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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难得糊涂”这话的本意是不错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古往今来，在人们心目中，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原本是一种追求，一种美德。所谓“难得糊涂”，也是一种升华，属于一种境界，意思丰赡，意义深邃。
可忧的是，流行的东西往往被不恰当的改造延伸而变形，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赋予其别一种意思，则让人忧从中来。因为我们只要认真观察社会，就不难发现官僚主义与糊涂哲学有着“血缘”关系。在一些领导班子中，大家都装“糊涂”，“井水不犯河水”，只要不触犯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不去多管“闲事”；在某些“大检查”、“现场会”中，有的领导人明知虚虚实实在“做戏”，也让它“假戏真做”，还带头拍巴掌，让“掌声响起来”；有的领导人喜欢报喜不报忧，下属单位事故隐患早已暴露，他却“糊里糊涂”给他们挂上“文明”
或“安全”的牌匾，让“一俊遮百丑”；某些干部徇私舞弊，声名狼藉，他的顶头上司却佯装不知道，不但不处理，甚至让他平步青云，易地升迁。某地或某人出了问题，群众反映、举报了，可往往到领导那儿就没戏了，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石沉大海，了无音信，对这种群众谓之官“了”主义的做法，也是官僚主义在作怪，糊涂哲学在作祟他们奉行的“糊涂”哲学，确实“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却被他们“糊里糊涂”损害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自然也包含这种“聪明”的糊涂。
很明显，这些官僚主义者对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有很大的误解。读人可知得失，读史能够明志。读读板桥先生一二，也能明白一些东西。
郑板桥曾是这样的“糊涂”人。他在任山东潍县县令时，接堂弟来信，求其为与邻居的墙基诉讼案帮忙。他回信劝弟“让他三尺又何妨”，之后，又写下了“难得糊涂”的条幅，并题跋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他是有感于堂弟对小事情这样“明白”而发的，慨叹世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聪明”转入豁达大度的“糊涂”则更难，主张“放一着，退一步”
则求得心安。试看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连睡觉都竖起耳朵听民间疾苦，国事大事天下事百姓事件件关情，这哪里是糊涂呢？其实，在封建社会中，也十分忌恨当官之“糊涂”的。清代雍正年间就有尹望山的一个故事：一次他问同僚所怕何物？有答怕蛇怕蝎的；有讲怕龙怕虎的，而尹望山却正色道：“这些我都不怕，就怕糊涂人！”这话言简意赅，令人抚掌叫好！
现在一些人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作为处世哲学，与郑翁的原意相悖甚远，如果是一般老百姓那还情有可原，若是负责一个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作为从政的秘诀，那就成问题了。“可赞与可笑只差一步”。从一些现象就可以看出，由于某些领导人的糊涂，已给改革开放大业带来危害。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担负着为民谋利，替民造福的重任，要大胸怀有大宏图，大手笔写大文章，就应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做到“坚定清醒有作为”，需要执著与警醒、参与和奋发，而不是浑浑噩噩、马马虎虎、糊糊涂涂，倘若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大家都来糊涂，我们国家哪里还有前途？我们的民族哪里还有希望？
宋人吕端主张“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繁文缛节，则不加理会，鸡毛蒜皮，不吹毛求疵；方针政策，原则问题，大是大非，十分明白。这恐怕应是为“官”从政，克服官僚主义之道。总之，该清醒时，万不能马马虎虎，该糊涂时，切不可斤斤计较，从而才能在迈进新世纪，面对新任务，把握新机遇的征战中，任务清楚，思路清晰，头脑清醒，以其一腔志气、一分大气和一股锐气去开辟新天地，争创新优势，创造新业绩。文坛“好了歌”
