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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完卡夫卡的《变形记》，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格里高尔以及小说作者对人类之爱的无限渴望。我认定作者是一位深怀温柔之心的人。后来，近十年前，我在《超越此岸的存在》一文中还专门谈到，虽然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一般黑暗，但人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最终还是至深的人类之爱。后来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卡夫卡自己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在某处写道：〃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
卡夫卡，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无名的骑士爱情歌手〃，他的歌正是来自地狱的天使的歌，是骨子里温柔的歌。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层面需要指出：其一，要把卡夫卡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狱之歌感受为温柔的天使之歌，显然需要一种特别的〃接受美学〃。关于这一层面，我不打算多作讨论，因为它太复杂；或者，毋宁说，它是一个〃美学〃问题，无法通过讨论来解决；我只是认定卡夫卡之歌是彻骨地温柔，并名而正之。
其二，当我们感受和领悟卡夫卡天使般的温柔之歌时，不要忘记了它来自地狱的最深处。关于这第二点请允许我略作表达。
就卡夫卡而言，〃地狱〃及其〃最深处〃的含义十分复杂。那或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阴森可怖的地下室；或许是令他恐惧和颤栗的父亲（包括他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温暖的家庭）；或许是他（以及我们）身外这个充满欲望和缺憾的物质时代；或许是他自己那空虚得宛如子虚乌有、却又充足和复杂得随时可能爆炸的内心世界；……而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几者兼而有之。对于我来说，探讨卡夫卡之〃地狱〃及其〃最深处〃的含义十分重要，因为我认为，只有深知卡夫卡的〃地狱〃之叵测和黑暗，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和领悟他那爱与生命之歌的温柔。
林和生 1996年9月5日于成都光华村
第一部 永远的童年
第一章 往 事
……那带爪子的小母亲……
——弗兰茨·卡夫卡
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弗兰茨·卡夫卡
他在极度的病痛中辞别人世，那时，向着那〃永恒的黑暗〃，不知他投注了怎样的目光，也不知那弥留的目光与平日的视线有着怎样的异同。他一生都在观望和睨顾，用一种极为独特的眼光观察人群，眺望城堡，睨顾自己的世界，……本世纪20年代的某一天，他站在俯瞰布拉格旧城广场的窗口，用骨节凸显的瘦长手指指点着眼前的建筑：〃这是我上的中学；大学在那边，就是对面那幢大楼；左边再远一点儿是我的办公室。这个狭小的空间……〃他用手指划了一道小小的圆圈，眼神疲惫而有光，就好象一个人近乎全然放弃，却仍轻松地保持了平和的定力，向身边的熟人谈及自己的人生：〃这个狭小的空间限定了我全部的生活。〃
他永远不知道，他疲惫的目光是怎样化入了天空的形象，宛如一道一道难言的梦境。他化入了目光。目光终于挣脱了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在世纪的天空飞翔……扑进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眺望着的眼睛。准确地说，他就是眼睛。多半，他还是慧眼——如今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观察现代的文明，眺望20世纪的天空，睨顾那繁嚣的尘世或虚寂的人生，就是透过他的眼睛去观望和睨顾。透过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全球大战，集中营，犹太人之死，布拉格之春，巨大的臭氧洞，艾滋病，肺结核……
是的，肺结核。用他自己不朽的文学性隐喻说，他年纪轻轻就死在去那城堡的路上，那永远懵懂难辨、无法抵达的城堡。就事论事，他死于肺结核。今天，在以色列导弹大规模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同时，科学家们正在报告说，本世纪中叶几乎绝迹的肺结核杆菌，眼下正带着巨大的进化优势卷土重来。几十年间，人类五颜六色、不断改进的种种药物把这种细菌锻炼得无比坚强，以至现有的各种治疗已难以奏效，患者稍有疏忽就会命归黄泉。科学家们还报告说，这种进化了的结核杆菌的真正危险在于，在代表死神威胁人类生命的问题上，它与艾滋病毒有着兄弟般的协作关系……
在他独特的眼光看来，疾病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种象征，就像中世纪一位神秘哲人所说：是世界的隐喻。他一定认同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观点：人本身就是疾病。人类精神史上，像他这样独特的心智大概不会很多，能够以梦境般的知觉方式，感知人类存在和生存的本质以及那巨大城堡般的复杂性。万事万物都繁乱纷扰，纠结相连，难以解脱……既然如此，当那天他站在俯瞰布拉格的窗口，感慨系之地议论这〃带爪子的小母亲〃，也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布拉格〃也只是一个隐喻，它意味着很多很多……
第一节 穿过历史的迷宫
