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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60岁了。谁说只要保持心灵的年轻，人就可以不老，我不相信。我甚至宁愿相信，那不是李敖，真正的李敖还活在60年代，还活在我16岁的心里，那是一个如此年轻的李敖。
二
崔健在美国作巡回演出时，依旧对着台下的观众喊道，你们还年轻吗？可是一位观众却这样说：“他明显老了，眼袋明显大了，头发也稀疏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摧毁了崔健有关自己还年轻的一切辩解。他对着在美国随同采访的记者说，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年轻意味着速度和力量，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他都还有。
尽管他在新专辑中，音乐的力量和强度都在加强，也尽管他可以说，他的听众在退化，已经不能再理解他，崔健还说，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会批判意识……但这一切不过是他正在失去青春的一个标志，他应该知道，他曾经激动我们的不是那些批判意识，而是他音乐洋溢的青春精神。
一位走过80年代的中青年会这样回忆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击倒了”。整整一代人被崔健的音乐所击倒，而其原由当然不是那些习惯形而上分析的人所说的深刻性，它只是激起了那一代人始终被压抑的青春的欲望。所谓治疗了一代人“失语症”，正是激发了青春所应该有的放肆叛逆劲。而崔健身上最有利的武器，正是其自身的一副“崔大爷”的撒野气质。在备受争议的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书前的插页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那一副“操你大爷”的表情或许正表现了他音乐的本质——肆无忌惮地表现力量。
而这一切肆无忌惮是必须以年轻作为基础的。这一点阿城说得极妙，“年轻气盛，年轻自然气盛，元气足。元气足，不免就狂。年轻的时候狂起来还算好看，25岁以后再狂，没人理了”。所以崔健在以36岁高龄说自己年轻时，这一切已经不再动人了。走过北大过去的学二食堂的旧址时，我总是在想，十几年前在这里演出的崔健该是怎样地元气十足。那时候，崔健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认可。在油腻腻、乱轰轰的学二食堂，北大学生似乎没有对这个中国的“鲍勃·迪伦”表现出什么热情，据说，拌着鱼香肉丝或者大白菜的味道，观众在这里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崔健再次在大讲堂出现时，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人。这时候的崔健可能并不需要拼命地叫喊“你们还年轻吗？”因为，此时他不需要自我打气。他的年纪本身已经给了他通向那一颗颗热血、躁动的心灵的最短的路径。
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是当初那些热爱倾听的心灵变得沧桑了？还是为了保持以为的年轻，崔健给自己搀杂了过多的做作？或许两者都是。可能，对于一个漫长的生命来讲，灵魂可以激动的时期本就很短，这是整个暗淡生命中最明亮的时段，或许也是我们之所以存活在世间的主要缘由。不管是崔健还是李敖，他们准确无误而又精彩万分地在充当了这段时间中我们灵魂的导游人，他们是内心深处最热血沸腾的记忆。如今他们老了，我们也老了，像告别了蜜月期的情侣，我们相互指责对方的叛变，同时谁也无法忘记那些最美妙的时光。
一条人文主义狗
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这条狗体内，于是这条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当查尔斯·舒尔茨决定退休时，一位读者这样写信给《新闻周刊》表明自己的哀痛：“当我的儿子还小时，他因为太喜欢史努比了，以至于决定让自己成为一只小狗。他吃完了所有的狗粮。而且，在好几年内，他坚持每天都学一会儿狗叫。我记得有一天，他被一个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伤害了，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看着我，眼里充满泪水。同时说：‘我希望史努比是真的。’”
这个孩子的希望准确地道明了那只叫史努比的小狗让我们如痴如迷的关键——它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困境——梦想与现实的冲突。这只倔强富有个性的狗，如此坚决地拒绝承认自己作为狗的身份，当他的主人查理·布朗说，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树枝扔出去，狗就会跑过去把它叼回来。于是，史努比就叼来一个树枝，一下子扔到了远方，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查理·布朗。它常常专注地坐在小房子上，写作它的不朽的小说。尽管小说的开头从未改变过，尽管它从来只收到退稿信。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飞行员，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战斗英雄……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一只狗体内，于是这只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不管是在舒尔茨生前还是死后，总有批评者坚持认为，在《花生》漫画50年的历史里，除去最初的一段时间，舒尔茨是缺乏创造力的，他是个可耻的自我复制者。