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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嵇康写过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在文学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山涛，字巨源，原本“竹林七贤”之一，后来丧失操守，投靠司马昭当了选曹郎，他在调升散骑常侍以后，想举荐嵇康来充任这一职务。当时，司马氏篡魏自立之势已成，嵇康在政治上与之处于对立地位。山涛却要举以自代，拉着他一同下水，在嵇康看来，这是对他的人格的蔑视与污辱。于是，投书加以拒绝，并断然与之绝交。
而陈梦雷的这份《绝交书》，则着眼于剖白蜡丸密疏真相，彻底揭露李光地“面诺背违，下石飞矢”的伪君子面孔。这对于满口仁义道德、孝悌忠恕，以“理学名臣”彰闻于世的李光地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因此，一当《绝交书》面世，李光地便立刻授意子弟，组织人四处查收、销毁。然而，效果不佳，反倒欲盖弥彰，流传更为广远，直至“分赠诸师友，转相抄诵，而使万人叹赏”了。以不畏权势名重当时的黄叔威，有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他说：《绝交书》“前面多少含忍，后面则痛心已极，无复可奈。不知是泪是血，是笔是墨？其文气一往奔注，有怒浪翻空，疾雷破柱之势。”赞扬陈梦雷“慷慨激烈之气，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后死有人，当不令如此大节，遗落天壤也”。反过来，对于李光地则痛加鞭挞，竟至呼出：“噫！安得立请上方斩马剑，一取此辈头乎！”
拷问（之二）
看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会循着《绝交书》中质问的“何以为辞”、“何以为容”、“何以为心”的线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李光地如此丧心昧良，难道他就没有丝毫顾忌吗？
“首先，他将如何面对陈梦雷这个过去的‘知心朋友’？”
其实，对付的办法说来也很简单。当陈梦雷对面责问时，他只是“唯唯而已”。这样一来，你也就拿他没有办法。在“当红大佬”李光地的心目中，陈梦雷，一个永无翻身之望的戴罪流人，不知哪一天就将填尸沟壑， 即使勉强得以苟延残喘，也是“有若无，实若虚”也，“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是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完全否定他的存在，连正眼都无须一瞬的。
“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
“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施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诫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你同这类人讲什么“天地良心”，纵不是与虎谋皮，也无异于夏虫语冰、对牛弹琴了。
“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可以不在乎陈梦雷，也可以不去管什么“天地良心”，难道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
那他也自有应对的办法——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私谊、公论全不在乎，身后是非也尽可抛开不管，对付这样的人也真是毫无办法。不过，能够直接决定他的命运的康熙皇帝怎么看他，那他还得认真考虑吧？康熙老佛爷可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
康熙皇帝精于世事，这不假，但他也要分别情况。对于这类“狗咬狗”的琐事，他老人家才不会作兴去管哩！在这个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汉族官员都是一些奴才胚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义”，无所谓“德”的。恨不得他们一个个斗得像乌眼鸡似的才好哩！互相攻讦，彼此监控，那就更容易加以驾驭、钳制了。
