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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砸碎了千年的枷锁，那些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压迫、凌辱，处于极端痛苦之中而不能解脱的妇女，终于找到了政府这个大靠山和法律这个有力的武器。有了政府作靠山，她们的腰杆硬了；有了法律作武器，她们变得理直气壮。
多年的苦水吐出来了，多年的梦想成真。积压在一起的离婚案件，终于像地底下的岩浆似的从火山口喷涌而出……
一位婚姻法专家指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形成的第一次离婚高潮，标志着我国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崩溃，是我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步骤之一，符合当时历史要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第三章
三十年婚姻故事
到干休所听老故事
年龄，有时是会让人惊奇的——一对夫妻双双活到九十一岁，你难道不为他们的高寿而惊奇吗？ 而婚姻，有时还会令人崇敬——这对夫妻从一九三 O年携手步人婚姻的“殿堂”，至今已历经银婚、金婚、翡翠婚和钻石婚，他们之间这种漫长而珍贵的婚姻，难道不令人崇敬万分吗？还是这对夫妻，丈夫是我军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妻子却是一位普普通通酌家庭妇女，他们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用自己平常而又带几分传奇的经历，在向人们诠释婚姻的真谛……
三月，春风轻拂。在北京万寿路海军干休所，我拜访了这对夫妻——王晓、樊旭夫妇。
都是九十一岁老人，王晓身材魁梧，腰板挺直，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双眼，除了耳朵有点背，健康情况依然良好。樊旭慈祥地坐在沙发上，脸色红润，精神饱满，这两年就是腿脚有些不得劲儿。
我说：“王老，你们结婚已经七十四年了，还记得当年的结婚情景吗？”
“怎么记不得，那年的五月十三，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他用一顶红轿子，把我接到他们家。当天还办了两桌酒席，那时候在农村就算不错的了。”樊旭在一旁轻轻插了一句。
“是的，是一九三O年农历的五月十三，当时我还在县城的协德源商行当学徒。一晃七十几年了！”王晓十分感慨。
九十年的经历厚重得像一本书，只能挑最重要的说……
一九一三年农历十月，王晓出生于山西定襄县东作村一位前清秀才的家中。一九三三年受共产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影响，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渡，王晓毅然从军。一九四九年九月，晋升为十六军四十八师师长。一九五一年，王晓奉命前往刘伯承挂帅的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海军学院副院长兼合同战役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一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八三年，他从海军后勤部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休养……
我们正聊在兴头上，坐在一旁一直闭着双眼的樊旭，突然冒了一句：“太细了，太细了，人家要听听我们两人的事情……”王晓望了老伴一眼，止不住笑了，连忙说：“好，好，我再说说我们俩的事情。”
我问：“王老，您和樊大姐是自由恋爱，还是父母包办的？”
“那时候农村哪有自由恋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抗拒。她家离我们村就隔着条路，三里地。是媒人介绍的，而且媒人也不跟我们说，只要父母同意就行了。结婚前我们从没见过面，双方都不知道对方高矮胖瘦，那时候都是这种风俗。二十岁结婚，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我在小学当老师。”
樊旭插话说：“那时候我还帮他闹革命呢！”
“是的，”王晓说，“当时，一些进步青年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她在村口为我们放哨。我们夜里进城贴标语，她也跟着去，帮助刷糨糊，帮助放哨。三六年离开家后，我一年给家里寄一封信，也不敢讲真实情况，就报个平安，说自己在外面做买卖。”
