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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否动用国家权力规范私生活。福柯说过，性是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忽视的资源。把处置婚外性关系的权力交给警察和国家，无疑是每一个人自由生活空间的缩小。在增加对婚外性关系的法律惩罚建议中，最可悲的是，这种建议并不是国家提出来的，而是一些普通人提出来的。我们不得不为福柯的洞察力所震惊：权力并不是集中在某一群人或某几个人手中，它在一个提出要用法律来惩罚某种行为的普通人的头脑之中运作；压制并不仅仅来自国家，而且来自我们自己。
“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这句西方谚语的意思是说，世俗领域的事情由世俗的政权管辖，精神领域的事情由教会管辖。借用这句谚语，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是：该由法律解决的问题由法律解决；该由道德规范的问题由道德规范。
即使是后来被社会学者认为偏于保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草案）》（法学专家建议稿）第一、二稿，也没有将“包二奶”等婚外情划人重婚范围。
《法学专家建议稿》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杨大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对我说：“我认为，扩大重婚和重婚罪的范围是不可取的，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大，那也是刑事立法的事情。当时在起草《法学专家建议稿》时，有些团体和个人，希望能在法律 条文里写上对‘包二奶’、‘第三者’行为的遏制，被我们抵制了。”
经过广泛仙求意见，经过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第十九次、第二十一次三次会议的反复讨论，二OO一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有五处对重婚、“包二奶”、“第三者”插足等现象，进行了正面或侧面、直接或间按的遏制和法律援助。
其一，在《总则》小们导：“大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尽管有人认为这条实际上是道德法则，因为它在原则上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高于道德底线。虽然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不能混为——谈，但法律本身即具有道德指向作用，强调夫妻双力“互相忠实”的法定义务，有利于家庭稳定、和谐及遏止婚外情、“包二奶”等违反—‘夫——妻制的行为。这一条作为宣言出现在法律中，具有感召力的努力目标。
其二，在《总则》中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一条原来的表述为：“禁止重婚和其他违反——夫——妻制的行为”。有的常委委员认为，哪些属于“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应当进一步明确；有的常委委员认为，“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情况较为复杂，应当区别情况通过法律、常纪、政纪、道德、教育等多种手段、多种渠道予以遏止。考虑到——列举违反一夫—妻制的行为比较困难，最后确定为“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其三，第四十五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察，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其四，第十二条和第四十六条的有关规定，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使那些重婚、“包二奶”者，违反了婚姻义务理应承担的责任，就应付出经济成本。加重了对重婚、“包二奶”过错的经济惩罚力度，保护了无过失方的合法经济利益。
其五，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配偶者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受害方要求离婚的，经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它对于受害者一方迅速摆脱不幸婚姻是一种倾斜和法律援助。
筑起堡垒，保卫家园。
人类经过几千年的选择比较，最后选定的一种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不容侵犯！
第七章
动荡的婚床
让离婚变得轻松一些
你想一天不得安心吗？就请客；
你想一年不得安心吗？就搬家；
你想一辈子不得安心吗，那就离婚吧！
被无数中国人屡试不爽的这条真理，使无数中国人对离婚望而生畏。
离婚为何如此之沉重？不能让离婚变得轻松一些吗？能！有人告诉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有个“便民法庭”，在那里办理离婚，就像吃快餐一样快捷方便；到那里办理离婚的不吵不闹，心平气和，有的还有说有笑。
二OO三年三月一日上午，乍暖还寒，天空飘着几片乌云，地上刮来一阵阵小风。我前往“便民法庭”采访。
我轻轻推开“便民法庭”办公室的门，电脑后一位胸前佩带着醒目国徽的女法官，和蔼地问我：“你是来办理离婚的？”
我赶忙说：“不，我是来采访的。刘珍同志在吗，”
“哦，你是昨天来电话的那位海军作家吧？我是刘珍，对不起，对不起，到我们这里的都是来办理离婚的，这都成了我们的职业习惯了。”
“我暂时还不需要，如果我有朋友需要的话定介绍到你们这儿。”我也幽了一小“默”。 几位法官都笑了。 刘珍介绍说，“便民法庭”成立于二OOO年三月，受理的案件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事实情楚、争议不大的婚姻、小额债务、赔偿、合同纠纷案件，以及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其他各类民事、经济案件。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离婚案件。自成立以来至二O O二年底，共办理离婚案件近八千件。这些案件原先归民庭管辖，按一般程序，先要在立案庭立案，再把案子分到有关庭室的审判员手中。审判员再根据工作安排，通知被告，向被告发送起诉书，安排开庭。如果原告与被告双方已经协商好了，当庭可以达成调解协议，但正式协议书还要等一些时候才能送达。如果调解不成功的，审判员就要进行调查，然后再择日进行 判决，时间将更长。“便民法庭”成立后，对当事人同时到庭，要求办理离婚手续的（包括其他一些简单案件），只要双方已经协议好了，或者争议不大的，依法采取简单、快捷的审理方式，做到：当日立案、当日开庭、当日审理、当日解决。一般的一‘个小时，最快的十分钟。最多的一天办理了二十五起离婚案倒‘。
