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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士兵会忠实地执行这些命令，他们认为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联邦军队冲锋穿过一片空地，躲藏在石墙后面的南方联军枪炮齐发，顿时横尸遍野。
在敌军的防线被攻破之前，12000名联邦军队士兵倒在了战场上。你永远也不会找到12000名精明的士兵来执行这项命令。
科学家建立了像原子反应堆这样的系统，这些系统的复杂性、深奥性远远超过操作人员的能力范围。我们总是很聪明地设计我们没有足够的才智来驾御的技术。
我们认为自己就像这些系统一样聪明！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发生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它的发生早晚是不可避免的。
至少我们可以从切尔诺贝利灾难事件中吸取这样的教训：从现在开始，小心！谨慎！
千真万确！
在1999年，日本的核燃料反应堆因为失误而引起连锁反应，又是人为的错误。燃料工人错误地处理正在加工的大量的铀元素，引发了一连串反应，导致了可以引起一场灾难的放射性泄漏。
公司管理人员把错误归罪于铀元素操作工人，指责他们为了早一点下班而在工作上偷工减料。
然而，他们毕竟是富有经验的铀元素操作工人。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完全知道正确、安全的操作规范。为什么他们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正如切尔诺贝利事件一样。
有关调查人员控告了公司为了加速生产而放纵工人忽视正确的操作程序。
这已是日本在3年中发生的第6起核操作事故。
有其他办法能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更加愚蠢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否则我们的政治家会使其立刻奏效。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国家政策一直建立在“校园恶霸理论”的基础上：如果你明知小是我们的对手，你就不要迫使我们去做。
如果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那么愚蠢、他们的国民也是言听计从的话，这种外交理论也许能奏效。当他们遇到校园恶霸时，他们会通过试探来搞清楚这些校园恶霸是否名副其实。
我们的军队和中央情报局用一种简单易行的策略来执行这种恶霸政策：如果我们现在杀死你，我们就不用以后再杀死你。
哪一种是更聪明的选择：生啤酒还是干啤酒？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口味的问题而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你所花费的广告费用比啤酒的实际价值还多。
如果你喜欢喝好啤酒的话，那么地道的生啤还是较好的选择。如果你想从市场商人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饮酒需求而生产出的大量啤酒那里寻求惊奇的话，那么干啤是你较好的选择。
生啤是用桶装的，你拿着玻璃杯放在龙头下，啤酒便流进杯子。如果你是一个买家，就连英国小酒店的老板也能给你提供大量品质优良的生啤。
与生啤不同的是，干啤是用瓶装或罐装的。这种非生啤的干啤，正如国际法所声明的那样：如果你能靠谎言而赚大钱的话，那就去做吧！
首先，老板会说：“只要不花费很多时间、很多金钱，也不耽误我打高尔夫球，那么咱们就从提高产品的质量着手吧！”
接下来，市场运作者也加入进来，并用一些优美的广告语让啤酒锦上添花。
有时也使用一些图片加以渲染。
特别是一些喝纯啤的丰满红润的性感女郎及那些仁慈、和蔼男人忘情饮酒的图片更能引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辛苦工作的工人比流浪汉更愚蠢吗？
想一想这些流浪汉：他们没有金钱，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可充饥的食物，没有爱人，没有季票，没有光明的未来。然而，关于这个行业一定有某些吸引人的地方，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从事这种职业。
有一种诱惑力：可以不劳动。
那就是流浪汉生活的惟一好处，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而其余我们这些人，为了每天早上去工作而拼命，接着还要去争抢公交车，还要为你的工友的偷懒行为而受委屈。老板比白痴还要白痴，他根本不知道谁在偷懒，谁在加倍辛苦劳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为老板谋取财富，还要去拼命夺路返家，第二天依然重复着今天的事情，而那些流浪汉却用不着这么辛苦。
并不是所有的劳动与其所声称的利益相符合。
勤奋的工人和懒汉总是相对而言吗？那么让我们来追踪一些有职业人士的发展历程吧。
