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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侦察连中士说：“第五陆战远征旅把陆战队里的每个蠢货都集合起来，然后送到他们第五旅的旅部去。所有的杂种和智障都被他们收罗了。他们都是同一个老妈生的，他们的老妈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森林里的某个地方，身上盖满了绿色的老树瘤。她拉出的是快餐盒，尿出的是柴油燃料！”
教官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谈的是巴雷特！你们觉得这武器怎么样？”
我说：“这武器棒极了，没有后坐力，感觉像是气体推进式步枪，有10英尺长的弹簧。可我不喜欢它的瞄准镜――我热爱40口径步枪的瞄准镜，只是不喜欢它被放到巴雷特身上，感觉不太搭配。我和那边的利普斯（Lips）一样，想要回那400码射程。”
“是的。如果指挥官真他妈那么疼爱我，那我那400码又到哪儿去了呢？”那个侦察连的陆战队队员问。
“我不在乎那400码，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需要它。老天，我都不知道这场战争是否需要我们。战争来得太快了，相比之下1600码真算不了什么。在越战中得打两周的仗才能射出1600码，而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得打整整一年。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在这儿只要五分钟就完成了。”
说话的是约翰尼。他说话时，每个人都会认真听。那些陌生的士兵整整看了他两分钟，才明白他给出的数据都是准确的。
约翰尼说话时谁也不看，只是时不时地看看天空，然后再将目光转回到自己身上。话说完后，他看着自己的手。然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已经提出了大家都同意的观点――我们有可能会被淘汰。虽然巴雷特的使用使狙击手达到了沙漠战争的速度要求，但约翰尼让我们清醒了过来。
教官说：“听着，狙击手们，你们总是有用的，你们都明白这一点，我没有撒谎。战争将会他妈的非常迅速，但这不表示上校们不需要狙击手。你们这些狙击手好好享受这个夜晚吧，因为你们还要再训练四天，得射出四万发子弹。每天晚上我都会请你们吃热的食物，所以振作起来吧。好吗？狙击手们。记住，你们是战场上最具杀伤力的精神武器。”
我说：“战场上最具杀伤力的精神武器是原子弹，还有毒气。那些浑蛋有毒气，而我们没有，或者我们根本就不会用毒气。匡恩提科，告诉我，你是不是一天要吃三遍那种药片？”我从裤袋里摸出铝箔包着的药片。“我操，不是，你不用吃。六天后你就可以回到弗吉尼亚海滩，美滋滋地喝着朗姆酒，舒舒服服地操着你的老婆。他们连这药里有些什么成分都没对我们说。只在白鼠身上进行过试验，然后就说这药可能是神经毒气的解药！我操，是的，我要吃下这药。但一年后，我的肠子可就要跑出来跟我说话了！”
约翰尼一把将我推开，好像我是一个家庭重逢的聚会上喝醉酒的亲戚。他对我说：“嗨，斯沃夫，冷静点儿。我们除了自己的瞄准镜，什么也控制不了。”
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我们用巴雷特开枪射出了数万发子弹。约翰尼因为瞄准镜中间奇怪的交叉点和他厚厚的眼镜，还有他那古怪的视野，老是能打中1800码以外的东西，比其他每个站在射击线上的人都要射得远。正因为这样，再加上其他未知的原因，拨给第七陆战旅第二营侦察与目标捕获排的唯一一支巴雷特式步枪就交给了我和约翰尼。这就意味着我们除了要背其他装备，还得再背上更沉的东西，但我们也拥有了沙漠里最先进的武器。
胜利前夕行军中的震惊与感慨
友方炮弹、敌方尸体与孤单巡逻：胜利前夕行军中的震惊与感慨
胜利前夕行军中的震惊与感慨第二天早上，我们带领着营里其他部队，徒步前行在清扫雷区后的道路上。（在排除该道路上的地雷时，我方部队没有任何伤亡。）
我们营是今天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里四个到达科威特的特遣队之一。我们营的代号是“灰熊”特遣队，另外三个分别是“芋头”特遣队、“撕裂者”特遣队以及“熊爸爸”特遣队。“灰熊”和“芋头”分别为步兵部队和机车部队，这两个部队插在两翼，“灰熊”处在西边，“芋头”则在东边。“撕裂者”和“熊爸爸”均为机械化部队，便开往北边――“撕裂者”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机场，“熊爸爸”的则是布尔甘油田。
我们停止攻击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联军的鹞式战斗机（Harriers）向我们前方的敌军炮兵和步兵阵营投下了数枚炸弹，迫使对方在我们的攻击下显得更加不堪一击。电波里又传来信息说，
