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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让他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说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动机。罪名和帽子都大得吓人，似乎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拼命地抗争，为自己的那幅漫画辩解，为自己说过的一些连自己也记不清的话辩解，但一切徒劳，所有辩解却成为他态度顽固不化的表现。
他说自己苦孩子出身的人怎么会反党？自己在外国教会的孤儿院虽然能上学，但晚上要当童工，要干到很晚，却拿不到工钱。是解放了才使他能读完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入了党，报恩还报不过来怎么会反党！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这番话反使人家找到了他反党的依据，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还能培养出好苗子来？斗争会反而更激烈了。这也使他反而增加了抵触情绪，他为自己争辩得也更加激烈了。
幕后的大人物终于走向了前台，那位将自家的鸡窝用公家的人力物力盖得像一座微型宫殿的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是谈谈心。领导的态度和蔼可亲，说谁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说你还年轻，将来所里的发展靠谁？当然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说大家几个晚上不休息帮你挖根源是为谁？还不是为了使你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说深挖一挖嘛，早认识了早一些取得群众的谅解又有什么不好？你还是党的人嘛！
领导的态度使他流了泪，觉得对不起人的该是他自己。人家革命了十几年，盖了一座鸡窝又能算什么？又能占公家多大的便宜！自己真的是小题大做了。再一想到是自己使那么多的人要陪着他挑灯夜战，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神，更是过意不去了。为了使自己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早日取得群众的谅解，不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力劳神，他决定深挖。哪怕是违心的，也不能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劳神了。
第一次深挖思想根源的检查交上去，他受到了表扬，说有一点进步，但挖得还不够深刻。说受帝国主义反动教会的影响一定要从思想深处挖。
为了过关，第二份深挖的检查他违心地写上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将自己过去憎恶的，囚徒一般的教会学校的生活描述成令他留恋的天堂，又硬是从靠政府助学金走过的高中，大学的幸福历程找出了几处不满的地方，为自己攻击领导找出了最有力的注解，也深挖出了埋在自己思想深处的阶级根源。他觉得只有这样写才能自圆其说，才能令人相信。
那位领导对他的这份检查终于满意地笑了，说认识了就好嘛。领导的话说得很轻松，他只是觉得领导脸上的笑有些怪异，令他头皮有些发麻。
尽管如此，那天他从领导那里回来，还是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也确实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没了令他生畏的批斗会，再没人逼他写检查，当然也没什么人理他。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等待着什么，等待着领导许诺的“群众的谅解。”只有他的女友得知后，埋怨他不该违心地乱说一气。
他忘不了那个阴雨的下午，所里在礼堂召开大会。一进门他就看见了主席台上方挂着的那幅醒目的会标，“彻底清算右派分子反党罪行大会。”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一进门就被人指定坐到了最前排，两位反右斗争的骨干分子一边一个分坐在了他的左右。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了那天领导的笑脸，那带着怪异微笑的笑脸。他知道后悔已经晚了，只能听天由命。
这不祥之兆几分钟后就得到验证，领导公布的被定右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列在了第三位，位居一大串右派分子的前列。那天到底有多少人被定右他至今不清楚，他只记得自己名列第三位，他从听到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刹那间就蒙了，如当头挨了一闷棍，眼前一片空白。他甚至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被人推上台的，也听不清上台发言的人都声讨了些什么。他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直到他听到那位所领导在总结发言中又一次提到了他的名字，他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真的完了。
