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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嬗 变
一九七八年——后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一年称为拨乱反正关键的一年，改革开放起步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孕育着无限的生机，都成为一种标志，都预示着一场新的嬗变即将到来了！
这一年，对于中国妇女运动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九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十年浩劫后第一次以全国妇联名义召开的大会。大会议定全国妇女新时期的任务，发出了“四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化”的号召。
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一九五O年颁布实施的《婚姻法》，时过三十年，社会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婚姻法》一些条文与当前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不相适应，必须尽快进行修改。
十月七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汪副主席并
华主席、党中央：
今年八月，我们向中央送了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九月全国四次妇代会上，许多代表建议尽早修改婚姻法。为此我们再度提出这项建议，理由是：
一、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符合。这个婚姻法是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初，由中央妇委会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法制委员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与全国妇联一起，共同修订。一九五O年五月一日颁布的。这个婚姻法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矛头是反对封建，因此法律条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承认财产继承权。这样的总精神与新宪法的精神不相适应。
二、有些具体规定，与党的政策不相符合。例如婚龄问题。当前我们提倡适当晚婚，但婚姻法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可以结婚。干部在群众中提倡晚婚时，群众反过来批评干部违法。至于适当晚婚，究竟多少岁才算合适，目前界限不明。各地各自规定“土政策”，又缺乏宣传教育，群众颇为反感。非法同居、未婚怀孕的现象不断发生。因此婚龄问题必须适当地修改。
三、修改现行的婚姻法，颁布社会主义的婚姻法，是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必要的改革。
目前二十几岁的青年，很多没有受过婚姻法
的教育，不少人甚至不知有婚姻法。多年来，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买卖婚姻和
变相买卖婚姻泛滥城乡，因婚姻而索取大量
财物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许多农
村里没有上千元不能结婚，在城市也发生了
类似现象。不少贫下中农、职工群众因而负债
累累，甚至有人走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
法乱纪的犯罪道路。
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童养媳、换亲、转亲、租
亲、重婚、拐骗妇女等现象。有些地方连续发生
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自杀、集体自杀、被杀
等案件。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千家万户为婚姻
问题发愁。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颁布社会主义的
婚姻法，以便有法可循，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
的婚姻制度，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大干快上的
积极性。
为此我们建议由民政部牵头，联合法院、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青、妇等有关单
位，组成修改婚姻法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着手修改婚姻法。今年国庆节，乌兰夫、姬
鹏飞副委员长，曾同我谈过，要妇联来牵头，迅
即着乎修改婚姻法。我们是群众团体，是否合
适，请中央考虑。如果中央指派，我们当尽力而
为。以上建议，当否，请予批示。
康克清
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
报告先是列举了修改《婚姻法》的理由，主动建议由民政部牵头组成修改小组；但又点明乌兰夫、姬鹏飞两位副委员长希望由妇联来牵头，考虑到妇联是个群众团体，牵头做这样的工作是否合适，请中央定夺；如果中央决定由妇联牵头，妇联将全力以赴。无论是行文、措辞、逻辑，从哪个角度讲，这个报告都写得十分得体。
当时中央政治局分工汪东兴主管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工作，汪在请示报告上批示：“请华主席、叶 （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审批。我意可由妇联牵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均圈阅表示同意。
根据党中央的批示，十一月三日，全国妇联邀请民政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解放军总政治部、全总、团中央等单位的负责人协商，决定成立修改婚姻法小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任组长，李金德（民政部副部长）、何兰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王汝琪（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任副组长。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的婚姻法专家杨大文告诉我：“一九七八年，我获得了新生；我真正与婚姻法结缘，也是始于一九七八年。”
采访杨大文教授也是费了一番周折。一是他太忙，要想“逮”住京城法学界这位“大腕儿”级人物，并不是那么容易；二是他对于我这么个军人要写什么有关婚姻法的报告文学，似乎总有些不太相信。也是好事多磨，从春天到秋天，几经联系，杨大文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杨大文个头不高，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发型经精心梳理过，显得十分审慎而又有气质。握着杨大文的手，我说：“您是婚姻法学界的‘大腕儿’，采访不到您，我这本书也就写不下去了。”杨大文笑了：“为了你的这本书，再忙，我也得接受你的采访。”
