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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之后,心里越想越打鼓的于天来找到王建国,要求给个明确的说法。王建国就带他找到了刘树林和廖梓宏。刘树林对他说:“这点钱还叫钱吗?再说钱是国家在用,中央军委把钱花了,你怕什么?关于退役物资管理局成立的事还要等一等,等中央首长研究定了,还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毕竟没有到最终的还款期,于天来也自知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者,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刘树林他们,心想军队的事应该不是儿戏。钱已经划给海龙公司了,可是刘树林他们却没有跑,天天还能见着,也证明他们不可能是骗子。于天来还在幼稚而天真地想着刘树林他们等业务运转起来后马上就会有150亿的资金存进他们银行的承诺,殊不知自己早已经被严严实实地蒙在鼓里。
就在海龙公司收到于天来划款后不久,刘树林便在邓德茂授意下,由廖梓宏分多次进行提现,总计1500万元分别打入邓德茂指定的三张银行卡上。紧接着,刘树林他们不仅没用剩下的资金经营“退役物资”生意,而且可笑的是以此为本金,四处联系可以给他们提供融资的公司和单位,同时以廖梓宏的名义在北京西郊买下一套豪宅。
刘树林授意廖梓宏先后给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账上打了1100万元,给北京一家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打了1000万元,给海南一个石化公司打了1000万元。廖梓宏对这些资金的用途不明白。刘树林的解释是,这样做是为了引进更多的资金,这些钱是给对方提供的前期活动经费。廖梓宏知道打给海南那家石化公司的1000万元,是因为对方答应在15日之内能给海龙公司筹集10亿人民币,然而钱打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除此之外,刘树林还东给100万,西给200万,像往水塘里扔钢镚儿一样,说是为了让海龙的资产越滚越大,越来越雄厚,然而他竟连一声钢镚儿的响声都没听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最后,他到底给了多少家公司钱,哪家给了多少,刘树林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廖梓宏虽是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然而只有初中文化的她又如何懂得分工精细的会计原理及操作规程,又如何能够操作数额如此巨大并且往来如梭的资金?廖梓宏只有一个简单的记账本,但上面只是不分明细项目地记着某天进账多少钱,打出多少钱,并且还不完全。就这样,8200万元巨资,令人难以置信地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被刘树林等人挥霍了6600万元。
关于资金的流向,刘树林他们始终瞒着于天来。于天来多次找到王建国,问他们还钱和往浦发银行存进150个亿人民币的事,王建国总是推诿。于天来又找到刘树林,刘树林拍着胸脯说:“小于,你不要怕,钱能到位。”为了稳住于天来,11月底,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三人还专门到于天来所在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刘树林对于天来说:“我马上就会往这个账户上打进300个亿,要把浦发银行买下来。小于,你真的不用怕,等300个亿到位后,浦发行就是你的了。”
一群连流水账都记不清楚的骗子竟要买下一个银行,如此荒唐可笑,滑天下之大稽的怪事,对于于天来而言,已经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他最揪心的是他私自拆借给刘树林他们的8200万元如何尽快地平账。
就在于天来提心吊胆之中,转眼到了2004年12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的财务部门在进行年终资金结算时发现,当年9月的一笔高达8200万元的巨额贷款竟没有审批手续。在只有公司副总经理于天来个人签名的情况下,8200万元资金被转账到了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12月31日,警方将于天来抓获。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于天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起荒诞不经的巨额诈骗案最终浮出水面。不久,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等人也相继落网,狡猾的邓德茂在收到廖梓宏打入卡内的1500万元后,便“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了音讯。
2005年5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挪用资金罪依法判处于天来有期徒刑6年。200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诈骗罪判处刘树林和王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廖梓宏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
法网恢恢。就在刘、王、廖三人被判决的前三天,邓德茂在大连落网。等待他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
一场本不该上演的荒唐诈骗剧不仅上演了,而且还演得有声有色。据该案的承办法官讲,其实骗子的智商并不高,手段也极为拙劣,连私刻伪造的公章上的文字也不分正反,甚至是反字倒序,然而他们却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银行高管人员死死套牢,可悲可叹!
