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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有关的揭示。
相反，这些经文对于探讨耶稣时代犹太教的多样化是很重要的。在这些文献被发现之前，人们想象这个时代的犹太教在教规和信仰方面是相对一致的。自此，人们了解到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激烈的争吵并不是《新约》中的一个特例：在当时的犹太团体之间，各种针对解释法的论战很激烈，有时还携带着暴力。这些文献也让我们理解了希伯来《圣经》，并表明《圣经》的文本史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这也让我们最终了解了艾赛尼派。
艾赛尼派信徒
犹太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简短地提到过这个犹太社团的存在，提到它的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斐洛①（Philond′Alexandrie）。老普林尼②（Plinel′Ancien）提到过位于“EinGedi湖畔”——相当于库姆兰的位置——的一个艾赛尼派组织。自1947年起被陆续发现的这些手稿让我们对这个犹太教活动团体有了更完整、更细致的了解，它可能诞生于马加比家族③起义失败后的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是一个因信仰世界末日临近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团体（这一启示录般的预言在当时多个对现状不满的犹太人团体中相当流行）。
库姆兰的艾赛尼教徒把自己视为“阳光之子”，与“地狱之子”相对。他们组成一个可能是独身的男人的社团，选择脱离社会的生活，并且狂热地为世界的末日和最终战胜恶做准备。教规确立了一种超脱而非常苛刻的纯洁理想（里面有众多的洗涤的仪式）以及固定的祈祷和教理研究的时间。同时规定物质财产共有。艾赛尼教徒反对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认为圣殿已经落入大逆不道的教士之手。他们等待着一位终将完善他们的健康行为的一位弥赛亚①的降临。在手卷中他们还提到一位与大逆不道的教士（圣殿的教士）相对立的“正义大师”。很难给这个人下定义。一些专家把他看作是教派的领袖，另一些则认为是教派的创始人，是被圣殿驱逐的一个宗教改革者。
耶稣是一个艾赛尼派教徒吗？
等待世界末日，等待以正义大师面貌出现的弥赛亚的预兆，与圣殿对抗——这些艾赛尼信徒的信仰和早期基督教徒的信仰之间立即就有了联系。另外，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的19世纪末，埃内斯特·勒南②（ErnestRenan）就已经肯定地说：“基督教是大获成功的一种艾赛尼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①（FrédéricⅡ）在1790年10月给达朗贝尔②（D′Alembert）的信中也说：“耶稣纯属艾赛尼教徒。”
1950年，铭文与纯文学科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烈·杜蓬－索梅尔（AndreDupon…Sommer）在他的《死海古卷初览》一书中说：“‘加利利大师’③，就像《新约》为人们描述的，很像正义大师令人吃惊的一次转世……”在艾赛尼信徒和早期基督教徒之间假定的，甚至是可能的联系一直引起争论。它主要围绕着三个基本点展开。
1。施洗者约翰。他在库姆兰附近地区从事活动，他是独身者并预言天国的即刻降临。因此他很有可能知道这个社团的什么事情，甚至是曾经加入过，后来又脱离了这个社团。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切地证明这个论点。
2。耶稣和正义大师。两者相似的地方是明显的，但是在传播教义时也有重大的不同之处。正义大师面对的是脱离社会的一小群人，而耶稣则向所有人，绝大多数是以箴言的形式传教，并意欲“为大众”献出生命。另外，如果我们相信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在他的《犹太史》中的记载，艾赛尼教徒“摒弃女人、罪人和残疾人”，而福音书则向我们表现了一个周围有女人、罪人和残疾人的耶稣——这点对他的诽谤者非常不利。
3。第一个基督教社团。某些艾赛尼派的教规可能对早期基督教徒产生过影响，例如，集体进餐或者财产共有，还有启示录的经文和对弥赛亚的期待（另外，这种期待是其他的犹太教组织所共有的）。这种接近还表现在一篇库姆兰的经文和《路加福音》（Ⅰ，26—38）上。这篇库姆兰经文对一个神秘的人使用了“上帝之子”的称号。同样，“虚心的人”（《马太福音》，Ⅴ，3）这种表述在“库姆兰经文中虽然没有一对一的表达，但从文字上，或者教义上也有足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库姆兰文专家让·皮·雷莫农（J。…P。Lémonon）解释说。