杨大文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正逢抗战，全家随当会计师的父亲，奔波于上海、兰州、重庆等地。他的中学学业是在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完成的，在学校里，他还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的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到学校招生，杨大文报名从军。由于他年龄小，入伍后又被分到十七军文工团，演过小戏，但更多的是做群众工作，在安顺地区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土改运动。一九五二年九月，杨大文被选调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当时人大教学基本上用的是前苏联的教材，杨大文学习刻苦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几厚本的苏联民法典那时他基本都能背下来。毕业后，杨大文留校当助教，讲授苏联民法典（包括婚姻家庭法）。“文革”中，杨大文被发配到“五七”干校，管过果园、茶山，当过炊事员。一九七八年八月人民大学恢复，他才重新回到人大法律系，担任民法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十年浩劫，拨乱反正，婚姻家庭问题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为了从法律的角度解答这些问题，杨大文与系里另外两位老师合写了《婚姻法与婚姻家庭问题》，出版后成为当时的一本畅销书。
杨大文说：“也是在这个时候，全国妇联的领导找到了我，他们可能是看了我写的有关婚姻法的文章，希望我能参与婚姻法的修改工作。我说：好呀，好事嘛！痛快地答应了。”
从此以后，杨大文与共和国的第二部（一九八O年）、第三部（二OO一年）《婚姻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大文对我说：“我是第一个到修改婚姻法小组报到的，紧接着，马元、苏庆、王德义也来了。开始是李宝光带着我们四个人干。以一九五O年《婚姻法》为基础，哪些应该删除，哪些可以保留，哪些需要修改，大家讨论，我执笔起草条文。后来，李宝光调到河南工作后，妇联指定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罗琼大姐牵头这件事。这中间，苏庆出国学习，社科院法学所又派来了陈明侠。一九八O年初，政法大学的巫昌祯教授也参与了进来。
“那时候，不讲条件，不讲报酬，大家一心想的是怎么把婚姻法修改好。妇联给我们找了个小屋，作为办公室。中午就在妇联机关食堂就餐，有时罗琼大姐自己掏腰包，买来一些酱牛肉、酱猪肝，算是为大家加莱。过春节时，康克清大姐特批，给我们每个专家补助了五十元，让我们非常感动。”
杨大文告诉我，他记得很清楚，从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六月，经他的手就起草了六稿草案，当时起名都叫《婚姻家庭法》。后来，他们又带着这些草案到机关、基层征求意见。
三十年毕竟是一个不短的历史跨度。
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七九年，信手拈来就可以举出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土改、抗美援朝、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面对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面对婚姻家庭领域里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六十年代初就应该对一九五O年《婚姻法》进行修订了。但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这一项工作却年复一年地拖延了下来。
“文革”爆发，十年浩劫。法制建设遭到毁灭性打击，《婚姻法》自然也在劫难逃。封建婚姻回潮，道德水平下降，在城乡，特别是在农村，一些陈规陋习，比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卖淫嫖娟等，又死灰复燃……
家不宁，谈何治国？ ，走出“文革”噩梦的共和国，首先想到的是修订《婚姻法》。
这次修订《婚姻法》，争论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结婚的年龄，二是离婚的条件。
——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但随着七十年代计划生育的全面展开，全国各地都自行规定了晚婚年龄。据一九七九年初统计，在城市，对男方，有六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八岁，有十——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七岁，有五个省（区）、市规定二十六岁，有七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对女方，有十八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五岁，有八个省 （区）、市规定二十四岁，有三个省（区）、市规定二十三岁。农村比上列规定大体低二三岁。提倡晚婚，无疑对计划生育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问题在于，当时各地已经不是仅仅因为计划生育在提倡晚婚，实际上是用晚婚年龄替代了法定的婚龄。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农村中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有些农村男青年到了二十岁，女青年到了十八岁，准备结婚，找到乡里登记，却因为不符合晚婚条件，不准登记结婚，他们反过来责问干部：“你们当干部的为什么不学学《婚姻法》？《婚姻法》里明明规定男二十、女十八可以结婚嘛，我们到了法定年龄，为什么不许我们结婚？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据河南省属三个医院、郑州市属二个医院的统计，七十年代末人工流产手术中，未登记结婚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七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二，中期妊娠作引产手术中，未婚的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九。流产的青年妇女，一般在二十到二十三岁。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度，仅成都市七个医院流产、引产手术的四千多人中，自报未婚的占半数。有些党、团员因未到晚婚年龄结婚而被开除党、团籍。河北省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开除团籍的二千多名团员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因为未婚怀孕的。陕西省那几年受处分的团员中，因为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的占百分之六十五。河南省受处分的青年团员中，由于未婚同居的占百分之五十。当时，因为未到晚婚年龄而结婚，有些干部、职工被开除公职，有些社员被克扣口粮，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