在人类文明之前，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孩子都要参加工作，这种工作就叫做生存。
他们基本的生活技能包括：寻找食物、取暖和自我保护，免受自然界的伤害。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所有的工作都具有冒险性：部落首领，凶猛的老虎，栖息地，生活在同一个地域里的人为了争夺食物、取暖而互相残杀。
然而，与文明时代缺乏安全性的工作相比，这些原始人的工作还算可以。
因为人们是为了寻找食物而生活，部落规模小、集中，家族式运作，又具有竞争性。如果没有史前的这种集体合作，那么我们还要佩戴着狼獾皮条、猛犸象皮衣服去狩猎。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第一个祸害：农业。
虽然人们从事农业以后可以获得早餐和午餐，但农业也是一项十分辛苦、发展缓慢的工作。
农民不得不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事生产，就像我们必须呆在书桌旁一样。
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劳动阶层也就产生第二个祸害：非劳动阶层。
这些人很早就意识到，当一些人去做这些工作时，其他的人就不必去做同样的工作。
他们成了国王、牧师和盗贼。
有了盗贼就有了防卫，有了防卫就有了违法犯罪行为，有了违法犯罪行为就有了军队，有了军队就有了更大的军队，有了更大的军队就有了将军，有了将军就有了腐败。这也正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纷繁复杂、混乱不堪的原因。
这种荒谬的非劳动阶层社会结构建立在底层小乌龟的背壳上：（《乌龟大王亚尔特》是知名儿童小说家苏斯博士的名著，是讲乌龟大王亚尔特，嫌统治的池塘不够大，命令乌龟们一个个堆成高塔，让它站在其上，最后却惨跌在地的故事。亚尔特正是苏斯博士对希特勒的讽刺。——译注）亚尔特式的工人，炮灰，碾磨粉，供你玩耍的个人电脑。
工人付出的比他们从公司里得到的要多。如果他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么他就不再是工人，而是老板了。
同时，流浪汉还没有我们的愚蠢想法，他们不用担心被裁员下岗，不用担心他们的职位会被只有他们一半的年龄、只要求一半报酬而又自愿做一个流浪汉的人们所取而代之。
流浪汉有一样是工人们无法拥有的东西：不会失业。
我们现在与过去相比聪明了很多吗？
生活在公元10世纪的人，他们的生活一般都是得过且过，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聪明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也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愚蠢。
他们也许就不知道怎样在冬天挡风避寒，或者去种植足够多的萝卜使自己有吃饱了的感觉，但是，他们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人知道这些。
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只是一个狂风呼啸而又没有多少萝卜的地方。
当他们冷得瑟瑟发抖时，他们不知道有人穿着防风的戈尔布料。当他们在“萝卜王”餐馆吃饭时，他们也不知道谁正在五星级餐厅用餐。
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嫉妒的红眼病时代。我们妒忌那些有着性感情人的电影明星，我们妒忌那些比我们有钱的软件大王，我们妒忌那些靠谎言逃脱处罚的政客，而我们只有躲到酒馆角落里才敢战战兢兢地说谎。
在高考时考了550分就自我感觉已经很聪明了，他们也还是和高中时那些被他们所取笑的聪明人一起进入了同一所大学。
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之所以被允许进入大学是因为他们能为那些真正聪明的孩子提供学习经费。大学需要他们出钱，这样也好为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提供资助。
换句话说，如果只允许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上大学，那么美国就没有几所学校有资格招收学生了。其余的学校也只有培养美国足球联赛队员的特权了。
那些取得550分的学生在大学里都学到些什么呢？
在标准能力测试中最低分是200分，那么为什么不把最低分定为零分呢？因为校委会不想让人们认为他们的智商为零。
你和你的老板谁最聪明？
是你。
老板有钱有势、洋洋自得，他们有特权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是富人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围坐成一圈想尽各种办法，以开发人力资源的名义榨干雇员的油水。
但是，老板又是一个缺乏头脑的人。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明：