布拉格是一座悲剧性的城市。这一点从建筑上就能看出：中世纪和近代的各种形式几乎毫无过渡形式就互相交错在一起。这样，一排排房屋就具有某种浮动的、梦幻的色彩。布拉格是一座表现派城市。房屋、街道、宫殿、教堂、博物馆、剧院、桥梁、工厂、塔楼、简陋的出租楼房，这一切都是一种深沉的内部运动的石化了的痕迹。布拉格的城徽图案里有一只铁拳，一只砸烂使人窒息的城墙和铁栅栏的铁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城市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潜藏着一种强烈的生活意志，它要打碎旧的形式，不断地巩固新的生活，但是恰好在这里已经潜伏着毁灭的种子。暴力导致新的暴力。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将粉碎那只铁拳。现在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废墟味道。古斯塔夫·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赵登荣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74页。
的确，布拉格并非只是一个隐喻。它是历史上奥地利（以及后来奥－匈帝国）行省波希米亚的首府。从历史上说，奥地利可以看作〃哈布斯堡王室〃的同义词。作为一个国家，奥地利有着极为复杂纷繁的演变和发展史。
在中世纪，欧洲本土的版图碎裂为成百上千块细小部分，宛如〃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形形色色的公国、伯国、侯国、主教国家以及城邦，各自拥有颁布法律、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力，与此同时，又另有一群自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庄园和市镇。在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永无休止地进行着繁复的政治纷扰或战争，直到铁血与火焰把它们交融锻烧成若干较大的部分，并继续铁血与火焰的角逐和较量。
13世纪，统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室侵占了奥地利。到14世纪，政治和战争的较量导致世事变迁，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变成〃对奥地利的统治〃，哈布斯堡王室变成〃奥地利王室〃，成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一支举足轻重的王室。从15世纪一直到18世纪初，德意志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实际上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世袭。
17世纪，由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力大减，从而分化为一些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以此为契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逐渐强盛，领土空前扩大，到18世纪初已囊括波希米亚（即如今的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广大地区，成为一流的欧洲强国。然而，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繁复战争中，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另一支重要王室——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给予奥地利一系列沉重打击，并因此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由此开始了德意志内部普鲁士、奥地利两雄相争的局面。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直到1866年的〃七周战争〃，普鲁士最终击败奥地利，从而得以兼并德意志诸邦，将奥地利排除在外，成为所谓〃德意志第二帝国〃。
主要由于对普鲁士战争的失败，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缔结〃奥－匈二元帝国〃，哈布斯堡王室以这种新的形式一直延宕到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战败，也由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哈布斯堡王室寿终正寝，奥－匈帝国的疆域碎裂为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几个国家，大致回复到几个世纪之前的版图。
对于我们来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今日捷克共和国，即由旧日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部分组成。其位于西部的波希米亚，像一把楔子挤入德意志中部，靠近普鲁士；今日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正是当时波希米亚行省的首府。在奥地利与德意志及普鲁士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冲突中，波希米亚和布拉格正是首当其冲的要害地区及枢纽城市。在这块〃是非之地〃，混居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交错着形形色色的语言：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波希米亚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息之地。而布拉格，正是那束缚他一生、使他难分难解的〃带爪子的小母亲〃。
