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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普莱福德从此对里维特和默多克恨之人骨，因为正是他们让州政府名誉扫地。
斯图尔特案后，一场针对《新闻报》的官司看来在所难免。因为早在听证会初期，内皮尔就对《新闻报》表示反感。他说：“如果在听证会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些证人将说些什么，那我们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这话似乎是指跟踪报道狄克逊旅行的几家报纸，但其实只有《新闻报》一家发社论要求进行调查。内皮尔后来说的一段话更加直言不讳：“让人来告诉我们到何处去寻找真理和正义，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发现，这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报道尚德退出听证会的那天，《新闻报》连续发出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尚德退场——说‘你们对斯氏不公平’。”后一条说：“委员会瓦解，尚德怒斥皮内尔。”那天先后印发的各版报纸均保持统一的标题：“尚德控诉内皮尔——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里维特一整天与默多克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条标语发出时默多克是知道的，而第二条是他自己起草的，“委员不胜其职”的标题也是他建议写出的。作为报纸主编，里维特后来接受了发表标语的法律责任。
尚德退出听证会后，委员会曾为此休会10天。听证会复会后，协助委员会工作的检查官声称有人企图在尚德退场的问题上混淆视听，并以此为借口攻击委员会成员。
普莱福德本人在议会谈到了报界关于“无辜者屈打成招”的指控。他说，这对任何议会成员都是无法接受的。接着，他展示了《新闻报》的一条标语，并念出有关尚德退场的标题。他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这几个字是有史以来对本州法官的最严重的诽谤。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将采取行动。
这是明白无误的警告！《新闻报》随即发表题为《让我们澄清事实》的评论作为答复。评论承认，标题中引号内的引语并非尚德的原话，并为此表示遗憾。评论接着说，标语所言“。。尚德怒斥内皮尔”应为“尚德攻击内皮尔”。这个评论是默多克亲手起草的。但《新闻报》的麻烦还远未了结。皇家检查官说：”报纸试图参与审判，这是十分危险和恶劣的事情。”默多克和里维特的麻烦终于来了！
1960年1月19日，皇家检查官就有关尚德退席的报道对里维特和新闻集团提出指控：被告人发表了煽动性的诽谤文字，并且是在明知这种诽谤不属实的情况下发表的。每个被告均被指控犯有九大罪状，并被命令在1月25日前去见地方行政法官。
检查官起诉的理由是：被告说法官对某人“不公平”，这是对法官的“严重”诽谤；说委员会“瓦解”了，而实际情况是委员会不过是休会，以便为斯图尔特寻找新的辩护律师；说尚德“怒斥”内皮尔，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证明其用意是恶毒的。检查官提问的第一个证人是《新闻报》办公室主任，由于他拒绝回答一长串问题，结果被拘留。第二个证人是默多克的私人助手肯·梅，接下去是报纸的新闻编辑。第五天，默多克接受提问，但他对一系列问题拒不回答。
由一名法官主持并有一个陪审团出席的审判于3月7日开庭。里维特和新闻集团分别由各自的律师代表出庭。检察官再次提问作为证人的《新闻报》工作人员。这些人提供了对其老板和主编有利的证词。例如：报纸通常使用引号来概括一件事，尽管引用的不是说话人的原话；在新闻上“怒斥”几乎是“批评”的同义词。八天后，法官通告陪审团说，被告不是恶意煽动的，但是否发生了诽谤则由陪审团决定。
审判闭庭前，里维特在被告席上发表不作宣誓的供述。经默多克许可，他透露了他的老板在那些引起争议的出版物背后扮演的角色。里维特的辩护律师在总结发言中暗示，检察官的指控具有政治背景，起源于政府的报复。
陪审团决定，被告没有犯知情故意诽谤罪，但他们对“尚德退场。。”那条标语是否具有诽谤性质看法不一。这样，九大罪状只剩下一条了”现在由政府司法官员决定，是进行重新审判还是撤回起诉。6月初，诉讼正式中上，这场官司告一段落。两天后，《新闻报》发表社论说：报社从未暗示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不具备裁断斯图尔特案的资格。并且，《新闻报》认为，在南澳大利亚法官匮乏的具体情况下，法官不得仲裁针对自己的申诉这一规则应该灵活执行。与《新闻报》先前的漫画相比，这无疑是后退一大步。里维特的心腹可以肯定，这篇评论不会是他写的。这篇忏悔性社论发表的前一夜，默多克飞抵悉尼，投入到另一桩媒介事件的忙碌之中。由于这场先胜后败的政治风波，他与里维特分道扬镳之日已为期不远了。“都是里维特惹的祸！”默多克的心中一定在咒骂着。
默多克对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信口开河谈及要限制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垄断时，他完全是一本正经、洗耳恭听的。斯图尔特事件没有使他忘记初衷。在斯图尔特走上证人席的几天后，新闻集团董事长斯坦利·默里致信广告报团董事会，建议两家合并。他预示新闻集团将以三股自家股票交换四股广告报团股票，外加40先令的现款；或者，新闻集团愿意以62先令6便士的价格收买每一个广告报团的股票单位。
就市场行情而言，这个建议是十分慷慨的。几天前，广告报团股票的报价是36先令。但新闻集团所建议的非同一般。即将发行的股票附带特殊选举权，经此并吞的两家报纸的控制权，都将落入新闻集团普通股的头号股东默多克家族的手中。