伊拉克大部分阵地本应该站满随时准备作战的步兵，可现在要么已经被废弃，要么只剩下了敌人的尸体，要不然就只有一个班的人存活了下来，并且愿意向我方投降。我们认为这是个大好的消息。
我们还认为，头顶上不时飞过的满载炸弹的鹞式战斗机和大炮射出的炮弹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消息。原地不动时，约翰尼让我们在地上挖出浅坑以便隐蔽。
我们这个狙击小组奉命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因为上士、上尉还有上校对我们带领部队前进是坚信不移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炮弹的目标而被打中。柯汉比往常抱怨得更加厉害，他咒骂着天气的酷热，抱怨着那些恣意燃烧并且消失在空气中的石油。约翰医生管我们叫疯狂的锅盖头，挖苦我们，说我们将被插上呼吸管，呼出胸部伤口上的脏物，还要接受静脉治疗。戴特曼好像在说他想念自己的哈雷摩托车。马丁内斯说真希望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科波斯市（Corpus）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译者注。这时，就在我们头顶几英尺的地方，天空被横空飞来的炮弹撕裂开来，听上去就像是上千个闪电同时在空中雷霆。
柯汉大叫：“那他妈的是个什么？”
马丁内斯说：“我想是我们打中了他们那些该死的坦克。”
“趴下！”约翰尼叫道：“斯沃夫，观察一下。”
我从背包里拿出着弹点瞄准镜时，炮弹直接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当它们飞过的时候，伴随它们而来的一切声音、时间和空间似乎都被它们吸了进去。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在我们身后100码处爆炸了，上面的水陆两用运兵车也被炸开，绽放出一朵由500加仑的水形成的超大水花。另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也被击中了。
我观察到了现场画面。袭击我们的是一群M60A1型坦克，并且是友方部队的。
我冲约翰尼喊道：“是我们自己的坦克在袭击我们！”
他趴在地上，用我的瞄准镜看了看，然后叫道：“是‘撕裂者’特遣队！”
“撕裂者”特遣队的坦克群就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就算在2000米以外用肉眼他们也应该看出我们是自己人。和几天前遭受到的敌人大炮和
火箭的小型袭击不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人会持续进行攻击，直到对方整个部队以及周围的所有人员全部被铲除，才会停止下来。因为那就是海军陆战队作战的风格。我们正同自己人交战，我们不能还手。
我们确实已经闯进了一片一小时前还是敌人的工事的平地，但这并不能成为友方部队向我们开炮的理由。战争中的一小时就等于一生的时间。这个道理在增援部队里只有少数几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才能懂得。越来越多的炮弹从我们头顶飞过。
约翰尼通过无线电通信设备联系到“撕裂者”的参谋长，问他：你他妈的坦克部队以为自己往西南方向攻击的究竟是谁，是他妈的自己的部队！是他妈的友方部队！是我，你攻击的是我，是我的小组，是我们第二营，是该死的增援部队，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这些恶心的浑蛋！约翰尼在电话里不停地冲那可怜的家伙大吼，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了震惊与愤怒。因为他相信一切，包括狙击手在海军陆战队里的优越地位，相信这支小股作战部队的重要性。首先他信任海军陆战队，相信海军陆战队会照顾自己的人，更不会杀死自己的人。虽然他知道这是有区别的，可和我们其他的人一样，他还从没有经历过海军陆战队的坦克朝着自己人开炮，击中自己的增援部队这样残酷极端的事实。最奇怪的是，听到友方部队的炮弹咆哮着，发出刺耳的声音从头顶划过，看着炮弹将时间和空间一并带走，这种感觉比受到敌人的炮轰还要奇异，还要令人毛骨悚然，还要让人恐惧。因为敌人的炮火是有意义的，而友方部队的炮火却毫无意义――不管军事学院的教授们在幻灯片上显示出多少数字、多少统计资料，友方炮火还是他妈的炮火，而且没有一点意义，根本不能用数字来计算。
有消息称在友军胡乱开炮的坦克的攻击下，我们只有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我不相信，毫无疑问损失是惨重的：有三辆载重五吨的卡车和一辆悍马汽车被烧毁，受伤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车辆旁爬行蠕动。这场大屠杀就发生在我们后面100码的地方，可是离我们却像有10 000码的距离，有许多年那么遥远。我想跑回到那些车辆旁边，也变成一具死尸。可我不能，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忘掉自己刚刚所看到的一切。少尉和中士们在士兵中间到处吼叫，让我们马上爬起来，继续朝前走。因为前方仍然有一场战争需要我们去打赢。
