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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北大一位应届毕业生李某的事。在“大呜大放”阶段，北大各系的党组织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少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不对劲，躲到一边当观潮派。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更不愿这时候得罪人，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愿伸头。但架不住党组织，团组织反复动员，终于有人抗不住响应了号召，提了一些意见。李某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某系四年级某班的班长。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后来怕交不了差，同学们就对他说，你是班长，你就代表大家说几句算了。李某推脱不掉，就不疼不痒地提几条意见，说的大多是毕业分配的问题。谁料李某后来与那些被动员提了意见的都划成了右派。而李某的右派等于是班上同学选出来的。
石国栋怎会不知妻子的良苦用心，她专捡那些比他冤的例子讲无非是为帮他找个心里平衡，让他想得开些，让他知道冤死鬼不只他一个。其实妻子大错特错了，他听了这些非但难以达到心里平衡，反而更悲伤，更痛心了，一个被他视为亲生母亲的伟大政党，怎么会一下子将这么多的人推向了敌对的一方？一个充满自信，曾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政党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弱不经风，竟会视一些不同的声音为洪水猛兽呢？
他尤其对伟大领袖发出的“诱敌深入”的“阳谋”先是不信，继而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谦恭地请人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呜放”会是“诱敌深入”？会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他老人家怎么就不曾想到这一号召会有多少听党的话的忠诚战士跟进，义无反顾地积极响应而“随之深入”呢？
他想不通，如此伟大的人物也会发生判断上的严重失误？也会有如此轻率的随意性？他旦愿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下面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偏差，他看到的都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他盼望着扭转这一局面的奇迹发生，但奇迹没有发生。他每天从报纸上看到的，从广播听到的，都在一遍又一遍的证实，大势不可能发生逆转。他渐渐有些失望了。
为此，石国栋悲观地连申诉材料也不打算再写下去，他认定在这种形势下没人敢给他翻案。现在正是人人自保的时候，校园里没人敢理他，连过去的好朋友见了他都如同路人。一次他在校园一条小路上与一关系不错的老熟人“狭路相逢”，躲闪不及只好微笑着向对方点了一下头，不想那位老熟人如同被蝎子蜇了似的跑开了。而这种时候向谁递补交诉材料，如同向人家怀里塞炸药包，不吓坏人才怪！联想到，清华园里一位中央委员的女儿也被打成了右派，无非是给谁提了意见，有几分言论而以。中央委员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女儿，足见形势之严峻，他又何必再往刀口上撞呢？
但又是妻子的坚持，最终在她的鼓励下，他写完了自己的申诉材料。
郑雅华说；“反正已将好人打成鬼了，再给你加个不服的罪名也坏不到哪儿去。现在的问题不是当个老实的鬼，还是当个不老实的鬼的问题，而是追回你做人的名分。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妻子之所以信心比他足，是因她的入党介绍人现位居高教部的司长。她想通过这层关系将丈夫的情况反映到高层领导那里，妻子深信总有讲理的地方。
申诉材料写完后，郑雅华自告奋勇想亲往高教部去面呈这位司长。石国栋晓以利害，终于说服妻子改变了主意。理由很简单，万一这次申诉失败，又被人捅出来，妻子这条为右派丈夫翻案的罪名就足以将她补划进自己的行列里来。妻子是维系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这个家不能没有她。况且妻子的这位老关系他也见过面，何必再让她冒掉进火坑的风险！
在司长的办公室，石国栋见到了想见的人。
司长没有翻看他递上的申诉材料，而是要他简单扼要介绍一下申诉材料的内容。司长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地在听他的讲述，时而眯起双眼，时而皱起了眉头。十分钟后，终于冲他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本来他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想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的，即便这位司长知道他的过去，他仍想着重讲讲的，他觉得这十分必要。他毕竟过去是把脑袋塞进裤腰带跟着党干过革命的一分子啊！但司长不想听下去了。
