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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不止是在倾听对方的谈吐，同时也在说教，好似牧师要说服一个不信仰上
帝的人。所以，谈来谈去，决不能得出结论：对于个别谈话的人，已被谈得心说诚
服接受了感化，给以一个正面的肯定的考核鉴定。关于修养报告，那是在管理上一
种消极记录，主要是第二组提供的材料。同样，不能以这种材料为根据，就判断某
人思想的转变。一个作为犯人的人，只要不犯监视，不发牢骚，而又参加劳动生产，
被认为是好的表现，但决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内心转变，或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至
于日记、笔记的审查，实际上也是不足为凭的。最后谈到奖励报告一项，主要是由
秘书室供给材料，附有他们的考核按语。看来，多是一些隔靴抓痒的话。此外还有
一点工厂方面的考勤记录，不过是请假与工作的登记表而已。
反动派的手法，是麻醉与收买同时并行的，为配合教务所的思想教育工作，他
们有一套奖励制度。这种奖励大都为金钱、日用品与加菜之类。被提出参加工作的
少数人，包括教务所的工作者在内，一般都是久经考验、经过斗争生活的人，是不
容易被其麻醉软化的。所以整个说来，教务所干的教育思想工作，包括感化与考核
在内，从某一角度看，或者起了一点安定作用，但从反动派的政治目的与要求来说，
基本上是失败的。
其次，说到息营的生产活动。
在后一阶段（解放前两年）反动派对于生产业务，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大力在
干。这决非为了改良息营的囚犯生活，主要是周养浩想以息管为经济地盘来剥削囚
犯的劳动力——无偿的劳动力，以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
生产部门最大的业务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工厂，一个是运输和商业。工厂方面
主要为印刷所的经营。他们从贵阳买进了几副圆盘印刷机和几副全套活字，又从贵
阳聘来一些排字工人与印工。即在营内建筑工厂，训练工人。挑选大批有文化的比
较年轻的人犯参加排字与印刷的短期训练。从息烽、贵阳、重庆各处，接受大批印
件。局本部的文件表册，都由息营包办下来。至于息烽县府、息烽训练班一应公文
教材，也由息营一并承印。至于息营本身的东西，如复活月刊、读书指导、养正周
报这几个刊物，当然都一致改为铅印出版了。在人歇机不歇的情况下，印机简直是
日夜不停地工作。工作的人，几十人一班，轮流交替，还忙得不得了。可见生意兴
隆，生财有道。但作为工人的囚犯们，则普遍感到疲劳过度，营养不足与睡眠不足，
大都眼睛红肿，面黄肌瘦。即使在大棒鞭策之下，怠工、破坏机器和将铅字偷出使
无法完成排字上机等消极抗拒行为，则是经常发生的。反动派为了防止这种事故，
建立纠察小组，日夜监视。同时又实行物质奖励办法，来刺激犯人的工作情绪。
周养浩为了投机倒把，除了将息营的几部大卡车专作运货之用外，同时还买进
了好几部。利用犯人丁某兄弟等为司机，一面又以带徒弟方式，训练临时司机。为
了怕犯人逃跑，每一辆车子都配上一二个刽子手，作为押车人。驱使这般犯人司机
日夜不停地奔驰于贵阳、昆明、重庆之间，为反动派的发财服务。因为当时在抗战
期间，后方交通工具异常缺乏，各处都是货堆如山，无法运输交流。同时，又派出
心腹干部多人，分驻昆明、贵明、重庆各处，坐地打听行情，并用密码电报相互报
告。如他们在贵阳大批收买木炭、纸张等，运到重庆发售；又从昆明购进大批化妆
品，运到贵阳、重庆。转眼之间，获利几倍。周养浩又命令在运货车上挂上军统的
旗子，作为军用品运输，既不缴养路费，又不缴税捐。当时的交通检查都掌握在军
统之手，所以他们敢于胡作非为。
除上述两大部门之外，在工厂方面，还有几种业务。如缝纫部也动员了几十个
囚犯工人来干。除了息营本部的囚衣外，接受外边大批服装生意，同样是剥削犯人
的无偿劳动，最多支付几个聘来师傅的少数工资。加上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与
草鞋部的几个单位，都与外面挂上了钩，不止是有货输出，而且有时还派人出去工
作。即以内部所设的消费合作社而论，从饮食业到日用品，行行俱全，其实是合作
社其名、商店其实。以上的巨大收人，绝大部分是人了周养浩、戴笠、毛人风等人
的私囊。因此，在军统中，大家都视息营为发财的宝库，可是因为周是戴笠、毛人