这种指责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它却低估了舒尔茨利用那条爱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时宜的孩子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有了人性这条主线，不管那些连载漫画多么雷同，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渗透心灵的表现力。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坚持尊严、不安现状、耽于幻想、英雄主义理想——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作品描绘的主题，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纪是一个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战的世纪，不断发展的技术与不断扩张的物质欲望把人类的心灵挤压得越发干瘪。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讥讽的一样，我们正可悲地成为机器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们被迫越来越现实，一点点放弃尊严。
史努比诞生时，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上，物质主义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被机器或者国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进入20世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的名单。在这串名单中，茨威格怒斥着极端的民族主义，卓别林控诉着机器时代，乔治，奥威尔则说明了极权主义对于个人危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独特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这样类比有点荒谬……
舒尔茨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画中。但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对于现实的反射。即使对于历史并不长的漫画亦是如此。20世纪初的《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个四处寻求冒险的丁丁，反映了欧洲社会处于扩张时期的雄心勃勃；而在70年代末出现的《加菲猫》中，物欲横流的肥猫则意味着处于消费时代的我们对于自我欲望的纵容。
所以舒尔茨的努力，可能无意中正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沙龙》杂志认为，舒尔茨的漫画，象征了在美国战后一代少年中所出现的不安与焦虑感，他们普遍对于自己缺乏自信。这种分析正确却并不全面。对于美国读者来讲，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画中的主角，他正是这种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宽阔，我们会发现，在非美国地区，史努比往往是漫画中的主角。在全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50年中，《花生》始终能赢得众多观众的关键因素，似乎也是因为这条与众不同的狗。发生在上海、北京的为获得玩具史努比而抢购麦当劳的事件正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舒尔茨对于我们生活的贡献可能正是，在这个技术与物质不断挤压我们的精神空间的时代里，创造了一条拒绝现实的小狗。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无数卡通人物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代表了人类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这些品质正在消失。于是，在日益现实与享乐的人群中，一条小狗耽于幻想，因为幻想而碰壁，于是它身上也因此而披上了一层永不消失的忧伤气质。幻想与忧伤，这两种气质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如此的稀罕与动人。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你可以在中国的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当然，作为阅读者，我们无需把阅读史努比变成思想的负担。像一切漫画一样，史努比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我们也发现，史努比给我们带来笑声的同时，也带来了浅浅的忧伤。我们在回味史努比时，也常常会想到自己，我们是否也同样面临着这样尴尬而忧伤的境况。
