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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年，戴笠为铸成大气候，曾与胡宗甫、汤恩伯结盟，号称“三王”集团。胡宗南是“西北王”，汤恩伯是“中原王”，戴笠是“特工王”。
“西北王”一落千丈
“整肃”时期，胡宗南的境遇并不比汤黑子舒坦，一开头便露凶兆。“监察院”46个监察委员联名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由是：“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要论失职罪错，胡比汤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9年5月算起：先是不战而弃西安；二是不愿配合青、宁、甘的“马家军”反攻咸阳，致使关中尽失；三是不撤兰州，丢弃陕南，整个大西北不保；四是退守四川，不坚守职责，先逃往海南，丢失大西南；五是“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全部概括起来，也就是胡宗南从丢失大西北到丢失大西南，直至“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地盘（即西昌），真可谓：半壁江山尽毁其手，实在是罪责重大！因此，监察院发难弹劾，除了李宗仁为第一号弹劾案外，第二号就是胡宗南了。
另外，还有一点十分相像，那就是老蒋对胡宗南的失望。1949年12月，老蒋离开成都前，曾三次找胡宗南谈话，暗示他做出个杀身成仁的榜样，好歹给黄埔同辈们争个脸（此时，汤恩伯丢失厦门，擅自逃命，已辜负了老蒋的期望）。胡宗南当面信誓旦旦，向老蒋保证与西南共存亡，谁知节骨眼上怜惜起性命来，悄悄地钻入飞机逃往海南。相比之下，倒是王陵基这帮杂牌，在胡宗南“离开”后，又坚持了一个星期。
汤恩伯、胡宗南本是老蒋最信用的部属，关键时刻比不上刘汝明、王陵基，这颗苦果叫老蒋怎生下咽！失望之极便生出了愤怒，一道手谕下往海口，不许胡宗南回台湾，只能去西昌，无论如何死守三个月，否则就无需相见。
按照当时的战况，四川一丢，西康不保，死守三个月简直如天方夜谭！因此，谁都以为，老蒋的做法是惩罚胡宗南，是以送死来惩罚其怕死，由此可见老蒋愤怒的程度。然而，天不灭曹自有路，胡宗南竟然不可思议地坚持到了三个月，最后一天，许多事前为胡宗南捏把汗的同道袍友们（其间也包括毛人凤），开始向老头子说情，呈请同意派飞机接胡宗南回台湾。老蒋阴沉着脸半晌不语。于是大家又变换方式，说飞机已备好，总统没有特别的关照，就起飞了。老蒋仍没有言语，但从缓和下来的面色看，是默许了。就这样，胡宗南侥幸走出死局。当接他的飞机离开数小时后，解放军攻进了西昌。
胡宗南逃出西昌，先飞海南，躲在海口不敢回台湾，捱到4月初，眼看海南朝不保夕，才硬起头皮飞回台湾，第一站到台南，住了一夜，第二天飞台北，大受冷遇，刚“复职”总统的蒋介石不见，“行政院长”陈诚也不接见，胡宗南想想无趣，带着老婆叶霞翟和儿子跑到东部的花莲窝了下来。没多久，大整肃开始，胡宗南从花莲返转台北，借住锦州街汤恩伯家，一对难兄难弟，愁眉相视，不得不四处走门子、托关系，少下了要踏毛公馆的门槛。
毛人凤不支不吾，爽快地答应帮忙，还拖上俞济时，全力向老蒋游说，说得蒋介石重新惦记起宝贝门生，同意不予追究。剩下来的46个监察委员怎么对付呢？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让他们自动撤回弹劾案了。为此，毛人凤联络上胡宗南的同窗同僚，分头说服监察院大佬，结果人家不买帐，迫不得已再另起炉灶，打出“民意”对“民意”的旗帜，重新发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使尽浑身解数，纠集了30多人，号称108人，联名上书，替胡宗南粉饰，终于把声势扳了过来。随后，由“国防部军法处”出面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被证询者有的是胡宗南的旧属同僚，有的经毛人凤招呼在先，大多提供了于胡有利的证词，“国防部军法处”最后作出了“应予不付军法会审”的结论。
斗转星移
胡宗南逃过了一劫，不久便被任命为大陈岛“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这一天他去毛公馆辞行，不知怎的，毛人风回忆起了抗战初期胡宗南到重庆的往事，顿生感慨。当时，戴笠正巧外出，分管总务的沈醉请示如何招待？
毛人凤不加思索地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那一副小心翼翼，唯恐闪失的巴结模样，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然而，十年风云，天旋地转，当年视为巨擘的胡长官，一夜之间，桂冠落地，“西北王”居然成了指挥海盗、流寇的“土匪头子”，真可谓：得之如登，失之如崩。
时乎？运乎？毛人凤不堪细想。
向影心知道胡宗南是特殊的朋友，有意将饯行宴准备得十分精心。偏偏主人与客人胃口不佳，谈的话题也不着边际。因为毛人凤确实说不出仕途发达，再造辉煌之类的恭维话，落在这里，对客人无疑是个刺激。反过来，怜悯、抱怨、同情的意思也不宜渲染。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胡宗南人在泥里，气在云端，仍不乏“英雄”气概。最后还是胡宗南说起戴笠的周年，道出一通肺腑之言。当时，他正从西昌跑到海南，惶惶无可安宁，没有烧纸祭奠，直到前几天，才定下心来为雨农默祷，忽觉英雄与粪土咫尺天涯，轰轰烈烈也罢，百析不挠也罢，晚节失风终为遗憾，想想还是雨农兄了断得麻利，没有膛偏时背运的浑水，盖棺立论已成定局。眼下，年华迟暮，新人辈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有出头之日。环顾同辈故旧，人凤兄难得硕果仅存，万望珍惜，莫蹈覆辙。胡宗南说完，连饮三杯，告别而去。那一番字字如“金”的言语，回肠荡气，一直在毛入凤的脑际萦绕。