如今的文坛艺坛，有一股媚俗之风在暗暗涌动；那就是对某些人的作品，往往一味投其所好，多迎合逢迎的掌声，耳畔满是“好了歌”！在不少场合，批评已经缺席，奉承司空见惯。谓予不信，且看举例说明。
一个唱得并不怎么样的歌手，其歌曲却常被吹捧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在一些亲情者的“掌声响起来”中，似乎天空中又冉冉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
有些才学画临池没几年的画家，缺乏“只研朱墨作青山”的恒心，也没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专心，但却被人在一阵阵掌声中，稀里糊涂地走到了当代“虾王”、今世“猫王”的位置上，被捧作承前启后的“大家”、最为耀目的“明星”、横空出世的“大师”。
还有附庸风雅的人，弄过一些极一般的文字，写过一些很普通的文章，思想没什么闪光之点，文采没什么绚丽之处，然而文集倒出了厚厚几本，于是就有这样的吹鼓手，不惜赋名节、费心血，洋洋洒洒地写下了肉麻的吹捧文字，似乎是“文曲星”下凡，天下文章一半是他做成的。
文坛的“好了歌”、吹捧风，也大有起于“青萍之末”、“吹皱一池春水”之势。前不久，一位著名作家在其作品研讨会上调侃地说：对于大家的论文，我都是从后面读起的。因为即使是一丁点“希望”和“缺点”之类的也只是最后带一笔，唯恐别人误解，还要添几句“瑕不掩瑜”、“白璧微瑕”之类的话。至于一些地方的作品研讨会、座谈会，露骨的吹捧、肉麻的喝彩，则是洋洋千言，不以为烦；浮浮万语，不觉脸红。
巴尔扎克的《幻灭》，曾深刻揭露了文坛、剧院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内幕丑闻，其中有一种专门经营掌声的行当鼓掌队。专门雇佣一批衣冠楚楚高坐于楼厅包厢的看客，为他们的主顾，女演员、居作家大鼓其掌。要是演员、演技和剧本真感人迷倒人也罢了，而这些“鼓掌专业户”则是对一些蹩脚的东西也大鼓其掌，大炒其戏，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心理：不看此剧遗憾终身。在左拉的《娜娜》中，也曾描写过被雇佣的捧场看客，其掌声热烈像士兵放排枪一样，于是观众也大受影响，发出雷鸣般的喝彩，疯狂地呼喊“娜娜”。其实娜娜并无演剧天才，是组织、授意的掌声将其送上了云天。显然，这种掌声是廉价的，是违艺德的，其作用是自欺欺人、欺骗他人。要想成名成家，正道大道惟有一条，那就是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著和“千峰万山尽入怀”的积淀，还要有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的精神，仅靠炒作，只会炒焦；仅靠装点，只会花红一时。
对文坛和艺坛，我们希望精品迭出，我们呼唤杰作惊天。只有那些真正为时代所喝彩，让人民所信服的东西，我们才会从肺腑中发出心声，从而形成真正的掌声。在拉拉扯扯中得来、于吃吃喝喝中拉来的掌声，只会败坏世风、玷污学风、亵渎文风，腐蚀世道人心，让人捏鼻作呕！艺术和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掺假，那些廉价的掌声所造成的轰动，或许会有一阵子的效果，但又岂能长久？或者也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那个三仙姑抹的霜，令人作呕之下，其效果适得其反！
三纸无驴与柳开千轴
不知你留意到没有，时下有一弊病在流行，有些人搞材料、写文章总爱搞几个“性”，如“重要性”、“必要性”、“创造性”之类，总爱弄几个“化”，如“一体化”、“市场化”、“大众化”。诸如此类，有些倒也用之精当，读之难忘，而大多则成了新的“八股”，可恶的还把一些文章和材料搞得洋洋万言空洞无物，泛泛一册并无精华，这种劳民伤财之举，繁文缛节搞形式，花拳绣腿图表面，按鲁迅的说法乃“无异于谋财害命”。
这种做法，应该打屁股。历史上朱元璋就曾打过这种人的屁股。有一文官，叫茹太素的，每每引文，总是海阔天空一番，几张纸写下来，还没有一个所以然。
朱元璋“厌听繁文”，龙颜大怒，就让他吃了苦头。此事在朱元璋本人写的《建言格式序》中提过。这茹太素也直该遭打，上万言书达一万七千字，套话、空话、官话就达一万六千五百字，真到了不打不知教训的地步。其实这种“三纸无驴”的文风，古时还真不少。沈括所写的《梦溪笔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书生柳开心气甚高，无端自傲，按现在的说法是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应举考试时，羽扇纶巾，穿着华丽，载文字千轴于独轮车上，招摇过市一番，投于主考官帘前，想以此惊世骇俗，取得功名。而另一位书生叫张景的，博览群书，自成一体，只在袖中带了一篇短小精干的文章献于主考。而主考阅之则大为赞赏，选了张景为优等。
