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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现在，答案有了，就在足球场上、在史迪文森小学的毕业典礼上、在一个美国中学生的话里、在库格小学的教室里、在那8岁女孩儿和老师的一问一答中。这同中国的教育的确有些不同。
于是，我们和小宁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问：我看过中国电视台上的一个儿童节目，就是教给儿童不要相信陌生人，否则就有可能上坏人的当。有一回主持人还请来几个武术教练，教给几个五六岁的孩子“防身术”。告诉孩子们人身体最薄弱的地方是哪里，怎样用两根手指去戳别人的眼睛，怎样用膝盖去攻击别人的下部，还有现场演练。主持人很得意，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一起来学。
答：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看这种事情，也许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看到美国在教育孩子不要伤害别人，中国在教育孩子怎样防范别人，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问：你认为这有很大区别吗？
答：区别很大。学习做人是小孩子的第一课。这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中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我现在一下子也无法证明这里面的区别，但是我知道中国人看社会看别人总是很负面的，爱往坏处去想。而美国的孩子总的来说看事情都很正面，不往坏处想。
问：我们总说美国人头脑简单。照你的意思，应该说他们的心理比较健康，很阳光，而不是那种很阴暗的感觉？
答：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教育是不同的。首先是教育的宗旨不一样。美国的教育更从人的角度去讲，教给你怎么做人，怎么对待别人，教给每一个公民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是他的最基本的宗旨。而中国的教育，是从科学技术出发的，是为了培养科学家，培养人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孩子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把它叫做“优秀的代价”，结果是导致了他们的很多不优秀。
问：你是在说“高智商、低情商”？
答：他们也许是在用情商换智商，得到了高分，却也养成很多毛病。所以这种“优秀的代价”很可怕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毛病，是一代人两代人的毛病。他们很聪明，很会考试，脑子里面有很多知识很多概念，手上有一大堆成绩单，但是他们没有激情，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没有想象力，没有韧性，不能吃苦，不会交流和沟通，不会和别人讨论问题，不善于表达自己，也不能理解和关心别人，不会和别人合作。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总是用负面的眼光看人看事，出了一点问题就喜欢抱怨别人。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动性，中国的学生特别缺乏。
问：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主动地去做过一件事情。老师让他们读什么就读什么。他们已经养成了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情的习惯。
答：所以说，中国的学生缺少一种内在的动力，如果我让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完成得很好，但这就跟他上学读书一样，老师让他做这个，他就做，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且做得很好。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地创造性地去做事情，从来没有一种激情从内心往外涌出来。英文叫做drive，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可能叫“主动性”，或者叫“驱动力”。这种东西中国学生身上是最缺少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还是被扼杀掉了？
问：我相信有些孩子在争“第一名”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能肯定你说的“优秀的代价”是普遍的有规律的现象吗？
答：有的小孩子特别聪明，虽然在这种巨大压力的环境之中，他用80％的智力就把这些压力都消化掉了，那么他还有20％的时间去干别的，也就有一些空间来塑造自己的品格。比如开复、亚勤、向洋、宏江，就是这样的。他们也许用一半的聪明就可以对付考试的压力，然后他还有一部分精力去应付别的事情。但大多数孩子需要用全副身心来承受分数的压力，这样他就不知不觉地损失了自己的情商。
问：我能理解你说的“全副身心”，因为我亲眼看到过一个高三学生读书的情形。那是真正的“闭门读书”，你一定不能想象，就是用报纸把窗户玻璃贴上，整天不往窗外看，也不让窗外的阳光射进来。
答：这就是与世隔绝了，弄不好就养成了一种孤独的性格，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不愿意分享，只愿意自己在那做来做去。
问：你觉得中国的孩子快乐还是美国的孩子快乐？
答：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宠的，父母为他们做了一切，但我总觉得他们不快乐，至少不如美国孩子快乐。这也是“优秀的代价”。他们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社会的期望，先是付出他们的童年时期，接着付出他们的少年时期。没有童年的一生能说是完整的一生吗？你有机会可以问一问那些优秀的学生，看他们是不是快乐？
第94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 ↑回顶部↑
你别看我是个好学生，其实我不快乐
美国一个大学教授说，中国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很压抑。如果是真的，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朱文力
谈到“快乐不快乐”，朱文力的叙述是从一个她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开始的：
“美国一个大学教授说，中国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很压抑。我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但如果是真的，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人的情商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形成？这是大家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朱文力也说不清楚人性的压抑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她知道，中国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压力下生活的，总是在跟别人的比较中成长，总是在试图超过别人，考试要比别人好，名次要在别人前面。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小皇帝”、“小太阳”，要什么有什么，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快乐。比不过别人的时候不快乐，比别人好了还是不快乐，因为总是怕下一次别人超过他。这种教育文化是不会让孩子放松的，孩子自己也不会去放松，觉得放松一个晚上都是在浪费时间，看电视也好，看小说也好，都是在浪费时间。朱文力说：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你别看我是个好学生，在赞扬声中成长起来，其实我始终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始终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朝前走。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快乐，不管自己学得有多好，都嫌不够，老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也没有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快乐。
