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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秘闻-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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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严佛
    1937年10月,宣侠父一到西安,就成为军统局西北区的重要对象,经常派特务
跟踪监视,把他的言行动态随时转报军统局和蒋鼎文。当时我以西北区区长身份兼
行营第四科科长,跟行营一起在西安新城内办公。蒋鼎文的办公室,就是有名的西
安新城大楼。11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壮实
高大、脸带紫色的人,坐在沙发上面与蒋鼎文谈话。我只好退出来,在外面候着,
时间不久,那人出来了,我再进去,蒋鼎文对我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
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我在他们那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
系。他是个老共产党,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们接头的。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
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
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
    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经蒋鼎文这么一说,我对宣侠父更加注意了,因此,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
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这个监视哨最
初的主要目标就是宣侠父。我告诉李翰廷和那个派出所长,叫他们对该派出所每个
警察切实交代,必须把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确确实实认清楚,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得严
加注意,决不放过,也不可认错了人。我严格规定:派出所对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
处任何人,只是以穿警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固定的监视,不化
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作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任何人的监视,必须绝
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
:确实掌握宣在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必须立即报告。
    后宰门派出所的警察,不和其他特务人员作正面联系,并不准其他便衣特务或
化装的特务到派出所去。另外,我指示李翰廷直属组比较精干的组员两人到三人,
专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以监视宣的行动。首先的要求是确保身份秘密,
勿使对方发觉,如果发现有被对方察觉的迹象,立即放弃监视,并撤销派他监视宣
侠父的任务。其次,才是要求从跟踪监视中掌握对象的动态:常到哪些地方去,常
和哪些人来往,偶然去的地方和有时接触来往的又有哪些人,他有什么特殊动作或
嗜好,等等。
    我还与李翰廷研究,对宣侠父的监视,不必死盯硬跟,能够从侧面运用可靠的
关系以掌握宣侠父的行动,那就更好。我与蒋鼎文密切联系,把有关宣的动态情报,
随时向他汇报。蒋鼎文左右诸暨人如蒋鼎文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
机要科长寿家骏等,我都指使他们利用诸暨同乡关系注意宣侠父。西安警察局长杭
毅当过黄埔第一期队长,也是宣侠父的老师,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别与宣
将军为黄埔第一期同学,我也动员他们和宣接近,进行伺察。此外,我还指使杨虎
城旧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注意宣将军与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和西安各方面
的接触,并随时告诉我。这样,我用尽了心计,动员了军统局西北区能够使用得上
的力量以对付宣,比较确实地掌握了他的行动。我把这一揽子阴谋暗算伎俩,都告
诉了蒋鼎文,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也自以为得意,并报告了军统局。
    从1937年冬天起,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向蒋介石汇报的主要内容有:(1 )
    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长老
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八月宣侠父与西
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
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因此
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3 )宣侠父在西安
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
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4 )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
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
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5 )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
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这些情报内容空洞,没有具体事实根据,但引起了蒋介
石对宣的仇视,种下了杀机。
    1938年5 月,戴笠调我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我离开西安前夕去见
蒋鼎文,蒋对我说:“宣侠父在西安,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
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
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
乱子不可。”蒋鼎文还对我说:“可惜你非走不可,宣侠父的事,你要好好地交代
下去。”我说:“我离开西安后,第四科(即西北区)交中校科员徐一觉负责。”
    随后,我介绍徐一觉见了蒋鼎文,并叮嘱徐一觉关于宣侠父的事随时和蒋鼎文