司长用有些沙哑、低沉的语调说：“国栋同志，听我讲几句好吗？”他显得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因为他听到了“同志”，这久违的称呼。
“我个人完全相信你讲的这些全是事实。不排除是由于与某些领导的误解，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但要想将这个结局扭转过来，不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还不是时候，或说是至少眼下还不是时候。即便是现在定的调子高了一些，严厉了一些，也没有什么。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嘛！”
“可我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这还不是最后的处理？”石国栋不顾一切地争辩了一句，仿佛对方的手里就掌握着能改变他命运的东西。
“你听我讲，有些事情是要到运动的后期才能看清楚的。你也算参加革命时间较早的同志啦，应该领会党的有关政策。党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一向是非常谨慎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眼下你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运动有时好比打仗，有些误伤总是难免的。今天我多说几句，最后还是要在已划右的人当中，区分哪些是‘疑似分子，’哪些是‘思想右倾分子’，哪些是什么什么，有些就不便细说了，总之要看运动后期的处理。”
司长最后说：“这份申诉材料你还是拿回去，我个人的意见是你也不要再往上递，或再托关系转给什么人，没有好处的！眼下做的就是要有耐心，要相信我们的党。你不是也承认自己在整风中说了错话，办了一些错事嘛，那就加深认识，争取早日取得谅解嘛！”说罢，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
石国栋知趣地起身告辞，司长起身送客与他握手时说了一声，“回去代问雅华同志好。”
石国栋回家将见司长的经过照实一说，妻子生气地大骂对方耍滑头，说他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啊！在妻子的心目中，她的这位老上级是党性强，政策水平高，人品好的完人。所以这一结果不仅令她失望，也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石国栋却并不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觉得这位司长表现得相当不错了，至少对方还将他视为“同志”，说的官话中隐含着几分善意的关照，那就是要他冷静，要耐心等待。他无论怎么猜想，也觉得那些话不像是对方用于搪塞的拖词。况且人家可以找出足够的理由避而不见的，须知这是什么时候！
丈夫的看法并未能使郑雅华心服。她总觉得是这位老领导过于怕事，在她看来，对方接下申诉材料，找个机会再转给部长并非难事。以这位老领导的身份，向部长说上几句话引起部领导的重视也是可能的。所以，她对这位老领导的表现大为不满。她了解自己的丈夫，那是个在任何处境下都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她不能不承认这是好的品格，但正是这好品格，谦谦君子之风，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武装，使丈夫落到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她力劝丈夫将申诉材料寄出去，直接寄给部长。
她说：“甭听那老滑头的。等什么？要争取主动！明明是打错了，你不哼，不哈，只能表明是你默认！你有什么可怕的？还是那句话，反正已成鬼了，当白鬼，黑鬼是一样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石国栋认准的事很难回头，他坚信此时申诉不合时宜，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他同样不能说服妻子，真理论起来，妻子说的那些理由要比他的理由更充足，更具有说服力。那几天，夫妻俩争论的话题只此一事，最后是石国栋的执拗终于使妻子大动了肝火，与他吵了起来。
她翻出了老账说：“当初我劝过你什么？张放一登出那篇狗屁的‘暧昧的中立’攻击你，我就劝你反击，不能跟这种混球再客气，要把一切都说清楚，免得背黑锅。你呢，觉得堂堂一个师长不能跟学生打嘴架，不能太小家子气了，要表现得你这当领导的有一定的气量！你看现在多好呀，屎盆子全扣自己头上了，想吃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石国栋知道，为怕刺痛他，妻子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不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而如今妻子当面揭他的伤疤也并非想羞辱他，只是想用残痛的实例说服他。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觉得彼时之错，并不证明自己此时不对。