针对这起极为罕见的诈骗案中暴露出来的怪现象,该案的承办法官在表示无奈的同时,也提出了忠告。
首先,凡遇“帽子”戴得越高、来头越大的人,与其合作共事越要格外审慎。这些年冒充中央领导亲属和国家干部进行诈骗的案子可谓花样不断翻新,但犯罪的目的最终是“换汤不换药”。高利益势必伴随着高风险,利益的背后时常就是骗子们早已设计好的阴谋和陷阱。
其次,国家机关,尤其是要害部门在向社会出租房屋,尤其是出租办公场所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杜绝极个别心术不正者借机搭车。公安局门口卖警灯、法院门口办律师事务所等等,极易给社会提供某种心理暗示。本案中的海龙公司就是这样,该公司办公地点在北戴河某部队的疗养院出租房内,刘树林等人在北京又时常出入各豪华饭店,坐着奔驰,拉大旗作虎皮,虽然是无业的文盲,但王建国等人还是相信了他。
第三,无论银行还是公司,资金的监管制度一定要切实落实,不可有丁点的盲区。单有监督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应有制约机制,不可把特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本案中,于天来就是因为自己一人独有签字权,他才有机会擅自做主,最终造成巨额资金的无端流失。
自投罗网,总制片人总骗人
打着已经被取消的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栏目总制片人的旗号,腰里揣着公章,手里拿着批文,嘴里口若悬河。演艺圈巨骗章日升从北京骗到珠海,从澳门骗到云南,最后他被自己骗过的“朋友”骗到珠海捉拿归案。审讯时他欺骗警方说自己还有价值百万的股票用来还债,结果是子虚乌有。甚至在2003年8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他无期徒刑的时候,他还在拿着谎言欺骗法官,并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
客观地说,章日升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在很多人眼里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他无期徒刑后,采访他时留给记者最深刻的印象。在采访中章日升说:“我最遗憾的是我被朋友骗了,他们把我从北京骗到珠海,把我骗进公安局,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谈到他诈骗犯罪的时候,章日升甚至在法官和法警面前理直气壮地说:“我拿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批文,不是中央电视台,中国根本就没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单位,怎么能说我是以中央电视台的名义去骗人呢?我没有诈骗,只是借款!我还有价值100多万元的股票还债,不是我骗人,是朋友骗了我!”
章日升所说的朋友,是他在澳门赌场认识的赌友。而中央电视台出具的证明中,证明“田园大舞台”栏目已经被取消,中央电视台也根本没有章日升这个人。
按照章日升的供述,44岁的章日升来自江西上高县。他当过兵、干过代课老师、当过县城建局的股长,之后先后就读于中南财大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城里见了世面之后,他再也不想继续回老家工作,停薪留职并化名“章明”进入北京演艺圈,给一些演员当经纪人。之后章日升与中国电影电视中心签约,成为“田园大舞台”摄制组总制片人。
中央电视台农业影视中心对“田园大舞台”进行竞标招聘时,已经在演艺圈里混了几年的章日升,凭着他的聪明精心炮制了一份颇具诱惑力的策划书应聘。中标后,章日升以北京红天广告公司法人的身份与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签订了《电视栏目制作播出协议》,双方合作期限为1年,计13期节目,开播时间为1999年元月2日。合同大意是摄制组要定时提供播出节目,享受中心提供的广告时段,摄制组的经费自行解决,也不向中心上交利润。说穿了,作为制片人,就是章日升一个人当家,导演、主持人等剧组人员的劳务费全部由章日升支付,摄制组除了向中心提供播出节目外,创收或者亏欠多少都是章日升的。