本来，对于李光地的心术、品行，万岁爷也好，一般僚属也好，上上下下都看得十分清楚，“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全祖望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榕村（李光地号）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可是，由于皇帝的百般回护，尽管告讦、揭发者不乏其人，他还是仕途顺畅，一路绿灯，后来以七十七岁高龄卒于任所。康熙帝深情悼惜，无限感伤地说：“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雍正帝对他也十分赏识，即位之前即曾亲笔赐赠“昌时柱石”的匾额，表彰李光地的劳绩；登基后，在日理万机的劬劳之余，还记怀着已经作古多年的李光地，特予追赠太子太傅，并恩准其入祀贤良祠。
原来，在这些封建帝王脑子里，社会伦理学是服从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你是否效忠于朕躬本身，是否效忠于大清王朝，你为捍卫“家天下”的帝统和巩固皇权做出过什么贡献，是否算得上一个够格的忠顺奴才。在这方面，应该承认，李光地是无可挑剔的。连陈梦雷都曾对康熙帝说过：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但“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对于李光地来说，只这一句话就够了，等于加上了千保险、万保险。这也就无怪乎康熙皇帝对这位“真忠臣也”，恩波浩荡，褒赏有加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陈梦雷的忠厚而憨直的书生本色。这样的“直巴头”来和八窍玲珑、鬼精鬼诈的李光地过招儿，自然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了”！你看人家李光地怎么说他：“自甘从逆”，“辜负皇恩”。专拣要害的地方叼，用语不多，却字字着硬。
不算结尾
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那么，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自在，那么轻松了。
责任编辑 晓 枫
滇行散记
■ 高洪波
“曾为十载滇云客”是我一方闲章的印文，请一位精篆刻的朋友刻在一方青田石上，闲暇时拿来摩挲把玩，掌心中便有了一种云南意象。
我曾在云南宜良（旧属曲靖、今归昆明）一处叫做大荒田的军营里生活过十年，以大荒田军营为轴心，对云南的山山水水进行过辐射状的走访，譬如滇南的苦聪山，滇西的腾冲、陇川、芒市及景颇山寨，再譬如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寨、瑞丽的傣家竹楼。走访这些地方时我的身份虽然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炮兵排长，可这只是具体的职务，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是以一位业余作者兼军旅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因此我除了军营战友之外，还多了许多地方上的文友与伙伴。我把云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每次回到云南，都情不自禁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会下意识地将青年时期学会的云南话脱口而出，吃起米线来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总之，“我与云南”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迷人的话题。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云南召开六届五次主席团会议和六届四次全委会，借机重走云南，居然生出若干故事，且听我一一道来。
两本书的背后
在云南期间收到过许多本书，有会议上发的，还有朋友赠送的，这些书照例会打入行李中托运回北京慢慢消受，因为行色匆匆，大多是来不及释读和欣赏的——说来也巧，我偏偏仔细读了两本书，一本是 腾冲农民作家段培东的《松山大战》（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本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散文家胡廷武的《九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读《松山大战》适在腾冲采风归来，在昆明仅一日停留，身体有小恙，卧在床上读完这本携自腾冲的书。一读便不能自已，为农民作家段培东投入书中的强烈的民族正气、对史实材料的详尽掌握以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警觉和批判，“我有的是民族正气和无穷的愤怒”，段培东这样宣称。我“信仰我们的民族。因为她是不可战胜的”！段培东这样答复日本记者。《松山大战》是段培东描写抗战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虽然写作条件艰苦，但这位年近70岁的农民作家不屈不挠，他为家乡和故土的劫难，为乡亲父辈的蒙尘，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也为了滇西光复而壮烈牺牲的上万英雄。