凤的宠儿，他的政治地位也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无法动摇。
各种问题研究会和戴笠的野心
1944年夏，因苏联的反攻胜利，国际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戴笠曾到
息烽视察，对于息营的全部情况，认为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尤其是在禁的许多民
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与高级官吏，既不能全部杀光，也不敢全部释放，究竟如何
善后，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戴笠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能不收揽一些
政治人才。他的策略是，第一步将他们组织起来，第二步再来运用他们。戴与周养
浩作了几度详密研究之后（据周事后谈，戴曾将全监名册详细审阅，在若干人的名
字下，加了批语），就定出了一个计划。先拨3 万元经费，挑选一部分人组织各种
问题研究会。暂时利用他们在此研究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方案，以供参考。具体的
措施是：一次拨发9 万元，一方面对这一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他们的身体健
康；一方面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补充他们的精神食粮，并供研究参考之用。
开成立会那天，在一个教室里，布成圆桌式的会场，摆上桌布鲜花，在另一个
教室里，则摆好了几桌筵席，水陆杂陈。开会时，周养浩首先讲话，大意是“各位
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受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
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
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云云。这一席话使我们啼笑皆非，
无话可答。以后即进入饮宴之境，大家碰杯猜拳。在那种环境里，我们得到这种待
遇，诚然有点意外，但每个人思想里，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阶下之四，前途命运，
还是未知数。而且这个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还是一个谜。因为在这样一个绝对
秘密的集中营之中，竟然组合我们成立这样的组织，确是破天荒的事。该会自始至
终，都是在周养浩直接掌握之下。即每次大会，都是由他自己主持的。
自宣布成立以后，下一阶段，即进入具体的组织过程与研究过程。组织的情况
是这样的：在周养浩直接领导下，分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四个组。各组均
按其性质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结果，提出具体方案，直接向戴报告。关于成员人选，
是经过他们挑选的，从左到右，各色俱有。人事大致如次：政治组：组长是我，组
员为罗世文、杨世荣、奇丕彰、孙壹东、张资平、黄民魂、孙履平、李楷、阎鉴清
等人。
经济组：组长周科征，组员有宋绮云、何麟书、舒翼、王某等人。
军事组：组长黄显声，组员有李铁夫等人。
教育组：组长刘丕光，组员有车耀先、韩子栋、文光甫等人。
总人数未超过30人，以政治组为最多。内有军统高干数人，如孙履平、黄民魂
等。共产党员及与党有关系者数人，如罗世文、韩子栋、刘丕光、车耀先、宋绮云
等均为禁闭多年之共产党员，而黄显声、周科征等，均直接间接与党有关系者。其
他大致属于中间集团之人，比较突出者，一为周佛海之岳丈杨世荣，一为内蒙古德
王之代表奇丕彰。
以住区而论，则以忠斋为最多，其他各斋亦有，且有多人为自由修养人。所以
开会讨论，必须事先报告，经核准后始可提调集中一处。但四个组长，均同住忠斋，
可以随时交换意见。
至于研究题目的提出，有两种方式。一为自上而下的指定，一为自下而上的请
求核准，两者同时并用。记得政治组第一次的研究题目，先为上面指定：“开展本
团体政治工作方案”，大家本已根据指示，进行分工研究。但正在进行中，周养浩
又临时变更计划，要我们研究“新监改革计划工作方案”，前指定之题，改作下次
