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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你为什么要支持吴庆五？
李：当时庆五虽已决定“下海”，但前景很渺茫。许多人答应过支持他的话都没有变成现实。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他给予支持。
乔：更深层的想法是什么？
李：给庆五一颗“下海”的“定心丸”，促他“下海”，我尽快“接班”、“扶正”。这样支持也算我“报恩”。另外，这样支持他，他赚了钱，也会报答我。
对于李真突然提出支持吴庆五的这个想法，李国庭虽口头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没问题，我们来支持庆五。”但私下又想把“球”踢给张铁梦。李国庭对李真说：“因时间紧，由张铁梦替我办理这件事。张铁梦一直‘耍’外汇，也是我厂进口设备的代理。再说，我的烟厂是国企，张铁梦的‘东租冀办’是北京驻河北的单位，支持庆五比我方便。”
听到这个消息，对这块“肥肉”觊觎已久的张铁梦自然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见张铁梦如此高兴，李真担心有闪失，就明确地对张铁梦讲：“通过调汇挣得的利润，不管是你赚，还是国庭赚，都要通过‘合法’的形式来支持庆五。”
一切得按李真的“指示”办。
李国庭把申请外汇额度的报告交给李真后，李真开始了“精心”而“高超”的运作……
乔：你第一步运作的是什么？
李：按照财政厅那位副厅长说的，找省长（后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李国庭的申请外汇的报告。
乔：这很难吧？
李：不难。我当时虽是副省长的秘书，但有庆五牵线与省长的关系已经很好了。李国庭给我报告后，当天我就找到省长说：“李国庭请省长给予支持。”省长也没讲什么就批示了。随后这份批示就通过政府渠道转给了河北省财政厅。接着，我打电话给张铁梦让他到省财政厅办理购买外汇的手续。为尽快办成此事，张铁梦去之前，我还给财政厅那位副厅长打招呼说：“李国庭委托张铁梦来做这件事。张铁梦是李国庭的代理，你抓紧给他办了。外汇额度按省长的批示落实。”乔：落实得容易吗？
李：不太容易。我印象中，省长批的是500万美元，那位副厅长却批了100万美元。后来在我的督促下，他把100万美元变成了250万美元……最终500万美元都落实了。
调汇所需的手续都办完后，调汇的资金又成了问题。于是我给张铁梦出了个主意。我说：“你去要账。要不回来，就贷款。”可张铁梦说：“账要不回来，向金融机构贷款也很困难。”我对张铁梦说：“你也像李国庭一样给省政府打一个报告，讲你对河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支持，现在急需资金，请省政府协调银行贷款。”大约在九月中旬，张铁梦写好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又将报告呈送给省长，请省长批示。
乔：再次请省长批示时，你怎么说？
李：我说了一些诸如“要支持以烟厂为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理由，省长就将报告批给了河北省一家银行的行长。接着我给那位行长打电话，说：“省长对‘东租冀办’的贷款已作了批示，这笔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张家口卷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你尽量想办法。”那位行长听后表示：“要尽量考虑。”随后，我将报告交给了张铁梦。
于是，张铁梦拿着领导批示的报告去找那位行长。行长开始没有办理，后在李真多次催促下，那位行长从金融风险考虑，将这份报告转批给这家银行下属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以融资债券的形式贷款5000万元，并将贷款单位改为张家口卷烟厂。后在李真的协调下，张家口卷烟厂以借款形式将贷出的5000万元人民币汇往“东租冀办”。
这才导致以后发生“东租冀办”将其中的3000万元用于购买500万美元外汇额度，“涨”出来的2000万元差价就落在了“东租冀办”的账上被他们私分。
李真的目的达到了。但这还不是李真的最终目的。
李真要促使吴庆五尽快“下海”，拿过“接力棒”。
“我最近运作好了几件大事。我已同李国庭、张铁梦说了，要把500万美元调汇涨出的2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通过‘合法’形式给你让利，支持你‘下海’。”李真在自己的家里向吴庆五讲述了他运作成功500万美元外汇额度的经过。他还对吴庆五说：“我帮了张铁梦的大忙。‘东租冀办’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你‘下海’后，有什么需要，我一定要让他支持你。我在官场，你在商场。官场有事我来办，如果需要钱，我来找你。我们两人配合好了，我在官场就会步步高升，你在商场就会钱越赚越多。”
