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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吝啬汗珠汇为汗水之河，浇灌出诗坛上绚美夺目的朵朵鲜花。
钦佩您对当今诗坛深切的思考。
我国本来就是一个诗遍九州的绚丽夺目的诗园。远在夏代刚刚从原始人群进入奴隶制度初期，就有口辞形式的“祷词”，表达庶众祈祷大自然驱除灾害的心愿。《礼记·郊特牲》中记载伊耆时代的《蜡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可视其为众民祈祷上天的“祷词”，也可称为“咒语”，已见求天助人好收成的真切民心和灵动的诗情。我国第一位诗坛园丁的汗珠汇合于孔子编订的《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诗集。如果说到编辑工作史，当首列孔子，其后浩大的编辑队伍中不乏大家，也含玉太。从孔子编《诗经》足见编辑之苦，奉献之大，孔子编《涛经》，汇集于《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可谓不辞辛劳采于民歌，又汇集于达贵乐章，朝廷典庆乐、宗祭咏歌。其中《国风》咏于民，绽放着民之谣、民之情的光彩，呼喊着民之苦、民之伐的愤怒。在《诗经》诸篇中，无不浸透孔子的汗水，采集了十五个诸侯国民谣，其中多有流于民间之佳作，我最爱读抨击西周奴隶制度挞伐奴隶主的歌《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貊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吟之愤，可称是对奴隶主不劳而获的愤愤之火，这诗情何等真切！这涛韵何等载情！《诗经》之后的楚辞、燕乐、汉魏乐府到汉赋，随之出现隋唐、盛唐时期的唐诗，晚唐五代花间词，以至到宋代出现的依调填词的唱词，依旧未全然离开乐府，直至宋朝中期，宋词才不依附音乐而独为文体，抒情吟咏独为篇章。诗作为一种文体从百姓中形成，在宫府中成长，从士大夫手上发展、成熟，再回到社会中去、百姓中去，这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为社会占有关系决定的社会形态所左右，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尽管我国诗史久远，诗篇多若海洋，但传之于世的佳作，如全唐诗、全宋词也仅以万计（全唐诗四万八千余首，宋词一万九千余首）。这是因为淫盗讴歌之曲，纵游娼馆酒楼之唱，士大夫所做的大量宫府诗词，应试诗体，从楚辞、汉赋始，即大都只能在士大夫中流传。只有被贬黜的宫廷士大夫、宫府命官以及文人、学士、隐士，诸如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范仲淹、辛弃疾、黄庭坚等等之作，为历代广为传诵者自也甚众，这是因为他们的诗作或抒爱国忧民之情，或吟田园美景，或描绘山河壮美，或怀古抚今，或言物咏志，或借景抒怀，或歌英雄气概，或咏儿女情长……博得历代庶众认可。
在此，我和你絮叨诗史，意在借古鉴今，共解诗坛之忧心。
一曰，三千年中国之诗史和荷马史诗以来的世界诗史，都证明诗是文学中的桂冠，诗是文学中的明珠。文学则是人类社会的灵魂。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是永恒的，同样人类赖以凝聚的社会精神也是永恒的。从而文学是永恒的，诗是永恒的。
“诗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之说，未免太悲观了。历史、现实与未来都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种悲观是没有根据的。
二曰，诗的形式却不可永恒，也不能永恒。诗要创新发展也必须创新才能发展。世界万物，都在各自内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创新发展，这是世界万物得以前进的规律。诗当然不能例外，文学也不能例外。诗的内在矛盾运动在于诗人主观之思、之神要与外在客观之物、之景通过矛盾的运动过程达到统一，即刘勰所论“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诗文之思，只有“形在江海之上”，才能使诗人的精神达到阔远的境界。“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只有这样，才能“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故思之妙，神与物游”，使诗人之主观世界与外在之物质世界同游。离开神与物这对矛盾的运动，奢谈诗歌创新、发展，难以见成效。只有神在与物同游中达到统一，诗人只有达到思接万里的境界，开辟广阔想象空间，才能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显现诗人个性之诗才，进而创作佳诗大作。
