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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威（搜狐内容总编辑，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生活》、《东方企业家》主编。）
对许知远而言，沉默犹如死亡。他执意要让自己在通向意义的途中成为一个英雄。像一个有很多但却不确定的理由而忿忿不平的孩子一样，他选择了挑衅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容易引人注目，但同时蕴藏着危险。在一个秩序已经由惯性确立、经验优先于智力的结构里，闯入者很难受到欢迎，更不要说赢得尊敬。然而这个年轻人在25岁的时候，却要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复活已经沦为笑谈的理想主义。
许知远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经常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毫无条件地喜欢；要么深深地厌恶。他常因天真而专横、因羞涩而无礼、因默默无闻而傲慢。他无法容忍社交性的谈话，如果谈话的主角不是他；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总是一厢情愿地提出他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他最喜欢问别人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并常常为得不到清晰的答案而困惑。
过于早熟的智力与尚显青涩的心态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为许知远的文字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在不容置疑的气势中隐藏着克制，在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他自动选择了后者，这一点在他的第二本集子《纳斯达克的一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他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本书中则洋溢着对青春肆无忌惮的迷恋与放纵。
当《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2001年第一次出版时，它在年轻人的心里激荡起一种说不清出的情感，延续至今。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如同今天的年轻人上网就能写博客一样，当时的年轻人只要有笔就会写诗。那时，问对方的问题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理想的年代很快就湮灭在商品经济的洪流里，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们也不得不潜伏在水底。直到有一天，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名叫许知远的年轻人。当我在办公楼一楼等他，而他像一只大鸟一样从楼梯上跳了下来时，我几乎担心他要摔倒在地。学生模样的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们八十年代的人真的是那样有理想吗？在当时，这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开场白。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我们曾一起尝试用新的网络形式做严肃的内容，像《时代》周刊那样。亨利·鲁斯是我们的偶像，办公室里播放着大嗓门的摇滚歌星们的音乐，我们在一个像大学宿舍的办公室里愉快地忙碌。在那些日子的某一天，他突然拿给我一叠大学时期的手稿，告诉我，“如果写得不好，你就什么都不要说”。
这些手稿最终成为今天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主要文字。看过手稿，我告诉许知远，他是个天才。从那时起，我就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非凡的人物。他身上拥有了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罕见的特质。
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的理想就是要为生活赋予意义并“依靠写作获得荣耀”。这样的理想在一个人们的心态普遍紧张、焦虑和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里，着实显得有些孩子气。
但，这是一个文明的孩子。他坚信，当生活中的所有目标都导向实用性时，这对能够创造生命和奇迹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背叛。他说：“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乏味，除了工作之外，对于其他领域所知甚少。我们是医生、是律师、是程序员、是股票交易者，却不是一个丰富而有趣味的独立个人。”