之后，李真又把吴庆五、张铁梦叫到家中，大谈未来的发展前景。李真说：“我在政界，张铁梦在企业，庆五在商界，我们各有优势。一旦互补，将来都会前途无量。”
吴庆五服下了李真给他精心制作的这颗“下海定心丸”。
谈到当时的感受，吴庆五是这样描述的：“听到李真对我讲这番话，我当时非常高兴，对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非常感激。”
至此，吴庆五说：“我决定‘下海’了。”
说归说，吴庆五看不到资金这个“兔子”是不撒“位子”这只“鹰”的。而在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运作的外汇额度没有“变现”时，李真的“支持”也是空对空。
于是，李真又想到了张铁梦。李真对张铁梦说：“庆五‘下海’需要资金，你怎么也得想法支持。”张铁梦表示同意。
“落实”资金的事谈好后，1993年1月19日，吴庆五写了辞职“下海”的报告。1月28日，张铁梦将1000万元从“东租冀办”转到海南一家公司，又让海南这家公司转到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账户。张铁梦对借给吴庆五的这笔1000万元是这样说的：“我是看在李真的面上借给吴庆五这笔钱的。没有李真说话，我不会一下子借给他1000万元。一方面我与李真的关系比我与吴庆五的关系要好，另一方面李真帮助‘东租冀办’搞到500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人民币贷款。”
2月18日，握着借来的1000万元的吴庆五，经河北省政府主要领导批准正式“下海”经商。吴庆五的工资关系、组织关系从省政府迁出后一直由吴庆五个人保管，直到被逮捕，还在他创办的公司办公室的铁皮柜里保存着。
3月下旬，吴庆五把张铁梦借给他的1000万元从北京划给一个香港客商，说是要搞液化气项目。“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你也赚钱了。庆五‘下海＇经商，应当支持他做生意。我也不能白帮你的忙。咱们三个人三一三剩一把赚的钱分了。”
就在吴庆五“下海”，李真握住“河北第一秘”接力棒的前后，吴庆五和李真通过张铁梦得到这样的信息：“东租冀办”已用贷出5000万元中的3000万元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涨出的2000万元就“趴”在“东租冀办”的账上。
2000万元，这可是一块梦寐已久的肥肉！
但要吃掉这块大肥肉，也没那么容易。
于是，一场由李真、吴庆五和张铁梦联手导演的智取肥肉战又开始了……
对此，李真、吴庆五和张铁梦三位演员各有不同的说法。
乔：李真，面对涨出来的2000万元，谁最动心？
李：庆五最动心。庆五想通过某种形式，将增值的利润转到他的名下。他说：“这笔利润无论怎么讲，是通过你和李国庭的因素涨出的，跟张铁梦没有关系。他已经借调汇的机会得到了实惠，应该想个办法把这笔利润转到我的名下，对李国庭要给予一定的回报。”
乔：惟独没有对你的回报？
李：庆五表述的意思，是把我和他当成一个整体谈的。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他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我俩都认为这笔利润应该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转给庆五，但张铁梦迟迟找不到一个“合法”的形式。我认为张铁梦对我们的观点是持一种消极态度，因而“涨”出来的这笔利润就一直“趴”在“东租冀办”的账上。
乔：后来呢？
李：让我想一想……大约是1993年下半年，张铁梦与李国庭在烟厂的代理业务中产生了矛盾，对张铁梦产生了不利。张铁梦想请我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北京找到了李国庭。张铁梦安排我们住到北京新大都饭店。这时庆五也在北京，就把他叫了过去。经过我的协调，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此时，庆五又谈起要以怎样的形式将利润转到他的名下，是我、张铁梦、庆五一起谈的。但如何通过一种“合法”的形式倒出这笔钱，当时还是研究不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对此，吴庆五对办案人员是这样供述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到了1993年的八九月份，李真打电话给我说：“关于那件事（2000万元钱），我跟老李（李国庭）、铁梦都商量过了，我们一起谈一谈，安排在北京的新大都饭店。”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新大都饭店。张铁梦给我、李真和他自己每人安排一个房间，李国庭自己安排了一个房间。吃过中午饭后，李国庭回房间休息，我和李真、张铁梦一起在新大都饭店一楼大堂的咖啡厅商谈。