1。老板不在时，秘书都能胜任并出色地替他完成工作；但是老板却完不成秘书所做的工作。
2。每天平均有60000美国人主动放弃繁重的工作，但老板每天充其量只能解雇12000人。老板太愚蠢而没有能力一次解雇48000不情愿工作并且正在消极怠工的工人。
3。如果你的老板比你聪明，那么他就会确保你们人人都喜欢他。只有那些愚蠢的老板才不断地增加员工们的积怨。
但是老板们也并不关心员工们是否喜欢自己，因为他们高高在上，这些上层人物的目标不是去提高产量，或者开辟一片新天地，或者创建一家更加获利的公司，他们的目标是使管理程序复杂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控制。
这正如打篮球，在周六早上，你在Y队与精明的D队对阵，投球命中率极高，也许你是一名最佳运动员。当你从影片上看到40年前的NBA球赛时，你便自言自语：“那些运动员反应迟钝，水平还不如我。”
也许你是对的，但这项运动已逐渐发展得高度复杂、讲求速度、反应敏捷，甚至连你也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甚至是被洛杉矶快艇队打败。
正因为这样，那些不甘失败、傲慢狂妄的球员才有可能挣得百万金钱。他们很成功地把这项比赛提升到只有他们才能玩的地步。
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有这类上层人物，做着与上面类似的事情。
终究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问他们：“你们想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吗？”
我们已经愚蠢了很长时间，我们还能找到一种独创的方式去做一些愚蠢的事吗？
绝对可以，我们随时都在这样做。
在南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人用望远镜从他的住处发现一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停放在沙滩上。这辆小车即将被汹涌的潮水吞没，他担心有人在小车里不能自救，便报了警。
警察没有发现沙滩上那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也没有发现其他的车。
警察爬上陡岸，来到这个人的住处，并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到这个人没有搞清楚的一幕：他把小孩子丢失在沙滩上的玩具车当成了粉红色的雪佛兰轿车。
男人和女人谁最愚蠢？
只有男人才会愚蠢到问这个问题的地步。
女人很容易发现男人征服世界所得到的东西，也知道她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弄得一团糟。
然而，如果女人比男人聪明，那她们为什么不去做男人所做的事情？
也许从离婚率统计数字里面可以找出答案：58％的男人离婚后认为他们生活得比以前幸福，而85％的女人认为她们离婚后比以前更幸福。
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无宗教信仰的人更聪明吗？
大多数信徒认为上帝——这个有着超自然力的神灵创造了世界，给他的子民规定了高尚的道德标准。
在上帝和高尚道德标准的名义之下，多少世纪以来，一个接一个的虔诚信徒被屠杀。
人人都站起来呼吁停止这场以上帝的名义而愈演愈烈的屠杀。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停下来。
和平是敌对双方暂时停火、进行修整的代名词。
我们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这种口口声声要求停战，一方面爱上帝，一方面又无休止地屠杀上帝的子民的状况呢？
可以得到安慰的是，他们给出了答案。
这是一场在同一个上帝之下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我们是在为正义而战，他们是在为邪恶而战。
整个历史都是这样，从中间派到两面派，我们始终是另一些人眼中的异教徒。
在其他星球有没有信仰同一个宗教的种族，在那里，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用一种不是想摧毁这个星球的方式来为这个宇宙庆典呢？
如果真是上帝创造了如同我们一样的他们，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
买彩票是挥霍大量金钱的最愚蠢的方式吗？
不是。聪明人一旦发明出新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找到更愚蠢的东西来代替彩票。
其实，彩票还具有我们人类的两个最普遍的智力弱点：赌博和宣传。
是不是全世界都以这样的赌博逻辑在宣称：如果你不玩一把，你就没有赢的机会？
事实上，大多数宣传与其所声称的正好相反。关于彩票惟一正确的是：如果你不赌一把，你就不会有所失。
在彩票方面下的赌注越多，那么你失去的钱财也就越多。你要是把钱装进短袜里，把它交给你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陌生人，然后说：“嗨！如果你能用这些钱买彩票有幸中得1000万美元，那么给我100万怎么样？”