刘珍建议我到法庭听几起案例，感受感受气氛。法庭就设在办公室的旁边，我进去时，审判员安振颖正准备开庭。
来办理离婚的是一对三十出头的夫妇，女方是原告叫红柳，男方是被告叫王强。
安振颖核查了结婚证书和双方的身份证，经过十来分钟的简单庭审。便让两人分别在“谈话笔录”、“民事调解书”、“送达回证”上签字。而这时，一旁的书记员已经从电脑里打印出一份正式的“民事调解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2003）西民初字第15，。号
原告红柳，女，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某某保险公司财务部会计，住西城区某某胡同6号。
被告王强，男，196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某某汽车修理厂修理工，住西城区某某胡同6号。
原告与被告1995年5月1日结婚，婚后双方生有一子名王健。因婚后双方在经济问题上产生纠纷，致使夫妻感情破裂，故诉至本院要求与被告离婚。经询，被告同意离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原告红柳与被告王强离婚；
二、双方所生之子王健由原告红柳抚养，自 2003年3月1日起，被告王强每月付原告红柳子女抚养费300元，至王健参加工作为止；
三、王强每个月可以接走儿子一次，时间一天。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红柳负担（已交纳）。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员 安振颖
书记员 张 岩
2003年3月1日
安振颖将“民事调解书”交给原告与被告，郑重地说：“拿到这张调解书，意味着你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从即时起解除了。夫妻一场是一种缘分，夫妻关系解除了，祝愿你们能成为真诚的朋友。同时，你们还继续承担着共同抚育孩子的义务。”
我在法庭外采访了红柳。
她告诉我，他们是经亲戚介绍认识的，谈朋友的时候就觉得性格有些不合，当时也有些犹豫，但碍于亲戚的面子，还是结婚了。结婚后，发现双方的性格越来越不合。我的脾气大大咧咧，可他作为男人反倒小肚鸡肠，常常为一些小事闹别扭。有了孩子后，又为一些经济问题吵架。吵得你心烦意乱，影响了工作，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影响，觉得这日子过得实在没劲儿。几年前就打算分手，可听说离婚即便是双方都同意，还得双方单位同意，开出证明去街道民政科，街道还不是一去就给你办，还得考验一些日子，看两口子是不是真没感情了。我们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可到单位开证明，非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所以便拖了下来。前些日子，听说这里有个“便民法庭”，只要双方同意，什么证明都不用，马上可以办理，我们就来了。
我问：“你是怎么看待离婚的？”
红柳说：“离婚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婚姻大事，婚姻大事嘛！谁不愿意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但两口子既然走不下去了，整天在吵架中生活，还不如好合好散，离了好。”
“现在离婚压力大吗？”
“比原来好多了，人们对离婚的观念，现在发生变化了，亲朋好友都能理解。设立这种‘便民法庭’很好，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需要单位开证明，可离婚属于个人隐私，多数人不愿声张。闹得满城风雨，也不利于双方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二十八岁的谢女士和胡先生在“便民法庭”办完离婚手续后，谢女士高兴地从手提包中抓出一把糖果放到法官面前，她说：“离婚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件喜事。我们上大学时相识、相恋，大学毕业后很快就结婚成家。婚后不久发现双方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等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我们两人都很好强，谁都不愿屈从于准，所以婚后经常发生矛盾，彼此感到非常痛苦。”
谢女士和胡先生都受过高等教育，夫妻间出现矛盾时，没有大吵大闹，经过冷静的思考和交流，双方感觉彼此不适合做夫妻，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使 他们解除了痛苦，重新找到了自我，重新获得了追求完美婚姻的权利。所以，他们认为离婚也是喜事。
好几对名人夫妇像聂卫平、王刚，也是选择在“便民法庭”办理离婚手续的，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等媒体闻到风声，匆匆忙忙赶来想抓点“新闻”时，他们早已离开了。
安振颖法官手头有个统计，今年一、二月份她共经手办理离婚案件一百四十件，其中因夫妻性格、脾气不合离婚的五十五件；因家庭琐事（包括孩子教育、生活习惯、婆媳关系等）离婚的六十件；因长期分居离婚的十二件；因“第三者”插足离婚的三件；因性生活不和谐离婚的二件；其他原因造至离婚的八件。
“便民法庭”三个审判员、两个书记员，处理的案件数额占全院民事案件的百分之四十。刘珍说：“‘便民法庭’实行‘模式化’管理，方便当事人，提高办案效率，同时还节约了司法资源。”
“便民法庭”是一个窗口，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们对婚姻质量的关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离婚的宽容；
“便民法庭”同时也让人深思，在社会多变的价值取向面前，婚姻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懒得离婚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婚是一种民事权利，对过错行为的法律调控。
离婚，作为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的裂变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出现两次离婚高潮。第一次，发生在—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后，一九五三年，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一百一十七万件，形成了解放以后第一次离婚高潮。第二次，则出现在一九八O年第二部《婚姻法》实施后，离婚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据法院系统的统计表明：一九九九年，各地法院受理了一百一十九点九万件离婚案，比一九八O年的二十七点二万件翻了两番，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一。其中，一九八O年至一九九O年为急剧增长期，年均递增达百分之十一点六。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尽管增幅有所减缓，但仍在稳步上升，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离婚案的审理数年均递增百分之四点四。另据民政部门统计：一九八O年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为十八万对，到一九九九年，已上升至四十七点七万对，年递增均为百分之五以上。
