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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开会即是排队审议摘帽的人选，这个会开了足足四个小时，才初步确定了七个可以摘掉帽子的人选。
第一个被通过的是厂里土成土长的右派分子达进士，审议他时全体支委一致通过。论表现，达进士算不上十分突出，但他的工作精神有目共睹，这么多年始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年到头连病假也不休一天。更重要的一点是全心里有数，知道如不是当初“反右”有名额限制，他这个右派八成当不上。如同当初戴这顶帽子是“名额”的因素被全票通过一样；如今他摘这顶帽子则是同情因素起了作用，再次被全票通过。
其余的六人是石国栋、宋辉、王玉蓉、范建国、霍希古、史丽云。审议到范建国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谷玉森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范建国说过对除四害不满的怪话，还动手打过人，违犯过厂纪。说第一次摘帽子不应考虑这种人。
后来是李宪平据理力争，例举了范建国在制材车间期间搞技改的一些成果，又用孙长喜说过的话，对范建国调到机修车间后的表现及在研制新产品有关设备起的作用讲得有根有据，驳得谷玉森没有话说，在其他支委纷纷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他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同意上报，但他保留意见。
李宪平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反右倾”的会上谷玉森笑眯眯地当众对他发难，又抓辨子，又扣帽子，他如当场反驳，会显得他气量狭小没有风度，弄得他有话不好说，有气只能忍着。如不是其他支委仗义执言，为他争辨，说不准会是个什么结果。而这个会上情况则不同，他李宪平是为别人据理力争，也是为了公正。为了公正，他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况且他也是有备而来。会前，他就想到了，谷玉森不会轻易放过范建国，他特意找过一次孙长喜，请老孙介绍了一下范建国的情况。李宪平清楚得很，谷玉森之所以盯住范建国不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欣赏范建国，他觉得因为自己的原故使一个年轻人丧失重归革命队伍的机会太不公正，也使自己欠下别人一笔无法偿还的债，为这，他绝不放弃，也不会退缩。他深知谷玉森为人色厉内荏，欺软怕硬。
审议到史丽云时，谷玉森第一个发言同意为其摘帽，他例举了史丽云在大炼钢铁时的积极表现，以及厂里宣传工作中的突出作用，并借陈爱兰的话对其表现予以充分肯定。而在评议同样在大炼钢铁中有积极表现的何小波时，他却吸起了烟一声不吭，支委挨个表决时，他执的是暂不考虑摘帽的态度。
史丽云与何小波相比是显稍好一些，但如若与石国栋、王玉蓉等人相比，论工作中的贡献显然不如这些人，但厂里的宣传工作自从有了她的参与，也确实增色不小，加之邹晓风表态支持谷玉森的意见，最后还是将她列入了可以摘帽的名单中。但按顺序，史丽云排在最后一个。范建国则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的指示精神，对曙光厂的几十位年轻的右派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这一福音来得是如此突然，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思想准备，幸福的感觉如在梦中。人人盼望着幸运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因为是要给部分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摘帽，这部分是多大的比例虽无从知晓，但足以使他们人人看到了希望，既便一些早已悲观，对能搭上首列幸运之舟不抱任何希望的人，也从中看到了一缕曙光，觉得又有了盼头。
国庆前，厂里右面分子最后一次的学习会，几乎变成了摘帽的“猜迷会”，大家相互猜测第一批摘帽的人中会有谁；猜测摘掉帽子的比例能有多大。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够格，但自己又不好意思说，便猜测别人，你猜别人会摘帽自然让人家听了高兴，别人也会猜你，相互恭维，投桃报李，先搞了一阵子精神会餐。在那么多次的学习当中，唯独这次学习人人喜气洋洋的。
