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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交替时，总是会有“法统”的问题出现。蜀汉在三国中国势最弱，而刘备刚好是汉王的后裔，蜀汉坚持“正统”的名分当然有其苦衷，但“天下岂永远是姓刘的”？这种坚持实亦含有“迷恋”的成分。在《后出师表》里，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可能是伪作，但却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孔明基本的政治立场。
刘备临死之时，托孤于孔明，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禅事实上是个昏君，而孔明一直对他忠心不贰，《出师表》里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劳，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忠义之情，跃然纸上，读来确实令人落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曹丕再有才德，仍是他欲讨伐的“贼寇”，即使刘禅再昏庸，仍是他欲事奉的“明主”，这多少也是对“法统”的一种迷恋吧？
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当初“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曹操，孔明会不会“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它不符合孔明的政治立场。
一个迷恋“法”的人，并不见得会迷恋“法统”，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孔明的“人格形态”。
一个拘谨、戒慎的英雄
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孔明，与作为文化原型人物的孔明，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羽扇纶巾”，有着从容、潇洒的人格形态；但《三国志》里的孔明，却“夙夜忧劳”，有着谨慎甚至拘谨的基本特质。他在《出师表》里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固然是在反映刘备的知人之明，但也可以说是孔明的自我表白。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孔明的评语是：“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成之干，优于将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这种说法跟《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孔明，简直是南辕北辙，历来也有不少人说陈寿是“以成败论英雄”，但笔者认为陈寿的话应是可信的，因为拙于“奇谋”与“应变力”正是一个“谨慎”人格者应有的行为反应模式。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谨慎的人会屡出“奇兵”与“险计”的。
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建议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却认为此非“万全之计”，太过“冒险”，而未予采纳，这正是他应有的作风。至于挥泪斩马谡所表现出来的“拘泥于法”，也有几分是他的拘谨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连会计账册都自己查核（躬校簿书），当时杨就曾进谏：“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瘦神困，终无一成。……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虽感谢他的忠言规劝，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他这种习性。笔者认为，孔明之所以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非想“大权独揽”，而是同样出于“谨慎”这个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
如果我们能承认，“谨慎”乃至“拘谨”，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样貌，那么就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迷恋法统”可以说是此一拘谨的投射。
他的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孔明”何以会让刘备“三顾茅庐”？《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孔明在南阳时与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乐毅，有人因此说既然自比管、乐，又为什么说“不求闻达”呢？这显然是在“说谎”或者“面冷心热”。但若从他基本的人格面来考虑，一个拘谨、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迈、主动的人，自比管、乐是心中炽热的理想，可惜“心热脚软”，孔明无法像豪迈不拘的李白一样上万言书，大剌剌地说“生平愿识韩荆州”般，向他的“刘荆州”毛遂自荐。
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孔明不会“自我推销”，难以“主动站出来”，“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刘备的慧眼来认识他这个“拘谨的英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三顾茅庐”这件历史公案里，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态”。
天意、时势与英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不齿虚伪，邦域之内至于终，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无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样的褒语来自“敌国之臣”的史笔，殊属难能可贵。孔明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明宰相，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景仰与怀念，民间百姓透过《三国演义》去认识“文化的孔明”，这个孔明有着接近“神”的思想与性格，乃是三国时代的第一号英雄人物。他的无法“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碍于“天意”。在六出祈山后，司马懿受困于上方谷，孔明夜观天象，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而以祈禳之法，“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增加他一纪之寿，则他必能“克复故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但最后魏延踢倒了延命灯，孔明不得不“弃剑而叹”，吐血而死。