研究。于是我们又根据新的指定来进行商讨。经过几次讨论，才完成初稿，由我统
一整理。内容很多。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改革办法，但原则上不外监狱学校化与监狱
生产化两点。在这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些中外监狱改革的参考资料。在完成初稿之
后，先送周养浩审阅，再行誉清交去。当第一次研究任务完成之后，接着又搞第二
次研究，题目即上次所指定者。齐稿之后，先由我统一整理，再讨论通过。此次研
究的重点是把军统作为一个政党前身来考虑，最终的目的是，将来要开展组织成一
个独立公开的政党。毫无疑问，这个政党的党魁，就是戴笠自己。方案里最强调的
工作是，一方面要吸收人才和培养人才，一方面要多创办学校、书店，以及出版杂
志报纸等。对于如何从扩大政治影响到进行实际活动，从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的政治
运动，也多少提出了一些意见和措施。
据周养浩和我们说，戴笠已有搞政党活动的兴趣，但并不放弃特工。戴认为特
工是他将来搞政党活动的基础，但只靠特工为基础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公开的
活动。所以他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八个字来作行动方针。他对CC与政学系是
根本瞧不起的，矛盾也很大。我在狱中曾看到他们的秘密刊物（家风），其中有戴
笠的演讲，对于CC大加攻击，并要他的部下，对CC展开全面进攻。CC与军统同为蒋
介石的左右手，但戴却以敌人的态度来对待，由此可以看出戴笠的最后目的，恐怕
不止于作一个希姆莱而已。
另一方面，我且引出狱中的军统高级干部朱某、黄某等的具体看法，作为具体
参考。据他们透露，戴的野心很大，有决心有计划要自成一家。在各方面，已下了
不少功夫，有些是蒋知道的，有些则蒋也不清楚。根据他们的分析，有下列几点：
（一）与胡宗南的紧密勾结。除了他与胡结为金兰弟兄之外，还叫他唯一的儿子拜
胡为义父。胡的妻子，是戴给介绍的军统特务。他们以道地的封建关系为纽带结成
胡戴同盟。在工作上、人事上，都配合一致，尤其在西北方面。（二）他不断扩充
忠义救国军的实力，而且完全美械化，同时还派了不少心腹干部去加强领导。（三）
与当时伪军有许多联系，一旦转变，可以掌握。（四）全国的交通警察机关和部队，
都在其掌握中；对陆、海、空的交通据点，均能控制。（五）税警机关及缉私机关
以及部队，全在戴的指挥之下，力量不小。（六）他的军事谍报工作，不止布满全
国，即在海外使馆，也建立了基础。（七）各省公安局或部队，多数归其掌握，例
外者甚少。（八）他的一般情报工作，已打人全国各省的行政部门，到处扎根。由
此看来，他的作法，实已超出任何国家一个特务情报工作范围之外。他的活动经费，
直接向蒋报销，从不通过军需署，再加缉私所人，所以他的活动用费，不受什么限
制，为发展个人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他特权在握，为所欲为。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心腹对他都侧目而视。据说，
他与宋子文的关系相当密切，如有紧急需要，可以一次挪动几百万元，毫无问题。
他对宋固然起了保镖作用，但宋对他，也起了保姆作用。他对孔祥熙则是另一种作
法，有时还故意与孔为难。听说孔戴之所以矛盾，主要是为缉私收人问题。
一次预谋未成的暴动
在特务们的严密管理下，虽然特别的活动是困难的，但并非无隙可乘。一般说
来，如与室长的斗争，各斋间的秘密通讯，传递消息，以及工厂里的怠工、破坏和
揭发特务们的罪行等活动，有时是相当尖锐的。有些特务犯，由仇视我们而同情我
们，被我们争取过来，与我们一致行动，给我们许多方便。有一次功败垂成的大暴
动事件，可以说是息营自成立以来一次反特斗争的高潮。
周养浩利用职权调戏在押女共产党员张露萍未达目的，又发觉张与我秘密通信，
于是借机进行报复，将我杖打一百，并罚我二人镣禁和吃盐水饭之后，全营的人包
括一些特务在内，对于周养浩的丑恶面貌与无耻行为，无不愤恨。对于我们所受遭
遇，都表示同情。我当然更积恨在心，等待机会，以行动答复行动。
我因为在自由修养阶段，可以自由活动，各方面联系比较活跃，和军统干部们
也时有接触，尤其和息营特务队长占志成颇为接近。占是浙江人，却在息烽娶妻生
子，早不想干这种工作，企图别谋出路。但几次请假，都未获批准，对周养浩的专
横亦感不满。他不仅和当地的老百姓搞得很好，而且和袍哥土匪之流也合得来。息