王晓接着说：“我离家第七年，也就是四三年三月，当时经过了反扫荡，形势平稳了一些，部队驻扎在山东鲁西一个叫清水河地方休整。我给她去了封信，过了些日子，她带着十三岁的女儿居然找来了。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从山西到山东，还得经过鬼子的封锁线，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是怎么来的？当时也有一些团级干部带家属的，她们也就留了下来。四五年，部队又要打仗了，一家人又分开。一直到了五二年，我留在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一家人才重新团聚。”
樊旭告诉我，她从小没读过书，不识字。到了南京以后，开始学文化，达到高小水平，能看看报纸。
五十年代，我国曾出现第一次离婚高潮，有些材料说，这其中高级干部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些高级干部参加革命前，在家乡已经有了妻室，但解放后进了大城市，再也看不起老家的“糟糠之妻”，便纷纷提起离婚。
我问王晓：“当时，一些高级干部进城以后，看不起老家的原配，提出离婚，您身边这种情况多吗？”
王晓想了想，说：“有这种情况，不过，好像并不是特别严重。”
樊旭说：“怎么没有y我记得有个系主任，不要老家的老婆，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系主任？”王晓沉吟了片刻，“……哦，你说的是那个王主任。他的情况还有些特别，他出来参加革命以后，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后来一直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王主任一直不承认有这桩婚事。解放了，女方就找来了，组织上也很难办……”
樊旭又说：“好像还有个教员，因为这个事受了处分……”
“对了，我们这个单元一楼住的史子才同志，解放初期当过海军航空兵的干部部长，或许他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你可以同他聊聊。”王晓说。
我向两位老人“此致敬礼”，并祝他们健康长寿！
我再二次走进干休所。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崇敬感——这里的每一位老人，每人都有一段光辉的经历，每人都是一部历史参考书！
今年已高龄八十四岁的史子才也是如此。
史子才是河北威县人，家乡的口音一点也没变。老人除了耳朵有点背，记忆力还相当好。一九四O年十月，史子才参军入伍。参加过反扫荡，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一九四九年夏，已是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史子才随部队进川剿匪。一九五二年，十军并入刚刚组建不久的海军青岛基地。从陆军突然转到海军，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见到大海了，还不相信海水真是咸的。过去哪上过军舰，许多人一上舰就晕。史子才说自己当时脑子一时也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也得转弯，那时的口号是：“不懂就学！”一九五三年，海军航空兵成立，史子才又被任命为海航政治部干部部长。
一九五O年、一九五一年，部队驻扎在四川内江地区。史子才告诉我，他们那一拨干部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结婚的。刚投身革命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枪林弹雨，谁还顾得上去计算年龄。一解放，小伙子都成了“老”伙子了。当时，十军军、师、团三级干部中，没有结婚的占大多数。革命胜利了，也该有个家了。
那天中午，史子才刚刚从师里开会回来，军宣传部长郭竞仁说：“老史，今天晚上我准备办事了，到时欢迎你参加！”
“办事？”史子才疑惑地问，“办什么事？
郭竞仁答：“婚姻大事啊！”
当晚，婚礼就在郭竞仁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举行。郭竞仁代表新娘讲话，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大家，我准备了十个西红柿，一瓶酒，不成敬意！”
有人问史子才：“史部长，你和小吕的大事准备什么时候办？”
史子才说：“我们刚刚进入‘情况’，不着急，不着急！”
军长杜义德在一旁说：“军人嘛就得有点军人作风，还磨蹭什么？马上打报告，这两天就办了。”
史子才的对象“小吕”吕哲仁，安徽阜阳人，高中毕业那年，正遇上十军到学校招收女兵，便报名参了军，被分到史子才手下当干事。
这时，史老的夫人吕哲仁从里屋出来，笑着说：“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吗？”
史子才接着说：“既然军长开口了，那就打报告吧，当晚写了报告，第二天就批了。”
吕哲仁说：“我们是一九五O年七月十五日结婚的。老史是师级干部，当时每月的津贴费是三块五，我是排级，每个月是一块五。我们两人把积蓄凑了凑，一共是二十几块钱。我记得很清楚，用这些钱，我们办了三件事：一是到城里拍了张结婚照，那时候照相是很时髦的事；二是花七块钱买了一只金钱牌热水瓶，因为老史那段时间老爱感冒，晚上得喝点热水；三是买了点糖块，一瓶酒。”
我问吕哲仁：“吕大姐，当时像你们这样的婚姻，是不是都是组织上给分配的？”