即使你不擅长数学，你也能知晓你是不可能赢得彩票的。彩票是由政府控制的，你何时才能停下靠跟政府赌博来获利呢？
如果你能通过彩票赚钱，那么那些有钱人也应该玩起彩票了，但他们没有。他们远离彩票飞往拉斯维加斯，他们在那里也不赚钱，但他们至少能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你上一次在小商店里用买牛奶的钱买了几张彩票而让你感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什么时候？
法官和律师谁最愚蠢？
我们要说的是沙蔓·阿农德法官，他从美国上诉法院辞职，后来干起私人律师行当。他曾说过：“我宁可对着一帮蠢驴讲话也不愿意听他们说一句话。”
接受建议是一项聪明之举吗？
这是你应该接受的惟一一条建议：不要总是接受建议。
这听起来像是建议，但事实上并不是建议。这是一个矛盾，矛盾的关键之处在于你无法照着做。
事实上，有一些建议是值得接受的。不幸的是并非心地善良的人们都乐于给予。
几乎每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的人都对事情秘而不宣。如果他们把那些事与人分享，那么人人都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就再也不会起作用了。
不说话的动物和不说话的人谁更聪明？
约翰·泰勒总统埋葬他的爱马时，在马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话：“这里埋葬着我心爱的马的躯体，我的将军。20年来，它驮着我任我驱使，从来没有失误过。但愿它的主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人们经常为自己值得称赞的宠物或其他动物感到荣耀，而从来没有一种动物为人类留下墓志铭。
当你接近成功时是继续向前还是激流勇退更为聪明？
当我们说你在领先时急流勇退，我们真正的意图是如果你已经落后他人但还不是差得太远的时候还不如及早退下。
事实上你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正如达蒙·鲁尼恩所说的那样，“人的一生中，有起也有落。”这也是现实主义者为什么要发明精神胜利法的原因：希望降低失败率，以求成功的安慰。
无论如何，如果你继续尝试下去，你极有可能因寻找各种方法尝试下去而遭受的失败要比你在落后不太远的时候退出遭受的失败还要严重。通往失败的道路总是比通往成功的道路要多。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取得胜利：鼓励他人继续尝试下去，然后你静观其失败。
当轮到你发奋图强时，你知道什么是你应该避免的，何时是你趁势进取的良机。那时你应当给你的竞争对手一个精神胜利感的机会，以便让他们在感觉到落后不太远的情况下甘愿退出。
当你把快乐给予竞争失败的对手时，他们下次极有可能乐意接受一败涂地的境遇。
当你发现大多数人对精神胜利法都感到满意时，也就是你即将走向胜利之时。
傻子和白痴谁更愚蠢？
傻子是那些毫无顾忌地从你右方超车而过的人，而白痴却是在你前面悠哉游哉地开车，迫使你从他右方超车而过的人。
或者把这两种情况变换一下考虑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白痴和傻子视为阻拦我们的人，而忘记了这些曾经都是专业上的术语。
一个成｜人白痴的大脑发育程度相当于一个3岁幼儿的大脑，傻子要强于白痴，傻子的大脑相当于8岁孩子的大脑。
环顾你的周围，如果你发现很多相当于8岁小孩大脑的傻子的话，那么你极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大学城里。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怎么样？这里的教授应该更聪明，不是吗？
或者他们有理由让我们信服。
我们做了一项调查，我们给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寄去了100封信件，信中写道：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愚蠢和聪明的书，并猜想阁下很乐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真正聪明的人也有犯傻的时候。
我们收到了回信。
哈佛大学：两封。
斯坦福大学：一封。
哈佛大学的J。H。H。韦勒教授在回信中讲道：“回答你的问题需要列一个长长的单子。”
斯坦福大学的汤姆·沃索教授在回信中写道：
“在1982年，我应邀前去日本东京参加国际语言学会议并做报告，我同时也答应了在当地的其他大学做报告的请求。
在我出发的前一夜，我的妻子问我去日本是否需要办理签证，我当然认为不用办理了。
第二天，当我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服务员通知我不能登机，因为我没有签证。他告诉我必须在当天下午到旧金山的日本领事馆请求他们迅速给我办理签证（当时正好是周五，周末他们是不上班的）。
因为我即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