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这一对比，还真应了“气球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压千斤”之说，说明棉花糖、膨化物、柳絮、稻草之类，人为地庞大，却是轻飘之物。也应了墨子的一则比喻：同样是叫声，青蛙彻夜不停，人们习以为常；雄鸡一声长鸣，唤醒天下。
古代的科举，是与士人一生的功名前程紧密相联的，读书人往往会全力搏之。看这位柳开，好讲大话空话，文章数量惊人，一副志在必得、自我感觉良好的架势。而张景书生意气不张扬，只是平静地“惟袖一书”，一份凭本事吃饭、靠质量取胜的自信。
在这个故事中，那位未具名的主司很重要，也很令人赞佩，如绿茵场上执法严格的裁判，没有他的公平、公正，恐怕张景生就会“空悲切”。可赞他通晓衡量文章的基本标准：宁要浓缩的短，不要稀释的长，决不为文章的长度、数量所唬。
如今，柳开的遗风、茹太素的作为有没有？答复自是肯定的，除了前面朱先生所说的“新八股”外，一些人提笔为文，只是一味求长，如同懒婆娘的裹脚，恰似山间竹笋、墙上芦苇，实则空洞无物或所言甚少；故弄玄虚，在一知半解中照抄外来的概念和术语，把一些概念的东西组为文章，以显示自己的时髦和深刻。还有的文章，有的堆砌词藻，拿名人名言壮胆子，用古典成语作靠山，更有甚者，东西不怎么样，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本领极高，远比茹太素、柳开会来事。在急功近利之心的驱使下，所谓“功夫在诗外”，在炒作的花样上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公关能力，以致一些平庸之作堂而皇之地载誉获奖。
在这个信息化、快节奏的年代，我们应形成这样的共识：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想想古人乾隆帝好写诗，每到一地总有墨迹，写了上万首诗，至今人们却记不住他皇上的哪一句。煌煌全唐诗，崔护的小诗仅有区区一首，王羲之的小文只有独独一篇，而所有这些，每每他们的诗文选本中选来删去筛不掉，皆因“质量上乘”也！而洋人可能更开明一些。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６５年，英国和美国的两篇千字论文就曾问鼎诺贝尔奖。
末了，须补一笔的是翻开《辞海》文学分册，其中介绍柳开云：“反对宋初的华靡文风”，“作品文字质朴，然有枯涩之病”，这当是他成熟时期的文学主张、作品风格。我想，恐怕在那次应举之后，他一定在人们的哄笑声中退而自省，幡然改进，改进文风，又博文名。一个人的名字能写入文学史，说明其最后还是有独特成就的。那么，柳开的转变经历，对一些自喜于洋洋洒洒、不啻是胡诌涂鸦的今人，当是一种启迪，也算是一种“人间正道是沧桑”吧！
从谎花说到海竽花
我曾做过关于“谎花”的文章，由“谎花”开得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继而讥讽喇叭花的热热闹闹，进而赞美无花果的实实在在。为使本文有个铺垫，再来状写一下“谎花”罢！
我有一亲戚，种桃栽杏是好手，“桃三李四杏五年”之类的植种经熟谙得很。
有年夏天我去他那里，只见这老倌拥有的一片桃林已是硕果累累、瑞气盈盈了。
偶有一天，这位亲戚挥汗刨一棵桃树，令我惊讶。他恨恨地告诉我：这树每每在春天开得有火烧青山之势，可就是不结果，被它骗了两年了，开的是谎花呵！
花有此称，新鲜。谎花不结果，原因何在？是树已老还是肥不足，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实在的农家人最恨的是谎花：花开得热热闹闹，果结得零零落落，或者根本没有，实在是忌恨得很。牡丹花如胭，不若桑果甜；世间万种花，最是稻花香。淳朴的农民没有诗人的浪漫，大凡田夫野老、蚕妇村姑追求的都是实在。只开花不结果，出路惟有一条连根刨！那份心情，那种期盼，与园林山水中观花赏月自是迥然的。
想来植物这东西着实也精怪得很。有“有心栽花花不开”之娇贵的，也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蓬勃的，有“花红一时间”耍耍你的，也有“越沉重的果子越是低下头”很谦逊的。还有的则是表面文章做得十足，时髦样子摆得离谱，却是十足的“害人花”，犹如鱼中的“河豚”一流的肥美十足的毒。据知有不少花是不可放在室内的，与人争夺生存空间倒在其次，慢慢损你性命就不可小视了。