从商业角度来讲，这一并吞也很划得来。如果凯思爵士在世的话，也肯定会赞同两张报纸在一个印厂出版、由一个系统发行这种做法。但在其他方面，这个建议就显得不现实了。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持有广告报团36％的股票，而后者同时又是前者最大的股东。默多克想控制广告报团，这意味着他要跨入墨尔本的大门。
广告报团董事长劳埃德·杜马对新闻集团的建议很冷淡。三天后，他的读者在《广告简报》第十版读到他的答复：在证询了持有公司50％股票的股东们的意见后，他们决定不接受新闻集团的建议。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股东以及所有南澳大利亚人都为《广告商报》感到自豪，不希望它效仿《新闻报》。”
默多克在阿德莱德可谓屡战屡败。他没有协调好他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结果两者背道而驰，相互矛盾。他没有赢得独家电视广播执照，未能吞并掉他的竞争对手，在同州总理的较量中也甘拜下风。此外，新闻家庭如费尔法克斯、比勒布鲁克、诺思克利夫、塞西尔·金一直是鲁珀特·默多克注视的焦点，默多克总梦想能建立自己的帝国或连锁。到50年代后半期，新闻公司为鲁珀特·默多克赚了足够的钱，默多克开始想走出阿德莱德。对他来说，阿德莱德这个地方已经太小，太拥挤了。当他从罗网下溜出来后，默多克就再也不去那里居住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倒霉的地方”。
第五章 悉尼与《每日镜报》
默多克兴奋地跳起了舞
“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
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疯狗与大亨”
默多克公开向对手挑战
亨德森给默多克上了一堂学费高昂的课
《澳大利亚人报》的受挫
默多克的第二次婚姻
凯文的地主，慷慨的主人
60年代的悉尼是一个繁荣、膨胀的大都市，就是在这里，默多克塑造了自己，使得整个世界得以认识他。在悉尼，他开始把出版公司的资金凑在一起。如果这家同时拥有新闻纸生产、报纸和书籍出版以及电视台的公司设在纽约，很早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通过比其他任何人都困难和残酷的竞争，做到了这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大众传播市场上展示了他的天才。
悉尼的新闻采访一直是报纸领域最残酷的战场之一。当默多克进入时，50年代未，它仍然被三个集团所主宰，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一直如此。费尔法克斯和帕克家族仍然是两家最大的。第三家小得多的集团由诺顿家族控制，他们拥有《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父亲曾叮嘱诺顿，对付那种盛气凌人的家伙，最好是“泼一桶粪便”。他的报纸也一直是这样做的。1958年，费尔法克斯买下了诺顿的报纸——晚报《镜报》和它的星期日副刊，主要是为了使它们免于落入墨尔本论坛集团之手。该集团自凯思·默多克去世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者。默多克明了悉尼的权势人物们决定抵御外来的入侵者，他秘密地来到了这个城市。他认识一个悉尼商人，名叫约翰·格拉斯，他出了极高的价钱买下了一家名叫《坎波兰报》的公司，该公司每周发行40万份市郊报纸，只是在交易完成后，人们才知道默多克是真正的买主。
但这只是小菜一碟。默多克想要的是悉尼的大报。在1960年他得到了它，当时鲁珀特责骂费尔法克斯集团的董事长亨德森，亨德森决定将《镜报》卖给他。他们面对竞争者——《太阳报》——做得都不好，而亨德森要将更多的钱投资到悉尼的“7频道”电视台。默多克说，亨德森同样也为《镜报》在走下坡路而尴尬，尽管该报是通过费尔法克斯的另外一家公司经营的。“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表面现象。”默多克说，“他不让帕克或《墨尔本论坛报》集团拥有它。所以，他们给我，然后再以另外一种办法对付我。”
对默多克这个“孩子出版商”，亨德森似乎感到了一种慈父般的亲情，而不把他视为一种威胁，当然不是像墨尔本论坛集团那样。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成员，他们曾经与凯思爵士竞争过，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瓦维克·费尔法克斯爵士亲自建议亨德森，反对让默多克进入悉尼。
费尔法克斯集团通过出售《镜报》给默多克，得到了大约50万英镑，但默多克知道这笔买卖很划算：“我不明白他们竟然会同意。”他后来回忆说，他支付了60万英镑，在此后6年时间里，他总共又支出了130万英镑。“他们几乎肯定我会发不出工资来，那样我就会破产。”但默多克知道他不会，按合同价格。他得到了在悉尼、市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印刷工厂。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份悉尼的周报和一份晚报，他决心使晚报成为澳大利亚卖得最好的晚报。据报，当文件最后签署时，他召集朋友们一同来庆祝胜利，他本人跳起了一段捷格（一种急促轻快的舞蹈）。
在费尔法克斯卖《镜报》以前，它是与帕克合伙在郊区抵抗默。多克的《坎波兰报》。他们利用《镜报》的休息时间，在坐落在基帕克斯大街《镜报》的办公楼里出版一份在郊区销售的报纸。现在，默多克在基帕克斯大街“跳舞”，他们不得不另找地方去印报纸，以同默多克竞争。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个很小的宗教印刷商——安格里安出版社。弗兰克·帕克的儿子克莱德出了一个不一般的价钱，要求买下它。随后，他得到了财产拥有人的授权，履行财产管理之责。