这些天来，毛人凤总觉得心底里埋着一种若有所失、削弱自信的东西，起初以为是大局吃紧，岌岌可危所致，但比及西南的动荡、成都的涉险，似乎不至于今不如昔。接着目睹旧人一个个落为罪臣，牵出几多物伤同类的感怀，心境大起波澜，但缓过神来细想，又觉得不幸之有幸，上有总统的信任，陈长官（指陈诚）的支持，旁有俞济时等老友为奥援，今日阿毛位呈上升之势，理该庆幸，何必自扰呢？继而又想起戴笠殉难前的情景，因患于功高震主的气势，差一点落到了墙塌众人推的地步，是不是盛极必衰，高处不胜寒呢？毛人凤记得有一句古训云：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琢磨良久，深以为谨慎容忍的可贵。后来苦干身心劳累，觉得体弱多优虑，也是一个原因。总之，想得很多，都没点中要害，直到今日恭听胡宗南一席话，才幡然醒悟：心病其实是困在“晚节”一脉上。
1949年7月，老蒋曾在高雄主持过一个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对“党国”特工系统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当时决定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圆山，蒋介石指定唐纵为召集人，同时又命周至柔当主任委员，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人。郑介民代表国防部二厅系统，毛人凤代表保密局，张镇代表宪兵特高系统，叶秀峰代表中统，毛森、陶一珊代表警（察）、保（安）、稽（查），彭孟缉代表台湾警备司令部。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在毛人凤看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一，表示特工系统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乃至与军队、党务并称为蒋介石的三大支柱。其二，显示了蒋经国对特工系统的领导作用。名义上，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为主任委员，其实掌握特工活动的重心，还是在“总裁办公室”，蒋经国是“总裁办公室”的主任，事实上大权在握。其三，突出了毛人凤在待工系统的地位。首先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构成中，加强了老军统的力量，毛人凤、毛森、陶一珊占有三席；另外，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位居一人（蒋经国）之下，众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毛人凤出入头地的资本。
然而，事过半年，又生变故。“政治行动委员会”宣布撤销，由“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资料室主任，名正言顺地篡取了特工系统的领导权。显然，以特工系统为发端，老头子加快了向蒋经国时代过渡的步伐。这对毛人凤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从一开始，毛人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后来亲历了整肃运动的全过程，从旧臣落魄中勾联出同病相怜的感伤，虽有触及，却不深刻，心底里的“空洞”仍旧无法填补，直到胡宗南的现身说法，振聋发喷般地提出了“晚节问题”，毛人凤才顿悟道，身处于新老交替的转折时期，选择好政治定位是何等的重要！
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入岛以来，毛人凤第一次开始全面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觉得及时适应和跟上即将到来的后蒋介石时代刻不容缓，否则就要在新旧矛盾的冲突中惨遭淘汰。为此，他分析了现状：精干专业，富有经验是自己的长处；老臣居位，有碍新进是自己的短处。如何扬长避短，关键在于审时致用，无碍主流，而当务之急是必须重新反省与蒋经国的关系。
客观上看，由于启用新人无可逆转，自己不可能成为小蒋的亲信股肱；另一方面，新进锐取，需要者臣“谋国”，凭藉过去与小蒋良好的共事关系，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主观上看，仅仅停留于取信老蒋，万事无忧的观念似嫌陈旧，而应把老蒋与小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想到这里，毛人凤忽然觉得自己像一艘行走在礁石丛里的小舟，处处有暗流，时时遇危险，必须加倍小心，十分睿智，才能渡过险滩，抵达平川，忐忑之际，不由地又想起了“沙蟹哲学”。
迎接“反攻”