当然，尽管如此，这种相像仍然让人吃惊，并得出结论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影响，至少也是殊途同归。它们体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可以更好地让人理解基督教在当时的犹太教背景下的诞生和扎根。卢万（Louvain）大学教授、格罗宁根大学库姆兰学院院长弗洛伦蒂诺·格拉西亚·马丁内兹（FrorentinoGraciaMartinez）说：“我们或许在库姆兰经文中发现了已经得到详尽论述的每一个基本因素，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新约》的救世主（弥赛亚、教士、仆人、上帝之子）的形式多样而复杂的形象。我觉得这是确实的，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受苦的和救世的仆人的形象，所有这些元素都被堆砌到惟一一个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人物身上，但在我们看过的资料中，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它；这个等待世界末日的正义大师在经文中从来没有被详细地阐述过。”
耶稣与独身
总之，专家们一致指出了艾赛尼教与基督教的相似，但并没有对两个组织之间的直接联系下结论。然而，对于我们关心的耶稣的独身问题最终只有一个观点。无论耶稣是否经常与艾赛尼教徒交往，根据我们对这一派别的了解，它增大了苦行和单身的可能性，而不利于性和婚姻的说法。死海古卷的发现宣告了《达·芬奇密码》主题的无效。
同样，这一发现让一个主要论据相对化了，这个主要论据本来可能有利于某些犹太教专家认为的耶稣已婚的论点，即在基督的时代，在犹太教堂中传教的一位拉比不可能是单身的。多亏了库姆兰经文，使我们对艾赛尼教徒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如今我们知道，在基督的时代，存在着一些独身的宗教导师，为天国即将降临而主张禁欲。他们中的某些人在犹太教堂中传教并不令人惊讶，即便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主流犹太教。
如果丹·布朗提到死海古卷，那也不是为了参考其中的内容，因为死海古卷所支持的论点与小说正相反。在引用库姆兰的经文时，他更想让人联想到长期以来伴随着出版死海古卷的论战，这场论战激起了所有的幻想，尤其为教会的阴谋的理论提供了素材。
论战：教会的一个阴谋吗？
其实，死海古卷自发现之日起就激起了热情和双重的论战。一方面，有人指控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秘密。另一方面，专家们指控他们的同行出自纯粹的野心把持死海古卷，损害了研究工作。这两种争论都因为同一个原因：死海古卷出版工作的不寻常的缓慢，即使已经考虑了拼合羊皮碎片的困难因素。
让我们来审查教会阴谋掩盖库姆兰发现的“案件”。首先，这一指控是荒谬的。因为天主教会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掩盖。但是，历史背景，第一个研究团队的特点，出版的缓慢引起了许多猜疑。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事情。1953年，德沃神父组建了由多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的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六位天主教徒，一位基督教徒（美国的弗兰克·格罗斯），一位不可知论者（英国的约翰·阿利格罗）。由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提供资金。但是，预计为十年的修复和翻译期满后，博物馆停止了资助，而修复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因为事实证明，修复某些羊皮碎片的工作很复杂。研究人员自此不得不为生计而努力。因为1967年6月的中东六日战争，使情况更加复杂。原来在约旦的库姆兰现场、洛克菲勒博物馆和圣经学校都转由以色列政府管理，而德沃神父公开反对这个政府……此间，团队解散，自1960年起，研究者们全部撤离现场。因为大部分的羊皮（511张）都已修复，他们可以回到各自的国家根据照片进行翻译工作。
但是，一些研究人员比其他研究人员多用了许多翻译时间，尤其是信奉天主教的研究人员。从这儿，到想象梵蒂冈要求他们隐瞒有碍基督教诞生的官方说法的内容只差一步之遥——这个距离立即被某些论战者跨越了。在发现死海古卷三十年后的1977年，小组的一名研究人员约翰·阿利格罗率先迅速地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然后提出了怀疑，但他因为出版了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谵妄性的著作也在学术界丧失了自己的声誉。谣传自1984年起被由赫尔谢尔·香克斯（HershelShanks）主编的《圣经考古学杂志》（BiblicalArcheologyReview）接了过去。香克斯利用了丑闻，显然是想得到某些研究者出于嫉妒保存照片的消息，这些研究者除了具备野心家的心理之外，再也没有显示完成他们工作的能力。
最后，1987年，以斯特拉格尔内（J。Strugnel）为首的一个重组的小组成立了。小组接纳了一些以色列研究人员。希望被重新燃起。但是，在1989年，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随时看到死海古卷的照片。《圣经考古学杂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库姆兰古卷是受诅咒的吗？1990年，因沮丧而酗酒的斯特拉格尔内对一名以色列记者说了一番话，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他劝说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他被送进波士顿精神病院。最终小组交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玛纽埃尔·托夫（EmmanuelTov）、美国圣母大学的尤金·乌尔里希（EugèneUlrich）和圣经学者的埃米尔·普厄什（EmilePuech）集体领导。索尔邦大学教授、古代犹太教专家米哈依·哈达斯…勒贝尔（MireilleHadas…Lebel）解释说：“论战没有说出一个神学的阴谋，更多揭示的是偏见、不称职和采取的僵硬和没有效率的组织结构。”