合同中特别注明:乙方(即章日升)在制作“田园大舞台”栏目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乙方不得以中央电视台和甲方(即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名义在社会上活动(如筹集资金、刊登广告、刻制摄制组公章、签订协议等)。
合同签订后,章日升立即托人违规在银行开设了一个账户。同时偷偷刻制了一枚“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摄制组”的公章,拉起了一个摄制班子开工了。要拍摄节目时,章日升本人或者其他联系人先与被拍摄对象谈妥价钱,预付部分现金劳务费和旅差费,其他赞助随后打到章日升的账户上。因为没有会计和出纳,账上有多少钱有时候连章日升自己也说不清楚。但章日升清楚的是,这些拉赞助拉来的钱,大部分都被他用来赌博输掉了。
章日升赌博的豪气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他已经不屑于跟朋友搓几圈儿麻将这样的低层次了,因为在他的感觉中,到澳门去赌才方显英雄本色。在去了几次澳门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赌场,尽管他几乎没有赢过什么钱。
2001年3月,章日升再一次来到澳门凯悦酒店赌钱。这一次章日升玩的是“百家乐”。跟他同桌赌博的是广东珠海一家企业的老板张思齐和助手欧阳涛,以及广西一家著名企业的财务总监。开始的时候,章日升连连赢钱,手气出奇的好,而张思齐他们则接连败北。赢了钱的章日升出手阔绰,从桌上抓起一把筹码,数也不数就给端茶倒水的侍应生当小费,这个举动给张思齐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赌博中,章日升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田园大舞台的总制片人,还亮出自己早已作废的记者证给他们看,更让张思齐他们刮目相看。
尽管章日升自己明白,从2000年开始,“田园大舞台”栏目早被中央电视台撤销,他自己早不是什么制片人,而是一个靠骗钱混日子的人。
玩到后来,章日升的手气越来越背,不仅赢来的钱全部输光,连老本也输得干干净净。章日升意兴阑珊,正准备离开赌场。跟他一起玩的张思齐等人却兴致很高,因为都是来自大陆,加上章日升自称是中央电视台著名栏目的总制片人,张思齐他们对章日升都高看一眼,纷纷拉着章日升继续玩。
章日升两手一摊说:“我已经把钱全部输给了你们,拿什么玩啊?”
张思齐和欧阳涛说:“没钱我们借给你,来一趟澳门,何不玩个痛快?”
章日升非常仗义地抱拳说:“初次认识各位朋友,承蒙抬爱,大家这么慷慨,咱们就交个朋友,但借钱给我有什么条件请直言相告。”说完亮出自己的港澳通行证。
见章日升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张思齐他们也非常慷慨:“大家交个朋友,没有任何条件。”说完数出10万元港币的筹码给了章日升。章日升也不客气,坐下来又跟他们赌了起来。当然,他们互相介绍了自己,言谈中俨然成为好朋友。
可是章日升的手气实在太差,没多久,10万元港币的筹码又全部输掉了。张思齐他们提出再借钱给章日升继续玩的时候,章日升已经输掉几十万,不敢再玩下去。就这样,他们一起从澳门回到珠海。章日升对张思齐说,我回北京一定在第一时间内把钱给你打过来,请放心。张思齐和欧阳涛就把一个交通银行的信用卡号告诉了章日升,章日升回北京后,立即如约将12万元人民币打入了欧阳涛的账号。
10多天后章日升又到了广东东莞。想起在澳门的豪赌,章日升忍不住给欧阳涛打了个电话。这时候欧阳涛已经收到章日升从北京打来的款项,觉得章日升是个够义气的朋友。当即约章日升再去澳门玩一把。但章日升说:“我手头上没多少钱,怎么办?”
欧阳涛很豪爽地说:“朋友之间谈什么钱呀,你过来就行了。”
这样,章日升又去了珠海,然后和欧阳涛、张思齐再次去了澳门凯悦酒店。这次章日升的手气更糟糕,一下子把张思齐借给他的50万元全部输光。他们3人回到珠海玩了两天后,总想把原先的本钱赢回来,又再次结伴去了澳门。这次的结果更惨,章日升把张思齐借给他的97.5万元港币输得一分不剩。
章日升再也没有勇气赌下去了,他们3人铩羽而归。在珠海,章日升给张思齐写下了147.5万元港币的借据,垂头丧气地回了北京。这时候,章日升再也没有勇气说在第一时间还债了。
半个月后,债主追上门来了。张思齐安排欧阳涛到北京来讨债,并转达了张思齐的意思:“立即还钱,否则就不客气……”这时候章日升已经没有当初一掷千金的豪气了,他信誓旦旦地哀求欧阳涛说:“最近我的手头太紧张,能不能缓一段时间,赌债我一定会还的!”