1950年6月25日，岛内的整肃运动开展得正酣，保密局“汉城组”突然发来急电，说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详情有待细查后禀报。为此，老蒋异常激动，认为翘盼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特意关照毛人凤要为迎接新的战略转变做好准备。6月25日夜，“国民党”驻韩大使邵毓鳞的详细报告送到，证实了保密局“汉城组”的情报无误，毛人凤心情陡然松缓，如同掀除压顶巨石一般，兴奋得彻夜难眠。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宣布武装干涉朝鲜。第二天，太平洋舰队的13艘军舰开入台湾高雄港，伴之还有一道冠冕堂皇的总统声明，称：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海空活动。”7月里，麦克阿瑟飞赴台湾与蒋介石磋商共同防御事务；8月，美国空军第十二航空队进驻台湾，自此，孤岛求得老美庇护，上下惶惶不安的气氛渐趋淡薄，接踵而来的则是为促成新的战略转变，即反攻大陆而摩拳擦掌。
从6月29日起，台湾“外交部”就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意派遣三万三千精锐部队参加“联合国军”赴朝作战，趁机把战人引向大陆。美国政府的意愿恰恰相反，只希望通过“台湾中立化”，阻止中国军队解放台岛的步伐，并不想以此激怒中共，成为哉争中的对手，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7月份，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到台湾访问，老蒋以自己的部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为理由，再次提出赴韩参战的请求，仍然遭到麦克阿瑟的拒绝。然而，从各自的战略需要出发，老蒋依然把配合“韩战”的文章与反攻大陆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从毛人凤的特工部门出发，第一个“杰作”就是阴谋策划“炮轰天安门”的事件。
“炮轰天安门事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加紧反共，暗中勾结的产物，参与制造事件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李安东，意大利人，二战期间住在北平，专为日本侵华当局收集情报；另一个叫山口隆一，日本人，二战时期来到北平，曾任日伪华北航业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负责搜集华北沿海船舶以及抗日游击队的情报。抗战结束后，李安东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因为有了改换门庭，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表示，美方出面斡旋，让李安东出狱，接受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的领导，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山口隆一则被军统局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罗，后来他为包尔德所用，成了服务于美蒋的双重间谍。
1949年北平解放后，李安东、山口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其中山口隆一还分别向美国与台湾传递情报。与美国的联络方式是将情报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转送东京美军总部；与台湾的联络方式是经台北日侨自治会转保密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情报部门与保密局准备联手在北京制造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于是由美方授意，李安东策划，保密局配合，炮制了一个叫“炮轰天安门”的方案。预谋在1950年10月1日举行国庆大典的那天，于李安东居住的甘雨胡同乙17号大院内架设一门迫击炮，炮口对准天安门，当大典的礼炮鸣放时，连续发射3颗炮弹，每发的爆炸威力是120平方米，只要有一颗击中，天安门城楼就会变成废墟。由于甘雨胡同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灯市口南侧，只要计算得准确，命中率无需担忧。因此，方案一经上报，立即获得美国情报机关与保密局的肯定，并许以50万美金的重奖。毛人风为了确保此举成功，还决定动用一个潜伏在公安部的特工，届时制造干扰，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如果获得成功，再设法策应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从大陆撤退，或是到台湾，或是去香港。