“范建国是何许人呀？绝不像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的那样，是个什么苦水里长大，是解放才使之获得新生的青年！只要看一看他亲笔写下的检查就清楚了，他是靠帝国主义的乳汁喂养起来的黑苗子，对帝国主义是感恩不尽的！是从骨子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苗子！”那位慷慨激昂的领导不时地晃动着范建国的检查，仿佛那就是他的罪证。
他当时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光，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编织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鬼话呢？他想大声喊叫是受了那位领导的骗，但人家领导做工作的时候并没让他编瞎话呀！他后悔为时已晚，只能怪自己太年轻无知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有，他宁可用整个性命的代价也要去买。
他提出与女友分手，他不能牺牲别人的前程。他的女友刚刚入党不久，还在预备期没有转正。同他一个系统的女友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最清楚你是清白的。但女友的态度只坚持了不足一个月就必须在未婚夫与党籍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相拥在一起大哭了一场最终分了手。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下面有人喊他们下来，上午的战斗胜利结束了。
３．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当天中午，厂食堂免费为每位职工供应两只油炸的麻雀。
许是过于伤感所至，往日饭量很大的范建国一点胃口没有，他借口嫌麻雀肉少将他分到的那两只麻雀让给同屋的孙广财下了酒。这小子虽然躲在宿舍睡了一上午的懒觉，打饭时炸麻雀却没少分。因范建国忘了给他请假，上班后他挨了主任一顿批，见了范建国他本想骂街的，是范建国让给了他炸麻雀才封住了他的嘴。再说他挨批也是常事，并不十分放在心上。
当天全厂剿灭麻雀的战绩，王河的班组名列第七，居中上游。个人战绩居第一位的是厂长李宪平，掏窝捉了三只，用猎枪打死七只。个人战绩居第二名的便是王河，他掏窝外带用弹弓打共捕灭了八只。
王河受到表扬，来了情绪，在当晚班里的总结会上提出了高指标，提出在今后两天的行动中要争取全厂班组第一的佳绩。当晚的集体行动之后，他留下几个年轻能蹬高的连夜掏窝，折腾到九十点钟才回家，捉到的十几只麻雀全关在一只早备好的笼子里。走前，他将笼子交给了范建国，交待说：“带回宿舍看好，有窝头喂一点儿，别早早就饿死了。到时候上交活的才够意思！”他是想将这些麻雀充当第二天的战果，好在全厂夺个班组第一。
大限将至的十几只麻雀挤在一个笼子里，惊恐地“叽叽喳喳”乱叫，扑打着翅膀往外乱窜，逃生的欲望是那样强烈，羽毛被撞掉了一片仍不顾一切地往外乱撞。
这一笼子即将被判处极刑的“囚犯”拎在范建国的手里，令他有说不出的感慨。无疑，它们是冤枉的，和他自己一样凭白无故扣了一顶帽子，打入了“四害”之列。而如今，他却主宰着这十几只小性命的生死大权，他完全可以把它们全放了，放归蓝天。他也确实产生过放生的念头，也有这个胆量。但一想到班长王河，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他不能做对不起王河的事，王河从不为难他，工作中处处照顾他，更没有歧视过他。所以，他不能辜负王河对他的信任。他也想过，自己的想法是否太狭隘了一些。但他还是为自己的狭隘找到了理由，那就是他即便放了生，这些小性命也是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他又何必多此一举。
宿舍里没人，孙广财打回饭没吃人也不在。范建国估计他是到酒铺打酒去了。出厂门往东不远的路上有一家小酒馆，厂里不少人喜欢下了班跑那儿泡酒馆，尤其是一些住厂的人，好喝几口的都是三两个邀了伴去，轮番做东，唯独孙广财人缘太差，只能跑单帮，一个人把酒打回来喝。
范建国将鸟笼子放在屋的角落里，洗了几把脸就去了食堂。
食堂卖饭的窗口五个只开了一个，在食堂吃晚饭的人不多，就三十几号在厂里住的人。这部分人大多家在农村，除了休探亲假，或偶尔利用周末回趟家，常年吃住在厂里。与范建国一拨来的老右也只有他一个吃住在厂里。
排队买饭的只有五六个人，范建国发现排在自己前边戴眼镜的年轻人竟是清晨与他在屋顶轰麻雀的何小波。他轻拍了一下对方的后背，含笑打招呼道：“怎么，你也在厂里吃晚饭？”
何小波扭过脸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又转过身去。表情依然是麻木的，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多说一句话。
范建国本想问他是否住在厂里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时他发现厂长李宪平也排在队伍里。他不知为什么，这位岁数不算大的厂领导也是常年吃住在厂里，仿佛也是个单身汉。