被人猜测最多的人是石国栋，道理很简单，他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头，肯定深受厂领导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这次新产品顺利投产他又表现突出，少了谁也少了他。谁都说他最有希望，石国栋当然自己也这么想，甚至他还联想到，摘掉了帽子，会不会也恢复他的党藉？但想归想，心还是悬着的，谁知厂里的领导究竟会怎么看他？别人猜他，他却不猜别人，一个也不猜，不知为什么，他隐隐感到这次被摘帽的比例不会很大，也许只是象征性的。
至于对这次可能有多少人被摘帽？表现最乐观的是霍希古，他说不会少于三分之一。更多的人倾向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将被摘帽。也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参加猜测，达进士是其中的一个。谁要是猜到他的头上，他只会傻乐，顶多说声，“谢谢”或“借您的吉言”的客气话。这里的人属他岁数最大，也属他想得最开，他觉得一切全是命中注定的事，胡思乱想没有用。
范建国的心里跟长了草似的，这多少自然也与面临的有关摘帽精神有关，但真正令他心神不宁的是史丽云对他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史丽云已几次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的邀请。国庆休息三天，她同样拒绝同他出去。她的理由总是那么牵强，让他琢磨不透。连这次右派摘帽的好事，也成了节日不出来的理由，她说，这种日子口还是少出来的好。至于为什么少出来好，她又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而在这之前，史丽云可不是这样，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陪他待上一天，分手时依依不舍。颐和园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陪她几乎画遍了那里的景点。
范建国断定有变，否则史丽云对他的态度不会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她的态度生变，他说不清，因为事先一点先兆也没有，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迹象表明史丽云又有了新的追求者，最大的可能是她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同类大都处于兴奋与不安之中，想的是自己能否优先摘帽。他却整天神不守舍，丢了魂儿似的，别人跟他说话要上前拍他的肩，否则说什么他也没听见。那天王河来机修车间借机油，本想找他说说话，见他正忙便冲他挥了挥手，又用手指了指头顶，咧嘴笑笑走了。王河的意思在场的人全明白了，唯独范建国望着他的背影发了半天呆，还自言自语嘟嚷了一句，“什么意思？”直到霍希古将意思点破，“人家是说你快摘帽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了。
范建国的变化没引进谁的注意，他周围的人没几个顾得上留意别人。
为吃好国庆节前的这顿会餐，机修车间做了精心的准备，统管这次会餐的是杜新生和霍希古，老孙说怎么吃全凭你们俩调度。二人一商量，全车间每人凑了五毛钱，又买了三瓶白酒和下酒的菜，杜新生还由家带来了不少煮好的毛豆。当天上午提前一个小时就开始打扫卫生，将三个工作台案收拾干净准备当饭桌用。全部餐票都聚在了一起，分成了六份，食堂公布的六种甲菜全要，但数量各不相同。分配六个人负责排队买甲菜，两个人负责买主食，八个人一人手里一个脸盆。脸盆是住厂的人提供的，早早就洗干净了。酒杯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虽然什么样的都有，但总比端着饭碗喝酒强。
由于两位调度指挥有方，在食堂里还排着长队的时候，孙长喜这边的人已端起了酒杯。茅台酒浓浓的醇香增添了人们的雅兴，不少人是第一次喝茅台，端起杯子舍不得喝，放在鼻子下面眯起眼睛闻了又闻。两瓶茅台酒正好每人分上一杯。有人主张先喝别的酒，后喝茅台。几个会喝酒的不同意，说先喝好的才能喝出味儿来，放在最后喝茅台酒就成一毛一了。“一毛一”是当时的一种散白酒，是最次的粮食酒。
王玉蓉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想将自己的那杯茅台让给石国栋，不料被杜新生发现了，一把拦住说，不行，不行，不会喝慢慢喝，这是孙师傅的心意，谁都要喝了。一旁的小陶也劝王玉蓉把酒喝了。陶艳芬天生有酒量，有些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没喝酒的只有金玲，她凭票打回的清真菜自己吃，为了与大家凑热闹就以茶代酒。杜新生跟金玲碰杯时逗她说，我替王河兄弟敬你一杯，祝你们的斗争最终大获全胜，让大伙早些喝上你们的喜酒！结果弄得金玲一个大红脸不知说什么是好，不想提的烦心事偏偏被人当众提了起出来，人家又是好心。