在此之前，张铁梦一直没有向我讲过关于500万美元的事。这次当着张铁梦的面，李真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张铁梦讲已经赚到钱了，要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给我们，或者是200万美元。张铁梦问：“如何把钱给你们？”李真说：“我跟李国庭讲过了，用张家口卷烟厂的账户转2000万元人民币或200万美元，李国庭保证没问题。”我问李真：“怎么倒？”李真说：“李国庭说先转到张家口卷烟厂的账户上，再转到外省或以购买设备的名义转到国外。”我说：“这不行。张家口卷烟厂这么大的国有企业，会出事的，肯定不行。”李真说：“怎么办？”我说：“赶快跟老李（李国庭）讲，这件事不要谈了。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对老李（李国庭）讲，不能让老李知道。”他们两个人表示同意，后来再没有跟老李（李国庭）谈转钱的事。至于怎么转钱，以后再商量。我们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分手了。
在国外，出走的张铁梦对办案人员这样说：大约在1993年五六月份，我从国外回到国内。在李真的家中，李真对我讲：“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你也赚钱了。庆五‘下海’经商，应当支持他做生意。我也不能白帮你的忙。咱们三个人三一三剩一把赚的钱分了。后来，李真多次对我讲过类似的话。大约在七八月份，我与李国庭发生了矛盾。李真为我们调解矛盾，我们一起去了北京。住在新大都饭店，吴庆五也过去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吃过饭后，我与李真、吴庆五一起谈话，又提到分钱的事。李真提出的渠道很简单，就是直接把钱汇出去。我认为这么做不合适。最终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张铁梦——这艘载着巨款的“舟”沉了。
这可急坏了李真和吴庆五。
如何分钱，没有结果。但浪却一个接一个地打向了张铁梦。
1993年8月左右，河北省经贸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张铁梦挪用公款，开始对张铁梦进行调查。一天中午，张铁梦到李真家说：“省经贸委查我，个别领导不信任我。抓紧让吴庆五想办法还借的款。”李真急忙打电话给吴庆五。吴庆五回答：“钱被骗了，还不了。”
船漏偏遇打头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央下发要“紧缩银根”的文件，河北省人民银行催促赶快归还用来调外汇的5000万元贷款。这5000万元贷款，是张家口卷烟厂贷的，但又借给了“东租冀办”。调出的500万美元外汇“东租冀办”用着，而“东租冀办”又借给了吴庆五1000万元做生意。但到了还款的时候，张铁梦不着急，吴庆五不着急，李国庭却着急了。
最后经过李国庭等多人的昼夜不停地共同努力，才将这笔贷款和利息都“归还”了。事后，李国庭在北京曾经感慨万千地对李真说：“小李，我们做人太义气了。我们帮助别人差点把自己装进去，今后再不能做这种事了。”
但牵涉张铁梦的事还没有完，而且越来越严重。1993年10月，又有人反映张铁梦挪用公款，在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的过问和支持下，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张铁梦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了拘留措施。
张铁梦这艘载着巨款的“舟”沉了。
这可急坏了李真和吴庆五。
于是，李真与吴庆五开始营救张铁梦。
乔：李真，你能谈谈当时“营救”张铁梦的过程吗？
李：1993年10月左右，石家庄市检察院抓张铁梦时，我正陪省委主要领导在一个县考查农村工作。我一回到石家庄，我的前妻（当时尚未离异）就告诉我张铁梦被抓了。晚上张铁梦的妻子找到我家，让我想办法帮忙。我对她安慰了一下，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庆五。我说：“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庆五也表现得很积极。
乔：最后，张铁梦的案子是怎么了结的？
李：我和庆五通过多种关系把张铁梦营救了出来。
乔：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我记得当时是一星期左右，张铁梦被取保候审放出来的。他出来后，“东租冀办”主任的职务被撤掉了，但仍然负责任职期间内的债权债务事宜。对张铁梦将来的处理方式他自己表示担忧，我和吴庆五都表示要全力想办法使他恢复职务。庆五还对张铁梦说：“你现在还没有恢复职务，原来贷的那笔款的业务还无法解决。在你恢复职务之后，我们要妥善解决一下。我的钱‘趴＇在那个液化气项目上收不回来无法还你，是否可以用调汇的利润来冲抵？”张铁梦表示：“没有问题。等我稳定后，我一定尽全力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来在我和庆五的帮助下，经省委主要领导“严厉批示”才停止办案，解救出了张铁梦。大概是1993年12月，有关部门又作出结论：张铁梦的问题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张铁梦恢复职务。