“不，不，”吕哲仁说，“我反对‘分配’这个词。现在的一些电视剧、小说，一写那个时期老干部的婚姻，都说是组织分配的，这也是一种误导。一般都是介绍的，毕竟是人民军队嘛，即便相处了一段时间，本人觉得不合适，组织上也不会逼婚。”
我又问：“史老、吕大姐，解放初期你们都在军队做干部工作，是不是那几年原来在农村有妻室的高级干部，提出离婚的特别多？”
吕哲仁说：“当时是有一些高级干部离婚了，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凡是离婚的都是‘陈世美’，都是把农村的妻子抛弃了的。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是一出来革命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十几年音信全无，家里人以为他早牺牲了，原来的妻子也早改嫁了，事实上也就算离了。有些是参加革命前，父母包办成婚，本来就一点感情也没有，出来参加了革命，十几年没有生活在一起，现在再把两个人捆在一起，的确也有困难。他提出离婚，说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也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我记得当时有个副师长，参加革命的前三天成的婚，完全是被迫于父母之命，妻子还是个小脚女人。一九三五年离开家，到一九五二年才回去。当夜，父母让他与妻子住在一起，他死活不干，在家只呆了三天，就返回部队了，马上写了离婚申请。机关还派人去他家乡调查，连调查的人都很矛盾，一方面同情为他苦苦守了十几年的那个女人，一方面又觉得维持这样的婚姻也是十分残酷的。后来，尽管做了工作，他还是坚持要离，组织上也批准了。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真正属于‘陈世美’的，真正喜新厌旧的，有，不是很多。现在有一种误解，凡是那时候离婚的都是‘陈世美’。”
当时，还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叫“离婚不离家”。
《解放军报》原副总编魏艾民曾写过一篇回忆录：《荒唐的“离婚不离家”》：
……
那时的军队干部都很年轻，却多是身经百战。部队进驻城市，接触很广，城市的女青年崇拜他们，羡慕他们，自然会有爱的表示，同时也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女性，以各种不文明的方式接近我们的干部，人们称这种女人为“糖衣炮弹”。这种新情况引起干部思想上的混乱。那时已婚的干部，女方大多是家乡的原配，几乎全是文盲，有的还是缠足。有的干部在一些女青年的包围下动摇、溃退，想扔掉原配，另寻新欢。但干部的原配，都是他们家中的有功之臣，而且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说，使这些人不敢简单从事。也许人的“智慧”是无限的，逐渐冒出一种“离婚不离家”的婚姻模式，即干部同原配夫人口头上宣布离婚，女方仍住其家，地位不变，而男方可以再结婚。农村妇女，不解其中奥秘，觉得自己反正不离家，只当是男人在外边“娶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本人就见过这样的事：一位团级干部，宣布同原配夫人离婚，但“不离家”。他同新婚夫人回家，还要原配夫人安排生活。新婚妻子生予，还要原配夫人来伺候月予。
这种“离婚不离家”的做法，自然引起各级党组织的注意。据说，一次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组织京剧晚会，毛泽东点了两出戏：《将相和》和《秦相莲》，其寓意是很明显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至今，依然有人在怀念着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结束了百年战乱，结束了流离失所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广大劳动大众所期盼的和平岁月，所渴望的安居乐业的生活开始了。在精神领域里，理想主义在统领着一切。
这种理想主义在婚姻领域里，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
一九五一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谁是最可爱的人》，同时也点燃了无数姑娘心中的爱情之火！
那完全是一个理想化的公式：志愿军官兵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官兵也是最值得我爱的人——我应该把真诚的爱情献给志愿军官兵——献给志愿军官兵的爱情一定是幸福的！
一九五一年，十九岁的曲君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她像班里的同学一样，投入了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官兵写慰问信的热潮。三个月后，她收到了志愿军第七十五师一位叫高志强的副连长的回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篇纸，而且三分之一还是错别字，曲君却读得有滋有味。从此后，两人书信频频，鸿雁传情。