三曰，中国诗歌的创新发展要继承中国诗歌传统，汲取世界先进优秀现代诗体形式，以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韵味走向世界。中国诗歌的发展史，正是走的这样一条道路。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诗经》直到如今的现代诗，我国诗歌走过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诗歌的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许多瑰宝，且每一种诗体形式又多有上承下启的吸收发展关系。楚辞里有《诗经》中《大雅》与《颂》的痕迹，汉赋又有《小雅》宴乐之遗风，唐诗早期又可见汉、魏之风骨，李白的诗可见楚辞之源，杜甫的诗似有《诗经》与汉乐府之笔韵，宋词又源于汉魏乐府、隋唐燕乐、晚唐五代花间词及小令。宋早期的词依然是配乐而咏的抒情曲，自然多是清新的小令。直到北宋中期苏轼、辛弃疾形成气象阔远的豪放派，伴随李清照等人的婉约诗派，形成了我国诗史上独为一体的宋词。唐诗、宋词成为我国诗苑中名扬世人的两株奇葩。时至今日，无论中外，诗界谈中国诗史，必论唐诗、宋词。进入二十世纪，西方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并兴起的现代诗体传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一大批现代诗人，冲破传统格律诗体和依调填词的词体传统诗词的束缚，现代诗体迅即兴起，开创了我国诗史发展的新阶段，使我国诗歌走上了现代新诗体的时代。这是世界现代工业生产力发展并影响中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推翻封建王朝旧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是中国变革中的新兴生产关系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和自由体现代诗的出现，又一改我国文坛陈旧的八股文体，代之以白话文体，使我国文化界面貌焕然一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此后再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现代诗的形式、风格、语言、韵味、韵律又逐渐蕴含了中国诗风，使现代诗体蕴积了中国风格、中国气魄。许多现代诗人甚至注意在现代诗的创作中运用对偶句，且多有用韵。我国许多现代诗人还善于把现代诗的情感融入我国传统诗韵，描述山河壮美多有我国田园诗风韵，描述人文历史又常有我国诗词遗风……
我又与你絮叨我国诗史的承上启下的传统，是想说当今我国诗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诗歌发展史，而且今天诗歌的发展必然是中国三
千年诗歌史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诗史的又一个承上启下的新时期。
四曰，鉴于中国诗史的发展和世界诗歌形式的不断演进，我国诗歌在当今又遇到了发展中的许多新问题。主要是一些青年诗作者勇于探索创新，但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艺流派的创作与理论的影响，以至盲目追随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诸如“垮掉的一代”诗歌、黑山派诗歌、荒诞派戏剧和诗歌、魔幻派、行为艺术、装制艺术、黑色幽默等流派，诗坛出现了盲目追逐消解性，描写“极度畸形”、“极度飘忽不定”的“病态”诗歌，刻意制造艰深、晦涩以至残片化、狂欲化、无自我状态、卑琐性。主张艺术和一切社会的、传统的规则格格不入……你在信中对当前诗坛出现的这种现象表示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你所说，这种诗就是著名诗人都读不懂，何况社会广大读者。对于我国诗坛当前出现的种种现象，我主张一要分析，二要引导。青年诗人创作思想敏锐，对外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潮自然容易接收，但是又缺乏理性思辩，我们就要善于引导。因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源于西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其哲学观点从尼采的人的生存本能动物性到弗洛伊德人的主人不是人自己而是“利比多”性欲潜意识。二战后又出现的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反本质主义、反表征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并影响文艺创作思想，形成一种思潮。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发现，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及商品物欲膨胀所导致的精神上的纵欲观念。要认识到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晚年必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既有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高度发达进步性的一面，又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欲膨胀引为精神空虚，导致精神颓废到非理性、纵欲性、癖好时尚性的一面，使艺术走向畸形，走向荒诞以至污浊粗鲁，从而出现“挥舞着生殖器与手稿”的《嚎叫》之类的诗歌。因此，对这种现象，对产生于西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观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做出科学的全面研究，做出理论辨析，并用以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理论，引导诗歌创作走上新的历史时期创新与发展的新路，使之与我国经济蓬勃发展，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相适应，这是摆在诗歌界，特别是诗歌理论界面前的一项历史性艰巨的任务。