这跟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关系，但恐怕不只是制度，还有文化。其实在美国的中国家庭，也有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态，也要上名牌大学。这会影响人的一生，贯穿一辈子，然后还会影响下一代，就像朱文力对待自己的儿子。儿子现在9岁了。她经常在想，绝对不能让儿子重复自己的路。“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不想让他形成像我这样有些畸形的心态。”她从来不强迫儿子学什么，或者不学什么。她说她不愿意让孩子受这个罪。不管他想学什么，她都会全力支持他。
可是有一天，儿子告诉她，自己将来要“当个士兵”。当时她就随口敷衍一句。后来就忍不住总是想儿子的话：“如果他到了18岁，真的还要去当士兵，那我可能就要犹豫了。我可能也还是希望他当个科学家之类的，听上去比较体面，挣钱也多一些。我觉得华人可能都是这种心态，没有办法。”
新发现
1。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有80％的人是从小地方一步一步地走到大都市里面来的。
2。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观点，在我们研究的对象中，无一例外地被证实。
3。把“E学生”和其他层次学生区分开的最重要的因素，几乎都是属于情商，而非智商。
4。大多数按照传统标准评判的好学生，都在为智商的成长付出情商的代价，而且他们并不一定快乐。
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E学生”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秘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每逢关键时刻，都有杰出的老师在身边指点迷津。
关于“人品第几”的辩论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了解，但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
——李开复
名人一旦离开公众视线，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忘记。可是李开复离开中国回到雷德蒙微软总部就任副总裁已经三年了，北京这边的大学校园里，他的影响依然挺大，他和他的中国伙伴们的那些故事，依然挂在很多学生的嘴上。人们提到这个名字，就会说微软和别的西方的公司不一样，他本人和那些纯粹的西方老板也不一样。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华人，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而是因为他对中国学生的那种特别强烈的关注之情。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他在2001年夏天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到《对话》节目上去谈一谈，话题是围绕“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展开的。这话题在李开复心里盘桓已久，本来就是不吐不快，于是他欣然从命，来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之前还特意换了一套笔挺的西装。
《对话》通常都是两个人的舞台。今天，另外一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陈章良。陈是很多中国学生熟悉的生物学家，现在又有一个教育者的名分，他今天穿了一见红色的T恤衫，色彩鲜艳。
于是，一个正襟危坐满脸认真的美国公司老板和一个衣着随便满脸带笑的中国大学校长，在主持人的撮合下开始“对话”。一大群学生坐在旁边倾听，他们看到媒体上把这两人都叫做“青年才俊”，就以为他们是一样的，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所有人都会发现，除了“少年得志”这一点，这两人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
两个人的辩论首先从“人品第几”开始。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美国老板把“人品”排列在人的所有素质的第一位。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却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创新第一”，而“人品”在他的素质排序中，被列在三名之外。
“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有缺陷，从公司的立场来讲，是不可以雇佣的。因为我要把公司的重要的钥匙交给你，所以我必须信任你。”李开复如此这般阐述他的“人品第一”的想法：“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做圣人，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做圣人公司，这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且，我个人也不喜欢人格不好的人。至少我们不能犯基本的道德规范的错误，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第95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2） ↑回顶部↑
“我现在关键是看这个人能不能干活儿。”陈章良反驳道。这位校长虽然承认人品也重要，但他相信，培养孩子的人品是父母的事情，而学校的责任是让学生更聪明。有人故意把“聪明”和“人品”这两种素质分割开：如果一个人不够聪明但人品很好，另一个人很聪明但人品不好，该选择谁呢？陈的回答既坚定又含糊：“我还是重视这个很有创造力的人。”
两个人的分歧在很多方面都很大，但是，显然李开复对“人品第几”的这段争论印象最深。“关于这次对话，我感觉很糟糕。”他后来这样评价这次对话，“我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心里很不平静。我本来以为学生在学校应当受到正面的影响，可是我发现他的想法会误导中国学生，幸亏他的很多话在节目播出的时候被剪掉了。”
“对话”之后的很多天里，李开复的心里始终不快，就好像被一片乌云压着，不免把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回顾一遍，结果发现今日中国的学校里，教师的问题相当严重：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你刚才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第一个原因是被盗版挡住了，虽然你是对的，但是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决定中国技术发展方向的人是这么无能的一个阶层，那它为什么会有希望呢？
