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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们肯定谈了话。安曾被多次捆绑在地下室的床上，因此，她不是害怕也不是窘迫，而是烦恼和焦急。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但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如何结束的。”
“对。为了让她集中注意力，他也许勒紧了绳子；或许他在使她产生性窒息的同时，还对她进行了性刺激，这手段也许是从她那儿学来的……但是从某一刻起，他又勒紧了绳子，一直没再松手。”
足有一分钟，我们静静地坐着，把这些在头脑里又仔细地推敲了一遍。然后，辛西娅站起来，说：“大概就是这样。随后肯特回到路上，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一路跑回他放吉普车的地方。他也许在福勒夫妇出发前就回到了停车地点。他飞快地离开了那儿，当福勒夫妇正离开家门的时候，他回到了贝萨尼山。他也许还在某一条街上从他们的车边驶过。他回到家，把妻子的吉普车放进车库，走进屋里，也许还清洗了一番，然后就等着他手下的宪兵给他打电话。”她又加了一句：“不知道他睡觉没有。”
“不知道。但我在几个小时之后见到他时，他看上去很平静。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有点心烦意乱的样子。”
“我们能证明这些吗？”
“不能。”
“那怎么办？”
“去找他。现在是时候了。”
“他要是全部矢口否认，我们就要去民政部门找工作了。”
“也许。谁知道呢？我们也可能弄错。”
辛西娅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内心十分矛盾。她停下步子说：“我们去找那个地方，就是他开着吉普车离开大路的地方，怎么样？”
“好啊，可5点36分天才破晓。要我叫醒你还是推醒你？”
她不理我，继续说道：“轮胎痕迹肯定被雨水冲掉了，但是，如果他的车碰掉了树枝，我们就能找到停车的地点。”
“对。这会消除我们的某些疑惑，但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
她说：“他的车子没准会沾有树皮或松针，能和那些折断的对上号。”
“除非那家伙是个白痴，可惜他不是。那辆吉普车会像一辆等着接受监察长检查的吉普车一样，一尘不染。”
“唉呀！”
“我们只能与他当面较量，而且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心理时机与他较量……明天，葬礼过后。那将是我们第一次，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让他招供的机会。”
辛西娅点点头说：“如果他愿意说出来，他会在那个时候说出来。如果他要坦白以求解脱，他会向我们坦白，而不会去找联邦调查局。”
“完全正确。”
“该休息了。”她拿起话筒，让值班军士早晨4点钟叫醒我们。如果我能在10秒钟之内进入梦乡的话，我可以有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第三十四章
辛西娅已穿戴整齐，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闻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边。我坐起来，她递给我一只塑料茶缸说：“楼下有个咖啡间。”
我问她：“几点了？”
“刚过7点。”
“7点？”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丝不挂。“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坏的树木还要惊动多少人？”
“你去过了？找到什么了吗？”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辆车从乔丹机场路开进了树林，在距步枪射击场路50米远的地方。轮胎印虽然被雨水冲没了，但还留下了车辙，而且还有被撞断的灌木树枝，那儿有一棵显然是不久前被擦伤了皮的松树。”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边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娅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白色网球衫，显得精神焕发。我问她：“擦伤了树皮吗？”
“对。所以我就去乔丹机场，把可怜的考尔从睡梦中叫醒。他带着一个人与我一起赶到现场，将撞坏的树枝砍了下来。”
“然后呢？”
“啊，我们回到了机库。透过显微镜，我们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尔要把树枝样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诉他我们怀疑那是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他说可以通过汽车制造商，用存档的汽车油漆标本核实一下。”
“好。我们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车有没有撞树的痕迹。”
“希望能找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可以证明你为肯特设想的行动计划可以成立。”
“对。”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这漆确实是黑色切诺基吉普车的，也只能证明有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撞上了那棵树。不过，这就足以让我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对，就我来说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头柜上。“我希望你当时能叫醒我，你有没有试过？”
“没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干得不错。”
“谢谢。我还把你的靴子拿给考尔·塞夫尔了，他把你的靴印与塑料模子上没有确认的脚印比了一下，发现你的脚印与他图纸上的脚印大小相符。”
“谢谢你。我是嫌疑犯吗？”
“还不是。考尔确实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没有把我的靴子擦干净？”
她没有理我，继续说道：“考尔从吉勒姆弄到一个电脑程序。他正在机库编制程序，用来显示每个已被确认或尚未确认的脚印。我向考尔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我们推测出来的那天夜晚发生的事。”她站起来，走到窗口，说：“雨停了，出太阳了。这对农作物有利，对丧葬仪式也有利。”
我发现床上有张纸，便拿了起来。这是安·坎贝尔写给肯特太太那封信的电脑打印件。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写信给您，是为了跟您谈谈您丈夫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信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对他毫无兴趣。我建议，他应该寻求心理咨询，或是他单独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调动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关心的是您丈夫的事业和名誉，还有我的名声。我不希望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您真诚的安·坎贝尔。”我大声念道：“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我几乎笑出声来。辛西娅转过身来，说：“这说明她很有胆量。我一定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
我将信扔在床头柜上：“我敢打赌，肯特看了这封信一定气疯了。对了，考尔有没有奥克兰那个脚印专家的消息？”
“还没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着身子。”
辛西娅把浴衣扔给我，掉转脸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进了洗漱间。我洗脸时，肥皂泡沫抹了一脸。
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辛西娅拿起话筒。水龙头声音太大，我无法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大约过了一分钟，我正在刮胡子，辛西娅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是卡尔的电话。”
“他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电话是否打错了房间。”
“哦……”
“他在亚特兰大，大约10点到这儿。”
“给他回电话，就说我们这儿正在刮龙卷风。”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过胡子，我开始刷牙。辛西娅又回我房间去了。我刚打开淋浴，就听到她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想她恐怕没听到，就朝我房间看了一眼，发现她正要打电话。我想也许那电话有什么重要事情，就走进了她的房间，拿起了话筒：“你好。”
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你是谁？”