由于约翰尼运用无线电通信设备制止了一场友方攻击，他将会得到一枚青铜星勋章（Bronze Star）在美军部队里专门授予英勇作战者。――译者注。有时候我想，因为我喊过：告诉那些狗杂种，约翰尼，告诉那些狗杂种，他们刚刚打中了我们的水陆两用运兵车，谋杀了自己人。所以，我也应该得到奖励。但那样我的胸口上就会挂上过多的奖章，可所有奖章的分量都比不上飘浮在海市蜃楼里的几个死亡阴影的重量。
由于投降的伊拉克士兵过多，堵塞了我们在布雷区里前行的道路，攻击计划被推迟了几个小时。通过无线电设备，我们听到偶尔会有伊拉克的坦克班作出错误的决定，选择战斗而不是向我们投降。部分坦克战斗持续了还不到五分钟，而这几分钟主要是用于让海军陆战队的火炮手观察阵地，瞄准目标，然后发起地狱般的攻击。
我们“灰熊”特遣队继续步行前进，伸展成两条两英里长的步兵纵队。我们觉得自己被赤裸裸地暴露着，感受到孤独，甚至是没有任何价值。战争迷雾（Fog of War）战争迷雾是指在战争中由于对敌人情报不清楚，从而无法确认除友军所在地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敌人的分布及活动情况。――译者注并非一场雾，而是一次震撼人心的旅途。投降的敌人以及他们的兄弟们由于缺乏训练和没有装备先进的武器却决定跟我们作战，因而死于疆场，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美妙的快感。流传在纵队里的消息说，很快我们也要接触战斗了。在我们前方两三公里处，我们将遭遇敌人步兵部队的顽强抵抗。最终我们将让自己的步枪吐出腥红的火舌，使用刺刀进行肉搏，直到有人战死。
偶尔会有炮弹落在两个纵队之间。但由于敌人的炮火攻击向来都享有不准确的美誉，我们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比起被他们的炮火准确击中的概率，你自己撞上一枚炮弹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我们不仅拥有先进的装备，似乎还有不错的战斗运气。这种运气就是一种抽象的货币，你不能用它来交换什么，也不能偷走它，可是如果你不小心，不心存感激之情的话，你就有可能失去它。
不过那些没有瞄准的炮弹里很可能装有化学武器，所以上面命令我们穿上MOPP二级防护衣。这种级别的防护衣穿起来比较随意，并且不需要戴防毒面罩，也不需要穿防护靴。我们本应在发动地面进攻前拿到自己的沙漠迷彩防护装备，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穿着二级防护衣走在沙漠上，乍一看就像是一片移动的桑树林。我想象一个敌方观察员在召集不准确的炮弹袭击前，很可能会被如此胆大妄为而且很蹩脚的迷彩服展示搞得瞠目结舌。
我们穿着防护衣继续前进着。防护衣没有拉上拉链，这样可以驱散一点热量，但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流汗，流汗，直到精疲力竭。
在我的背包里，或是挂在我背包上，或是在我手里，有一双备用军靴、一套备用制服、6个盒饭、6夸脱水、一杆拆开的M16步枪、一把9mm手枪、一支M40A1狙击步枪、100发狙击步枪双尖子弹、39发9mm手枪子弹、500发M16自动步枪子弹、4枚M67式手雷、2枚烟雾弹、3枚绿色集束散弹、2套备用防毒面罩过滤器，地图和巡逻手册放在地图盒里，一个指南针，还有一套全球定位系统装置。除此之外，我的屁股上还挂着防毒面罩。有时候，我感觉这一整套装备像有100磅，有的时候又只有50磅。到底有多少磅，这得由我们需要前进多远的距离以及“防毒气攻击”警报被提出多少次来决定。
我们没法再坐上运兵车，所以还得徒步走上20英里。一路上我们见到的唯一的敌人就是那些已经投降的伊拉克士兵，现在他们都被圈在了蛇腹形铁丝网里。他们死去的朋友倒在战壕里和烧毁的汽车里，这些人本来可以投降，或是可能已经投降了。但在规劝敌方退兵，或者向敌方劝降之前，你必须先要证明你的神勇，证明你拥有使每个人都为之震慑的威力。而你证明自己力量的方法就是摧毁武器、设备以及人类。我从没见过如此强大的毁灭，整个场面真实得让人不敢相信：每走过100英尺，就有50英尺的道路上全是炸毁烧焦的敌人的汽车，这些汽车散落在未完成的路面上，车内车外全是死尸。成百上千的汽车随处可见，汽车的里外及周围全是死尸。有两个被烧焦的男人，其中一个两只手臂都已经不翼而飞，也许他们临死的那一刻还在梦想着自己可以回到巴格达，与家人聚在一起快乐地进行着野餐；那个被压扁在翻个的T62主战坦克下面的男人，他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跑出来，偏偏找了个他妈的沙漠里最倒霉的地方停下脚步，正好在坦克就要倒下的地方站住了；还有那一具只剩下半个头颅、弥漫着蛆虫气味的尸体，是一名参谋，他千辛万苦从科威特城跑到这儿来，是为了监视并且指挥整个部队的行动，鼓舞士兵的士气，给他们以最大的精神支持，为他们乞讨福音。