但欧阳涛毫不相让。章日升被欧阳涛逼得急了,他的赖皮本性一下子暴露无遗:“要是撕破脸皮的话,我就把你们和广西那家著名企业的财务总监一起赌钱的事情说出去。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摸过你们的底细,那家企业跟你们有业务往来,财物总监输了多少,亏空了多少我一清二楚,如果把事情抖出来,大家都没什么好结果……”
听章日升这样一说,欧阳涛立即紧张起来。立即将章日升的态度告诉了张思齐。张思齐一听也紧张起来。他在电话上对章日升说:“都是朋友,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把我们跟那位财务总监赌钱的事情说出去,不然我们公司就会倒闭。这样吧,我们宽限你一段时间,等你有了钱尽快还我们就是了。”
就这样,还钱的事情暂时拖了下来。但欧阳涛和张思齐还是时常催着章日升赶紧还债。
这个时候,章日升因为已经没有资格拍什么节目,也就断了赚钱的门路。平时靠给其他节目揽点活儿,从中赚一点好处费过日子。因为他曾经拍摄过云南火把节,并与云南有关方面有过接触,2001年7月中旬,章日升跟中央电视台的另一个剧组的人到了云南。
在云南,其他剧组跟有关方面谈赞助的时候,章日升一下子想到了1999年他曾经拉过一个香烟差价的赞助。章日升顿时计上心来,何不先以拉到赞助为名,再骗张思齐一笔钱到澳门赌一把呢,要是赢了钱不就把赌债还上了吗?
说干就干,章日升立即从云南飞回了北京。尽管他还不清楚香烟的差价是怎样具体操作的,但按照自己的设想,骗人一般需要有一份公函,才容易让别人上钩。想到这里,章日升找来一份中央电视台的公函信笺,跑到街上的一家打字行里,伪造了一份中央电视台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现有我台《田园大舞台》剧组制片人章明同志、总导演××同志,前来办理贵省赞助我台3200件卷烟(恭贺新禧1600件,玉溪800件,极品云烟400件,小熊猫400件)的提货手续,请支持为谢。落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时间为:2001年9月12日
同时,章日升还虚张声势地伪造了一份《关于处理赞助物资的决定》,煞有介事地写道:《田园大舞台》剧组并制片人章明同志:鉴于你们过去处理赞助物资的经验,经2001年7月16日台务会议研究决定,由你们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处理云南省人民政府赞助我台的3200件香烟……
在伪造这两份公函的时候,章日升长了个心眼儿,怕日后担上伪造公章的罪名,批文上用的公章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而中央电视台的公章是“中央电视台”,并没有“中国”两个字。按照章日升的理论,既然没有“中国中央电视台”这个单位,自己就不算伪造公章,也就不需要担什么伪造公章罪了。
拿着伪造的批文,章日升又跑到云南,在昆明火车站旁边花150元如法炮制了一份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关于给“田园大舞台”栏目赞助的批文,内容是章日升信口胡诌的。章日升还特地交待办证的人在假函件上故意把“办公厅”中的“公”字漏掉,目的也是怕日后承担伪造假公函、假公章的罪名。
从章日升的心态来说,他认为伪造实际存在的单位是伪造,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少了一个“公”字,这个单位不存在,就不算造假。也难为章日升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能够想出如此愚蠢的绝招。
万事俱备,章日升准备好有关资料之后,立即给张思齐打电话说:“我现在有一批香烟,是云南省政府赞助给我们摄制组的,这批香烟的增值税要剧组自己交,总计有160多万元,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缴税,如果你能借钱帮我缴税,拿到香烟就可以马上还你的钱了。”
张思齐一听所有的批文都在章日升手上,将信将疑地要求章日升到珠海一趟谈谈。2001年10月5日,章日升赶到珠海,把伪造的批文交给了张思齐。为了尽快拿到还款,张思齐看到批文后,相信了章日升,一下子又拿出60万元现金。
拿钱的时候,章日升给张思齐开了一张250万元的空头支票。实际上,章日升所有欠款加在一起只有200万元左右,但章日升对张思齐说:“咱们是朋友,你这么大方,我也不能不讲朋友感情,我欠你这么长时间的钱了,多出来这些算是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