在段培东的笔下，再现了六十年前那场惨烈的激战，也描绘了日军的凶狠狡猾，更难忘的他笔下再现了战神洪行、儒将彭劢、指挥官宋希濂、抗战县长张问德等罕见的历史人物。《松山大战》让我见识了滇西抗战的悲壮，对曾一度被忽略乃至遗忘的历史，段培东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同行做了忠实的注释，尤其读到他描述一些抗战老兵在“文革”中的命运时，那些老兵用与日寇肉搏的快乐回忆替代不公正的现实，居然如此豁达大度，这就是我们朴实的人民！
胡廷武是近年间崛起的一位散文家，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十月》，每篇均有一个“听”字，听风听雨听蝉听戏听吆喝乃至听歌听鼾，可见廷武有一双好耳朵。此前我对廷武只是闻名，没料想一见如故，他送了一本新书《九听》给我，于是在从昆明飞北京的漫长旅途中，我充分领略到一个阅读者的快乐。廷武把自己的这些文章自诩为“平民的圣餐”，他写的是一些久远的沉淀在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人物，他用一种温馨去抚摸他们，去感知他们，这些普通的白马小镇上的乡亲，从大舅赵风枢、舅妈陈小玉，到养画眉的王栓，唱戏的上官月、卖豆腐的许富、音乐老师高悦秋、体育老师公羊德生、生产队长农民王泰阳，直到《听歌》中两位彝族青年歌手阿树和阿樱，胡廷武用极充沛的笔触去描绘他们的生命状态、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间闪现出边地小镇特有的纯朴，为我们勾勒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镇风情，廷武有浓郁的少年情怀，也更像一个诗情充盈一吐为快的豪客，山川烟雨，故乡峰峦，一入笔下便栩栩如生，回忆造就作家，信然。
曾经是艰苦卓绝的青少年生活，借助回忆的魔力是现出彩虹般的颜色，温暖着我这颗渐近苍老的心灵。譬如廷武写《听雨》一节，写到“四清”时节与农民王泰阳喝干一葫芦酒，雨来了，“开始，我仿佛听见是谁在屋顶上撒出一把豆子，接着撒豆子的人多起来，而且越撒越密，好像是在比赛谁撒得多似的。最后，他们大概是性急了，终于向屋顶上哗哗地泼起来。……昨晚我喝醉了，是被雨灌醉的”。这一章节音韵铿锵，将农村盼雨的焦渴写得十分传神，“被雨灌醉”四字，韵味无穷。类似这样的篇章，比比皆是。所以在飞机上读罢《九听》，信手在书后空白处写了一首小诗：
滇云“九听”赖胡公，
蝉呜风雨兼鼾声。
天籁须凭慧心悟，
花甲童心桑梓情。
廷武今年六十大寿，遂有此诗尾句。
读廷武文，常想起孙犁、汪曾棋的一些 美妙的文章，随意成形，不慌不忙，轻松中别有一番韵味。
此行滇中，识胡廷武，读《九听》和《松山大战》两部大书，为一大收获。
一个收藏战争的人
战争是人类的残酷发明。战争制造人间惨剧，让人们背井离乡、生灵涂炭；战争又制造英雄和烈士，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自古知兵非好战，或曰：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在当今这个以和平与建设为主题的世界上，虽然局部战争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人类的天性毕竟是厌弃战争的，“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讲的正是这样一种典型心态。
可腾；中有位年轻人段生馗，偏偏自称：我收藏战争。
知道小段纯属偶然。我们在腾冲仅两天的停留，第一晚住热海，于温泉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惠，补充一句：三十年前我到过腾冲，但此番重走腾冲，早巳消失了当年的印象，腾冲这座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的地方，变化之大令人目瞪口呆。我企图寻找当年打造匕首的铁匠铺，寻找深深的古旧小巷，以及小巷中旧日的文友王唯真，结果全成泡影。全新的、高大的边城腾冲以一种磅礴大气迎迓着我和我的同伴。
但三十年前我没走热海。