事实上，对一部分人来说，许知远不能算是个有趣的人，他严肃得近于乏味。他曾在网站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却始终无法容忍上网聊天。如果你开的玩笑不够聪明，他脸上的表情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无聊。他擅长运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时，他已经完成了若干次提纲挈领的总结。只有在谈到书籍和思想时，他才会焕发出出人意料的神采。听他讲话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疲倦，有太多你听都没听过的名字，太多你不了解的背景知识，好像他曾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他的好奇心似乎是没有边界的，从亨利·鲁斯他们怎样在旧印刷厂里办《时代》，到搞清楚“cool”是怎么来的。他最喜欢挑起别人的雄心，不加区别地告诉所有的人“我们要做伟大的事”。他一点也不忸怩地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而且身边总是不乏心甘情愿的追随者。
获得荣誉的热望始终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激烈地荡漾，这可能让他自己也让别人都不太舒服。康拉德曾经把创作比喻成“黑暗中的救援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创作者必定要成为英雄，因为他要把人们从容易消亡的日常活动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光辉不灭的意识世界当中。但是，人类自来就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相信离我们的视线稍远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的信任感要远远大于看不见的精神。尤其在资讯前所未有地发达的今天，人们每天都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得知数不清的事件及其结果，电视、报纸、网络为我们奉上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可笑的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肉麻而又有趣的东西，作为谈资似乎已经足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中意义的缺席。
新的《时代》周刊评选了去年的年度人物，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意外的结果——YOU。不是历史性的、创造了光辉业绩的、给世界带来震动的具体的个人，而是“你”——我们所有的人。网络的兴起、web2。0的出现、新的社交网络的构建，主流媒体被指责过时，人们再也不需要他们的宣讲、说教，“我们”构筑了新的民主力量。
托马斯·卡莱尔曾说，历史是由少数伟大人物创造的。我们一直坚持精英阶层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在，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的《时代》开始置疑这个说法。《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得以再次出版，因为我们仍想知道，新的一代人——80后，90后，甚至更新的一代人，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和以前的那代人不一样了，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变得不一样？喧嚣和狂欢终将过去，我们仍旧会回到对一些本质问题的追问。
那所叫“忧伤”的大学
文/吴晓波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出版《激荡三十年》、《大败局》、《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我不知道今日的中国还有没有“大学”。
我心中的“大学”是一个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全世界最乱的床铺，最低廉的酒吧，最喧嚣的澡堂，每扇窗户都有破裂的玻璃，每个床下都有半年没洗的球鞋和袜子，每块草地都有不小心遗失的安全套，每排书架都有被撕掉的书页，每个人都带着一付“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神情，这神情里有骄傲、有执拗、有稚嫩，更重要的，总是写满了莫名的忧伤。
这个地方每年如流水一样的冲进来一群人，又如流水一样的排出一些人，他们据说带走了知识和成熟，而把忧伤则遗落在了这里，它有时候是一则传说，有时候是一篇诗歌，有时候是会一篇文字。它们跟这里的每一颗树、每一座教室、每一张书桌、每一块海报橱窗一样，构成了“大学”真正的传统和魂灵。
1976年出生的许知远，在离开他的大学后的第二年，出版了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现在它已经成了很多中国大学生的忧伤读本。尽管匆忙的时光正在冲淡所有的记忆，然而，那份喃喃独语式的自怜、那种青春飞扬的顾盼却让所有正在“大学”里的人们，以及曾经有过那段忧伤日子的过来人怦然心动。当今中国的作家，很少有作品像本书这样的一直被人念念不忘，而且在六年后仍然能不用修改地重印，并受到欢迎。