“你这次到底听不听我的意见，你给我个痛快话。我不想再劝你，跟你多废一句话啦！”那天晚上，妻子用不同以往的语气对他摊牌说。
妻子并没表明他不听的后果是什么，但其神情，说话的语气，能使他预感到那后果的严重性。他并不担心离婚，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担心的是她会背着他把材料寄出去。他沉思了片断，终于做出屈服的样子点了点头说：“好吧，我听你的，明天我就寄出去！”
他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屈服的表示竟会使妻子激动得泪流满面，依在他的怀里久久没有说出话来。一想到自己的屈服只是为了敷衍对方，他眼圈也随之红了，仰制不住的一阵心酸。
就在当天的晚上，他当着妻子的面将信封写好，将整整十五页的申诉材料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第二天，没等妻子问起便主动告诉她寄出去了。
不久，石国栋发现妻子的情绪极为消沉，问她原由，她也是强作笑颜地以身体不爽来搪塞，他断定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妻子一定是遇到来自上面的压力。他再三追问也不得要领，追问得急了，妻子还会对他发火。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菜市场遇到了与他十分要好的一位同事，在石国栋的再三追问之下，对方才吞吞吐吐地告诉他，院领导可能已找过郑雅华，动员他与自己的丈夫划清界线。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对方最后竟对他说了一句，“其实你可以争取主动嘛！何必拖累小郑呢？”说完便如同遇到传染病人一样逃掉了。他也如同当头挨了一棍呆住了。
从朋友的嘴里竟听到动员他离婚的话，并且说得如此赤裸裸，开始还真令他有些气恼。但静下心来，这气恼就变了味，昔日的好友不近人情之举未必说的是真心话，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事先为自己设下的保护措施。一旦有人说他与右派分子私下通风报信，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是帮助领导做工作，让其不要连累无辜，至于说这种话伤不伤朋友那是其次。石国栋还是感激这位昔日的好友的，毕竟见了他没立即跑掉，毕竟还告诉了一些实情，这已足够了。
石国栋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再次争取主动，提出分手，使妻子在政治上得以解脱。妻子为他做出的牺牲已经够多了。在这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郑雅华早已被确定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但他一出事，郑雅华的代表资格也随之取消了。
当晚，石国栋郑重其事再次提出分手，不想郑雅华听后竟大发雷霆，冲他劈头盖脸地吼道：“你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你才放心？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啊，说散就散！你以为这还是前清呀，说休妻就休啦……”说罢便伏在床上呜咽起来，哭得一塌胡涂。
一时，石国栋被吓呆了，昔日温情似水的妻子变成了暴怒的母狮。他知道，妻子一定是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屈辱，他的话如同拨掉了塞子，使得憋闷了许久的怨气全喷射出来。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静静地等待妻子平静下来。当他将毛巾塞到妻子手中的时候，郑雅华顺势扎进他的怀中，完全是一种哀求的口吻对他喃喃说：“答应我，能不能往后不再说这种蠢话？
此时的石国栋还能说什么呢！他紧紧地抱住了妻子，深深地点了点头。
这一年的春节就是在无限的等待，彷惶中度过的。春节过后不久，对他处理决定终于下达：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级别由十四级降为十七级。但即使如此，妻子对他态度依然不变。
那是石国栋来曙光厂上班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进家门他就发现郑雅华的神情不对劲，当他看到桌子上放着那件封好并没寄出的申诉材料时，后悔已晚了。当初，他为了不拂妻子的好意，谎称已寄出的了申诉材料，实则是将封好的信封藏在了箱子的底层。这期间，他几次想把材料转到母亲家，就怕被郑雅华找东西时翻出来，但一回到家就像散了架，没顾上这件事，没想到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石国栋满脸堆笑地向她解释，却见郑雅华摆了摆手说：“你什么也不要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我想咱们还是分开好。”她说得异常平静，仿佛已经过深思熟虑。