计划拟定，一切都在积极的准备之中，9月中旬，山口隆一寄往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被我公安部门截获，发现信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图中画有两个箭头，一个指向城楼中央的小人，旁边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第二个箭头指向天安门楼顶，附记：“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屋顶。”再看看信的内容，也有类似的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过去，是为一代趣事，所谓天安门紫禁城正中的一小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台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压至毛泽东立着的台子附近……”早在北平解放之前，中共的地下情报组织，已注意到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关驻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便对与该机关经常联系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李安东、山口隆一等。解放后，公安部门发现这些间谍大多以侨民的身份留住下来，暗中对他们实施了监控，山口隆一的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截获的。1950年9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确凿证据下令破案，当天，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捕，在他们的住宅里搜出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一门，炮弹若干，以及手枪、剧毒药物、情报底稿等等。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为题，发布了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于是毛人凤第一个配合“韩战”、迎接战略转变的“杰作”未立先折。
总体游击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上开始变困守为出击，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于是保密局的潜伏武装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毛人凤冠之以美名曰“大陆总体游击战”。何谓：“总体”？说白了也就是大面积、全方位，强调一个广度，突出二个力度。然而，实行起来，唱的不如想的，做的不如唱的，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显示力量”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到了1950年底，毛人凤手里剩的“王牌”（指潜伏武装）只剩三张了。
第一张是周迅予部。1949年12月，毛人凤在成都组建过6个反共救国军纵队。第一纵队胎死腹中，司令何龙庆在成都失守前，脚底抹油，率先逃跑了；第三纵队散沙一盘，司令罗国熙突然去向不明；其他如曾晴初、杨超群、刘崇朴等几个“司令”相继挑出白旗，向人民政府自首，队伍跟着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周迅予，赶在解放军进成都前，拉着队伍窜进灌县青城山区，后来又与原七十二军傅秉勋残部、原十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本初等会台，勾结当地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等，逐渐在川西北的清化、茂县、懋功一带形成气候，大本营设在地势险要的懋功。由于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政权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土匪活动。因此，这班反革命武装也就特别猖狂。他们封锁交通，办理捐税，自立法规，恢复国民党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扩充编制，把“纵队”的番号升格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开始以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义发号施令。王被捕后，再由台湾方面委以“甘肃川边游击根据地第一○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西南游击一○一路总指挥部”，周迅予任中将总指挥，何本初为中将副总指挥，称霸一方。
这股反革命武装从一开始起就直接听令于毛人凤。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50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在成都办了一个政训班，集中大批自首登记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学习，原军统分子、成都警察局外南分局长范白驹也在其中。范和周迅予有金兰之交，当年参加军统，周是介绍人。一个多月来，范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再加上周迅予的老婆央求范替自己找回丈夫、儿子（周迅予离开成都时，带走了儿子），争取宽大处理。范便只身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