当时我国的晚婚年龄，同世界各国规定的婚龄来看，显然是大大超出了。欧、亚、美洲三十多个国家，男子婚龄大多规定在十八岁（十九个国家）；最高的二十一岁（三个国家）；最低的十四岁（四个国家）o 女子婚龄最高的十八岁（十二个国家）；最低的十二岁（六个国家）。美国各州不统一，对男子有些州规定二十一岁，有些州规定十四岁；对女子，有些州规定十八岁，有些州甚至规定十二岁。
关于婚龄，在全国妇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有十六个省、市妇联同意男女各满二十二周岁，始得结婚。有一个市嫌这样规定太低。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妇联不同意，认为这样规定偏高了，在广大农村行不通。法律制订了，却又执行不了，失去了法律的尊严。而且男女婚龄相等，因男女生理发育不适应，同我国民众的习惯不符合。
有位学者甚至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允许六十岁的老头娶二十岁的姑娘，却不许二十岁的小伙娶十八岁的姑娘？
修改法定婚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考虑。既要从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出发，也要照顾到青年生理发育的状况；既要切合社会需要，也要有科学的根据；既要考虑现在，也要顾及将来。
那时候，彭真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得悉全国妇联正牵头在修改《婚姻法》，有一天，特地到妇联听取意见。罗琼代表妇联向他作了汇报。
谈到婚龄问题时，罗琼汇报说：“这次修改，我们许多妇联干部倾向于提高结婚年龄，建议改为男二十五岁，女二十三岁。还有的主张男女双方加起来满五十岁。”
彭真：“为什么要提高婚龄呢？”
罗琼：“这样做可以降低出生率，有利于计划生育。”
彭真同志问：“你们到基层征求过广大妇女群众的意见吗？她们都赞成吗？” 有人答：“赞成！” 彭真同志又问：“咱们妇联机关干部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罗琼说：“大约四十左右吧。”
彭真同志想了想，说：“全国妇联包括省、市妇联机关干部，生活在大城市，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赞成结婚的年龄定得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婚姻法是为每一个公民服务的，我们特别应该考虑提高婚龄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情，工厂里的青年工人会怎么想？农村青年能不能接受？”
后来，在另外一次民法座谈会上，谈到《婚姻法》修改时，彭真同志说：“一切法律都要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制词·婚姻法，不能不考虑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大家都是年轻时候过来的，你想想，非要农村青年二十好几岁结婚，能不能行得通？计划生育应该提倡，但是，婚龄问题和育龄问题要分开。生育年龄可以号召推迟，至于婚龄，也应该提倡晚婚，但是作为法律规定，就要适度。城市知识分子主张高一些，农民主张低一些，我们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就要照顾到最广大的农民。法制委员会建议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调查了三十一个国家，已经是最高的。有人说二十五岁才能达到性成熟，我问了林巧稚教授，哪里有那个事情！还有离婚问题，只要一方不同意，两三年也离不了，男女关系破裂到一个把另一个害死。”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当时是婚姻法修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她说，康克清大姐那些日子特别关心婚姻法修改工作。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康大姐也来了。会上关于婚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康大姐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休息时，康大姐问她：你觉得婚龄多少比较合适？她说：我们一直在提倡晚婚晚育嘛，我觉得年龄大一些比小一些有好处。康大姐马上说：“我们光考虑城市青年不行啊！农村青年怎么办？非要那么大才能结婚，他们等不及了，只好不登记，非法同居。”
这次婚姻法的另外一个重要修改内容是有关离婚的条件问题。
一九五O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这实际已经体现了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破裂主义”是指以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破裂、无法维持共同生活为理由，夫妻一方或双方均可要求离婚）。
正是有了这一条规定，使当时众多的深受封建婚姻迫害的妇女，摆脱了痛苦婚姻的枷锁。但是，随着五十年代初离婚率的急剧攀高，社会对于离婚的承受能力变得脆弱起来。到了“文革”期间，离婚竟被极“左”思潮看成为“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当代陈世美”的代名词。那时候谁要是提出离婚，不让他（或她）剥层“皮”，也得把他（或她）闹得满城风雨、身败名裂不可。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一直都坚持宁严毋宽的原则。当时，如果是国家干部或党员提出离婚，法官十有八九要拿出的“杀手锏”是：“你是要公职、党籍，还是要婚姻自由？”有的地方甚 至把要求离婚的人员集中起来，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改造思想，直到把离婚申请撤回为止。在那个“无法五天”的年代，连国家主席的性命都得不到保护，《婚姻法》自然也成了一纸空文。
关于离婚的条件问题，实际上从一九五O年《婚姻法》公布不久，就产生了“理由论”和“感情论”之争，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理由论”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为原则，即理由正当准予离婚，理由不正当不准离婚。如被包办的人提出离婚，应该给予批准；有喜新厌旧的人提出离婚，则不予支持。“感情论”则看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如果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不论什么理由，都应准予离婚。这是从婚姻的本质出发，婚姻既然已经死亡，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解除这种已经死亡的婚姻，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的，它对于社会和个人也是有利的。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在《有关婚姻法实施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阐明：“有正当原因不能继续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一九五三年法制委员会再次对有关婚姻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