就跟许知远给自己的定位一样，他不是一个虚构类作家，在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互联网的热浪刚刚席卷而来，而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最彷徨而失落的时代，如同他引用比尔·乔伊的那句话，“我们正走向一个死胡同，各种技术正在把人类逼向死亡。”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同时又无比忧伤的商业大世纪，学习微电子专业的许知远显然没有沉浸在对新技术的膜拜中，也没有失陷于人文上的哀怨，他要穿行其间，要寻找到与这个时代不弃不离的思想方式。他在序言中说，我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来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六年之后再读这段文字，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一直行走在这个目标里。
许知远在书里，写到了很多忧伤的年轻人，“我的朋友”胡适、“永远年轻气盛”的李敖、“懒散的师兄”梁遇春、“边省青年”于连、“在麦田守望”的霍尔顿、“行动者”海明威、“全欧洲最浪荡”的卡萨诺瓦，这是一些多么迷人的、曾经忧伤的年轻人，阅读着许知远对他们的描述，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重新抚摸到了那份曾经生动而致命的忧伤。
这是一个有着文字魔力的年轻人，在这本作品中他已经展现出了让人吃惊的知识广度和语言才华，它符合我对许知远的认知，自从四年前我们成为朋友之后，每次见面，总是有一本书或几本书隔在我们中间，而很多次的交谈也往往是以这样的开场白的开始的：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书，书的作者，以及书所描述的人物和世界，帮助许知远踏上了一条思想探寻的道路。其实，《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年轻读者们，对他出版此书后的经历更为熟悉。他创办过一本只出版了几期的杂志，当过一家网站的内容总监，然后便进入了一家以“理性，建设性”为办报理念的财经周报《经济观察报》，他以27岁的年龄成为这家报社的主笔，在这个地方，他撰写出了大量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社会观察作品，他飞赴欧美，拜访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报社总编，对全球的每一个热门话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这是一些让年轻人都无比憧憬的经历。这个忧伤的年轻人，一直用一种忧心忡忡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的每一次动荡，在他的文字中很少看到欢呼，很少有冲动，他始终用一种克制的精神面对所有的新闻事件。现在，他又离开了那家让他成名的报社，成为了《东方企业家》的主笔、《生活》杂志的发行人、FT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单向街书店的发起人，这些众多的身份其实从来都指向一个精神的方向。在中国30岁以内的公众知识分子中，很少人有他这样丰富的际遇。
他的写作曾经被人病垢，但是更多的人则像中毒一样地迷恋他的那种叙述方式和观察姿态，事实上，许知远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一个重大的观点，就好象他在2001年出版的这本书里从来没有给出过任何青春答案一样，他总是提出一个命题，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和表述方式将之迅速地复杂化和标杆化，这很像一个忙碌的游猎者，他总是能够发现一片陌生的森林，然后大声地把人们聚集在起来。
这两年的许知远正走在通往伟大作家的路上。他带着一个接一个的命题奔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我是如此欣喜地看到这一切，当他用脚一步步地走过汾阳、三峡、无锡那些街巷之后，他才算是接上了这个国家的地气。有一次我跟他聊起奈保尔――那个36岁才回到祖国印度，最终却以《印度三部曲》成为那个国家最称职的描述者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很亮，我似乎突然读到了他的梦想。
他的这本重版新书，我是在飞机上重新读完的。我发现，尽管自己离那个青葱的大学岁月已经是那么的遥远而又遥远，但我仍然能从许知远的迷人文字中读出当年曾经有过的那份淡淡而骚动的忧伤。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叫大学的地方，又嗅到了即将挥散殆尽的青春的气味。
拒绝离去的青春
文/覃里雯
（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高级记者，著有《冷酷的新闻纸》）
我得承认，重读这本书依然乐趣无穷，偶尔哈哈大笑——尤其是那些描写北大生活的段落，那些顽皮无赖的、怀着脆弱的骄傲和渴望的男孩子们几乎获得了文学中更长久的生命，可惜作者没有给他们更多的耐心和同情，就匆匆奔向了更遥远的名字。5年过去了，名字，故事，这些抽象遥远的东西至今还能够激动得他夜不能寐，他对5年前的自己保持了令人感动的忠诚。当他因为担心自己年华渐逝一事无成而睡不好觉的时候，你基本上可以想象他是在用这本书里当年发下的誓言在惩罚自己。