读者读到此处，不掩卷太息者几希！虽然大家明知这个“文化的孔明”乖离历史，是虚幻的，但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剧”。这种“英雄悲剧”固然彰显了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文化执拗地放纵它的奇想时，尴尬收场的困境：像孔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能人异士，怎么无法“匡复汉室”呢？答案只有一个：荒谬的“天意”。但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雾，我们必须“硬起心肠”以较现代的眼光来透视他的思想与人格。从以上对他思想与人格的分析，笔者认为，孔明虽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属“创造时势的英雄”。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
林黛玉的爱情、疾病与死亡
笔者甫上大学时，即买了一本《红楼梦》，想虚心拜读这部被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但多次阅读，都是看了几回就无疾而终。要说老实话嘛，是“看不下去”，总觉得它所描述的世界，所透露出来的心情和观念，跟我当时的心灵视野对不上，而缺乏阅读的热情。所以在那个自发性阅读的年代，《红楼梦》很自然地被我摆在一边，坐冷板凳。
今天，重新拿起《红楼梦》，是因为自己的心灵经过一个很大的转折，路转峰回，变得“适合”来研读这部古典名著了。历来讨论《红楼梦》的专家学者多矣，笔者后知后觉，对过去汗牛充栋的“红学”论著有很严重的“专业缺憾”，但也许正因为这种“缺憾”，而使我得以用自己的“专业”眼光以及一种跟传统不太相类的“文学心灵”来看《红楼梦》。
死亡：浪漫爱的隐喻
在《红楼梦》这部人物众多、布局宏伟的巨著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一条重要的主线。这条主线在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达到最高潮，林黛玉吐血而亡，贾宝玉则神智不清地娶了薛宝钗，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在疾病与死亡中画上休止符。
在文学作品里，爱情、疾病与死亡这三者经常如影随形，连袂登场。爱情是“美丽”的，而疾病与死亡则是令人“哀愁”的，它们的“三位一体”似乎是文学家在塑造一个“美丽与哀愁”故事时惯用的手法。但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疾病与死亡的附加于爱情，并非在增加“哀愁”而已，它们还有另外的含意。事实上，爱情故事里的疾病与死亡都已跨越了“医学范畴”，而成为文学领域里一种独特的隐喻（metaphor）。本文拟从林黛玉的“病”与“死”这个对传统文学家而言属于周边的立场，来剖析她的“爱”，并兼及于她的才情与人格。
我们先谈“死亡”与“爱情”的关系。
笔者在《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曾提到，古典浪漫爱的两个基本要件是“欲望的不得消耗”与“死亡”。因为性欲的满足会减弱爱情的强度，就像叶慈所说：“欲望会死亡，每一次的触摸都耗损了它的神奇”；为了使欲望不能消耗，通常会有种种的横逆来阻扰他们的爱情，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另一方面，时间的推移也会使爱情自动弱化，为了让浪漫爱“悬搁”在它炽烈的高原状态，当事者通常必须“适时的死亡”，像樱花一样，在最灿烂的时刻凋落。
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古典浪漫爱故事，都符合上述的结构。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情也正具有这种本质，她和宝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心中的一缕情丝早已缠在宝玉身上，但种种横逆却使她炽烈的情感与欲望不得消耗，礼教的束缚，使她“虽有万千言语，自知年纪已大，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而“宝玉”和“金锁”（薛宝钗）间的“金玉良缘”论，也使她不时悲疑；在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凤姐儿等成熟女人眼中，她更是“乖僻”、“虚弱”，不准备将她配给宝玉。
当宝玉的婚事日渐明朗化时，黛玉也日渐走上了自绝之路。在她窃听了紫鹃和雪雁有关宝玉定亲的谈话后，“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头。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于是“立意自戕”，“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中间虽有一些起伏，她也曾到宝玉住处，想“问个明白”，但只是更增加心中的迷惑，而终于在“薛宝钗出阁成大礼”时，她在潇湘馆中直叫：“宝玉！宝玉！你好……”，而香魂一缕随风散。
如果照贾母的如意算盘，“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男婚女嫁，各生了一大堆子女，那么这也就不成其为“浪漫爱”了。林黛玉“必须”在贾宝玉成婚的当天死亡，这样才能使她对宝玉的爱情永远悬搁在那炽烈的最高点，才能赚人热泪。贾宝玉虽然在娶薛宝钗时神志不清，日后也出家当和尚，但因没有“适时的死亡”，他对林黛玉的爱情就少了那么一点令人感动的力量。
“死亡”是“浪漫爱”的一个隐喻，甚至是“浪漫爱”的一个必备条件。林黛玉的死亡，明白告诉我们，她对贾宝玉的爱是属于古典的浪漫爱。
疾病：有病之爱的隐喻
在古典的浪漫爱故事里，虽然总是脱离不了死亡，但带来死亡的并不一定是“疾病”。譬如在《七世夫妻》这组中国古典浪漫爱的故事里，美梦成空而情丝难断的梁山伯是因相思而茶饭不思，终至一命呜呼的。韦燕春则是与贾玉珍相约在蓝桥相会，在倾盆大雨、洪流滔滔中，他不忍离去，结果抱桥柱而亡的。
疾病的介入，特别是可以指名的疾病的介入，通常是爱情的另一个隐喻。在白先勇的《玉卿嫂》里，玉卿嫂所狂情热爱的庆生，是一个苍白、羸弱的肺病患者；在托马斯·曼（Tomas
Mann）的《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里，中年作曲家对到威尼斯度假的美少年产生了同性之爱，结果感染了瘟疫（霍乱）；在西格尔（Erich
Segal）《爱的故事》（Love Story）里，出身世家的男主角不顾家人反对，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主角，结果女主角得了血癌的不治之症。