五曰，诗要走出“士大夫”小天地，于今日自然是要走到现实社会生活的海洋中去，摆脱自我小天地，更不要使少数青年诗作者陷入单纯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这种现象仍然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种表象）。要让诗歌永远堂堂正正地扎根中华民族，服务于人民大众。只有这样，我国诗坛才能创新、繁荣，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我们的诗人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孔子都能聚人民之咏唱而编注《诗经》，何况今人乎？
六曰，中国传统格律诗词同样要创新发展，使其形成与现代生活内容相统一，赋予其时代的生命力。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格律诗词是“过时老古董”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墨守两千年来格律诗体的陈规，忽视创新，也是违背诗歌文体创新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同样是错误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早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的诗词意境之高阔、气势之恢宏、立意之深邃、抒情之感人，无不令人折服。然而他的诗词又全然是抒时代之情，吟时代之声。大家熟悉的《沁园春·雪》这首词，我读了无数遍，每每读来，都从词的诗境与抒情的时代气息中令我振奋不已。自唐宋以来诗家写雪，大都在“庭院”、“窗外”、“桥头”、“松间”，惟张孜写了“长安大雪”，雪飞“长安大雪天”，可谓走出了“庭院”，然而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现代诗人，他词中的雪开篇就是“北国”、“万里”、“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好一派雪飘万里的北国风光，气壮山河！毛泽东同志说他的这首词做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此时，正值1936年红一方面军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抗日前线之时。面对祖国大好河山，红军开赴抗日前线，诗人作为人民革命领袖自然心潮澎湃，咏雪抒情。同时依诗人自述，他是初到陕北，作为来自湖南的人看到大雪，自更引其诗情激昂。诗之神韵，自然灼情。接下来，我们还看到诗人笔下雪的意象之美，“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读来使人眼前立刻浮现崎岖似蛇舞的群山，洁白似蜡象般的雪景之美。此时白雪又与江日相映，引出“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令人陶醉的拟人形象：一位身着红装之嫣然美女，又将似雪之白素外衣裹于红装之外，给人以何等美的意象。如此多娇之江山，又怎能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词作写到此时，又论及中国五千年史，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成吉思汗，都是一个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又都不及今人，诗人最终歌颂的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与人民革命相比，一切封建帝王之相争史，自然远不及亿万人民革命之“今朝”。对《雪》这首词当时曾有误释，毛泽东同志曾有针对性地说：“《雪》这首词是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同时还特别指出：“后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读毛泽东同志这首词，我们看到词牌是传统的宋词《沁园春》，诗的立意却是深邃的，诗的意境是阔远的，诗的内容是引史论今，歌颂人民革命的。至此，诗人给传统的诗词赋予了强烈的人民革命的时代内容。毛泽东同志诗词作品中，还有大量是写人民革命战争内容的，自然既不同于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也不同于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绝然不见悲凉缠绵之情，更不见“牵衣顿足拦道哭”，而是雄壮的人民战争豪放的诗墨笔触，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红四方面军在福建西部汀江一带攻克上杭时，毛泽东同志哼了一首《采桑子·重阳》，因为这场上杭战斗发生在1929年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阳历是10月11日），所以词的开篇即吟咏“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就在这一天胜利取下上杭，所以诗咏“战地黄花分外香”，正值秋月，菊有黄花。