人人皆知中国的教师有很多毛病，尤其大学教授令人失望。事实上，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学生成长之路的一个大问题，想要揭示，可是现在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还是觉得意外，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是不是有点绝对了？”
他的回答语气平和，态度坚定：“不。一点也不。偏激是偏激，但这是实话。中国为什么要容忍一批无能的人占着位置？这个我无法理解。”
尽管他说自己无法理解，但还是绞尽脑汁试图去理解：
我觉得有些东西和教育有关系，跟文化也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考状元”什么的。在那一刹那，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们就认可了他，让他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许一个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也不是世界级的，只是中国最好的，从此他就有势头，从那以后就不再管他的人格、知识、能力、成果是怎么样的，他反正一辈子都是举足轻重。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有时候你听李开复说话，会忘记他是一个西方大公司的老板，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科学家，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你对面是一个满腔热血的中国学生。张亚勤曾经说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自己也承认他“对一些事情的容忍度是有限度的。”
现在，在与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对话之后，他就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想法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忍不住打开电脑。
给中国副总理写封信
三流的老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人才。
——李开复
李开复在自己的印象中搜索着中国主管教育和科技的最高领导人。他打算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他在电脑上用中文写第一行：“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
写了这几个字，心情稍许冷静，想了想，又写：“这封信，纯属私人身份，不代表微软公司的意见。”
在中国工作两年，总听到人们在讨论，中国的创业环境、中关村的条件、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中国的创投环境、中国与印度的差别、大学该不该办企业等。但是，我总是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表面的。真正彻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中国若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外国。而若想有一批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
在中国，我曾做过上百次的演讲，有数万学生参与。让我最感动的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就像一块块海绵，渴望把知识的海洋吸尽。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国的学生无比聪明，但是有些学生以为他们知道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些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该学习什么。
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
相对而言，在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后师资曾有进步，但是近年来新老师的质量每况愈下。出国和企业的诱惑加上教授的待遇低，造成人才严重外流的现象。我到中国的大学时，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职。有些较偏激的学生认为年长的老师是过时的老古董，回国的洋博士是在外国混不下去的，年轻的老师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三流人才。虽然有“长江学者”等计划，但是最终回到中国的教授很少是一流的学者。简单地说，三流的老师，不可能调教出一流的人才。中国必须大幅度地提升老师的资格、待遇、形象，才能挽回师资下降的趋势。
第96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3） ↑回顶部↑
他一一列举中国学校制度的弊端：教育方法僵化、知识老化、学风浮躁、学生只知道个人奋斗而缺少团队精神，等等，一共六条。然后又写：
见到这么多问题和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学生，我曾有过冲动，考虑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学生。我也曾写过一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但是，一个教授只能够改变数百学生，一篇成功的文章只能够影响数千学生，而中国需要改变未来数亿学生的命运。只有经过教育的彻底改革才能够给他们成材的机会，给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机会。
他在信的最后说：“希望这封信对岚清总理有所帮助。”想了想，觉得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期望，又补上一句：“若需开复，只要是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的事情，开复义不容辞。”
信写出去了，一天又一天，没有回音。他相信副总理一定会对他的想法感兴趣，“也许会派个什么专员和我见一面。”
不久以后李开复再次来中国，果然有机会和国务院里一个官员坐在一起吃饭。他还惦记着这封信。那个官员回答：“总理很喜欢你啊，他已经把信批下去了。”
“批下去了？”这个从美国来的华人不明白“批下去”是什么意思。
官员又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看法？要是你来做，你怎么改革中国的教育？”
“要让我来做，最好的方法是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体制。”
官员听了就说，“这很难做到。”
“我知道有很多因素决定这想法是不现实的，”李开复继续说，“所以我说个实际一点的办法。我们就办一个新学校好了，可以让比尔·盖茨投资，或者让别的什么人投资，不拿国家的钱，只要你们批准就可以。这个学校可以很特殊，比如办成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从国外引进老师，用国外的教材，甚至用英语教材，让学生申请入学，证明为什么自己是个人才，当然也要考试，也要推荐信，但是不要参加高考。”
官员听着就乐了。
李开复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