善解人意的小陶赶紧上前与杜新生碰杯，说要敬大师哥一杯，才把话叉开了。
石国栋带头起身敬了老孙一杯酒，颇善辞令的石国栋祝酒的话说得极其简单，他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声“一切尽在此杯中，谢谢啦！”便一饮而尽。宋辉，霍希古，范建国等人也随之效仿，纷纷起身敬酒，话都不多，但表情都十分凝重。于不幸之中，他们又庆幸自己能遇到了这样的好领导，好长辈。
孙长喜也回敬了大家一杯，他说过几句客气话后又语带双关地说：“我衷心祝你们大家都榜上有名！”说完把酒干了，说得大家会心地大笑。气氛变得热烈起来，会喝几杯的相互开始敬酒，有的与人较起了劲。
霍希古喝得兴起，掏出口琴吹了一曲“一条大河”，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不甘落后的杜新生取出自己的笛子吹了一曲民间小调，也赢得了一片掌声。
谁也没料到，范建国会喝醉了。从一声不吭闷头喝酒，到主动找别人碰杯，很快就露出了醉意，开始说起了醉话。他时而冲人傻笑，时而又会拍拍人家的肩说：“摘掉头上的帽子有什么好处？到了冬天人会冷的……”人们想笑也不敢笑。老孙叫人给他沏了一杯酽茶让他醒酒。
人们以为他没事的时候，范建国却一把抓住了电工小陶的胳膊，用很伤心的语调说：“你怎么跟我变心了？你就是摘不了帽子我也不会在意的……”
吓得小陶动也不敢动，笑也不敢笑。
在场的只有石国栋和王玉蓉等少数人能听懂范建国说的什么意思。石国栋怕他说出更令人难堪的话来，忙叫过宋辉，两人齐心协力将范建国架回了宿舍，将他一放上床他便鼾声大作。
第 四 章 1960年至1962年 在极端困难的日子
1．“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跃进后的肚皮成了大问题
１９６０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绝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年份，留在记忆中最让人难忘的感受是饥饿。头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初露端倪的粮食紧张，副食品奇缺的现象，一度在国庆十周年的前夕得到缓解，至少是在北京等大都市感觉到了，人们原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挺一挺就过去了。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然灾害刚刚拉开的序幕。
人们的粮食定量普遍下降，副食品供应全部实行配给，居民的家庭中突然多出了各种各样的票证。除了粮票和油票，布票，还有糕点票、饼干票、肉票、烟票……购买茶叶、毛线、人造棉等商品则需要凭工业卷供应。至于芝麻酱，粉丝、淀粉、鸡蛋、豆腐……则凭购货本供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购货本，凭家庭人口购买配给的定量，集体户口的则凭个人购货本买其中的一些东西。丢什么也别丢票证或购货本，不少当家的老太太全将这些命根子藏在最保险的地方，有的干脆缝在自己的腰带上。
每月的２４日成了一个好日子，因为熬到这一天可以去买下个月的粮食，每到２３日的凌晨，各粮店的门前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冬季受不了那份冻，全家人倒换班排队。到天亮粮店开门的时候，队伍中少说有二三百口子人。人虽多，但秩序不乱，为排队吵架的不多，来早的人发号，一人手里一个号，一般乱不了。当时人们肚里的食不多，热量不足，火气不壮，这大概也是人们很少吵架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一杆称，每天吃多少米或面要称好，一两不能多，半两不能少。要准确到这种程度，到２４日这一天还够吃两顿的才行。那年头的孩子们都勤快，尤其是喜欢吃完饭涮锅洗碗，以便借机将锅里勺里的米粒扫荡个干干净净。大多数的家庭吃饭要分出份来，要按自己的定量吃。菜里的油少，更难得见到肉，开始一个人每月只有二两肉，一个五口之家只有一斤肉，就是全集中到晚饭时吃，一顿也只能平均到几钱肉。所以也有的家庭干脆每月改善一次伙食，用全家的肉票饨一回肉一顿吃掉，其余的日子索性素着，反正那点肉匀着吃还不够塞牙缝的。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高级食品，一斤高级糖要五元钱，是凭票供应的十倍售价。还有高级糕点，价钱也是凭票供应的十倍，一个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多的有五六十元钱，少的只有三十多元钱，一般家庭谁买得起！也有豁出去的，发完工资不管别的先来半斤高级糕点解解馋再说。当然，这么干的大都是那些没成家的单身汉。