在这些故事里，“疾病”所要象征的似乎是，当事者之间的爱乃是“有病的爱”（a diseased love），最少是社会共识里“有病的爱”。
浪漫爱在某些人的眼中，原就是“病态”的。行为主义者史金纳（B。F。Skinner）写过一本乌托邦式的小说《桃源二村》（Weden
Two），他透过小说主角佛莱泽说：“男女间强烈的诱惑力是一个恼人的文化气质”，“缠绵悱恻的痴情畸恋，就整个文化而言，根本微不足道”，他认为痴情狂恋是一种“无益”而且“不健全”的行为。赫胥黎（A。L。Huxley）也在他的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里，以新世界元首的话传达了这种观点：“贞节意味着热情，贞节意味着神经衰弱，而热情与神经衰弱意味着不安定”。人文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更在他的《爱与意志》里提到，有一个心理治疗学家自信地说：“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活在现代，如果他们能接受适当的心理治疗，就不会发生那种悲剧。”
为什么要他们接受“心理治疗”？显然是认为他们“有病”！在浪漫爱的故事里，男女主角常会“生病”，似乎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而越是明显的“病”，就意味着那种爱有着越严重的“病态”成分。
林黛玉是个“病”得很重的人。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看，不难发现她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含有“病态”成分的。林黛玉对贾宝玉虽是一往情深，但两人在一起时，却常因她的“多心”与“赌气”，而闹得彼此“泪流满面”。
譬如在第二十回，黛玉听说宝玉先到宝钗处玩儿，心里就不高兴，宝玉陪罪：“（以后）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黛玉仍赌气回房，宝玉忙跟了过去，关心地问：“好好儿的，又生气了！”怕她糟塌坏了身子。但黛玉却说：“我作贱我的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却道：“偏要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活着，好不好？”
第二十六回，宝玉到潇湘馆探望黛玉，黛玉刚睡醒坐在床上，宝玉见她“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而打情骂俏地引了书中的一句话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想不到黛玉登时撂下脸来，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害得宝玉心慌，忙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又如第三十二回，黛玉感念宝玉对自己的知心，又想及自己的薄命，不觉落泪。宝玉赶着上来，笑道：“妹妹，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了？”黛玉勉强笑说：“何曾哭来？”宝玉见她眼睛上的泪珠儿没干，禁不住抬起手来要替她拭泪，黛玉防卫式地后退，说道：“你又要死了！又这么动手动脚的！”但当宝玉为此而急出一脸汗时，她却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说：“你放心！”黛玉又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宝玉叹道：“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黛玉还说她“真不明白”。宝玉又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黛玉虽然觉得宝玉这番话“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却只管怔怔地瞅着他，“咳了一声，眼中泪直流下来，回身便走”。宝玉上前拉住，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
以上所举，可以说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基调，从心理学上来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虐性的爱”。它确实是有点“病态”的，它也使我想起卡夫卡对爱情的描述，卡夫卡说：“爱情，你是一把刀子，我拿来刺入自己的心中”。而在第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里，在林黛玉的梦中，贾宝玉就是“以一把刀子刺入自己的心中”的。
无独有偶，卡夫卡也是一个“有病”的人，他得的是肺结核。
林黛玉的肺结核
林黛玉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
书中对林黛玉所患之病的症状有如下描述：黛玉初到贾府时，“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股风流态度”，众人“便知她有不足之症”；经常懒洋洋的，香腮带赤；第三十四回，黛玉在宝玉送来的绢子上题诗，“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每岁至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今秋又遇着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常常失眠”、“容易疲倦”。在第八十二回，梦中醒来，“双眸炯炯，一会儿咳嗽起来，连紫鹃都咳嗽醒了”，吐了“满盒子痰，痰中有血星”。后来日渐严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摸了摸，身上只剩了一把骨头”，“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喘了好一会儿”、“气接不上来”、“又咳嗽数声，吐出好些血来”……
从这些症状描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林黛玉罹患的是肺结核，也就是俗称的“肺痨”。在过去，肺结核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疾病，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作家，喜欢让他们的男女主角染上肺结核，就跟当代作家乐于让他们的男女主角罹患癌症一样，这绝不只是“社会写实”而已，还有超乎医学与写实之外的深刻含义。
在癌症中，最常出现于爱情小说里的是“血癌”（Leukemia，一称“白血病”），这种癌症并不像其他癌症般会有可见或可触摸得到的“可憎肿瘤”，能相当维持当事者的“形象美感”；而且血是生命的象征，病人因此病而脸色苍白，在“白”与“血”之间，很巧妙地营造出病人“美丽的生命正逐渐被吞噬”的意象。西格尔《爱的故事》里的女主角，得的就是这种病。
结核病也不是只侵犯肺，它还会侵犯肾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