第二天一早参观“热海大滚锅”，参观高达97摄氏度的各种形态的温泉，珍珠泉、眼镜泉、蛤蟆泉……在热气蒸腾中行进时，腾冲县委宣传部的小田说了一句：“农行的段行长也带人参观热海呢，他专门收藏抗战文物。”小田又补充一个细节，说段行长收藏的文物中有不少日军用的饭盒，有一次一个日本访问团慕名访问，其中有位女士见到一个饭盒，居然毕恭毕敬地行礼。一问，才知饭盒的主人是她爷爷的战友。小段一听大怒，拿起这饭盒吐了口唾沫，甩到了一边，全然不顾什么外交礼节。待日本女士明白了小段愤怒的原因后，连连道歉。
正是小田补充的这个细节，使我产生要拜访段生馗的愿望。话一出口，当天晚上就见到了小段，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朴实中见敦厚。
这的确是一位“收藏战争”的奇人。
刚进院落，便见到不少破皮靴和旧钢盔堆在墙角，进得屋中，小段已备好上千张照片。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收藏分三类：日军军用物品；盟军（美军）军用物品和中国远征军军用物品。这些物品中有战争中士兵使用的刀、枪、炮弹、毒气弹，也有日常生活用品如军装、皮靴、饭盒乃至日军慰安妇用过的化妆盒和洗脸盆。我看到一个残旧的日军汽油桶照片，问这有何用？小段说别小看这个汽油桶，当年日本兵用它煮死了好多个中国人，边上有厚厚的一层人油！
听罢小段的讲述再看照片上的汽油桶，感到小段的每件文物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鲜血淋漓的战争故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听小段如数家珍地讲述一件又一件抗战文物的来历以及当时的用途时，你分明置身于六十年前那场血肉横飞的战场，能听到人民的复仇的呐喊，能悟到滇西这片热土上“勿忘国耻”的潜流，甚至能看到绝望的日本侵略者切腹自杀时的目光……
感谢“收藏战争”的段生馗，让我和同伴们深深地补上了一课。三十年前走腾冲，这一切还属禁忌，只知道腾冲五百年古城毁于一旦，守城日军数千人全部被歼，而中国军民则伤亡达一万七千多人，别的就不太知道了。此行腾冲，在国殇墓园看了一部录像，是 当年一位随军的外国记者拍摄的，记录了那次攻克腾冲的战斗，再现了六十年前历史的画面，继而有幸造访段生馗，一位收藏战争的金融工作者，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历史的有形和无形的延续。
临别时我告诉小段，我手上有两张日军当年使用过的军用支票，俗称“小切手”，每张五六万日元的票面，使用年代在昭和二十年，是一位专门集藏“小切手”的朋友赠送的，问小段可曾收藏过？他摇摇头，目光里流露出一种渴盼。我说回到北京就转赠给你，让你的抗战文物增添一个品种。
“小切手”现在已寄往遥远的腾冲，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它们大概还在邮路上，我相信段生馗接到“小切手”，一定会快乐异常地仔细端详和考证，他收藏战争便是收藏记忆、收藏历史，也收藏一种沉重的情愫。
在腾冲度过的这一夜，让人终生难忘。
特别是这位段生馗。
如果说著述《松山大战》的段培东用文字讲述历史的话，段生馗则用文物注释历史，二人可谓殊途同归。
段生馗的上千张照片是准备出画册用的，腾冲县委宣传部已拨出一些经费，赞助他出一本关于滇西抗战文物及实物的画册。我建议他一定要有详实的文字，譬如那只汽油桶的注释。另外，我为他的这本未出版的画册起了本书名：《我收藏战争》。
老友和小友
老友者，老朋友也。譬如此行滇中见到的书法家赵翼荣。
小友者，小朋友也，就像曾为我的《独旅》一书作序而一直未曾谋面的段天姝同学，一个13岁的白族小姑娘。
多亏滇中友人的热心联络，一日之内，我见到了老友和小友。
三十年前走腾冲，又走芒市，参加《云南文艺》（即今天的《边疆文学》）主办的一个业余作者改稿班，在改稿班上认识了中学老师赵翼荣，一个诗歌爱好者。我们在一起谈论诗歌创作，有时加上一些少年意气的狂论，翼荣长我五六岁，谨慎且又内向，那时讲究“血统论”，他的成分有些高（这句话已成为一种特别需要加注释的语言化石了），好像是“地主”或者“富农”，具体已不记得了，这使翼荣总是小心翼翼的，我想他一定受过某种伤害。但翼荣刻苦认真地写着诗，又三番五次地和我讨论修改，到得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年那些幼稚的诗作的具体内容，无非是农业学大寨或傣族人民心向北京之类，但翼荣对诗艺的执著和切磋却记忆犹新。
那时节我一时兴致，写了一首散文诗《哨所的竹林》，翼荣读毕十分喜欢，将它抄录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送我留念。翼荣的字非常有功夫，一笔不苟，极漂亮的楷书，这个本子从此成为我的收藏，里面还有傣族老诗人用傣文创作的一首诗。这位诗人叫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