我反问：“你是谁？”
“我是肖特尔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间里干什么？”
问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诉他电话打错了房间，也可以随便说几句，但我说：“总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鲁塞尔做过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伦纳？你是布伦纳吗？”
“愿为你效劳，少校。”
“你这杂种。你这个混蛋，你知道吗，布伦纳？你是个混蛋！”
“在布鲁塞尔，你运气不错，但你只有一次运气。”
“你这狗娘养的——”
“森希尔女士不在，要我转告吗？”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这狗杂种。”
既然他们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这家伙干吗这么恼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续都快办完了，他们还以为该独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对，好像不太对劲。我有一种直觉，我犯了大错。
肖尔特少校在电话里说：“我要你好看，布伦纳，我决不会饶了你。”
他说得真有趣。我问他：“你和辛西娅不是快离婚了吗？”
“离婚？哪个混蛋告诉你的？你让那婊子听电话。”
“准备分居？”
“让她这该死的来接电话。马上！”
“等一下。”我把电话放在床上，头脑里一片混乱。有时候生活真是无聊透顶，过一阵又稍好转，人就变得乐观开朗起来。等你心情轻松了、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的时候，又有人突然绊你一下，让你跌个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变得毫无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去你妈的，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见你妈的鬼去——”
我挂断电话，回到洗漱间。我脱下浴衣，开始淋浴。
辛西娅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声音越过“哗哗”的水声传来：“我刚给心理训练学校打了电话，证实穆尔上校是在那儿过的夜。我留了话，让他一小时后去办公室见我们。可以吗？”
“可以。”
“你的礼服我给准备好了。去参加丧礼，我们得穿礼服。”
“谢谢。”
“我去换衣服。”
“好吧。”
透过玻璃，我看到她穿过洗漱间，走进她自己的房间。待她房门一关，我就关掉淋浴，走了出来。
8点钟，我们身穿A级军礼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车里，朝着宪兵大楼驶去。辛西娅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没有。”
到了办公室，我喝了杯咖啡，还浏览了一遍电话留言记录和备忘录。穆尔上校进来时显得有点衣冠不整，但他为参加丧礼，也穿着A级礼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这套服装和这双鞋。辛西娅请他坐下。我没有任何开场白，单刀直入地问他：“上校，我们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杀了安·坎贝尔。”
他显得万分惊讶，几乎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我问他：“这符合逻辑吗？”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答道：“他是成问题，可是……”
“安跟你说起他什么？”
“嗯……说他不分昼夜随时都给她打电话，说他给她写信，说他经常突然闯到她家里或她的办公室。”
我问他：“她被杀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电话时，她有没有说他在跟踪她，或是他给她打了电话？”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事实上，她确实告诉我她晚上不准备按原来的计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亚车，她让我为她另找一辆吉普。她说比尔·肯特又在骚扰她，说她用吉普车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还说她要让他看见她的车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车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她的车上有部电话，我有一只移动电话，我们原来准备在她驾车去射击场途中保持联系的。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所以她还是开着吉普出去了。我们按时见了面。”
辛西娅问他：“你们见面时她提起了肯特没有？”
“没有……”
“她提到有人跟踪她吗？”
“没有……不过，她说她看到后面有辆车，那车朝乔丹机场方向去了。”他又说：“她觉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动电话给她父亲挂了电话。”
辛西娅说：“随后你们就去了步枪射击场？”
“是的。”
“做完这些，你就在公共厕所旁边等着，看事情是否在按计划进行。”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辛西娅问，“肯特上校有可能到过现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承认这种想法曾一闪而过。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骚扰她。”
“你从没想到他真的在跟踪她，并且可能杀了她吗？”
“这……现在细起起来——”
“你可是个头脑很敏锐的侦探，上校。”我打断了他的话。
听了这话，他显得很不安。他说：“我原以为是将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一听说她被杀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父亲杀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亲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还应有另一个人……一个疯子……正好路过……我恰恰从没把这想法跟肯特联系起来……”
“为什么？”我问。
“他……他是宪兵……是有妇之夫……他爱她……不过，是的，经你们一提，这确实合乎逻辑。我的意思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个怪物。”
“是的。”
“她知道这一点吗？”
“有点知道。她不习惯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亲，也许还有韦斯·亚德利。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没有对比尔·肯特给予足够的注意，她判断错了。”
“她对101型变态心理没研究好。”
他没说话。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办公室，把这些写下来。”
“写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详细情况。葬礼之后在教堂交给我，给你两个小时，抓紧时间打出来。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尔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个穆尔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娅说：“这案子很棘手。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正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才难以看到它。”
辛西娅一个人闲扯了几分钟，我一直一言没发。她不断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话筒，给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电话。他立即接了电话。我对他说：“上校，我建议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枪射击场去时穿的鞋子拿去毁掉；第二，跟坎贝尔将军统一口径，咬定你没有去射击场；第三，葬礼过后立即让福勒太太乘汽车或飞机离开这儿。”
他回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跟这事的牵连说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将军的希望就是命令。”
“这命令是不合法的。”
“请你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你自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为军队、为我，也为坎贝尔一家——忘了你与这事的牵连。请你慎重考虑。”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阴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