用生存论哲学的话语来讲，上述的欧洲事变，正好表明了欧洲人〃生活世界〃中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用生存论心理学的话说，在欧洲大陆（尤其是中欧，尤其是奥地利）的历史中，隐含着一种〃存在性不安〃。 生存论，既存在主义。有关说明见第二章。又，关于人在破碎的中欧土地上的生存和命运，也许有必要提及一个简单的事实：卡夫卡、里尔克、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古斯塔夫·马勒、阿德勒、斯蒂芬·茨威格等人都产生于大致同一个时期的奥地利。而且，与下面的内容有关的是，他们都是犹太人。如果说历史背景是人性的深厚土壤，那么，上述存在性不安就是欧洲人性土壤中重要的成分。说一句但愿不算题外的话，也许正因为上述原因，欧洲大陆才得以成为生存论哲学的故乡。
在欧洲如此纷繁的背景上，如果一个人格外还有着犹太背景，那么，他的命运之更其复杂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某种意义上，犹太人，那意味着永世的流浪和漂泊，意味着不安中的不安。如果历史要挑选某个民族，让它代表所有上帝的子民去认识人的天命，那么历史多半会挑选犹太民族。如果历史出于同样的原因要挑选某个人，它多半会在犹太民族中去挑选。就正如耶稣在犹太人中挑选了拉撒路，让他从病痛、疮癞、死亡、腐朽和坟墓中复活，重新在这始知其苦难的大地上行走。
第二节 永世漂泊的犹太人
犹太民族属于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一道，是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渊源。他们向西方文明贡献了《圣经·旧约全书》。在古代东方民族中，除埃及人外，没有谁比犹太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出现产生过更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复杂而神秘的命数，在两千多年前，古代犹太民族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就已经结束了。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吞并巴勒斯坦，给古代犹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乱离史划上了绝望的句号。命运留给犹太人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实际上早已在开始的〃永世的流浪〃。
就像沙漠中的水，犹太人消失在古罗马帝国巨大的疆域之内，并随着历史的演进流落到世界各地。这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由于深邃的宗教和悠久的历史，在永世的漂泊中表现出惊人的内聚力，显示出独特的宗教倾向和民族特性。无论在任何宗教、政治和语言环境中，他们都信守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例如，犹太男孩出生七天后便要行割礼，打上种族、宗教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标记，完成肉身的〃符号化〃。 〃我相信割礼这个记号极其重要，我个人相信单单只这个就可以使这个民族长存。〃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4页。
由于种种不可调和的差异，也由于有关的历史原因，犹太人与居住地本土居民的关系常常十分紧张，充满矛盾，在特定因素刺激下便发展为宗教和民族迫害。人们逐渐形成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犹太人遭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视，经历无数次令人发指的屠杀，其悲惨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登峰造极。古罗马的犹太社群，是欧洲最古老的犹太社群之一。历史上，奥地利属于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境内犹太人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自然，在他们的遭遇中也少不了来自官方、宗教和民间的种种排斥、歧视和迫害。就与卡夫卡家族有关的波希米亚情势而论，那儿是奥地利犹太人的主要栖居地之一。19世纪下半叶，在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犹太人只能在政治、宗教、民族、文化冲突的复杂狭缝中忍辱偷生。为维护捉襟见肘、日益虚弱的帝国，哈布斯堡王室可谓殚精竭虑。各类矛盾日益激化。捷克民族主义者正竭力反抗帝国的统治；由于帝国此前采取了若干改善犹太人处境的政策，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打击也因而升级，暴力行为随处可见。当时，说德语的犹太人，其处境犹为艰难。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受到日耳曼反犹主义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教徒，他们受到基督教反犹倾向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尤其受到捷克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最后，作为犹太人，他们受到一切人的排斥和打击。尤其是，当时布拉格几十万人口中，说德语的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而其中说德语的犹太人更是寥寥可数，其惶惶不安的现实和心理状况不难想见。