联系。
    5 月中旬,我到武昌军统局,把我在西安监视宣的情形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
并经戴笠转报蒋介石。
    6 月底或7 月初,我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接到徐一觉的电报称:“奉行营蒋主
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等语。我把来电交戴笠看
了,他说:“宣侠父的事,委员长昨天已经告诉我了,蒋鼎文最近又有电报来,委
员长指示执行的。”我离开西安时,军统局派共产党叛徒李果湛接任西北区长。李
延期未去,戴笠认为他延误行期、违抗命令,撤销任命,降级派到军统局临澄特务
训练班当教官。由于没有适当的人,9 月初,仍派我赴西安复任军统局西北区长,
同时徐一觉也调离了西安。
    我到西安后,西北区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国徐一觉对杀害宣侠父
案的奖金分配不公平,要求我报告军统局追究。我认为事情过去了,顾虑调查追究
可能泄漏宣案秘密,劝他们不要追问。同时,我向了敏之询问了杀害宣侠父的经过。
    他说:“蒋鼎文接到蒋介石指示杀害宣侠父的密电后,把徐一觉叫去,当面派
徐一觉负责执行,亲笔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一觉。手令是这样写的:”派第四科科
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蒋鼎文(签名)。‘徐一觉回到四科办公室找我
与李翰廷研究执行办法。为了确保秘密,我们决定于深夜在城内执行。李翰廷说,
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陵)一带荒地,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附
近没有老百姓住宅,暗杀后,就可以把尸体投下桔井复土掩埋。执行暗杀决定用绳
索套颈,不用枪打,并准备用棉花塞住口腔,防止他叫喊。李翰廷领着徐一觉和我
三个人坐汽车到下马陵附近察看了一下,那口桔井很深,早就没有水了,下马陵一
带白天都没有人,是西安城内最偏僻的地方。因为宣侠父的行动无法掌握,经徐一
觉要求蒋鼎文伪称有事找宣侠父面谈,于某夜*时后,蒋鼎文在后宰门公馆(距离
八路军办事处约2 里)打电话把宣侠父骗了去,谈到深夜1 时左右,正是和徐一觉
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回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
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
中途某处马路旁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
行动。
    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
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当宣侠
父被架上汽车时,还怒骂了一声:“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
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我早就带了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
戒,等候他们,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
侠父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金表链,被他吞没了,没有往上报。尸体投下
桔井后,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我们回到第四科天快亮了。第二天上午,
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2000元。徐一觉自己独得1000元,
剩下的分配给参加执行的十几个人,大家都不满意”等语。
    9 月间,蒋鼎文忽然找我去,说:“宣侠父的事发作了,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
行营追问,要我负责把宣侠父交出来,同时延安共产党已经正式向委员长提出抗议,
要求非把宣侠父交出来不可。宣侠父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如果让共产党找到
了,我负不起责任,你赶紧搬动一下吧。”我说:“宣侠父的尸体丢在城内下马陵
附近一个枯井里面,我也觉得不稳当,准备起出来,埋到城外去。”他又说:“搬
到城外去比较好,你就去办吧。”我回到第四科办公室,把李翰廷、丁敏之找来,
指示他们到城外去找一个离开道路较远的荒地。于夜间挖好坑,把宣侠父的尸体搬
去掩埋。当时军统局西北区已经由西安新城搬到城东南隅玄枫桥仁寿里4 号,离城
墙近,就城墙根挖了防空洞,开了两个口通向城处,加设了两道门,平时上锁,遇
到日本飞机轰炸,可从防空洞里面疏散到城外去。宣侠父尸体迁移后,丁敏之领我
到城墙上,指着西安城外东南角上离城一里地的新土堆向我说:“宣侠父尸体就埋
在那里,从防空洞搬出去的。”
    10月间,蒋鼎文又向我说:“延安共产党已经向委员长指出来,宣侠父早就在
西安被暗杀了,追问不已,非叫负责答复不可,委员长只好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
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这就是宣侠父将军在西安被军统特务杀害的经过。
 
 

       


             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
                钱芝生
              丈量才致死的原因
    我在抗战前曾任(申报》驻南京的教育新闻记者十余年,对于申报主人史量才
之死的原因知道一些。我的新闻写作对于他的死也多少起着一些导火线的作用。
    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他办《申报》,至少希望有人要看,不至减少它
的销路。所以他时常冠冕堂皇地对我们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
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因此,《申报》在北洋政府和国民
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言论和记载,对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
不敢公然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地批评一下。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
然有两面性:一面怕军阀(例如北洋军阀中的沪军司令卢永祥)和蒋介石,想和他
们妥协;一面又不满意他们对他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史量才自恃《申报》
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去奈何它,所以不但不大肯听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的话,完全受它利用;有时甚至反而对它泼冷水,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以表示所谓“公道”。这在史量才收买了上海《新