直到1991年，阴谋的臆想才彻底破灭：亨廷顿图书馆，世界上四个存有死海古卷缩微胶片的图书馆之一，决定把这些对外开放。1991年10月27日，以色列文物管理部门解除了对使用未公开发表的残片照片的任何限制。同年11月19日，圣经考古协会（《圣经考古学杂志》的出版人）发表了两大卷包括1785张残片的照片，四十五名研究人员组成国际研究组开始研究这些文件。200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1947年至1956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全集，共三十九卷。如今，教会阴谋禁止出版死海古卷的论点已经没有人再提。（惟一使学者们分成两派的论战涉及在库姆兰发现的《圣经》的经文出自哪里：它们是出自艾赛尼派的图书馆还是出自耶路撒冷圣殿？）
死海古卷包含了梵蒂冈的一个致命的秘密，揭示有关耶稣和基督教起源的爆炸性内容，丹·布朗是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观点的？是在1992年法国出版的《被没收的圣经，隐匿死海古卷的调查》一书中，该书出版的那年，科学界中的论战已经平息。这本书简述了一些有理由的批评，但也搭载了前十五年所有阴谋派的观点和没有根据的谣言。我们对该书的作者并不陌生：麦克尔·贝吉特和理查德·雷，《圣血，圣杯》三名作者中的两位！
丹·布朗忠实于他的消息人和他们的观点。他的小说的主导主题之一就是阴谋理论：教会自4世纪和尼西亚会议后隐瞒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让我们继续调查，打开阿里乌教派的教义、君士坦丁大帝和著名的会议的分歧的档案。据说阴谋者们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抹掉非常惹麻烦的经文。
教会试图隐瞒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吗？它试图抹掉揭示了这件事和有利于女人的经文吗？丹·布朗认为，大阴谋于尼西亚公会上形成，这是由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5年召集的。随后，教会就野蛮地迫害所有企图反对官方真理的人。今天仍然是这样，教会为保守这个可怕的秘密，不是准备好要杀人了吗？无论如何，这是《达·芬奇密码》故事情节的核心：天主教会联合了亲教皇的秘密组织天主事工会，与“大秘密”的捍卫者郇山隐修会之间展开无情斗争。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丹·布朗安排了一个致人死命的僧侣，多多少少地受到谋杀郇山隐修会所有成员的梵蒂冈的操纵！
我们对著名的郇山隐修会已经心中有数了。丹·布朗所说的与天主教教会和天主事工会相关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作者所谓的诞生了天主教阴谋的尼西亚公会开始。
天主教的阴谋？
…9…
第一章 君士坦丁大帝和尼西亚公会
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与君士坦丁大帝和尼西亚公会相关的主要论点：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
“公元325年，他决定把罗马帝国统合在一个宗教派下。这就是基督教。”（P？郾215）
“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著名的‘基督教会议’，就是一般所说的尼西亚（公）会议……直到那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P？郾216）
“我们所说的只是君士坦丁通过利用耶稣的重大影响和尊贵的地位从中谋利，而由此他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P？郾217）
所有这些断言，还有许多同一类型的东西，同时含有部分实情和许多粗鄙的错误。在涉及基督教《圣经》的正典编纂和神圣女性的体系化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还原君士坦丁大帝、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召开尼西亚公会这些问题的本来面目吧。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公元306年，在父亲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死后（ConstanceChliro），二十六岁的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皇帝。他当时只统治着高卢和布列塔尼。君士坦丁与李锡尼①（Licinius）结盟后于公元312年在罗马附近的卡尔维亚桥打败马克森提（Maxence），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主宰。李锡尼和君士坦丁都是信奉太阳神的“异教”徒；但是，为了让帝国得到安宁，同时也意识到基督教的重要性，他们决定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公元260年加列努斯②（Gallien）的执政开始了宽容时期，帝国曾有过一段宗教上的安宁。但是，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③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