我想，这就是战争。我正在见证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曾经目睹过的历史――那就是美国军队的轰炸带来的史诗性的结局，也就是美国军队的威力。我的军靴上沾满了泥污，我是数千名将要在今天走过这个山谷的人类中的一个。我是历史的缔造者，不管我活着还是死去，美利坚合众国都会赢得这场战争。我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会赢得它所打的每一场战争，会打败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殖民主义还未过时，我敢肯定我们的国家会占领整个中东地区，不仅是为了保护石油，还要将所有的石油储备据为己有：我们来是宣布你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掌控权，感谢你们的合作，稍后将告知详情。
我们的背包很重，装满了各种设备和弹药，更承载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每走一步，背上的负担就加重一分。
石油大火向北滚滚而去，天空呈现出一片死灰色。我们前进，再前进。用面无表情的、吃惊的脸相互看着对方。这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吗？我应该怎么向我的母亲交代？
特洛伊对我说：“我为那些可怜的浑蛋感到难过，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我们停下来喝水。在我后面几英尺的地方，一辆炸毁的吉普车瘫痪在公路上。有一具尸体直挺挺地坐靠在车胎上，面色凝重，似乎是在冷眼旁观着这场灾难。死尸的脸上带着和我们一样的疑问――刚刚发生了些什么？炸弹，炸弹，巨大的炸弹，还有小型的炸弹，它们全都满载着炸药，势必要将你置于死地！吉普车的两旁，是更多的尸体。有两具尸体离我们很近，还有一具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全都面朝下趴着，好像死前想要拼命地跑开，躲过炮弹的索命――好像使劲猛跑就可以获救。尸体的背部都已烧焦，开始腐烂，下半身埋在沙子里。风把沙子一层一层地吹到尸体上，堆起了像蛋糕一样的沙丘。我在想那些死人的下半身是否还能动弹，它们被埋在幻境里，是不是并没意识到暴露在地面上的死亡。也许这些男人在死前不停地尖叫着，钻进了沙子里，半死不活地期待着有人能听见他们的呐喊。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想叫我们快跑，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想，在A10攻击机或A6攻击机投下炸弹前，这些男人肯定在尖叫。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正前往科威特城去补充物资，而且已经是晚上，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向他们投弹的飞机。也许其中一个人正在给其他人讲着肮脏的笑话，或是重述他听到的关于他们少校老婆的流言飞语。但他们肯定大声尖叫过，现在我都还能听见他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我们继续往前走。科蒂斯制造了一点小麻烦。他在抱怨，问我们还要多远才能够走到，问是不是都已经结束了，那些运兵车都到哪儿去了？他还不明白，这是一场战争，并不是新兵训练营。作为一名新兵，你可以抱怨脚上磨起了水泡，偶尔还可以向中士说明，虽然你是个一文不值的爱装病的家伙，并且这次还需要运兵车载着你走完剩下的路程，可你仍然愿意参加下一次的行军。我很想对科蒂斯说：“这也许就是你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军，因为你的死期可能已经不远。难道你不想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一次漫长的行军，让我们大家都为你能克服困难而感到骄傲吗？”但我知道这种反向逻辑很轻易地就会被科蒂斯所利用，而且可能已经被他利用了。因为他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行军了，可能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没命。所以为什么不要求一辆运兵车呢？我宁愿坐着车去迎接死亡，也不愿被迫走到那儿去。”如果在下一次停下来喝水休息时，科蒂斯坐下后拒绝再前行，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我全身酸痛，感到两只脚火烧火燎的。我的脚不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