事实上，当时纪检、检察部门都已经查明，张铁梦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当时对张铁梦查处的话，就不会再出现李真、吴庆五、张铁梦以后联合私分2000万元差价和国有企业股份的问题了。只可惜……
张铁梦恢复了职务。
事后，李真对张铁梦说：“没有我俩，你的事就大了。”
按照张铁梦的说法就是：“李真、吴庆五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对他俩很感激。”
张铁梦这一感激却坏了。
于是，如何私分“赚出”的2000万元钱的问题又被李真与吴庆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据专案组查证，张铁梦官复原职后，出于对李真的感谢，送了他一辆走私的凌志400。后来，因为李真风闻中纪委要查这部车，就以62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卢鹰（原河北大野集团董事长，被判刑）。
李真尽管收了车，但始终记挂着那调汇增值的2000万元。
李真对张铁梦说：“500万外汇额度赚出来的钱，你也给不了。庆五借你的1000万也还不了你。不如再把海南杨某借你的1000万也转给庆五，顶了算了。”
据专案组查证，李真说的海南的杨某是海南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1988年，××下属的一家公司总经理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的吴庆五，之后杨某又到海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1992年9月，杨某接待了去海南游玩的吴庆五和李真。当时杨某的公司正缺资金，就对吴庆五讲：“能不能在河北帮我融点资？”吴庆五答应帮忙，回去不久就让杨某来石家庄一趟。1992年10月，杨某去了石家庄，经吴庆五介绍认识了“东租冀办”主任张铁梦，并同张铁梦确定下来借款1000万元以及借款的时间、利息，办完有关手续后，把1000万元划了过去。
面对李真提出的“顶”这笔钱问题，处于被动状态的张铁梦陷入了两难选择：一是借给吴庆五的钱一直在吴庆五手中控制着，将来要不回来也是问题；二是吴庆五对自己也有救命之恩，如果回绝“顶”的话，实在说不出口。
无奈之下，张铁梦做出让步。
对于这个“顶”钱的过程，吴庆五对办案人员是这样供述的：
“1993年底，海南某房地产公司杨某借‘东租冀办＇的1000万元人民币到期了，要归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真。李真说：‘这笔钱不要给铁梦了，让杨某给我们。我跟铁梦讲过了，这笔钱顶替给我们的2000万中的1000万。你让杨某把钱打给你。你抽时间再找铁梦，一定要他当面把借给杨某钱的合同毁掉。’我按李真的意见，给杨某打电话说：‘我跟张铁梦商量过了，你把这1000万元汇给我就行了。’杨某同意后，1993年12月就把1000万元借款和180万元借款利息汇到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公司的账户上。
“1994年2月，我到石家庄张铁梦家里，他对我说：‘我已经跟李真说好了，先把杨某的1000万给你们，用顶的办法不错。我建议，你1993年2月份借我的那1000万元也用这个办法顶。‘我说行。张铁梦又说：‘不过，这笔贷款‘东租冀办’都有账。你最好付一部分利息。＇我说：‘可以。还300万行不行？’张铁梦说行，还当着我的面，拿出了杨某向‘东租冀办’借款的合同正文，当场撕毁了。我回到北京后不几天，就从北京那个公司的账户上，按张铁梦指定的账户汇出了300万元。
“把300万元汇给张铁梦后没几天，我给李真打电话说我已经看着张铁梦把合同撕毁了。李真说很好。我说张铁梦建议用我借‘东租冀办’的1000万元顶2000万元中的另外1000万元。李真表示同意。我又说了给张铁梦300万元利息的事。李真听了很生气，说：‘他为什么要利息？我要找他。’我说：‘算了吧。’”
之后，张铁梦告诉李真，东租冀办的账目已平。但据办案人员查证，1994年“东租冀办”撤销后，其债权、债务和下属企业划归河北省企业投资公司，张铁梦任法人代表。张铁梦藏匿了“东租冀办”的财务账目，隐瞒了吴庆五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2000万元就这样落到了吴庆五的名下。那么，李真、李国庭和张铁梦从中得到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