李宪平打过饭发现了他，冲他招呼道：“小范，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范建国心里一阵发毛，厂长为什么要找他？会不会是为陈爱兰说的那件事训他？但从厂长的口气里又闻不到火药味，口气还是蛮亲切的，范建国已难得听到这么亲切的语调，尤其是从领导那里听到。范建国觉得端着饭到厂长那里去不太合适，就三下五除二在食堂将饭菜一扫而光。
吃过饭天已黑了。厂长办公室里亮着灯，屋门半敞着，范建国上前还是轻轻敲了敲门。只听里边传出李宪平的声音：“那门不是开着嘛！”
“坐吧。”李宪平指了指他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
范建国欠着身子坐下问道：“厂长找我有事？”
李宪平喝了一口他用剩菜的汤冲的高汤，抹了抹嘴说：“怎么，没事就不能找你这大文化人聊聊啦？”说着，他眼皮冲上一翻，变了一下口气又说：“要说找你也算有事。我问你，最近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跟我也说说。”
李宪平的态度使范建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便装傻充楞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说，“我能有什么高论呀！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对除四害，消灭麻雀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别总自作聪明，总以为就自己高明，群众对你是有反映的！”说着，李宪平站起身关上了屋门又坐回了原位，口气和缓了一些说，“怎么不吭气啦，没说屈你吧？”
范建国垂下头，一声不吭。他觉得没有必要分辩，他当然也能察觉到，这位厂长似乎并没有要整他的意思，即便那口气中有几分讥讽，也是善意的，是出于一种关爱。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厂长不像是个笑里藏刀的人。
“小范呀，小范，我时常为你惋惜啊！你是个高才生，大学里的高才生，又入了党，国家的有用之材，本大有可为的，可就是被你那张臭嘴搞糟了。可你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到处乱放炮！除四害是谁号召的，这你也要怀疑？天底下就你范建国高明！”李宪平的调门不高，但语气相当激动。
范建国仍沉默不语，他知道，沉默是最佳的选择。他既不想违心的认错，更不愿激怒对方，他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他努力做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垂头呆坐在那里，如同泥雕木塑一般丝毫不动。
“老实讲，你进厂后干得不错，技改也很有成效嘛！这些群众有目共睹，领导心里也有数。本来我们研究后是准备表扬一下的，但你这一乱放炮就吹灯了！你为什么就不接受教训呢？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嘛……”李宪平的语调又变得激动了许多。他对范建国的惋惜是说的心里话，从见到这个年轻人那天起，他就喜欢上这个大个子。范建国的档案材料他反反复复看过，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他都觉得处理过重了。说什么他也不相信，一个苦水里长大的孤儿，靠着政府的津贴才读完大学的人会反党。
李宪平喜欢，同情范建国还有一重要因素，那就是二人同是孤儿出身。他也是一岁就没了娘，是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将他拉扯大。他十三岁那年，为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父亲由于汉奸的出卖被日本鬼子抓去砍了头。远近十几里都知道他的父亲，那是个很受乡亲们爱戴的教书先生。父亲牺牲的第二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先是帮助伙夫做饭，后给连首长当了交通员。就因为同是没爹没娘的孤儿，他格外同情范建国的遭遇。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该为这个年轻人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他当然也清楚这一切应做得自然，符合他的身份，否则会势得其反。他清楚，身后不知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呢！
看到眼前的范建国被他训斥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李宪平也有些后悔，他本想找对方谈谈心，聊聊身世的。有关除四害的那些言论当然也要谈，那只不过是要劝告对方注意吸取以往的教训，不要乱放炮。不想一说就激动起来，就抡起了重锤，他依然是当兵时养成的习气，越是自己喜爱的部下，就越是批评起来不管不顾。
李宪平很有些悔意，于是倒了一杯水端到范建国跟前，“喝吧，就用我的杯子，我可是什么病都没有！”他完全是一种对老朋友的语调。