君士坦丁与加列努斯有关基督教的第一个主要协定是公元313年宣布的米兰敕令，它在历史上向来被当作宗教宽容的一个范例，其主要内容如下：“君士坦丁和加列努斯聚首米兰处理涉及帝国利益与安全之事，我们认为，其中最利于臣民者莫过于首先制定崇拜上帝的方式。我们最终同意让基督徒及所有其他的人自由遵行自己最喜欢的信仰，以便在天之神能够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疆土上生活的所有人。”
君士坦丁是基督徒吗？据传说他在公元312年卡尔维亚桥胜利后皈依了基督教。实际上，他是在公元337年临终时接受的洗礼。确实，个人的信念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中一直难以融合。他不是一个幼稚的人；许多违抗他的人都丢掉了性命，也包括他的家人（他杀了他的妻子福斯塔和长子克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的一直支持基督教相反，统治着东部帝国的加列努斯在与君士坦丁产生隔阂后，加大了反对这一教派的措施。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出兵攻打加列努斯，杀死他后统一了帝国。公元330年，他把希腊城市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基督教建筑，他出资兴建罗马的拉特兰和圣彼得教堂、耶路撒冷的圣绪尔圣墓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和圣索菲亚教堂……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宽容表现为一种主动照顾的方式。它主要体现在财政措施上。他还承认了主教的一种特殊司法权，同时又密切控制着他们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保留了最高祭司长（pontifexmaximus）的传统头衔，他仍是所有异教徒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继任者将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公元382年。
就像《达·芬奇密码》所认定的那样，君士坦丁于公元321年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礼拜日的休息制度。这无疑是有利于基督徒的措施，他们习惯在这一天聚到一起庆祝基督的复活，而这项措施也得到异教徒的欢迎，特别是密特拉神①（Mithra）的崇拜者，他们把这一天当作“太阳日”。
是不是像《达·芬奇密码》所肯定的那样，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呢？错了。那是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他于公元379年至公元395年间统治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死后约五十年）。狄奥多西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帝国惟一认可的宗教。公元391年，帝国公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在罗马从事所有异教祭拜活动，从以“无辜的牺牲”（动物）献祭到去宗教场所均在禁止之列。一项敕令将这些措施推广到埃及，在那儿引起异教徒和越来越确信即将要战胜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之间的众多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充满血腥暴力，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一年后的公元392年，第二道敕令将这些禁令扩大到整个帝国。自此，即使在家中私下祭拜偶像也属非法行为，可以被课以高额罚金和没收财产：“任何焚香的住宅将收归国有。”
尼西亚公会
让我们回到六十年前，接着说君士坦丁。他于公元325年召集了尼西亚公会，但是此次会议与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形成没有关系。即便是处理了教会的组织和纪律的问题，那也属于在4世纪分裂基督教的教理上重大冲突的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一神教的最核心的问题：惟一的上帝怎么可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呢？尼西亚公会因此成为构成基督教的上帝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步。
再就是阿里乌教派的问题。亚历山大的教士阿里乌（256—336）的学说是导致召开尼西亚公会的危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