石国栋知道一切已不可挽回，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妻子提出分手是出于对他的误解，因误解而导至恩爱夫妻分手更是令他痛苦万分。只是一想到能尽快解脱妻子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还是平静地表示接受妻子的要求。
他知道妻子始终还对那份“寄出”的申诉材料寄予希望。她几次说起向上申诉一事时，竟安慰他说，“申诉材料寄出这么久了，学院方面既然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好事。”如今真相大白，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
其实，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分析，不寄申诉材料是正确的，反之，那些向上申诉，不服的右派没一个不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因为这些向上寄出的申诉材料无一不被返回原单位的党委手里，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石国栋觉得离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免受他的影响。
住集体宿舍当光棍的滋味不是好受的，尤其是有过家的人重当光棍的滋味更难受，更不要说石国栋又是这种境况了，光是那可怕的孤独就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如今让他当上了右派头，更令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屋里的室友是何小波和老张头，何小波没事的时候就是看书，和谁的话都不多。老张头到是个好说的人，但他说的全是与他的工作有关的事，什么这个嫌他烧的水不开是无故找毛病啊，什么有谁又糟蹋开水啦，说的全是与他兴趣不搭界的事，他只能听着，搭不上什么话。
范建国与他谈得来，他刚刚住进厂就连着来了几个晚上。但很快他就觉得这么下去不成，因为只要屋里就他们两个，范建国就会口无遮拦。后来他一吃过晚饭就出去散步，不到快睡觉的时候他不回来。直到人家不来找他了为止。
他变得谨慎了，胆子也小了，变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是自己了。
５．为放卫星，十三亩庄稼往一亩地移植，乱说话破嘴惹是非
厂工会组织活动，组织职工观看新编戏剧刘介梅。
无论是评戏刘介梅，还是新编话剧刘介梅，票都十分紧张。拖了一个多月，厂工会还是只能组织职工分两次观看。第一次看不上评戏的职工，改为看新上映的电影海魂。评戏是星期六的晚场，电影则是星期日的早场。
范建国所在的车间分到是评戏票，但他不喜欢听戏，想用手里的戏票换张电影票。他听看过海魂这部电影的人讲，这部国产片相当不错。况且他已打听清楚，史丽云所在的装配车间发的是电影票，如他也改看电影，散了场两人还可以找个地方散散心，史丽云星期天出来一趟不容易。他打听到后勤发的是电影票，便想到了烧茶炉的老张头。他想，老人都爱听戏，他用六毛钱一张的戏票换一张两毛钱的电影票准保能行。
吃过晚饭，范建国拿上票去找老张头，宿舍里只有石国栋一人在洗衣服。听他说明来意，石国栋说，你来晚了，老张头儿的票早被人要走了。
范建国见何小波也没在屋，便问石国栋知不知道何小波发的什么票。他知得，何小波最近新分配到了机加工车间。
石国栋表情十分严肃地说，你甭管他分的什么票。我劝你还是去看看刘介梅这出戏，这是厂里组织的政治活动，看完了说不定要组织讨论，到时候你没看怎么说啊？你这么大张旗鼓地换票，要是上面知道了，恐怕又是个事，这些你想过吗？说到这，他又笑了笑说，你大慨不会笑我是小题大做吧？
范建国听了如梦初醒，双手一抱拳作了一揖说，怎么会呢！我多谢老兄提醒！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光想着看海魂啦！他心里暗自庆幸，同屋的孙广财提出与他换票，他没有答应。孙广财不知从哪儿听到他想看电影，主动提出要用手里的电影票换他的戏票。他知道这小子并非是爱听戏，而是看上了戏票上的票价。他早就听说厂里不管发什么票，这小子总好跟人要票，然后偷偷将多余的票卖了买酒喝，范建国到不是不愿让他占便宜才不跟他换的，是怕出了事又扯上他。
石国栋停住手里的活儿，擦干了手，笑眯眯地问道，小范，你是不是又惦记星期天和谁出去活动活动啊？他见对方含笑不语，一副甜滋滋的神态，又笑笑问他，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是那位史大姑娘吧？
范建国不由地发出一声赞叹说，老石毕竟是过来的人，真是好眼力！
石国栋听了这赞叹并没什么得意的表示，只是咂巴了几下嘴，欲言又止地发出了几声淡淡的苦笑，好一会儿才喃喃地说，要说小史啊，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满不错的姑娘，只是……
范建国知道石国栋也是个爽快人，如今见他吞吞吐吐的样子，料他是有话不好说，便急切地问道，老兄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本人一定洗耳恭听。
有句话真是不该讲哎……石国栋面露难言之色，仍只说了半句又止住了。
这一来更吊起了对方的胃口，急得范建国一个劲地作揖，在他再三追问之下，石国栋才说，依我看，你们两个人恋爱不大合适，或者说至少现在谈不大好。论理这话真是不该说的，中国有名老话，宁拆十座庙，也不破一门婚嘛！老话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