然而，安格里安出版社的一位名叫福兰西斯·詹姆斯的资深董事，是一位性格怪僻、令人难以捉摸的投机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而现在他只好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充作办公室。他不想失去他的出版社，所以他要求默多克帮助他抵抗帕克。
当时，帕克和一帮家伙已经占据了那家出版社，而且换了锁。詹姆斯出门避开后，默多克纠集了《镜报》的摄影记者和体育记者们组成了一帮“流氓”。在深夜一点钟。他们包围了安格里安出版社，攻击帕克那帮人，并将他们赶出了那栋大楼。福兰西斯·詹姆斯对此感恩不尽。第二天，《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爵士”无疑指的是弗兰克·帕克爵士和凯思·默多克爵士，“爵士之子”当然指的是克莱德和鲁珀特。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最后默多克成了赢家。从此拉开了残酷竞争的序幕，即默多克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的竞争。“他们在悉尼的每一个郊区都针对我们办报纸。”“那是真正的血腥的战斗。但他们发现其代价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确实将我们也吓得不轻。”一年之后，他、帕克和费尔法克斯做了一项分割郊区报纸的交易，这一交易为默多克的《坎波兰报》留下一大批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是另一个胜利。
默多克搬到悉尼不久，就决定免去罗汉·里维特担任的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总编之职。他给里维特写了封简短的信，命令他即刻离开办公室。这件事情发生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案件判决之后。现在，默多克不再需要一个在阿德莱德的独立思考的编辑。他后来说：“已经很显然，如果我不是到外面工作而是留在那里，将会是很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决定就此分手，各奔东西。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这样做。但我喜欢罗汉。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但是个好人，本意是好的。”南希·里维特认为，尽管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里维特仍然非常失望，默多克粉碎了他的梦想。
默多克用罗恩·博兰替代了他的老朋友。博兰曾经是《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一个谨慎得多的记者。在博兰的领导下，《新闻报》变成了一份安分的报纸。默多克鼓吹新闻报道已经“够多的了”。他扩展着他的帝国，更多的兴趣是在现金而不是对立，是利润而非政治立场。他需要安分的、他能够信赖的编辑，而不是好斗的、惹事生非的、不能控制的编辑。从此以后，他几乎一直这样做。
《镜报》的办公大楼坐落在豪特—基帕克斯大街的角上，原来是一家巧克力工厂，在萨里山上，悉尼城内的一片旧居民区里。默多克推倒墙建了一栋大办公楼。在办公室里，他挂了一些他收集来的澳大利亚画家的作品。大多数的记者都敬重默多克，特别是对他的感染力和旺盛的精力钦佩不已。
在很短的时间里，他试图改善《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但这份报纸不争气。由于亏损，默多克开始建议他的编辑刊载一些美女照片。这位编辑不同意并离开了，而默多克则再次将这份报纸投放到市场，增加了发行量。
默多克利用《坎波兰报》的销售（发行）渠道，在郊区对抗帕克家族的《电讯报》。弗兰克·帕克爵士这位极端右翼的老古董被激怒了，他发誓即使是花费“上千吨的英镑”，也要让默多克“夹着尾巴，拖着断腿滚回阿德莱德老家去”。
拥有《镜报》的额外好处之一是，默多克现在在纽约有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他经常访问的基地。1960年，他和他的纽约记者泽尔·拉宾（默多克后来雇佣他编辑《星期日镜报》和《每日镜报》）到古巴去了一趟。卡斯特罗给了默多克以深刻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必须改变对古巴的立场，认为拉丁美洲处于危险之中。
出访归来后，公司员工们发现默多克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雷霆，而且难以预测。“在编辑问题上，你永远也不可能同他接近，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发行量。”一位曾报道过诺曼底登陆的著名记者贝蒂·里德尔说，“但他很有兴趣，有时间。”
“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另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并提拔他想要的人。我们都从中受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所以拉宾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帐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的传统。在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1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竟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发明改进或加强这种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