近来从书刊上欣赏了几幅“世界花王”海芋的图片，文字介绍说是“千娇百媚，臭气熏天”。这种美轮美奂却恶臭之极的“霸王花”，据说不少人是敬而远之的，但也有人趋之若鹜。自然，奇臭与异香，既判若云泥，又因人而异。这同《吕氏春秋》记载的“逐臭之夫”一样，不仅爱闻臭虫之味，本人也体臭无比，亲戚兄弟妻妾都不愿意与其同住。最后，他自苦而独居海上荒岛，竟还有许多人连夜追到岛上，伴其左右！历史上的南朝还有个“嗜痂成癖”的人叫刘邕，“性嗜食疮痂”，就是喜欢把别人生腐疮而结成的痂当美食。
这海芋花，据《本草纲目》记载，方士号为“隔河仙”，可以点铁成金。这就难怪许多人不怕其大毒，不厌其奇臭，争着“攀龙附凤”了。海芋花开后，花蕊直冲上天，蕊穗如观音像在佛光之中的样子，故俗呼为“观音莲”，《玉册》中称为羞天草。观音莲状其美，羞天草言其酷，美姿艳容，自不必言。
这还真有点像当今的许多腕儿、款儿呢！也难怪英国人莱福士把它从苏门答腊引植到伦敦植物园，宁爱其美，不惧其臭，宁可繁荣了花园，臭了左邻右舍！
海芋花臭气熏天，自然没有滋养人类的花蜜，美丽的蝴蝶和辛劳的蜜蜂都避之惟恐不及，可喜爱逐臭的苍蝇和甲虫却是如获至宝，纷纷为之传播花粉，使其不断繁衍，以免绝种。这就是物以类聚吧？
海芋花硕大无朋，人称大王花，又叫霸王花，当今若有人写百花诗，会不会赞美它呢？晋人爱菊花，“菊，花之隐逸者也”；唐人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宋人爱莲花，“莲，花之君子者也”；今有人爱海芋的，会不会也因其臭而信口为之大唱赞歌？我想，谁也禁不了别人之口。常言道，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北齐的刘昼在《刘子·言苑》载：文王嗜胆，曾晰嗜枣。胆苦枣酸，圣贤甘之。记忆中，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即使把青蛙放在安乐椅上，它还是要跳进烂泥塘。
如此说来，逐臭也未必是不正常的。五光十色的世界，五彩缤纷的人世，即使是腐臭，一如臭豆腐，自然有人称其甘如荠；甚至象征邪恶的毒蛇巨蝎，也照例有人我见犹怜。所有这些，恍若霄壤的“两重性”，反而让人印象深刻，浮想联翩呢！而毒素则是可怕的，何况没有以毒攻毒之效的植物。
李时珍不愧是严谨的医者和学者，学识使其明白，睿智促其警醒。在“海芋”条下，他附录了“亦有大毒，误食杀人”、“如此毒草，不可不知”之句，这不啻是醒世恒言、警世明言呢！“文不如其人”
如今的人，对于孔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是压根儿做不到的，对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时时严于解剖自己”，恐怕也难觅这样的楷模，有嘴说别人，无嘴犯自身的主儿倒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其实，如今的标准也要降低一点，也不必如此严肃严格，但到一定时候深省一下个人行为，反思一些处世待人的做法，倒也是有些益处的，特别是鼓捣文字出思想的人儿。如我，也常写点自以为风雅韵致、心高气激的东西，也弄点劝人悟道、参透世间事、望穿人生路的文字，但碰到现实问题，处于生活激流，也感到本人有些精神苍老，境界苍白了。有时候，甚至有点“文不如其人”，这于我们这些做事而不屑作秀的人来说，当要警觉的。自然，还有的人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海阔洋洋，云水泱泱，但是产生的是“文章慷而激昂，做人总是猖狂”的效应，那就更伤脑筋了。
“文不如其人”者，其实不乏其人。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一派忧国忧民的样子，但据知他却对家民亲戚甚为不屑一顾，他当了宰相后，原来被他称叔叔的乡农李元，反而要叫他叔叔了。诗人王维有个弟弟叫王缙，据说诗写得与其兄不相伯仲，但因贪小爱财，其诗句就大打折扣了。王维在杜甫笔下赢得了“高人王右丞”的美誉，王缙则少有人记得他了。谢灵运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本是王谢高门，有着难以数计的田产和荣耀，但他欲壑难填，千方百计搞田地领土扩张，竟然将别人赖以为生的湖沼霸占，决之为田，课以租税。颇似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近闻湖面亦收租”；犹如三十年代刘师亮的讽刺性对联：“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惟有屁无捐。”谢灵运收了众多的良田和租税，当然无温饱之虞，故能寄情山水间，吟诗作画，他曾经很自负地说，设若天下之才有“一石”，曹植有“八斗”，古今诗人占“一斗”，自有“一斗”是他的。天下之财他有八斗倒是一点都不假，有财有才都令人高兴，但因才高而蛮横夺财，那就太霸道、不地道了。
名士的风雅也有假装的，为人所避讳，似乎不足与外人道，其实不然。“竹林七贤”的王戎就是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