综合性的数据表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结婚的人数正在稳步下降，而离婚人数却在逐年增多。一九八一年，我国结婚人数为一千零四十点三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人数为三十八点九万对，离婚率为百分之三点—匕；一九九五年，结婚数下降到九百三十四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数则上升至一百零五万对，离婚率剧增至百分之十一点三；一九九九年，结婚数减至八百八十五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数却增至一百一十九点九万对，离婚率接近百分之十三点六；二OOO年，全国结婚数只有八百四十八万对，法院受理的离婚的夫妻则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万对，离婚率爬升至百分之十四点三。
曾经在一个时期，离婚率的高低被看作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低离婚率被政府、被媒体宣传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
其实，离婚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社会制度的进步还是落后，也不能证明婚姻质量的好坏。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有的离婚非常自由（例如美国某些州），有的手续极其麻烦（例如比利时，离婚将耗时十年以上），有的则完全被禁止（例如意大利）。
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离婚率是解放以来最低的，而这个时期的法制建设恰恰是最糟糕的，是人权最没有保障的时期，谁能说“文革”时期，我国人民的婚姻质量是最高的吗？
离婚率是诸多社会因素的综合产物，而不仅仅是情感的因素。
华东政法大学张贤玉教授说：“离婚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它是个中性行为，像天要下雨一样，它是坏事还是好事？该下的时候它下了就是好事，不该下的时候它下了就是坏事。如果离婚是好事，就应该号召多离婚；如果离婚是坏事，干吗还从法律上保护离婚的权利？”
本来，离婚自由是结婚自由的必要补充，两者都是婚姻自由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关系。
但是，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没有哪件事比得上离婚更显得沉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京城曾经出现一个轰动一时的“秦香莲上访团”。
一面红色的小旗上，写着“秦香莲上访团”六个字，小旗旁簇拥着十几个脸色憔悴、神情忧悒的女人。今天到全国妇联，明天又到最高人民法院……
上访团的“团长”名叫薛桂荣，是北京一家服装 厂的女工。二十二岁那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同厂工人黑冠宇。二十多年了，日子尽管不是过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却也相安无事。
谁料，年过半百，孩子也快成人了，黑冠宇在家里话却变得越来越少，后来发展到三天两头不着家。薛桂荣起了疑心，开始做起了“侦探”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再狡猾的狐狸也终究要露出尾巴——原来，黑冠宇在外头已经有了相好了。这不是反了吗？薛桂荣的火暴性子上来了，先是将娘家人召来把黑冠宇揍了个鼻青眼肿，然后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裹而尽，自己搬到厂里住了。
不久，黑冠宇便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离婚。离婚，薛桂荣一听，火冒三丈。你在外面搞女人，还要跟我闹离婚，没门！我非把你搞臭不可。
从此，薛桂荣开始告状，妇联、法院、公安局到处都有她的足迹。慢慢的薛桂荣发现，每天到妇联、法院、公安局告这种状的，还有不少同她一样命运的女人。大家在一起一交流，泪是同样的泪，仇是同样的仇，都是因为丈夫花了心，或在外面拈花惹草，或已另建“爱屋”。说到伤心处，一个个哭得比“秦香莲”还凄惨。哭，哭能救得了自己？薛桂荣最看不起眼泪了，于是，她倡议大家团结起来，组织一个“秦香莲上访团”，联合上访。同是天涯受苦人，姐妹们自然再愿意不过了，并以百分之百的选票推举薛桂荣为“团长”。
从此之后，薛桂荣义不容辞地带领“秦香莲上访团”的姐妹们，肩负着解放自己同时解放与她们同样遭遇的姐妹们命运的神圣使命，又踏上漫长的上访路……
与“秦香莲上访团”一样，一九八四年发生在河南郑州市金水区的一桩离婚案，至今重提起来，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本案原告王本立是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处长，被告是他的妻子王永贞。一九八O年九月，王本立第一次到金水区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王永贞在“文革”中曾写材料揭发他，对他进行政治陷害；平的在生活上不关心他；拒绝与他过夫妻生活。而王永贞则以王本立有“第三者”插足为理由不同意离婚。法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尽管王本立的离婚理由是充足的，法院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还是判处不准离婚。当时，王永贞十分感谢法院对她的“支持”。
一九八三年九月，王本立再次起诉离婚。办案人员发现这一年多时间里，双方还在分居，甚至连过年过节也不团聚。法院又分别给双方做了四次调解工作，均没有效果。对于王永贞一再坚持的壬本立搞婚外恋的说法，王永贞自己拿不出证据，法院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金水区法院民事审判庭将对这起已经审理长达四年之久的离婚官司，开庭宣判。
上午八时，准时开庭。不巧的是，审判长张景