一九五四年秋，高志强随部队回国，分到杭州郊区一家部队汽车修理厂当副厂长；而曲君三个月前大学毕业，已经到杭州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那是一个秋高云淡的夜晚，和风轻拂，明月高照，这对恋人第一次在西湖边的苏堤上见面。情语切切，互诉衷心。
曲君很快向学校领导打了结婚申请报告。她的一个好朋友提醒她：“你是个大学生，他才读了两年的小学，你们为什么不能再接触一段时间？再了解了解？”曲君说：“不用了，战场已经帮我对他作了最好的了解！”
婚礼是在曲君学校的礼堂进行的，证婚人是市里一位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一位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和我们的一位优秀教师举行婚礼，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
蜜月结束了，平凡而具体的生活开始了。
结婚头几个月，曲君每周都要带高志强游一次西湖，她说游西湖能让人心旷神怡，陶冶情操。可去的次数多了，高志强不愿意了，他说整天看这破水有什么可看的，还不如在家睡觉强。不游西湖，那就去看电影，好几次，开映没多久，高志强便歪着脑袋睡着了。
一年后，儿子降生了，儿子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同时带来了烦恼。由于双方的父母都不在杭州，曲君歇完了产假，白天只好将儿子寄托给一位老太太带。孩子小，老闹病，曲君忙得焦头烂额。有天半夜，天下着雨，儿子突然发烧，又哭又闹，曲君不得不抱着儿子往医院送，等到看完病，清晨回到学校，上第一节课的钟声也敲响了。曲君把孩子一放，连早饭都没吃，拿起讲义赶紧往教室跑……
周末，高志强一进家门愣了，屋里乱七八糟，曲君也 瘦了一圈。他纳闷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曲君哭了，一个劲儿地说：“你回来，你赶紧给我调回来……”
调回来谈何容易，日子照样得过。
更让曲君接受不了的是高志强的生活习惯，抽烟，喝酒，晚上睡觉不洗脚。每天晚上睡觉前，曲君都得提醒一句：“洗脚去！”不提醒，他总忘。有天夜里，曲君突然想起他没有洗脚，说了句：“你还没洗脚呢！”高志强已快进人梦乡：“困死我了，明天再说吧！”曲君火了，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嚷道：“不洗脚，你给我滚开！”高志强也急了：“干吗穷讲究？在朝鲜打仗，半个月、—·个月不洗脚，不照样过？”曲君不依不饶，高志强就是不洗，两口子一直吵到天亮。
洗脚是个引子，从此，小吵不断，大吵频频。
孩子三岁时，曲君提出离婚，高志强也同意了。
有人问曲君为什么离婚，曲君说：“他不洗脚……”
有人问高志强为什么同意离婚，高志强说：“她老让我洗脚……”
因为“洗脚”问题而离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场曾经被看作是“这座城市的光荣”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爱情理想革命化”的潮流并未中止。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者徐安琪，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爱情理想革命化”时说：“社会主义的爱情在那个年代被神话为纯洁无瑕、公而忘私的无产阶级感情，因此，男女结合强调的是志同道合即革命理想和思想意识的一致性而不是情投意合，恋人间的缠绵亲昵、卿卿我我被视作削弱革命斗志、影n向革命工作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性更成了见不得人的淫恶邪念。至于‘个人问题，成为恋爱结婚的代名词，也并非因为婚恋具有个人隐私的性质，而是因为恋爱婚姻是置于革命和工作之后的个人小事。因此，一心扑在工作上迟迟不考虑‘个人问题’即‘公而忘私’者受赞赏、被鼓励，大学生、学徒、青工谈情说爱则常被套上‘不安心学习、工作’或‘早恋’的帽子受批评、帮教，一旦有性的接触被发觉甚至要受到批判、开除的惩罚。”
遇罗锦离婚案
《结婚证书》是对合法婚姻的一柙址明；
《结婚证书》同时又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印记。
翻阅“文革”期间一些地方的《结婚证书》，首先感觉到的是它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这种色彩又是从印在证书上的《毛泽东语录》体现出来的：
一
“为人民服务！”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要斗私批修。” “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
那是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