范建国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了，双手颤抖地接过有些烫手的杯子。这多半年来，还从未有过一位领导这样对待他，完全是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式对待他，对此他已完全陌生了，他所熟悉是对待异类的目光，冷冰冰的眼神。他觉得自己的眼圈开始发热，他强抑制着自己，眼泪还是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借着李宪平接电话的机会，悄悄抹去了脸上的泪水。
李宪平接过电话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冲范建国挥挥手轻声说：“你先回去吧，咱们改日再聊。”
电话是区工业部部长周彦琪打来的。
对方在电话中劈头盖脸地责问他说：“你不是向我打保票说，接收第二批右派学生是全支部讨论一致通过的吗？怎么这样快就有人向上反映不同意见？告诉你，人家已反映到章书记那里去了！接收不接收这些人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反映你们对这些人管理不严！知道吗？……”
“章书记怎么说？”
“你先不要急于打听领导怎么说！我就问你为什么向我打埋伏？向上面汇报工作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你那个支部到底研究讨论过没有？你要给我说清楚！”
“是讨论过，只不过事先没说接收这么多……”
“我不听你口头上瞎扯！”周部长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让你们支部书记给我就这个问题写个书面汇报来，写清楚你们的态度。为什么要接收这些右派学生？不是说厂里技术底子薄嘛！全写清楚。还有，我跟你说，第一批接收的那些人表现得到底怎么样也要写清楚。”
“表现不错啊，有一个还在制材车间搞了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件事在下面反响很大……”
“行啦！别光说好听的。人家反映了，这些人当中还有乱说话的！连除四害这么大的事他也敢攻击，说三道四！”周彦琪在电话里提高调门吼道，“你给我记住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人是右派分子！是我们的改造对象！我们接收他们是遵循党的政策给出路，要改造他们！其次才是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这个关系不能颠倒！这些人中如果有乱说乱动的，绝不能客气！”
等周彦琪发够了火，电话才挂断。
这个电话搅得李宪平心里很乱，把他已保持了一整天的好心情全扫荡光了。清晨，打麻雀他几乎百发百中，他的枪法依然这么好多少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中午吃饭时，他将邹晓风偷偷拉到自己屋来，两人关上门喝开了酒。下酒菜是食堂发给每个职工的两只炸麻雀，酒是他珍藏了半年的一瓶好酒。那种兴奋，激动，喜悦之情倒不是他击中了多少麻雀，过了枪瘾，而是枪声令他想起了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想起了过去的老战友，怀旧之情使他动了喝酒的念头。
他的举动令邹晓风也很激动，喝着酒两个人又念叨起那些熟悉的名字，包括死去的战友。当然，又提到了“大鼻涕”。邹晓风当时很动感情地说，“那咱们就努力把厂里新来的这些‘大鼻涕们’改造好吧！”
李宪平激动得为邹晓风这句话跟他碰了杯。
两个人躲在屋里偷着喝酒时，就听陈爱兰在外面嘟囔着说找不到人。陈爱兰还上前头推了推门又走开了。两个人看在眼里，捂着嘴这个乐呀，像两个办了坏事的孩子。屋里的人透过窗上的纱帘能看清外面，而外面的人却看不清里边。陈爱兰手里拿着广播稿，显然是来找邹晓风或李宪平请示什么的。而这种时候，陈爱兰多半会找邹晓风，因为他喜欢改广播稿。
这个短暂的中午，李宪平感到开心极了。那份好心情一直保持着，他觉得好心情就如同怀里揣着一瓶陈年佳酿令人回味无穷。而就是这么一个电话，将
他的“陈年佳酿”打得支离破碎，将他的好心情扫荡得一干二净。
无疑是支部里有人向上打了小报告，他首先想到的是支部副书记谷玉森。他觉得不会是别人，谷玉森这么干也不是头一回，但一下子就捅到区委书记那里却令他十分吃惊。他万没想到谷玉森会有这么大的能量，过去他从不把谷玉森看在眼里，只是觉得他思想狭隘得很，气量太小，满嘴的马列主义理论，自视水平很高的那么一种人。现在看来，是低估了谷玉森的权欲野心，否则他不会这么小题大作，背后捅他一刀。
接收几个右派学生，李宪平始终觉得算不上什么大事。接收他们是来厂里当普通劳力使用的，即便是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也没将这些人捧为上宾。况且曙光木材厂又是个区属的小厂，厂址又远离市区没人愿意来。前年，区人事局分配了一名林业学院应届的毕业生，来了不到半年就通过关系调进了城。如今一下来那么多的大学生，又不讲什么条件，这些人头上戴着帽子又好管理，这对厂子的发展无疑是好事一桩。但如今在某些人眼里就成了问题，甚至看作是他的立场问题。
显然，周部长的态度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点李宪平已明显感受到了。这说明他已受到了来自上方的压力，否则他不会措辞如此严厉。曙光木材厂接收右派学生的始作蛹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