闻报》股权以后,更为突出。那时他在上海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纸托拉斯的一个掌
握者报界权威。编辑方面遇有重要的言论和记载登与不登,都要向他请示,由
他决定后用电话通知。后来,他竟允许《申报》的《自由谈》登载起鲁迅和陶行知
化名“不除庭草斋夫”的文章(陶文是《古庙敲钟录》来,深刻地或冷言冷语地反
对蒋政权。甚至发表所谓《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申报月刊)创刊
号并且有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
等比较进步的作品。此外,史量才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由于杨杏佛陪同孙中
山夫人宋庆龄女士去见史,要求他捐助十九路军军切,史捐出了巨款,为不抗日和
嫉视孙夫人的蒋介石所不满。但蒋介石并没有杀史的决心。直到朱家骅任教育部部
长期间,在1932年6 月底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段(锡朋)学潮,由我据实写出,
《申报》予以发表;于是朱家骅在盛怒之下,与想控制申新两报的上海市教育局长
CC首要分子潘公展两人出面,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分别向蒋介石江
西行营直接告发。此后又发生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反蒋杀邓(演达)事件,
也牵连到史量才。
            《申报》的《剿匪评论》
    就在1932年吕月间,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命令禁止《申报》邮递。《申报》除
了在上海租界发行,上海警备司令部对它无可奈何以外,上海的租界以外地区和国
内其他各省市城乡,凡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一律被禁令截留,不能投递。史量才在这
种情况下,当然非常惊慌,不得不到处设法谋求解禁。因为《申报》驻南京办事处
的采访主任秦墨晒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就派秦奔走于南昌、武汉之
间,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秦在南京先去见陈立夫,陈立夫还写了两封信,一封
介绍他去见蒋介石,一封介绍他去见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秦到了庐山,适逢蒋介
石上轿下山,准备乘专机飞汉口。秦送上陈立夫的介绍信,蒋看了,就叮嘱秦另乘
轮船上汉口去谈。秦到了汉口,先见杨永泰,杨就把7 月间朱家骅写给蒋介石的8 
张信纸的一封长信和潘公展的一份报告,一并拿出来给秦看。信上有蒋介石用红铅
笔批的“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信和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上海报阀史量才利
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
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
和《申报月刊》的登载陶行知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部长等,都是
不利于“党国”的,等等。
    那时候,蒋介石正忙于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围攻,《申报》却先后发表了几篇
《剿匪时评》,原文大意如次:其…:“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
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
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
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挺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
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
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
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
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
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这些评论和关于中大学潮的评论等等,蒋介石由于“日理万机”,先前当然没
有看到。现在朱家骅、潘公展把它们剪附在信和报告里给蒋介石看。蒋一看之下,
当然要勃然大怒,立刻下手令禁止《申报》发行了。
         《申板》的“中大殴段学潮”记载和评论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留学德国,学习地质。回国后充任北京大学教授。
“五四”运动中,他是国民党右派领导之一。其人心粗气浮,刚愎自用,但又善于
吹捧。由于国民党元老派如戴季陶、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等的赏识,以及CC的
提携(后和CC争权交恶),在蒋介石王朝官运亨通,一帆风顺。1930年由广州中山
大学校长调任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长中大不到两年,而学校经费积欠达半年,以
致引起中大师生不满。1932年初改任教育部部长,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之久,
校务无人负责。起初朱家晔推荐任鸿隽为校长,任坚辞不就。继而指由工学院院长
刘光华代理,又为学生所反对。之后,由教务长查谦兼代,查仅允暂时维持,仍请
政府迅速派人接替。一直到6 月中旬将要放暑假的时候,朱家晔才提请行政院简派
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段于6 月四日上午8 时半乘汽车到中大接事。
事前中大学生已有所闻,以段是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极为不满。那天
早上8 时正在体育馆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应付办法。忽闻段已经到校,学生多人
就蜂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摆起官僚架子,申斥学生,并且奋其两臂,捉
拿为首喊打的学生。学生不服,群起将段殴打。段趋避不及,脸胸各部受伤,所着
长衫被撕破,汽车玻璃亦遭击碎。朱、段立即报告行政院,当日行政院就决定命令
解散中央大学。先后逮捕学生王志梁、钱启明、陈克诚、谢治珍等60评余人。当时,
我在中大工作,兼任《申报》和《大公报》的教育新闻记者,据实写了报道,在
(申报)上揭露,为朱家骅所不满,被诬为“煽动中大学潮的恶劣分子”,也由警
备司令部予以逮捕。我被捕3 天后,由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会会长陈珳勋保
释出狱。
    殴段风潮发生的当晚,教育部派秘书易克疑电话召请南京各报社记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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