尽管此时自然气候正是“秋风劲”，但在诗人眼里这秋风却“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诗人为红军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而激昂高歌，胜似春光的秋日却正值“寥廓江天万里霜”，任红军万里驰骋。接下来1930年2月《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7月《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等著名词作，都是以词牌填词的形式，抒情于红军取胜的喜悦，吟哼于战斗的马背上，均系词牌的传统形式，吟咏的却是红军英勇作战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抒情于战争的诗词中，我还非常喜欢毛泽东同志1931年春做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此词背景是蒋介石从1930年10月起，对中央红区根据地进行五次围剿。是年的12月在第一次大
围剿中，蒋介石集结十万兵力，进犯中央红区。红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乘雾蒙蒙之时，对进入红军龙冈包围圈内的敌军主力张辉瓒第十八师发起总攻，全歼张辉瓒以下官兵九千余人。仗打得勇猛顽强，诗人词吟得豪放畅快，激情灼人，在“万木霜天红烂漫”火一样的自然环境里，天兵还是“怒气冲霄汉”了，此间天时助红军，“雾满龙冈千嶂暗”，恰如诸葛亮草船借箭乘雾满长江，正好齐声唤，借曹操万枝箭。此时红军的齐声唤却是“前头捉了张辉瓒”。此后蒋介石贼心不死，败而不退，又派“二十万军重人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表面看好不气势压人，其实只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对不周山这个典故传说不一，毛泽东同志说：“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毛泽东同志引的是《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共工怒而触不周山的故事。此处诗中说“不周山下红旗乱”是颂扬红军是打不败的英雄，此时正在不周山下，千百万工农红军红旗一片而互拥，“红旗乱”是言红军反围剿必胜之志，抒红军越战越勇之情。我们从读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中，可以感受到唐代律诗、宋代词牌，在他手中却只有诗与词的律和调、音与韵，内容却全然是他生活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战争和革命生活，并且在用律、调、音、韵方面，取形式服从内容的原则，给我国传统诗词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新路。所以在毛主席诗词中，我们不但能看到他作品之气势宏大、意境深邃，而且在传统诗词的发展上给了我们以强烈的启示，其结论是中国传统诗词，只要赋予其时代诗韵，其生命力是强大而无穷的，它必将引导中国特有的诗词风格与现代气派相统一，健步跨进现代世界文学的行列。
此“六曰”是与你商榷、切磋之拙见。
谢谢你在来信中对我拙诗的抬举。
翟泰丰
2004年5月1日
张玉太编辑给翟泰丰同志的信
泰丰同志：
您好！
当接到出版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编辑您的文集时，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也喜忧参半。我担心自己水平不够，编不好您的文集，害怕出现漏洞，留下遗憾。然而通过这些日子的书信文稿往来，我感到您爽直、随和，平易近人，我的所有顾虑，便一下全都打消了。
泰丰同志，我第一次接触您是在两年之前。那时您给纪宇同志的《20世纪诗典》写的论文，让我和纪宇都十分感动。我们一起到您家拜访，您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应该说，我对编辑诗歌是情有独钟的。记得1998年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首届创作研究班的一次聚会上，我一眼就看中了诗人纪宇。并向他约稿签订出版了《20世纪诗典》的合同。几经曲折，我们终于推出了这部两万多行的抒情长诗。这些年来我在出版社主要是编辑诗歌，大约编辑了一百多本诗集。现在看到您对诗歌创作是那么重视，从编辑您的《文学评论卷》及《诗词卷》中，看到您对现代诗及古体诗的写作，都有很高的修养和研究，我想就几个问题和您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1．近些年来，中国诗歌创作水平总体上讲有发展。无论题材、内容和形式上都取得了进步，涌现了一些歌唱祖国、歌颂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的主旋律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不过比较而言，目前诗歌还是受到读者的冷遇。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方面是诗歌创作水平不高，作品脱离时代、脱离人民、无病呻吟，或故作深奥、高雅；另一方面文学界在诗学观念上也存在着分歧。诗歌评论和研究者对读者的引导，有误区和盲区。我认为对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