在刚刚进入21世纪时，舒尔茨宣布中止50年的漫画连载。原因是舒尔茨的身体状况不佳，两个月后，舒尔茨离开了人世。在《新闻周·刊》的悼念漫画上，查理·布朗与史努比相拥痛哭：“我们的爸爸死了。”这正常的中断与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在更加物质化与技术化的21世纪，幻想与忧伤更将没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时宜的史努比还是放弃这最后的挣扎吧。”这种推测当然会遭到无数的质疑与不屑，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而无聊的假设，如果把加菲猫与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画情节中，结果是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满身世俗之气的加菲猫将把人文气息的史努比压迫得无处藏身……
当然，我们都会怀念史努比，就像上个世纪的人怀念19世纪的单纯一样。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仅仅是怀念。
没有颜色的青春
阿城在《遍地风流》的序言里说，中国没有青春文学，青春总是或多或少与政治搀在了一起。惟一值得一提的是王朔的《动物凶猛》，光名字就够吓人的。阿城主张的青春是嚣张的、更接近于生理本能的，这一点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过精彩的表述。
尽管阿城在抱怨着，但是他还是写出了《彼时正年轻》，插队的那段日子里，在荒野山村中涌出的青春骚动时至今日愈发动人。当那些躯体与意识逐渐成熟的时候，欲望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迷惘，这时候，你还缺乏基本的判断，对于这个周围环境介乎于理解与不理解之间。本能告诉你，总该反抗些什么，可是面对真实又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奇妙的情感该是多么痛苦和美妙啊！
尽管知青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悲剧和丑恶，陈冲在《天浴》里已经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对于这种特殊的境遇给青春带来的不寻常颜色还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尽管，王小波与阿城一边在大骂那十年的缺乏“常识”，但另一方面还是在文字里频繁地出现了它，不管它是带有怎样地苦涩，但无疑都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之中。
有些时候，在疲软的夕阳下，我会猜测起这两个人年轻时的样子，在云南的雨林中，他们该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或无精打采……我渐渐了解，对于那种苦难的向往，是对我们目前生活的一种无情的唾弃。由于这种唾弃，我会对于30年前的大洋彼岸的狂乱抱有无限的心驰神往。革命的热情，无所畏惧的自由的性，世界大同的理想，还有鲍勃·迪伦嘶哑的嗓音。于是，我在《阿甘正传》中看到“Berkly”的字样，听到“如果你去旧金山，别忘记在头上……”时激动得心跳超速。于是，当我阅读《在路上》时，我的灵魂已经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无限延伸的公路，荒凉的沙漠，疲惫却年轻的面孔，还有肆无忌惮的自由，可以无限挥霍的青春……
尽管，那一代的反叛明星们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宰，尽管伴随着热情的衰退，道德保守主义重又回到轨道，也尽管社会不可能总处于那种激烈的状态，但是你必须承认，青春必须带上某种疯狂的痕迹，它让你恬不知耻地挑战历史。聪明的肖伯纳说：“如果年轻时不是左派，那么40岁时肯定是个保守分子。”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时不具备缥缈的幻想，那么这个人注定是乏味的。
于是很必然，我为自己的出生日期而遗憾，这种遗憾仿若李敖对于自己“早出生了50年”的抱怨。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在我的大脑开始比较顺畅的运转前，理想主义情绪高昂的80年代过去了，我通过零星的文字记载来理解那个时代的传奇。文化热、诗歌的写作、人生意义的探索，被压抑得太久的青春在那短短的10年内，以罕见的力量喷涌而出。我热切地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攀谈，希望能够抓住那些痕迹。可是显然，我感觉到自己与那个时代的鸿沟，没有心灵与肉体的真实体验，有些东西是无法感知的。
接下来同样热闹却带上过多庸俗气质的90年代，却让我来临的青春缺乏足够的浪漫色彩。并且，我惊异地发现，在同时到来的网络文化面前，我表现出了某种排斥。我不知道，那个灿烂多姿的虚拟空间是否可以给年轻的心灵带来足够的遐想空间。美国作家汤姆·彼得森说：“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青春期。”我总怀疑这种论断产生于电脑的初创阶段，那时候对于摆弄的比尔·盖茨与史蒂夫·乔布斯来讲，这还是个好玩的玩具，而不是用来挣取1000亿美元家产的手段。而且网络是否真能给我们带来某种青春特有的幻想，我不置可否。反正，那个叫“痞子蔡”的人的小说，并没给我带来足够的冲击，甚至“风舞轻扬”的名字，也有点太过庸俗。更重要的是，可能我的年龄已经丧失了进入网络空间的优势了。