如果要用文学的隐喻，恐怕很难比诗人海涅（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笔下的语句更令人震动了：
当我一面四下寻找年迈的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一面注意察看所有苍白的、痛苦的犹太面孔时，我有了一个新发现，可惜我不能将它隐瞒起来。那就是，同一天我曾访问过桑·卡洛的疯人院，现在在犹太寺院里，我突然发现，在犹太人的眼光中，闪烁着同一种悲惨的、半凝视、半游移、半狡猾、半痴呆的光彩，这就是我不久前在桑·卡洛的疯人眼中所曾看到的……
……虽然我在威尼斯的犹太寺院向四面八方搜寻，我哪儿也瞧不见夏洛克的颜面，但我仍然仿佛觉得，他就隐藏在那里，在任何一件白色法衣下面，像他别的教友一样热忱地祷告着，祷告声莽撞、激烈甚至狂暴地冲向了冷酷的神王、耶和华的宝座！我却没有看见他。但是，临近黄昏，按照犹太人的信仰，天堂的大门将要关闭，任何祷告再也传不进去了，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里面有泪水潺流，仿佛已不能用眼睛来流它们了……这是一种连石头也会同情的欷嘘……这是只有从保存着全部殉教痛苦（一个受折磨的民族一千八百年来所曾忍受过的）的心胸中才发得出来的呻吟……这是一个精疲力尽而将倒毙在天堂门口的灵魂的喘息……而这个声音对我显得多么熟悉，我仿佛曾经听见它那样绝望地哀嚎：〃杰西卡［夏洛克所失去的女儿］，我的孩子！〃 海涅：《海涅选集》，张玉书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23－524页。
第三节 卡夫卡们的世界
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这一年已经31岁了。生活让他扮演父亲的角色，对他而言可说是勉为其难。似乎他刚好缺少作父亲的天分，但他禀有一些出色的素质：粗野的生命力，非理性的内驱力，不自觉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金钱和地位锲而不舍的专注和执着，等等。这些素质把他武装起来，使他有能力与贫穷搏斗，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赢得相对的富裕，跻身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然而，一般地说，这些素质却使他难以优雅、温和、细腻地与人交往。至少，作为父亲，他似乎有些先天不足。这也难怪，因为他自己刚好就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
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生于1814年，在9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施特拉可聂茨附近一座叫做沃塞克的捷克村庄里，6个兄弟和3个姐妹跟随着贫穷的父母，挤在一间独屋窝棚里长大成人。
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部分举措多少减轻了一些对犹太人的歧视，使其不幸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善。犹太人口随之增长起来。为了限制这一增长，哈布斯堡王室又于1789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该项法令规定：凡犹太家庭的子女，唯有长子准予结婚生育，繁衍后代。根据这项强制执行的法令，雅各布·卡夫卡被剥夺了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因为他不幸刚好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并且，在他上面刚好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然而，1848年，欧洲大陆发生了普遍的革命。在奥地利，新皇帝即位。新的专制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奥地利境内40万犹太人授予了公民权，准许他们在城市定居，进入贸易或其他不同行业。客观地说，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边缘的国家，小贩、放利者、手艺人和其他社会阶层都是迫切需要的〃人力资源〃；然而，对于奥地利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专制政权，犹太人显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因素，可资利用，以对付各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
不管怎样，雅各布·卡夫卡终于可以结婚了。他立即着手使用自己的权利，毫不怠慢，娶了邻家的女儿——31岁的弗朗西丝卡·普娜托维斯基为妻。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位取得了犹太食规许可的屠夫。他脾气大，体格壮硕，力大无比，据说能用牙齿衔起一袋土豆。然而，终年四季拼命挣扎，仍只能维持最贫困的生活。好在妻子性情开朗、乐观，以圣母般的坚忍与他一道勉力撑持，从1850年到1859年，为他生了6个孩子，就在那间独屋窝棚里将他们全部养大成人，第二个孩子即是后来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一家八口始终只能以土豆为生，然而，他们全都活了下来。这是一种奇迹，也许只能归因于这家人特有的遗传生命力。孩子们刚刚拉得动大车，就不得不四处谋生。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为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