烽一向土匪很多，虽在特务统治之下，仍有集结活动。这些情况和人物，占是了然
在胸的。因为他久有脱离团体之心，不止暗中掩护，而且还有秘密往来。在我受到
处分后，他颇为不平，一次酒后失言，说要把周干掉。事后被周听到，深为震怒，
不久就借其他理由将其禁闭，另派人代理队长职务。
占志成自被打进监牢后，对周养浩更为愤恨。因与我不在一斋，开始无法会面，
但不久即取得联系，无话不谈。为了表示同心，占和我及另外两个囚犯，结拜为义
兄弟。4 人日夜研究，要相机行事，来一次里应外合的大暴动，并决定几点行动计
划。大致是：（一）由占团结他的心腹部下，组成一个小队，作为发动的基本力量。
（二）与当地土匪头子段某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同时由占设法搞一部分新武器交
段使用。（三）在牢内秘密发展细胞组织，每斋建立行动小组，届时一致行动。
（四）决定在行动前，以火攻为主，办公室与监房、工厂同时纵火，内外同时行动。
（五）由段某组织突击队，事先破坏电线交通，以继绝反动派外援。（六）对外宿
军统干部，同时控制，首先将周养浩一家捉起来。我们并根据情况及地理环境，拟
定了进攻路线及退却路线，和暴动成功以后的作法。
在这样秘密策动之下，全监参加行动小组的已达60人，都是一些壮健坚强分子，
而以印刷所工人为主。大家以种种方式暗中联络，随时通讯。眼看着占志成禁闭之
期将满，内部已有眉目，一切只待占出去活动。一次我们4 个人于放风时密谈，我
为说明进攻形势，随将竹枝在地下画一地图。正密谈间，忽为一个特务兵士黄某看
到，深为怪异。黄某对占一向有意见，就向周养浩告密。
周接到告密后，马上到我们谈话地点踏看，但结果是一无所获。接着即提我们
4 人审问，并与黄某对质。可是，我等在知道黄某告密之后，4 人宣誓，无论刑讯
或枪决，决不吐出真相，以免牵动全局。因此，虽经几度讯问，毫无结果。但4 人
则受到分别镣禁的处分，并严密监视。一时监中空气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周养浩对我抱有宿恨，恐将借此开刀，于是秘密通知占等，
嘱其设法越狱逃出，速与土匪段某联系，一面争取部下，采取非常行动，或可死里
求生。对在监的同志们，亦告知作思想准备，以应付万一之变。占志成在同室同志
的协助之下，秘密破镣，并破坏后壁一线，于大家人睡之后，即冒险逃出室外，先
伏在沟中，几经危险，终于越狱成功。第二天早上点名时，反动派才得发觉，大为
震惊。经过监内搜索，了无踪影，于是全监上下，都轰动起来，反动派也手忙脚乱，
发动人员到处搜捕。
但占志成越狱后，未立即上山联络段某，却先跑回家中。在几经搜索之后，终
于又将他逮捕回来。于是审讯日夜进行，威胁、利诱、棒打，一齐向我们4 人进攻，
但得不出一点内容。除黄某一人告密之外，又别无佐证。周养浩是一个老练法官，
于是改变了审讯计划，对于我暂置不理，对于占等3 人，则由刑讯改为说服，分别
提出来，作了好几次长谈，并对他们保证：决不追究3 人责任，但对我的活动情况，
必须全盘托出，才可以将问题缩小交代云云。可是，周养浩虽然用尽心机，而占等
3 人，依然一致矢口否认，使周一筹莫展。最后又改变办法，交由教务所长文光甫
来进行审理，并刺激文光甫说：“他们成功，你也在杀头之列，如不搞一个水落石
出，不止我对不起老板，而且新监的问题就多了。”文光甫心中有数，无论周养浩
如何催逼，他决不落井下石。因此，在形式上他虽然再三审问，几次对质，最后还
是以得不到佐证为理由，无法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周也不能凭空捏造，这一
场紧张局面，才没有扩大。最后不得已，才以监内纪律问题处理而告结束。而我们
4 人的镣禁生活，却在半年之后才得解除。
军统兰州秘密监狱见闻
甄载明
我于1938年2 月13日和1943年3 月9 日两次在兰州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先
后被羁于伪警察局和广武路121 号（现为秦安路79号）军统秘密监狱。现将在被监
禁期间的亲身感触和见闻回忆如下。
1937年夏，我在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兰州救亡运
动进入高潮，我在中共驻兰代表谢老（觉哉）的教导和进步人士吴鸿宾、杜汉三、
王教五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救亡活动，遭到了复兴社特务分子杨居敬等人的
嫉视。我随即于二月13日在赴别人宴会后返回军部的途中被捕。被捕后先被拘于警
察队（今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