介于理想主义与网络一代之间的年龄，让我们有点尴尬，我们想做梦却丧失了空间与时间，同时又不能完全抛弃梦想。这种情绪让我的青春分外乏味。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才开始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40年前的霍尔顿依旧年轻，说脏话，带鸭舌帽，幻想女人却又要命的害羞……这些紧张与不安略加反叛的气质让我激动，却无处释放。同时，我周围的同学根本不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我在宿舍里要命的倾听Nirvana的《SmellLikeTeenSpiht》，尽管我并不了解那个自杀了的异国青年，也不会如此狂躁，但是，我本能地意识到青春应该带有一点这种肆无忌惮的色彩的。
我总是试图在拾起别人的青春回忆来填充自己的空白的心灵，但是这实在太困难了。我无法找到给我的青春带来鲜明色彩的回忆。就像比我早生十年的家伙们一样，他们可以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翻阅《曼娜回忆录》时的心惊肉跳，或者是罗大佑或者崔健的歌声，再要么就是弗洛伊德给他们的震撼，他们或许还可以记忆起关于人生的讨论，再差劲也会对金庸与琼瑶印象深刻……总有一本书，一首诗，一个文化符号可以勾起潜藏的回忆。
我无法回忆起什么，不管是美国的60年代还是中国的80年代，我幻想活在另一代人的记忆里，因为那是我理想的青春。我的床头放着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我在乱哄哄的回忆里找寻生命的本色。那也是个崇拜“青春”的年代，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写的一样：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多年之后，迪克斯坦接着写道，个人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今天这种欲求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把那种缥缈的理想转化成了对于现实物质的极度追求，从要求世界大同的理想演变成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了。这是可口可乐电脑的一代与造反的、摇滚的一代的区别吗？我只知道，我不可救药地欣赏着历史。
我无法知晓，若干年之后是否会有人记载我们这个年纪人的故事，那会有趣吗？我的青春正在褪色，尽管它从来就没有沾染上一种鲜明的颜色。或许人的心灵永远只能活在一种假想状态里，我所期盼的那些年代不可能比我的幻想更美好。因为没有不令人失望的现实，所以躺在漫长的午后的床上，一本本地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动物凶猛》，同时放着甲壳虫或者崔健，这或许也是一种青春的方式，只是一觉醒来，浑浊的头脑与现实的无趣又让我无所适从……于是，我终于知道，我至少拥有了青春中的一个关键情感——迷惘。
荒原上的我们
我坐在岸上
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
我是否至少将我的田地收拾好？
——T．S．艾略特
“我一看到这些词就心烦”，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随笔上，列举了一串名词“崇高、精神、梵高、莫扎特……”王朔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我们总是试图去和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与事件相联系，就是虚伪与弱智的表现。
比起十年前，王朔式的嘲讽已经不再亲切，相反地，我隐约地感觉到某种恶心。王朔没有变，只是这个时代变了。与此同时，空气里漂浮着一股腐朽与轻率的香气，它们来自年轻美丽的女作家们的肉体与潜藏在网络空间中的脆弱情感。
不管是王朔的嘲讽，美女作家的放肆，还是网络写手的肤浅，都激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在新世纪的春天里，这看似毫无关系的三者合谋让我们灵魂上的苍白暴露无遗。
我们还是先从王朔说起。王朔应该明了的一点是，那个需要通过冷嘲热讽来摧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消费经济有力地荡涤了旧的意识形态观念。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旧信仰已经被摧毁，而新的信仰还未形成。一种畸形的物质主义成了暂时的替代品。这种没有游戏规则的拜物主义，让我们的精神陷入空前的苍白之中。我们藐视了人类社会基本的精神准则：同情、爱、公正、善良……今天，我们急切地需要吸收人类历史中最精纯的品质，不管是伟大的著作还是伟大的人物，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快捷方式。从经验看来，藐视历史（世界文明史）往往意味着精神的荒芜。
在这样的荒芜中，用肉体写作与用网络思考的写手出现了。对于他们，我并不反感，我反感的是他们所带来的巨大的轰动与站在他们身后的无耻的造势者。在任何时代中，好作品与坏作品都是同时出现的，坏东西被寂静无声地淘汰了。而当一个时代，坏作品赢得了主流的关注时，这个时代一定有问题。
对于前者，我更希望称她们为行为主义者。我承认她们掌握了写作的基本技巧，也承认她们在文字中蕴涵了一些私人的情感，但是她们永远只是一群三流写作者。这是一群叫嚣遗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