费最多的部门，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特性，这些钱财的去向根本无从监督。顾顺章主持中央特科的数年间，他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以及其他亲属，陆续成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的人员，中央特科的经费成了顾家滚滚的财源。
中央机关紧急转移至海棠村的一处院落时，把顾顺章的亲属也一块带了去。顾家亲属为共产党办事只为钱财，顾顺章叛变，他们自然也要随之倒戈，但他们认识众多的地下党员，如果将他们释放，威胁难以估量。处于危急险境中的中央机关，无力秘密关押这十多个人，临时中央会议决定，将顾顺章一家九个成年人秘密处死，两个孩子，顾顺章八岁的女儿和十二岁的妻弟张长庚予以释放。
处决的命令传来，负责执行的赵新民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动手？”
“马上。”传达命令的人回答说。
不消灭叛徒，叛徒和敌人就会反过来消灭自己。在宣誓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赵新民就明白，革命免不了恐怖和血腥，只不过到了现实中，这血腥的气味，比他预想的浓重了百倍千倍。
赵新民迅速集合几名平日与顾顺章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开枪动静太大，用刀血迹不好处理，最后决定用绳子勒。处决后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挖坑深埋，然后上面抹上水泥，防止腐臭外泄。
执行完这一切，所有顾顺章有可能知晓的关系人员迅速转移。赵新民连夜由上海转浦口，搭津浦车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阳关，然后步行走到了豫皖边区红四军的驻地，安徽六安县的金家寨。
赵静安后来得知，顾顺章的妻弟放回家后，顾顺章问他阿姐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顺章教他每天在一些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九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两只小手揪住王世德的车架不放，问他阿姐的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一拥而上，将王世德摁倒在地。王世德在狱中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中共又一批留守上海的秘密机关被破坏，人员被捕杀。
八
在鄂豫皖苏区，赵新民被任命为第十八团政委，团长张继升热烈欢迎新政委的到来，苏区的房屋有限，张继升将自己房间的一半分给了赵新民。
张继升是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