迄今为止，他始终不太喜欢承认，他在2001年首次出版的处女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其实是他卖得最好的一本书，也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一本。这本书里，大学刚毕业的许知远表示了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所展示的机会的憧憬，和对大多数同龄人对新时代“使命”视而不见的不满。一个热爱知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社会发出抱怨是很常见的，他对自身弱点非常坦诚，虽然总是忍不住在自我批评之后辩解一番。然而，许知远在这本书里的抱怨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对更为高远的事物的强烈渴望，毫无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迂腐僵硬，对广泛的话题的敏感和轻灵的驾驭能力。
在这本不知天高地厚的书里，他宣布自己希望在年轻时成为影响世界的人物。当时他选定的所有偶像，他的整个人生坐标系，都是由欧美世界的精英组成的——从学院知识分子到媒体名人到新经济领袖。现在，他的坐标系已经大为扩大了。当年坐标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成名的时候都很年轻。他这么诚实而夸张地宣扬自己的梦想——飞速进入社会核心，毫不掩饰的雄心，热情洋溢，雄辩，很显眼，所以老是招人骂，但更多招来的是同样野心勃勃的读者的认同和爱意。
在用英语采访的时候，许知远很喜欢用一个德语词“Zeigeist”（时代精神），有时这让采访对象（大多数是对中国年轻一代所知甚少的美国名流）非常惊讶。然而许知远和时代精神之间存在的最直接关系，就是他永远不能停止谈论这个词。
事实上，许知远大约是同时代人中较早开始认真考虑时代精神的人。当他梦想像美国评论家瓦尔特·李普曼那样影响时代精神的时候，他还是北大计算机系一名不成功的学生，对他是否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书的询问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在北大那个闹哄哄的，同时聚集了时代精英和平庸的自大狂的校园里，他开始了漫长、焦虑的青春期——到将近而立之年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他的朋友们总是为他的快速变化大吃一惊，他总是被指责为没心没肺。他跑得太快，拒绝为任何人、任何事停止或放缓自己的速度。听着CNN新闻看书和写作，朋友聚会闲聊使他厌烦，如果谈话进入无聊的阶段，他就立即开启手中的书（他总是随身携带好几本书），使旁人感到不安，但是他从不对这种微小的指责妥协。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爱的小无赖：“被子还叠吗？我看不用了，反正中午还要回来睡，人不能总是把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重复事件中，多不划算。年轻人，邋遢一点是个性，整日一尘不染的，跟个姑娘似的，多没味道。我看其他那几个小子也没叠，更不能突出自己了。牙还是要刷的，糟糕昨天又忘记买牙膏了，又得用小五的了，这家伙老使‘中华’，害得我也只能用‘中华’，凑合用吧，总比没有强。SHIT，今天的‘中华’也快没了，瞧它那干瘪的身材，我记得它昨天还挺丰满，曲线圆滑，怎么衰老得这么快，肯定是小六他们捷足先登了，这帮小子，下手快而狠……去对面借吧，是借，尽管从不还……”5年多之后的今天，这个当年挤别人牙膏的小伙子到处借给人钱，资助不太宽裕的文友弟兄，老是在朋友聚餐时抢着买单，好像犯了某种强迫症……
在单向街书店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再版新书做签售时，多年来看着当年的顽皮少年长大的于威说：“昨天在单向街给老许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做活动，都嘻嘻哈哈的，好像这是一件很让人不好意思的事情。单向街的小朋友为老许设计了雅俗共赏的招贴，SLOGAN是‘和青春有关的日子’，看到时就说，哟，真煽，又是青春。”是的，拒绝青春的离去确实让人不好意思，但是谁说我们的青春已逝我们还是要跟他急。
隔了5年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细节。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充满了年轻人的形象，偶尔也有老人，不过那是“真煽”，比如说这一段：“62岁的海明威就带着这个流动的圣节离开了人世。在开枪的刹那间，这个老人的脸上该洋溢着怎样的幸福与欣慰：他又看到了那个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的青年时代，那时的生命是如此的灿烂光明……”这让我想起JohnIrving36岁时的成名作TheWorldAccordingtoGarp。36岁的JohnIrving显然依然是个不太成熟的小伙子，在写完中年的故事高潮部分之后，他不知如何对付那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最后只好给每个人写上两段话，让所有人死掉——其中大部分是猝死或者横死，只有两个人活到晚年。青年之后的人生对于青年来说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以为青春就是一切，以为一切都将在这个甜蜜的、光亮的、快速的飞旋中停止。这种对当下时光的无限信任带来的幸福感，我们在此后的人生中会经历得越来越少，而这本书就像琥珀一样把这种情感像昆虫一样保存下来。它就像一个浮士德式的祈祷：“你真美啊！请停留片刻。”正因为这个祈祷所具有的真诚力量，我相信这本书的生命会比青春本身长得多。
阅读最好的时光
文/李翔（传媒新锐，曾供职于《经济观察报》。）
许知远对自己的旧作再版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他没有为自己的书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