那一年的七月，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跟中国打开了嘴仗的苏联人也开始添乱，全部召回了援华的专家，片面撕毁了中苏间已签订的专家合同，和全部援华项目合同。“老大哥”不太仗义的举动，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开始顶起了一个大包，大小与车顶差不多的一个汽包，由烧油改为烧气。那时候的汽车和电车都开得很慢，绝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人们也都面带菜色，精神萎蘼，走路也很慢，都懒得与人说话，想尽可能地保持体内的热量，绝不轻易浪费。那时小学每天只上三节课，当时校园里说的最多的四句话是：养精蓄锐，节约粮食，为国分忧，为家长解愁。老师常叮嘱学生的话也是，回家就休息，睡不着就看书，千万别乱跑。
小道消息说，农村开始出现了逃荒，饿死人的现象。灾情最严重的不少省份是当年放“高产卫星”最多的地方。
新冒出了一个新病种，“浮肿病”。这种病是先由人们的脚和腿开始，用手在腿上一摁，就是一个深坑，塌下去的肉好一会儿才起来。这种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病像传染病一样在城乡蔓延，病情严重的可以导致性命的终结。报上说治疗浮肿病最好的东西是黄豆，一时间黄豆成了好东西，身价百倍。如看望亲友或病人能带上一斤黄豆，那将是一份很可观的重礼。
报上不再提“高产卫星”这类新闻，连“跃进”这样的字眼也很少见了，常见报端的是各类“节粮，增粮”的窍门，什么“双蒸法”，用此法蒸馒头一斤面能多出一斤馒头。还有什么“冷水扎面蒸馒头法”，“半烫面蒸馒头法”，窍门多了。但人们一试都说不灵，到是瞧着多了，吃到肚里还是一斤面只顶一斤的事，不少窍门纯属自己糊弄自己。还有厂家出了一种叫“人造肉”的东西，
说是肉，吃到嘴里像是嚼锯末一样，商店里卖了一阵，但没多长时间就很少再见到这种“人造肉”了。
京城的厂矿机关积极响应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广泛开展大种蔬菜的行动，不但所有荒废的空地变成了菜地；还见缝插针利用道边、沟边、房前屋后……种菜；人们逢坑就填，见地就种，市民将蔬菜种在自己的院子里，干部将菜种在办公室的边上，工人将蔬菜种在了厂房的边上；连天坛公园都种上了西红柿，柿子椒，东瓜，黄瓜，成片的洋白菜代替了原先的花草。各色的蔬菜给这座皇家园林增添了几分野趣，只是施肥散发出的气味有些大熬风景。
报上将道边、沟边、房边等等的边归纳为十个边，将这些边上种的菜称为“十边菜”。一时间，“向十边要菜”又成了广大群众的战斗口号。
曙光木材厂在“向十边要菜”的行动中充分发挥了空闲地方较多的优势，各车间，股室划分出了各自的责任区，每个部门都指定了专门的责任人，一般都是有过务农经验的人，全厂各个角落的蔬菜绿油油的，长势绝不亚于农村的菜田。枯燥的厂区增添了许多的绿色，使厂区充满了生机，恼人的是全厂到处是粪尿的气味，挥之不去。住厂的职工晚上想出来纳纳凉，竟难找一个没有臭味的地方。
这年的深秋，为曙光厂立下汗马功劳的那头叫驴死了，它拉着一车木料突然就爬了架，再也没起来。它最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曙光厂表现了一番，全厂的职工每人分得一碗驴肉汤，里边只有两三块驴肉，肉块小得比肉末大不了多少。那头驴早已饿得不成样子，只不过没人顾上留意这些。事后有人说，孙广财经常偷吃它的豆饼和黑豆，叫驴只能吃哑巴亏，它是饿死了。孙广财当不成车把式了，只能在材料场当壮工，翻弄三角垛。厂里买了一辆拖拉机运料，老马改行开上了拖拉机。
厂里的会少了，学习也少了，职工下班就可以回家，吃完晚饭早早上床睡觉是保存体力唯一的好办法。厂里的长期病号多了，大半是浮肿病。全福患上这种病歇了，他家里孩子多，又全是男孩，一个个全跟饿狼似的，大人不想让孩子挨饿，只能自己少吃。王河惦记着他，每次厂里分自种的蔬菜都想着为他领一份，就是几个萝卜也要给他送家里去。
全福病休在家没事上街闲逛，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倒卖票证，原来这粮票、肉票、布票和工业卷这些票证都是有“明码标价”的，倒卖票证的黑市上，一斤粮票能卖到五六元钱，一斤肉票十元，工业卷一张可以卖到三元，所有的票证全有价。那地方在东单与王府井之间的儿童影院附近，他那天转到那里有人问他要不要粮票？他很快摸清了里边的门道。
工业卷是根据职工的工资多少发的，基本上是二十元工资一张工业卷，买人造棉、手表、自行车，还有香烟等物品全要工业卷。买一块手表要３０张工业卷，基本上是一个人全年的配给量。全福除了买菜叶，他的工业卷全送人了，他哪知这东西这么值钱！他头一次小试身手，卖了１５张工业卷换回了９斤粮票。一高兴，当天晚上他让全家吃了一顿饱饭。
全福媳妇乐了，便到处找工业卷，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